第二天，十月的晨光洒在拉起帷帘的窗前，照出一缕缕飞扬的微尘，从川流不息的街上传来嘈杂声。伦敦的发条又上紧了，工厂喧腾起来，车床在轰鸣中开动。

读了这些书后，我忍不住望向窗外，看看1928年10月26日清晨的伦敦在忙碌些什么。

那么，伦敦到底在做什么呢？

看起来，没有人在读《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看起来，伦敦对莎士比亚的剧作完全无动于衷。根本没人—我不怪他们—关心小说的未来、诗歌的消亡，或是一名普通女性发展出了一套倾诉她所思所想的散文文体。

哪怕用粉笔在人行道上把这些一一写下，也不会有人肯停下来细看。用不了半小时，匆匆而过的漠然脚步就会把字迹蹭得一干二净。

一会儿走来一个跑腿的年轻人，一会儿走来牵着狗的妇人。

伦敦街巷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此，你绝对找不到两个相似的人。

每个人似乎在忙各自的私事。有几个提小公文包的像是业务员；有几个流浪汉手拿棍子，把庭院的栅栏敲得当当响；还有些殷勤的人好像把街巷当成了他们的俱乐部，对马车里的人高声招呼，不待人问及就讲起了八卦；也有送葬的队伍经过，让人不由联想到自己的遗体有朝一日也会如此经过，便不禁脱帽致哀；后来，还有一位气度不凡的绅士缓步走下门阶，暂停片刻，以免撞上一位手忙脚乱的夫人，她不知用什么办法弄到了那样光彩夺目的皮毛大衣，手里捧着一束帕尔玛紫罗兰。

他们看上去都互不相干，只关注自己，各忙各的事。

此刻，一切往来的车辆戛然而止，喧嚣骤歇，这在伦敦是常事。街上没有动静，没有人经过。

一片树叶从街尾的梧桐树上掉落，恰在这个停止的瞬间徐徐飘落。

不知为何，它就像从天而降的征兆，指向那些被我们忽视的物事所潜藏的力量。

它好像指向了一条河，看不见的河，流过这里，转过拐角，沿街而下，顺流裹挟路人，就像牛桥的河水送走了泛舟的学子、枯落的树叶。

现在，它送来了一位穿着漆皮靴的姑娘，从街那边斜穿到这边，而后是个身着褐红色外套的年轻男子，接着，它还送来了一辆出租车，并将这三者汇合到一处，刚好就在我的窗下。出租车停下了，姑娘和年轻男子也停下了，他们上了车，出租车便悄然而去，就像被水流冲去了别处。

这实在是司空见惯的一幕，奇特的是，我的想象力赋予它一种富有韵律的秩序。两个人上出租车，如此普通的一幕也有一种力量，能向我们传递出一种事实：他们看上去是心满意足的。

看到两个人沿街走来，在街角相遇，似乎能缓解思虑的紧张，我这样想着，望着出租车驶过街角，不见了。

或许，我这两天所思考的—把一种性别与另一种性别区分开来—是件费心的事。这让我心力涣散，有违心智的统一。但是，看到两个人走到一起，上了一辆出租车，费心的感觉消弭了，心智恢复了统一。

头脑显然是个极其神秘的器官，我将视线从窗外移回来，想到我们对它其实一无所知，却时时刻刻依赖它。

为何我会感到心有所隔绝、有所对立，就像身体明显有病恙时，就会感觉紧张？“心智的统一”又是什么意思？

我沉思了一番，因为，心智显然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能随时随地集中心力思考问题，似乎并没有所谓单一的状态。

心智可以把自己与街上的人群隔开，譬如，想象自己和他们保持距离，正从楼上的窗子俯瞰他们；也可以与别人一起，同时同地地思考，譬如，身在人群中等待聆听新闻播报。心智可以借由自己的父辈或是母辈回顾往昔，就像我之前说的，写作的女人可以借由母亲，反思过去。

身为女人，常常会因为意识突然分裂而感到吃惊，譬如，走在怀特霍尔大街[Whitehall，伦敦街名，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这条街上多为官方机构。]上，明明是那种文明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她却突然变成了格格不入的圈外人，爱批评的人。显然，心智的聚焦点总在变换中，将世界置于不同的角度。

不过，某些心境会让人不太舒服，哪怕那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为了让自己保持那类心境，人们会在无意间有所克制，长此以往的压抑，就会费心伤神。当然，或许也有某些心境是毫不费力就能保持的，因为不需要克制什么。

我从窗边走回来时心想，这大概就是其中之一吧。因为看到两人上了出租车后，我一度割裂涣散的心思似乎又合拢，再度自然融洽。

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

两性之间本该和睦相助，这是极其自然的事。哪怕不太理性，内心深处的直觉也会让我们相信，男人和女人的结合会给人完整的满足和幸福。

但看到那两人上车，并且带动出满足感，却不禁让我想到，心智是否也有两性，对应了身体上的男女之别？不同性别的心智是否也该结合，才会带来完整的满足和幸福？

于是，我不揣浅陋地勾勒起灵魂的草图，让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两股力量，一方为男性，一方为女性；在男人的心智中，男性力量压制了女性力量，而在女人的心智中，女性力量战胜了男性力量。这两种力量和谐相处、精神契合时，人就会处在正常又舒服的状态。身为男人，心智中的女人也要发挥效力；身为女人，也要和她心中的男人默契神交。

柯勒律治[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评论家。代表作：文评集《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诗歌《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忽必烈汗》（Kubla Khan）。]说过，伟大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只有达成这种融洽，心智才能富饶，各种才智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想，纯粹的男性头脑恐怕无法创作，同样，纯粹的女性心智也一样。

最好还是稍停片刻，看一两本书，再来检验何为“女性化的男人”，或是反过来，“男性化的女人”？

柯勒律治所说的，伟大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当然不是说这种头脑对女性特别有同情心，格外为女性着想，或是为她们立言。跟单一性别的头脑相比，雌雄同体的头脑大概反而不太会做出这种区分。

他应该是在说：雌雄同体的头脑自有共鸣，易于渗透；因而，情感可以毫无阻碍地沟通、传递；它天生就富于创造力，激情闪耀，浑然一体，没有隔阂。

事实上，我们不妨回想一下，虽然我们很难说清莎士比亚如何看待女性，但莎士比亚的心智就是雌雄同体的典型，是女性化的男性头脑。

如果说，心智完全发达的特征之一就是不用孤立的眼光特殊对待某种性别，那么，现在比过去更难达到这种境界了。

我已来到在世作家的作品前，驻足默想，莫非这就是一直以来让我困惑的症结所在？

在我们这个时代，性别意识尤其尖锐，之前的任何时代都无法堪比，男人议论女人的著作在大英博物馆里堆积如山便是铁证。

这无疑要怪罪于女性参政运动：那势必让男人有了自我肯定的强烈欲望，也势必让他们更看重自身性别及其诸多特质，要不是受到了挑战，他们才懒得为此费神。哪怕挑衅者不过是几个头戴黑色软帽的女人，他们只要被挑衅了就会还击；如果以前未曾迎受这等挑战，他们甚至会反应过度，变本加厉地还以颜色。

这或许可以解释我在某本书里体会到的一些性格特征，想到这儿，我从书架上取下A先生最新出版的小说，他年轻有为，显然广受评论家的好评。

我翻开那本书。又读到男作家的作品确实让人愉快。相比女作家的书，男作家的更直白，更坦率。这一点表明了他心智的自由，人格的自主，并有坚定的自信。看到这样的头脑—汲取了充足营养，接受过良好教育，享有充分自由，并且从未被阻挠或反对过，从其诞生之初就自由成长—会让人有种身心健全的舒畅感。这让人又赞赏又羡慕。

但读了一两章之后，我似乎看得到书页上斜贯一道阴影。

如同一道笔直的黑杠，形似大写字母“I”。

你只有左右挪移，才能看到这阴影下的景色：那到底是一棵树，还是一个女人正在走来？

我不能确定。

这个“I”始终挡在你眼前。你开始厌倦这个“I”。

虽然这个“I”是最受人尊敬的人物：诚实，通情达理，坚定不移，几百年来的良好教育和素养将之打磨得光彩照人；我打心底里尊重、仰慕这个“I”；但—我又翻过了一两页，想找到些别的内容—最糟糕的是，一切都在这个“I”的阴影里，如坠雾中，无形无状。

那是树吗？

不，那是个女人。

不过……我总觉得，她的身体里似乎没有骨骼，我看着菲比—那是她的名字—走过沙滩。然后，艾伦站了起来，他的身影立刻遮住了菲比。因为艾伦有自己的见解，菲比则被淹没在他洪水般的见解中。而且，我还觉得艾伦有激情。

我匆匆翻过了一页又一页，预感到危机即将爆发，果然如此。

危机就爆发在阳光下的沙滩上，毫无遮拦，气势十足，再没有比这更不得体的了。

不过……我已经说了太多“不过”，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自责道，你怎么都得把话说清楚。那就直说吧：“不过—我烦了！”

可为何我会心生厌烦？

一来是因为那个大写的“I”无处不在，乏味至极，就像一棵参天的山毛榉，伫于它自己投下的巨大阴影中。阴影中，什么也无法生长。

二来是有更隐晦的原因：A先生的心里似乎有些障碍，某种羁绊，阻碍了创造力的源泉，将其限制在狭小的流域里。

我想起牛桥的那顿午餐，弹落的烟灰，无尾的曼岛猫，以及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一切都纠缠在一起，所谓的羁绊大概就在其中。

菲比走过沙滩时，他已不再低吟“一滴璀璨的泪珠落下，自门前怒放的西番莲”，而艾伦走近时，她也不再对以“我的心如歌唱的鸟儿，巢栖溪畔的枝头”，那么，他能怎么办？

他像白昼一样磊落，像太阳一样合理，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了；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我边翻动书页边说）地继续做下去，为了尽显他的正大光明。

我还要补充一句，那种自白本质上就是招人厌的，而他意识到要如此自白，不知为何，就似乎很让人乏味。

莎士比亚的不雅之处让人们忘记了无数心事，毫无乏味之感。但莎士比亚那么做是为了取乐，而A先生这么做是故意的，就像保姆们常说的那样。

他是为了抗议。他坚持自己更优越，以此抗议女人与他平起平坐。

他就是在这里被阻碍、被抑制的，因而爆发了自我意识；假如莎士比亚也认识克拉夫小姐和戴维斯小姐[Miss Clough & Miss Davies，女性教育的推动者，分别担任剑桥纽汉姆女子学院和格顿学院的院长。]，恐怕也会和他一样。

毫无疑问，女权运动要是在十六世纪，而非十九世纪就兴起，那么，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必将大不一样。

如果头脑共有两性的理论站得住脚，那么，所谓的男子气概，如今已变成了男人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他们如今写作时只用头脑中男性的那一面。

女人去读这样的书，那就错了，因为那就是缘木求鱼，她所寻求的必然是找不到的。

我们最欠缺的就是启迪人心的力量，我这样想着，捧起了评论家B先生的诗歌艺术评论集，非常谨慎而负责地读起来。

这些文章固然都很出色，言辞犀利，旁征博引，可问题在于：他的情感并未能传达出来，他的头脑里好像筑起了一格格的小隔间，任何声响都无法从一间传到另一间。

因此，谁要是记下B先生的某个句子，句子便会砰然落地—死去了。但如果把柯勒律治的句子记在心上，那个句子会爆裂，生发出各式各样的想法，我们尽可断言：唯有这样的写作，才拥有永恒活力的奥义。

但不管原因何在，这必定让人扼腕叹息。因为这意味着在世的伟大作家—此时我走到了高尔斯华绥先生[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二十世纪初期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代表作：《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三部曲、《现代喜剧》（A Modern Comedy）三部曲等。]和吉卜林先生[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诗集《营房谣》（Barrack Room Ballads）、《七海》（The Seven Seas），小说集《生命的阻力》（Life's Handicap）和动物故事《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s）等。]的几排书前—部分最优秀的作品恐怕都难觅知音。

评论家们信誓旦旦地说那些书中蕴藏着永生之源泉，但女性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在书中找到。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赞颂的是男性的美德，强调的是男性价值观，描写的是男人的世界，更因为渗透在这些书中的感情是女人不可能领会的。

还远远没到结局，人们就开始说：这种感情要来了，在酝酿了，呼之欲出了。这样一幅画面就将落到老朱利昂[Old Jolyon，高尔思华绥所著《福尔塞世家》中的人物。]的心中：他将死于震惊，老牧师将为他念几句哀悼之词，泰晤士河上的所有天鹅都将齐鸣悲歌。但没等这一切发生，我们就已逃走，躲进了醋栗树丛，因为这种对男人来说如此深厚、如此微妙、如此富于象征性的感情，却顶多令女人惊讶、迷惑而已。

吉卜林笔下一个个掉头跑开的军官也是如此，还有那些播撒种子的“播者”、独自工作的“男人”，还有“旗帜”都是这样—引号内的词都是首字大写的，读者看了会面孔发红，好像在偷听只限男人参与的狂欢时被逮了个正着。

事实就是，高尔斯华绥先生也好，吉卜林先生也好，他们没有一星半点儿的女性气质。因此，假如可以一言以蔽之的话：他们的特征在女性眼里似乎是粗糙的、不成熟的。他们的作品缺乏启迪的力量。一本书若是不能给人启迪，无论它具有多强的震撼心扉的力量，终究是无法渗透到读者内心深处的。

我把书抽出来，却看也不看，又放了回去，就在这样的躁动中，我开始在脑海中预见一个即将到来的、纯粹彰显骄横男子气概的时代，那正是教授们往来通信（比如沃尔特·罗利爵士[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861-1922），英国时评家、随笔作家，在几所大学担任英语文学教授。]的信件）中所预示、意大利统治者们业已建立的那样。只要去到罗马，谁都不可能不感受到那种彻彻底底的大男子气概；不管这种彻底阳刚的男子气概对国家来说有多少价值，对于诗歌艺术的影响却值得我们去质疑。

不管怎样，报纸上说，意大利的小说令人担忧。学者们还为“促进意大利小说的发展”开了一次讨论会。那天，“出身显赫，包括金融界、实业界以及法西斯团体的要人们”集聚一堂，就这个问题集思广益，并向领袖致电，表达了他们希望“无愧于法西斯时代的诗人将不日诞生”。

我们或许也都有这等荣耀可嘉的希望，但令人怀疑的是：诗歌能从孵蛋器里孵出来吗？

诗歌理应有一位父亲、一位母亲。法西斯的诗歌，恐怕会是个面目吓人的早产儿，就像我们在乡村博物馆的玻璃罐中看到的那样。据说，这样的畸胎活不长，我们也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在田间地头割草。一个身体上长了两个脑袋，并不能延长寿命。

然而，假如我们心焦如焚地追究责任，那就无法归咎于某一性别的人，男人女人都难辞其咎。

所有善诱者、改良者都要为此负责：没有对格兰维尔勋爵说实话的贝斯伯勒夫人，把真相告诉格雷格先生的戴维斯小姐，诸如此类，但凡是唤醒了性别意识的人都难辞其咎；当我想施展才能、写好一本书时，正是他们鞭策我去探寻幸福年代里的性别意识，那时候，戴维斯小姐和克拉夫小姐尚未降生，作家们仍一视同仁地运用头脑中的两性。

你只能回溯到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是雌雄同体的，济慈、斯特恩、柯珀、兰姆和柯勒律治也是如此。雪莱可能是没有性别的。弥尔顿和本·琼生的男性气质就未免太多了。华兹华斯和托尔斯泰也太多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普鲁斯特完全可堪雌雄同体，不过，女性气质或许偏多了一点。

其实，这一点点不平衡是难能可贵的，根本不该去抱怨，若没有这种杂糅，智力似乎就会占上风，头脑中的其他才能就会僵化，失去活力。

反正，我安慰自己说，这大概只是一种过渡；如我所承诺的，我要把思路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而我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只是当时的想法；在尚未成年的你们看来，在我眼里炯然闪现的大部分内容似乎也只是暧昧不明的。

即便如此，我走到书桌旁，拿起写着标题“女性与小说”的那张纸，要写下的第一句话就是：任何人，写作时总想着自己的性别，都会犯下毁灭性的错误。

纯粹只做男人或女人，也是毁灭性的。必须做男性化的女人，或是女性化的男人。

女人去计较哪怕一点点委屈，哪怕合情合理地去诉求公正，哪怕或多或少地刻意用女人的腔调去说话，都会带来毁灭性的错误。

我所谓的毁灭，并非隐喻，因为带着这种意识的偏见写就的文字，注定会走向消亡。这样写就的文字将失去养分，也许会在一两天内光彩夺目、感人肺腑、精彩绝伦，但夜幕降临时必将枯萎，无法根植于他人的思想中继续升华。

艺术创作大功告成前，头脑中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必须发生联动；两性间必须达成婚姻般的圆满结合。

作家若要我们体会到他在完整、充分地与我们分享他的经验，就必须完全敞开心灵。心智必须自由，必须平和。不能有任何一只车轮驶动，也不能有任何一丝光线闪动。窗帘必须拉紧。

照我的想象，这位作家如此分享完他的经验后，必须仰面躺下，让思想在黑暗中庆祝这场联姻。他不可以去看自己完成的作品，也不可以去质疑。他倒不如摘下玫瑰花瓣，或是凝视天鹅安详地顺流而下。

我又一次看到了河面上飘送着泛舟的学子、枯落的树叶，看到了那一男一女穿过街道走到了一起，被出租车带走了；我听着伦敦的车流在远处的轰鸣，心想，他们是被水流带走，汇入洪流了。

话到此处，玛丽·伯顿不再往下说了。

她已经告诉你们她是如何得出结论的—那个平庸的结论：想要写小说或诗歌，你每年必须有五百英镑的收入，以及一间带锁的房间。

她已经尽力把让她得出这一结论的千头万绪和盘托出。

她请求你们跟随她，迎面撞上教堂执事的双臂，在这儿吃了午餐，去那儿用了晚餐，在大英博物馆涂鸦，从书架上拿下了几本书，望向窗外。

当她经历这些事时，你们无疑也注意到了她的种种缺点和怪癖，也看到了这对她的见解所造成的影响。你们一直在抵触她，随你们喜好地断章取义，或补上自己的见解。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对于这类问题，只有在抛下各种谬误之后，才能得出真相。

现在，我要直抒己见，在结束前预期两种意见—你们也不可能不得出这种显而易见的结论。

你们或许会说，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相对优势，哪怕仅就作家而言，你并没有说出什么结论。

我是有意为之的，因为，哪怕此项评估的时机已成熟了，我也不相信那种才华，无论是心智还是性格上的才华，可以像黄油和白糖那样凭称量而定—事实上，就眼下而已，了解女性有多少钱、有几间房间远比总结她们的能力重要得多。

哪怕在剑桥也不能称斤论两地定义才情，虽然那里的人擅长给人分班、戴学士帽、冠上头衔。我也不相信《惠特克名录》中的排行榜能定论人的价值，也没有确凿的理由去相信，进餐厅时，拥有巴斯勋士爵位的将军必须排在心智错乱者监察长官[指英联邦国家曾任命的一种法政官员：由大法官任命的监察长官，主管无法处理个人事务的心智错乱者的法律事宜，以确保其利益和财产不受损害。]之后。

煽动一种性别的人去反对另一种性别的人，抬高一种素质去抵制另一种素质，这种自命不凡、贬低他人的行为都好比是人类社会小学阶段的幼稚行为。在那里，有派别之分，这一派总要压倒另一派，而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走上高台，从校长手中接过一尊极具装饰性的奖杯。等到人成熟了，就不会再盲信派别、校长，或极具装饰性的奖杯。

无论如何，论及书籍，众所周知的难题是：很难给书贴上标识其价值，而且撕不掉的标签。当下文学评论不就一再证明了评判之难吗？同一本书会得到“伟大的著作”“毫无价值的书”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称号。褒贬都无意义。评判高下以作消遣，可能确实挺有趣，但作为工作却是最无意义的，若是对评判者一味逢迎顺从，那就是奴性十足了。

写下你想要写下的，那才是最要紧的；至于你写的东西会流传百世，还是过眼云烟，无人能定论。但若是为了向手捧奖杯的校长、袖中装着量尺的教授表示敬意，哪怕只是牺牲一丝一毫你的见解，褪去一点一滴色彩，都是最为可鄙的背叛。相比之下，人们曾认定的最凄惨的灾难—失去财富或贞洁—都不过像是给跳蚤叮了一口。

我想，接下来你们可能会反驳的是，我过分强调了物质的重要性。

五百英镑的年收入代表了沉思的力量，门上的锁意味着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即使这只是一种允许更多阐释的象征笔法，你们仍会说，思想应超脱于这些俗事；还有，大诗人往往穷困潦倒。

那就请允许我引述你们的文学教授的话，他可比我清楚诗人是如何造就的。阿瑟·奎勒-库奇教授[《写作的艺术》（The Art of Writing），阿瑟·奎勒-库奇爵士著。——原著注]是这样写的：

“过去一百年来，都有哪些伟大的诗人？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兰德[沃尔特·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英国诗人、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散文《臆想对话》（Imaginary Conversations），诗集《罗丝·艾尔默》（Rose Aylmer）。]、济慈、丁尼生、勃朗宁、阿诺德[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诗人、时评家。]、莫里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英国诗人、小说家、翻译家。]、罗塞蒂、斯温伯恩—我们可以先在此打住。这些人当中，除了济慈、勃朗宁和罗塞蒂，其他人都读过大学；而这三人中，唯有英年早逝的济慈生活清苦。

“或许这样说有点残酷，但确实很可悲的是，‘诗才可在任何地方滋长繁盛，贫富贵贱之处没有差别’的说法其实是句空话。

事实一目了然：这十二人中，九位上了大学，换言之，他们用各自的方法，确保自己能接受英国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事实一目了然：如你们所知，那剩下的三人中，勃朗宁算得上富裕，但我敢跟你们说，要是他没那么富裕，他就写不出《扫罗》和《指环与书》；拉斯金[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哲学家、教师和业余的地质学家。代表作：以威廉·特纳（J. M. W. Turner）绘画创作为题的《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也如出一辙，若不是他父亲生意兴隆，他也写不出《现代画家》。罗塞蒂有一小笔私人收入，更何况，他还作画。所以，就只剩下了济慈，掌管夭折的女神阿特洛波斯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一如她在疯人院中夺去约翰·卡拉尔[约翰·卡拉尔，John Clare （1793-1864），英国诗人。]的生命，还逼得詹姆斯·汤姆森[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 （1700-1748），英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诗集《四季》（The Seasons）、《逍遥宫》（The Castle of Indolence）。]吸食鸦片酊以麻醉绝望，以至殒命。

“这些事实都很可怕，但让我们正视这一切吧。且不管这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是多么的有失荣誉，但确实因为我们的英联邦有某种失误，穷诗人在现当代，甚至近两百年来，一直机会渺茫。请相信我—我在这十年中，花费大量的时间观察了三百二十余所小学—我们尽可大谈民主，但事实却是，英国的穷孩子少有出头之日，并不比雅典奴隶的孩子拥有更多机会来获得心智自由，亦即伟大作品的诞生所仰仗的基础。”

没有人能把这一点说得更明白了。

“穷诗人在现当代，甚至近两百年来，一直机会渺茫。……英国的穷孩子少有出头之日，并不比雅典奴隶的孩子拥有更多机会来获得心智自由，亦即伟大作品的诞生所仰仗的基础。”正是如此。

心智自由仰仗于物质基础。诗歌仰仗于心智自由。而女性始终很穷困，远不止近两百年，而是有史以来便一直如此。女性所能得到的心智自由，尚且不如雅典奴隶的孩子。所以，女性写诗的机会也很渺茫。

这就是我如此强调金钱、自己的房间的根源。

不过，多亏了默默无闻的女性—我真希望可以多了解她们一点—曾经的努力，也多亏了—说来奇怪—两场战争：克里米亚战争让弗洛伦丝·南丁格尔走出了客厅，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又为普通女性敞开了大门，诸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善。否则，今晚你们也不会在这里，而你们每年挣得五百英镑的机会恐怕也微乎其微了，事实上，我觉得即便是现在也未必能挣得到。

再说，你们仍会反问：为什么你把女性写书立传看得如此重要？

而且，据你所说，那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没准儿还会去谋害自己的姑妈，几乎肯定会在午餐会上迟到，或许还免不了和某些大好人发生严重的争执。

请容我坦承，我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私的。正如大多数未曾接受教育的英国女人一样，我喜欢阅读—我喜欢大量的阅读。近来，我的精神食粮变得有点单调：历史，讲战争的太多了；传记，讲伟大男人的太多了；诗歌，在我看来，渐渐变得了无生气；小说—而我已充分暴露了自己没有能力来评论现代小说，就不再赘言了。

所以，我请大家放手去写各类书籍，不管是琐细或宏大的内容，只管去写，对任何主题都不必有顾虑。

我希望你们能用写书或别的方法给自己挣到足够多的钱，去四处旅行，去无所事事，去思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钓线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

我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只写小说。如果你们想满足我的话—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成千上万—那就去写写游记和探险、研究和学术、历史和传记、批评和哲学，还有科学。这样去写，你们就等于推进了小说艺术，因为书籍会相互影响。若能与诗歌、哲学唇齿相依，小说的面貌必定会大为改观。

此外，如果你们想一想任何一位伟大的先辈，譬如萨福、紫式部[紫式部（约973-？），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著有《源氏物语》、《紫式部日记》。西方学者认为《源氏物语》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艾米莉·勃朗特，你们就会发现，她们既是继承者，也是开创者，她们之所以立足于历史，正是因为女性自然而然就已养成写作的习惯。

所以，哪怕只是诗篇的序章之类，你们的写作也将是弥足珍贵的。

但当我回过头来看看这些笔记，并对自己的真实思路加以评点时，我发现自己的动机并非全然自私。在这些评论和离题的漫谈中，仍贯穿着一种信念—或者该说是本能？—好书令人向往，好作家仍不失为好人，哪怕在他们身上呈现出诸种恶习。

因此，我要你们写更多的书，是在敦促你们做一些对自己、对整个世界都有所裨益的事。

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证实这种本能或信仰，因为，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人很容易在运用哲学术语时犯错。

现实，指的究竟是什么？似乎是飘忽不定、不太牢靠的东西—时而出现在扬尘的马路上，时而出现在街头小报的一角，时而又出现在阳光下的水仙花上。现实，能让屋里的一群人喜上眉梢，也能让几句闲谈隽永长存；能让星空下回家的路人被压抑得无言以对，让无声的世界比言语的世界更为真实—随后，又出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的公共汽车里。

有时，现实似乎距离我们太远，影影绰绰，难以捉摸它的本质。但不论它触及什么，都将令其确凿，乃至永存。那是白昼消隐在篱笆后留存的余迹；那是岁月流逝，爱恨过后的余韵。

在我看来，作家比旁人更有机会活在当下。

作家的职责就是发现、收集现实，充分传达，让我们与之共享。至少，这是我读完《李尔王》《爱玛》或《追忆似水年华》后所推演出的结论。读这样的书，就好像在为各个感官施以奇特的手术，摘去掩在其上的白内障，让人眼前豁然开朗，世间的一切尽显无遗，生活更显鲜明深刻。

有些人对不现实的生活怀有敌意，那是令人羡慕的；也有些人因浑浑噩噩的无心之举而驻足不前，那是令人怜悯的。

所以，我之所以要求你们去挣钱，要有自己的房间，就是要你们活在现实之中，活在富有活力的生活中，不管你能不能将之描绘出来，现实都将兀自显现。

我本想就此打住，但按照常规，每场演讲都该有总结。而一场针对女性的演讲，我想你们也会同意，总结部分应有振奋人心、志向崇高之处。

我应当请你们记住自己的责任，努力向上，追求更崇尚的精神追求；我应当提醒你们肩负着何等重任，你们对于未来的影响又是何等重大。

但我觉得，不妨把这些训诫留给男人们去说，他们的口才远非我所能及，他们定会谆谆善诱，也确实已经这样做了。我绞尽脑汁，却觉得身为同伴、追求平等、影响世界、迈向更高远的未来并没有什么崇高之处。

我发觉自己只想平淡、简单地说一句：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假如我知道怎么才能说出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那我大概会说：别总梦想去影响他人。要去思考事物的本质。[原文things in themselves，参考康德（1724-1804）提出的“物自体”论，亦即事物存在于自体之中，不涉及经验，也不属于现象或本体。]

随手翻翻报纸、小说和传记，我又会觉得女人对女人讲话时，总有些藏藏掖掖的潜台词。

女人对女人并不客气。女人不喜欢女人。

女人—说真的，这两个字还没把你们烦透吗？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已经烦透了。

那就让我们达成一致吧：一个女人对一群女人的演讲理所应当要以格外不好听的话作结尾。

可这要怎么说呢？我能想出什么不好听的话呢？

事实上，我往往是喜欢女人的。我喜欢她们的反常规做法。我喜欢她们的完整性。我喜欢她们的默默无闻。我喜欢—但我不能一直这样罗列下去。

你们告诉我那边的柜子里只有干净的桌布，但要是阿奇博尔德·博德金爵士[阿齐博尔德·博德金爵士，Sir Archibald Henry Bodkin （1862–1957），英国律师，1920-1930年间担任检察官，他特别反对他所认定的“淫秽”文学作品出版。]藏在里面该怎么办？我还是用严厉的口吻来说比较好。

我先前所说的话是否让你们充分领会到男性群体的告诫和责难？我对你们讲过了，奥斯卡·勃朗宁先生对你们评价甚低。我也指出了拿破仑曾经如何看待你们，还有墨索里尼如今的观点。另一方面，考虑到你们中间可能有人有志于写小说，我也帮你们引述了评论家关于女性应勇敢承认自身局限的建议。我还提到了X教授，特别强调了他关于女性在智力、道德和体能上都比男人低劣的论断。

我把我能想到的，而非刻意钻研得来的这些内容如数奉上，现在，我要讲最后一条警告—来自约翰·兰登·戴维斯先生。[《妇女简史》，约翰·兰登·戴维斯著——原著注。约翰·兰登·戴维斯，John Eric Langdon-Davies （1897-1971），英国作家，曾是战地记者，他创建了帮助西班牙战争孤儿的“养父母计划”，并因此获得MBE勋章。《妇女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Women）是他出版于1927年的作品。——译者注。]

约翰·兰登·戴维斯先生如此警告女性：“当人们不再想生儿育女，女人也就不为人所需了。”我希望你们记下这句话。

我还要怎样鼓励你们投入生活呢？

年轻的女士们，请注意，我要开始总结陈词了：

在我看来，你们是愚昧无知的，这很丢人。

你们从未有过任何重大的发现。

你们从未动摇过一个帝国，也从未率领士兵、上过战场。

莎士比亚的戏剧都不是出自你们的手笔，你们也从未带领任何一个蛮夷之族领受文明的泽被。

你们有什么借口？

当然，你们尽可指向街巷、广场和森林，处处挤满了黑色、白色和棕色的居民，人人都忙碌于出行、经营和谈情说爱，然后对我说：我们手头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我们的辛劳，海面上就不会再有出海的船只，肥沃的土地也会化为沙漠；我们生养、养育、清洗、教育了十六亿两千三百万人—这是统计出来的现存人类的总数—至少在他们六七岁前，即使有人相助，这也费时不少。

你们说的确实有道理—我不否认。

假如你们好好反思自己所拥有的这些了不起的特权，想一想你们在这么多时日里都享有这些特权，而且，事实上，至今为止应该约有两千名女性每年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挣到五百英镑，那么，你们就该承认，所谓缺少机会、培训、鼓励、闲暇和金钱的借口都不能成立。

尤其要注意的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西顿夫人生了太多孩子。

当然，你们仍然必须生儿育女，但据专家们说，你们最好生两三个，而非十二三个。

所以，你们手上有了些时间，脑袋里装了些书本—至于另一派的知识，你们已经学得足够多了，我怀疑，你们来上大学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不再装进那种知识—当然就应该在这条艰苦卓绝、完全不受瞩目的漫漫长路上迈进一个新阶段。上千支笔乐于指点你们应该做些什么，应该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承认，我的建议是有点不可思议；所以，我宁可用小说的形式来把它讲出来。

我在这份讲稿中告诉过你们，莎士比亚有个妹妹，但请你们不要去西德尼·李爵士[西德尼·李爵士，Sir Sidney Lee（1859-1926），英国传记作家。代表作：《威廉·莎士比亚传》（A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with portraits and facsimiles）、《维多利亚女王的一生》（Queen Victoria）等。]为这位诗人写的传记中去查证。

她年纪轻轻就死了—唉，她连一个字也没有写过。她葬身在大象城堡酒店的对面，现在的公共汽车站那儿。

而我现在相信，这位一个字都未曾写过、葬在十字路口的诗人依然活着。

她活在你我之中，也活在今晚不在现场的很多女性之间，她们不在这里是因为她们还在刷盘子、哄孩子入睡。

但她活着，因为伟大的诗人不会死，永世长存，一有机会便能活生生地走在我们当中。

我认为，这个机会正在到来，因为你们有力量给予她这个机会。

因为我相信，假定我们再过一个世纪—我说的不是个人所过的小日子，而是普世的生活，因为那才是真实的生活—并且，我们每人每年都有五百英镑，还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假定我们拥有了自由的习惯、直抒胸臆的写作；

假定我们能时不时逃出家人共用的起居室，去观察他人，但不总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人与现实的关系出发去观察；也要去观察天空、树木或任何存在于自体的物事；

假定我们的视线能穿透弥尔顿的幽灵，因为谁都不该挡住我们的视界；

假定我们面对事实，因为这就是事实：没有可以依靠的臂膀，我们都是独自前行，我们与整个现实世界发生关系，而不只是在男人女人的世界里；

那么，机会就将来临，那死去的诗人—莎士比亚的妹妹—就能重焕新生，恢复她一再压抑的本来面目。她将从那些无人知晓的前辈身上汲取生命，就像她哥哥之前所做的那样，她将重生。

但若没有这番准备，没有我们的努力，没有重生后就该尽情生活和写诗的信念，我们就无法期许她的到来，因为那将是不可能的。

但我依然坚信，她会重生而来，只要我们为她努力，哪怕是在清贫、寂寞中努力，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