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们入住了喀什宾馆。

“قشەق”汉字写作喀什噶尔，不过如今只取其前半部分，用“喀什”作为该地的正式名称。

“‘喀什’是各色砖房的意思。”在喀什宾馆的会议室里，刘家祥先生向我们解释道。

形形色色的房子鳞次栉比，也许是为了彰显喀什物产的丰饶。

从《汉书》等史书的记载来看，喀什旧称“疏勒”。我在谈论阿克苏的时候曾经提过，维吾尔语中的水读作“su”，物产丰富的地方称作“luk”，所以疏勒应该是“su-luk”。此外，我之前曾说，阿克苏的古称“姑墨”即相当于维吾尔语中用来表示沙子的“kum”，而现在的维吾尔语中多沙的地方——沙漠也被称为“kum-luk”。当然，这些都是茶余之谈。“喀什”在现代汉语中读“kā shí”，但在我听来，当地人的发音似乎都是“hā shí”。

喀什地区位于中国最西端，下辖一市（喀什市）、十县（疏附、疏勒、伽师、巴楚、岳普湖、英吉沙、莎车、麦盖提、泽普、叶城）、一个自治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十三个农牧场。该地区人口约两百万，其中大概有二十万居住在喀什市。区域内95%的人口都是维吾尔族，此外，也有塔吉克族、吉尔吉斯族、鞑靼族、回族以及汉族等多个民族。中国以市命名的行政区域并不在少数，但喀什市地处最西，所以称其为“西部边城”也许更加名副其实吧！

这里俨然是维吾尔语的世界。因为现在中国的民族政策认同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享受生活，所以政府公文也是由两种文字书写而成的。

我们到达喀什的时候，适逢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天，因而街上到处都悬挂着“热烈庆祝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红色横幅，白色或黄色的标语中写着我们看不懂的维吾尔语。由此看来，不仅是政府公文，就连标语也得用两种语言书写。

我们到达的这片土地几乎不通汉语，但前来迎接我们的妇联主任艾沙姆哈的汉语口语还不错，只是在参观人民公社或工厂期间，为我们解说时有些力所不逮。于是，地委便安排了湖北武汉籍的汉族小伙方晓华担任我们的翻译。小伙子以前曾在乌鲁木齐学习维吾尔语，如今就职于喀什地委，我们都叫他“小方”。

由于我们乘坐的小型飞机会经停路过的各个机场，所以用了四个半小时才来到这里，大家都略感倦怠。不过话说回来，比起耗时数十天的驼群商队时代的旅程，如今轻易飞抵岂不是十分奢侈吗？

当天，在听了刘先生对喀什地区概况的解说后，我们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参加了当地举行的欢迎宴会。

虽然这片土地因水源丰富而被称为“疏勒”，但这股清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当时，称得上大坝的设施只有两座；如今，这里的大坝已多达七十二座。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该地区道路全长仅七百公里，而今已绵延至五千四百八十公里。

“我们还得加倍努力。尽管道路长度已经增加了七八倍，但和北疆比起来，柏油路还很少。当地的民族干部比例仅占71%，还必须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刘先生的发言还是很谦谨的。

所谓民族干部，就是在各个岗位上履职的少数民族（这里主要指维吾尔族）干部。比方说，在这里建设现代化工厂时，都必须得从上海、天津、武汉等工业发达的地区聘请专业干部，而这些专业干部大部分都是汉族。所以，就人口数量来说，汉族干部的占比自然会更高。虽然国家不断培养维吾尔族干部以调整这种失衡的状况，但时至今日，这一比例才刚刚突破70%。由于当地维吾尔族人口占比95%，所以对应的干部比例还需大力提高。

听完刘先生的讲解后，时间尚早，还没到吃饭的时间，我们便走出宾馆，漫无目的地望着傍晚的喀什。这里绿意盎然、道路宽阔、白杨林立，只因风沙的侵袭，难免有些风尘仆仆。汽车、卡车穿梭往来，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毛驴了。孩子们安然地睡在驴背上，全然不担心掉下来。没有主人牵引，毛驴悠闲地走着，似乎自己知道目的地。

赫丁、斯坦因、杨哈斯本以及大谷探险队都曾到过此处，因为这里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歇脚处。

我的另一部作品《鸦片战争》中的英雄人物林则徐曾左迁新疆三年，在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因调任为南疆开垦督办一职而到过喀什。他在那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接子谦将军（布彦泰）初五来书并公牍，恭录上谕，知喀什噶尔奏开地亩，亦蒙续交查勘（调查考察）……

当时，林则徐身患重病，所以日记中没有提及来喀事宜。他16日从乌鲁木齐出发，19日抵达吐鲁番。如今三个小时的路程，在当时却用了三天。接着，他由吐鲁番经托克逊、焉耆，于2月21日到达库车，再于3月8日从阿克苏捎信至老家福建。当年9月，林则徐便结束了南疆开垦督办的任期，并于同年11月代任陕甘总督。因此，喀什就成了林则徐左迁期间最后的履职之地。

尽管眼前的景象和林则徐没有任何联系，但看着毛驴扬起的沙尘，我陷入了对林则徐的沉思中。

“马上开饭了。”在刘先生的提醒下，我们走进了宾馆。

02

飞往乌鲁木齐之前，我们在北京的“晋阳菜馆”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起初听说那里是一家山西饭店，对此我还充满了期待，没想到端上来的菜品中却有鱿鱼汤和爆炒海参，着实有点儿意外。汾河流经山西，省内的杏花村酒名扬大江南北。不过，山西并非沿海省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海鲜呢？

来到新疆后，餐桌上也曾出现过鱿鱼、海参之类的菜肴，由于在乌鲁木齐已经见识并品尝过，当这些再次出现在喀什的欢迎宴上时，我倒是淡然了许多。也许正因为远离大海，他们将海鲜视为美味佳肴，用于招待上宾。

欢迎宴会上，喀什地委副主任热合莫夫先生也赶到了现场。他是维吾尔族人，我们都称他“热副主任”。热副主任头戴一顶民族帽，是一位慈祥温和的老人。

餐桌上，鱿鱼、海参自不必说，新疆特色小吃羊肉串更是必不可少的美味。虽说味道鲜美，但也有人不喜欢羊肉的膻味，这时就需要多放一点儿香料。问过当地人才知道，一般只有山羊肉膻味较重，绵羊肉则较轻。不过话说回来，地道的羊肉饭若没有点儿膻味，也许还有点儿美中不足呢！日语中的烤羊肉串叫作“シシカバブ”，但和日本的做法不同，这里的烤串一律不加青椒或洋葱，烧烤签上只有羊肉。

“要说早些时候喀什的工业，似乎主要就是铁串、民族刀和铜壶制造了……哦，想起来了，还有马蹄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喀什就像是个铁匠铺……”刘家祥先生一边大口吃着烤串一边告诉我。

这里每家每户都有一把铜壶。当有客人时，主人会在饭前和饭后用铜壶为客人倒水洗手。洗完手之后绝不可摆手，因为当地人认为洗完摆手就意味着把福报摆走了。当然，对摆手的忌讳与其说是崇尚洁净，不如说是珍视水源。因为无论是临近绿洲，还是身处沙漠，水在他们的生活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洗完手便开始上饭。虽然是菜饭，但看起来却很光亮。真不愧是用羊油炒好的，饭里的油很多，还有羊肉和葡萄干，吃起来有点儿像甜味饭团。

“这是抓饭。”热副主任用汉语告诉我。

“这样吃。”

老阿为我示范。他先轻轻地将食指、中指、无名指伸到饭中，然后用大拇指捏起来送入口中。他身材魁梧，但手指十分灵活。虽然餐桌上准备了筷子，但用手抓才是最地道的吃法。

“喀什的米饭是非常好吃的！”热副主任一边用手抓着米饭，一边告诉我。

“那我也试试看。”我也入乡随俗地抓了起来。

我看老阿和热副主任的抓法，觉得并无多大难处，但当自己真正尝试时，却发现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也许是没有捏紧，饭还没到嘴边就从指缝间掉了不少。

用餐的乐趣除了味觉体验外，还在于边吃边聊。席间，我们的闲谈可谓轻松愉快。

“这个宾馆之前可是苏联的领事馆。”热副主任告诉我。

“哦，原来如此。”我有点儿惊讶。

“您住的地方原来是总领事官邸，而我只能享受入住副领事宿舍的待遇。”老阿笑着说道。

其实，苏联总领事馆的前身应该是沙俄总领事馆。19世纪末，荣赫鹏和斯文·赫定曾来到喀什。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当时的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的名字。日本明治四十四年（公元1911年），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来到这里时，新任总领事为德斯特洛斯基。1915年奥利尔·斯坦因途经喀什，时任总领事换成了梅斯切尔斯基公爵。1935年，到访喀什的《泰晤士报》特派员皮特·罗伯茨·弗莱明还曾在这个广阔的领事馆游泳池中畅游，对此，他后来的著作《穿越喀什》中有明确记载。

是不是历代的沙俄领事馆都位于这里呢？其实，沙俄在喀什设立领事馆属于《里瓦几亚条约》的一项内容，大概始于1880年。当然，跨越了百年，现在的建筑已非当年，只不过可能是在同一地点而已。

现在，已经没有人还记得起当年的事了。晚饭后，我独自一人在这座宏伟的宾馆里散步，却没有找到泳池的影子。是不是被填埋了？我询问了在宾馆值班的维吾尔族姑娘，她也不是很清楚。想来想去，我觉得如今的篮球场很可能就是以前的泳池。

宾馆宽阔的场地内，平顶房分散各处。我入住的虽然是间砖造建筑，但年代看起来并不久远，也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关系尚在蜜月期时改建的吧！不同时期的游记都曾盛赞沙俄领事馆建筑的精妙绝伦，我也觉得这里确实是喀什数一数二的好地方。

晚饭过后已是晚上十点多了。虽然喀什也使用北京时间，但这座西部边城的实际生活时间和北京相差两个多小时，所以北京的上班时间是八点，这里却是十点，晚饭八点半开始，其实相当于北京的六点半。当然，晚饭过后这里依然明亮，似乎没有暮色将要降临的样子。

在宾馆内转了一圈儿后，我便坐在了庭院的长凳上，和往来的人随意闲聊起来。虽然只在这里住了四天，但长凳杂谈却是每晚的惯例。热副主任、阿依哈姆女士、刘家祥先生、翻译小方、汉族青年李长惠以及宾馆工作人员老杨都曾和我相谈甚欢。方晓华看起来只有二十二三岁的样子，所以我称他“小方”，后来问过才知道他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早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啊，都十二点了，看来得早点儿睡了。”闲聊中我们完全忘却了时间，也忘却了时差。

“其实这边的十二点不过是刚刚天黑而已。”健谈的老杨似乎还不尽兴。

闲聊的人中，我从来没有碰到老阿的身影。也许是回到了家乡，门生故旧接踵而至，使他无暇脱身吧！

03

三藏法师玄奘取经归来时曾途经喀什。去时，他经阿克苏往西北方向走，翻过天山博格达峰后再沿伊塞克湖西进，返回时穿过帕米尔高原，后经喀什向东南方的长安行进。

《大唐西域记》中曾称喀什为佉沙国，并做注释如下：

旧谓疏勒者，乃称其城号也。

对于喀什，玄奘的评价近于苛刻。在他的记述中，虽然对喀什温和的气候多有赞赏，但对当地人民却并无好感：

人性犷暴，俗多诡诈，礼义轻薄，学艺肤浅。其俗生子，押头匾icon

，容貌粗鄙，文身绿睛。

不过，清朝文献中的记录则与之大相径庭。比如乾隆后期的《西域总志·喀什噶尔列传》中记录如下：

皆知礼法，敬中国官长，不似阿克苏以东之悍然村野状。

意思是说，阿克苏以东的人粗野好斗，而喀什人则温顺、知礼。

从玄奘生活的初唐到清朝乾隆时期，岁月流经千年，风俗人情的变迁自然也如沧海桑田一般。

从地图上看，喀什因帕米尔谷道和印度次大陆相连，西接土耳其斯坦（某些外国人沿用的对里海以东广大中亚地区的称呼），南靠昆仑山脉，经和田、楼兰及敦煌，与中原相通。此外，喀什还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的绿洲群。这里自古就是交通要塞，也是各色人等会集的场所。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在他的《中亚探险》中有如下表述：

喀什人种甚多，宛如种族市场。

“种族市场”的形成自然和当地不同民族之间相互通婚有关。根据白鸟库吉的《西域史上的新研究》记载，喀什居民主要有雅利安人、土耳其人和藏系人三种。

晚饭前，我曾站在喀什街道的某个角落眺望往来人群，果然是种族各异。虽然他们大都属于维吾尔族，但容貌各有特色。比如，老阿的长相就和汉族人几乎没有差别，但也有像宾馆中的一位服务员那样栗发碧眼，特征显而易见的人。此时此地，看着这些不同的人种交互往来，却丝毫没有感到任何隔阂和歧视。

之前清政府认为，风俗习惯不同的人住在一起容易引发矛盾，如果隔离开来就会减少冲突的发生，所以当时的民族政策以分住为主。小小的一座喀什城，被分成汉城和回城两块，即原住民住回城，新迁入的汉人住汉城。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原来的回城，而汉城则在距此十公里以外的地方，现名为疏勒县，是一座后建的城区。不过话说回来，相距十余公里其实也没有发挥多大的隔离效果。

不管新城区如何建设，由于政府机构依然位于古老的回城，所以来自印度和西土耳其斯坦的商人都会聚集于此，沙俄和英国的领事馆也选址在这里。汉城依旧是汉城，一般多是天津商客住在那里，但他们的大宗货物交易依然集中在回城。此外，为了便于向汉族兜售日用品，汉城城门口还设置了一个维吾尔族专用的露天市场。

现在的英吉沙尔县就在城内建了一堵隔离墙，将一座城分成南北两段。不过通过严惩来禁止，确实是一种有违常理的极端做法。

04

到喀什后，我最先参观了当地的民族中医院。

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中医只是汉族医学；但到这儿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有点儿偏颇了。其实，汉语也就是中国人使用的语言，既然作为少数民族的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等各族人民都是中国人，那么维吾尔语、蒙古语、藏语自然也属于汉语的一部分。由于汉语所包含的范围较广，所以中国并不使用“国语”（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所以国语仅指日语）一词，而是将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标准语称为“普通话”，即普遍通用的语言。同理，中医就是中国人传统的医术。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都有各自民族独特的医疗方法，所以他们的医术自然也应该被称为“中医”。

当然，“民族”二字也曾用来指代“少数民族”，比如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就是专为少数民族设置的大学。

至此，想必大家也对民族中医院了解一二了。这就是一所以维吾尔族传统疗法为主的医院，而且距离我们住的喀什宾馆并不远。

医院共有医护人员七十三名，其中维吾尔族就有六十八名。那么，维吾尔族传统疗法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呢？

维吾尔族的医学受到了阿拉伯的巨大影响，而被誉为撒拉森文化之代表的阿拉伯科技，也必不可少地摄取了希腊的精髓。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今欧洲的科学技术并非完全继承于希腊，而是经过了阿拉伯的消化吸收，这一点已成定论。当时欧洲尚处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对于优秀的撒拉森技艺从西班牙传入欧洲这一国际文化传播行为，时人都用“灵光来自东方”来表达内心的喜悦。伊比利亚半岛的托莱多古城就曾是将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的中心，号称“翻译学校”。“alkali”（碱）和“alcohol”（酒精）等现代欧洲语言中的化学名词多从阿拉伯传来，而这些单词中的“al”就是阿拉伯语中的定冠词。就连表示化学的“chemistry”也是从阿拉伯语中的“chemy”转化而来的，加上定冠词后变为“alchemy”，即冶金术的意思。

阿拉伯医学的集大成者当属伊本·西纳（Ibn Sina）（公元980～1037年），他同时又是一位大哲学家。在欧洲，他的拉丁语名“Avicenna”（汉语译为阿维森纳）更是妇孺皆知。他生于中亚的布哈拉，其大著《医典》（Qānūn）主要讲述保健、卫生之道。

在伊本·西纳之前，当地的医学以外科和化学药理疗法见长。

唐招提寺供奉的鉴真和尚是唐代高僧，为了向日本传播佛教戒律曾几度漂洋过海，甚至中途失明，但他仍旧不屈不挠，历经风雨十二载才终于到达日本。第五次渡航失败后，船舶漂到了海南岛。后来他从海南岛返回扬州的途中，曾经请胡人医生诊治他已经失明的眼睛，为此还接受了手术。这里提到的胡人，要么是波斯人，要么是阿拉伯人。也许是耽误得太久，手术最终未能成功。但对于鉴真将这种重要的手术委托胡人的做法，有人认为他的华夏思想淡薄，也有人觉得是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医学，特别是外科手术在8世纪的唐朝便已声名鹊起了。无论如何，继承了阿拉伯医学之衣钵的维吾尔医学被纳入中医，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当地政府对民族医学毫不关心，维吾尔族医术几乎面临着灭绝的危机：一方面继承者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医疗体系几近混乱。民间的迷信疗法，也走偏到了极点。

相比之下，西医疗法则显得轻柔多了，因此广受好评。当时的基督教传教士大概也懂诊治之法。大谷探险队队员渡边哲信在《中亚探险记》中有如下记述：

这个地方的人认为穿西洋服饰者皆是医生，于是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其中有的人受病魔折磨长达七八年，被人用担架抬到这里。不知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也许真是胜过普通药物百倍，或者是让某根神经发挥了什么作用，似乎他们什么病都能医治。起先，他们用准备好的药品施救，但后来由于求医者众多，他们竟用起了白兰地，最后甚至在高粱酒中加入樟脑，其效果似乎依然不减。

这是日本明治三十五年（公元1902年）的事情，当时中国仍在清朝的掌控之下。即使后来发生了辛亥革命，这里的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那时候，杰出的医学家玉素甫·阿吉全身心地投入到挽救濒临灭绝的民族医学中。虽然困难重重，但他仍然坚持不懈，最终将维吾尔医学从危亡的命运中挽救了回来。

1956年，玉素甫·阿吉以维吾尔医学为根基建立了当地最早的医院，并致力于年轻医生的培养。后来，他的学生们也陆续开办了二十余所类似的医院，经过1958年的全面整合，便诞生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民族中医院。

05

玉素甫·阿吉名字中的“阿吉”两字，是所有到麦加朝圣者都被赐予的称号，朝圣者也可借此获得其他人的尊重。不过玉素甫·阿吉受人尊重并非仅靠麦加之行。他构筑了维吾尔民族医学体系，并建立了专门的民族医院。在他的努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奄奄一息的民族医学得以重新焕发青春，中国政府也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全面的支持。也许是终于看到民族医学空前发展，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玉素甫·阿吉安心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的贡献无疑是卓越的。他用维吾尔语创作的医学巨著《卡农且》（Qānūncheh）相当于医学界的《圣经》。11世纪的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西纳曾著有《医典》（Qānūn）一书。不过，玉素甫·阿吉在“Qānūn”之后加上了词尾“cheh”，即维吾尔语“小”的意思，由此可见他为人谦逊。

“我们送您一本书。”医院的总务人员将玉素甫·阿吉的《小医典》（即《卡农且》）送给了我，书目下面用汉字清晰地写着：

敬赠台湾骨肉同胞陈舜臣先生。

——新疆喀什地区民族中医院

这是一本用维吾尔语写成的巨著，全书共二百九十页。学生时代，我曾学过阿拉伯语，时至今日，我依然能阅读这种表音文字，但对书中的维吾尔语却异常陌生，因此也无法理解书中的内容。不过作为珍贵的纪念品，我欣然接受。虽然我对书的内容不甚了解，但这本医学巨著似乎同时也带有家庭医书的启蒙性质，所以问世以来不断再版。医院送我的这本，出版时间为1975年。

民族中医院是座二层木制建筑，虽然不怎么起眼儿，但却没有发达国家医院那样的冰冷感，反而给人一种家庭的温馨感。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所以家庭的温馨感最为重要，而这也是民族中医院的典型特征。医院有总务、门诊、住院、药房四个部门，引导我们参观的是总务部负责人，他告诉我“这家医院现在更像专科医院”。这是因为医院收治的白癜风患者很多。我觉得，皮肤出现白色斑点，应该属于色素异常疾病。在西医极难根治、传统中医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维吾尔医学却能大显神通。因此，来这里求医问药的白癜风患者络绎不绝。不仅仅是当地为数众多的患者会慕名前来，就连新疆各地，甚至兰州、上海等地的患者也不远千里赶来。如今提起民族中医院，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白癜风专科。

一名从乌鲁木齐来的小少年住进了医院，八九岁的光景，是个维吾尔族小孩儿，他正在病房一角的桌子上练习汉字书写。那也许是他的暑假作业吧！

医院里也有妇女专用病房。说是病房，其实有点儿像教室，只是把桌椅换成了六排病床。药房中，电炉灶上放着锅，似乎正在煎着什么药。从这一点来看，维吾尔医术和中医找到了契合点。

“民族中医院以普通药物居多，国内基本可以满足，只有极少一部分需要从国外购买。”总务负责人告诉我们。接着他又向我们说明了医院的方针：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也就是说，以民族传统医术为根本，但又不故步自封，同时适当引入西医作为辅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的人对白癜风误解很多，虽然这并不是传染性疾病，但当地人并不这么想。”白癜风患者家庭往往对外三缄其口，甚至不愿意就诊。此外，一般人也都不会和白癜风患者一起用餐，因为他们认为一旦同席就会染上这种不祥之病。

听完介绍，我觉得当地对白癜风的偏见远超过我的想象。但由于对白癜风的治疗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所以维吾尔医术对这种顽疾的疗效和当地的偏见正好成正比。讳越深，人们就越想努力攻克。

此次对医院的参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始终没能将女医生和女护士区别开来。不过区不区别对我来讲并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日本医院将两者区别得很清楚，我有心留意而已。

和医院工作人员告别后，我走出院门，这时才想起来当天是周日。因为我的到来，让大家珍贵的休息天付诸东流，真是深感愧疚。问了阿依哈姆之后，她告诉我周日确实休诊，不过急诊例外。

医生和护士的宿舍都在医院里面，对病人来说，这也是一种随时可以依靠的信赖感。

周日的医院比平时安静许多，走出院门却是另一番景象。一到周末，住在近郊的人就会将从自家带来货物摆放在广场、道路及露天市场上，他们的马车、毛驴车、卡车甚至自行车上都堆满了货物，卖完自家货物后，人们常常会在其他摊点购买自己所需的东西。

人头攒动之下带来了远超平日的无限活力，我们一行只得随着人流缓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