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关于喀什的最早记载，始见《汉书·西域传》：

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户千五百一十，口万八千六百四十七，胜兵两千人。疏勒侯、击胡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左右译长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所谓“市列”，就是店铺林立的地方，也可以理解为露天市场。关于市列，《汉书》中还有“坐市列，贩物以求利”的语句。

《汉书·西域传》分上、下两卷，上卷涵盖二十八国，下卷涵盖二十五国，但国中“有市列”者却只有疏勒一处。

汉代的疏勒人口不足两万，只能算得上是西域诸国中的中等国家而已。除人口三十万的大宛、四十万的大月氏、六十万的康居、六十三万的乌孙等大国外，分布在塔里木盆地的国家还包括只有八万人的龟兹、两万四千五百人的的姑墨和三万两千一百人的焉耆等。总之，比疏勒大的国家并非少数。但是，对于这些国家的描述，却没看到关于“市列”的只言片语。要说这些国家没有集市、店铺，当然是不可能的，也许是规模较小的缘故吧，典籍中只做了代表性的列举。

此外，《汉书·西域传》对西域其他各国也有相关评价。关于龟兹，说其“能铸冶，有铜”；对于姑墨，强调其“出铜、铁、雌黄”；提到且末国，夸赞其“盛产蒲陶（葡萄）诸果”……这些名物基本上都代表了上述各国驰名西域的特色。对于大宛国，“俗、嗜酒”的记载最为引人注目，我想，也许该国国民大都比较喜欢喝酒吧！

总之，在两千年前，喀什便以集市之盛而广为人知。

横卧在天山和昆仑山间的塔里木盆地，是一个东西长一千四百公里、南北宽五百公里的广袤之地。盆地中央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国家呈环状绕其四周，喀什则正好位于环线的最西端。所以要想走出环线去境外，喀什就成了必经之地。

如果说西域的东大门是敦煌，那么西大门当属喀什无疑。从敦煌入西域，经楼兰后沿昆仑山脉西行至喀什和伊吾（即哈密）为一路；出吐鲁番，最后沿天山南麓至喀什为一路。分出两条不同线路，前者为西域南路，后者为西域北路。

不过，西域北路实际上是沿天山以南行进，因此也被称为天山南路。这种既是北路又是南路的说法，乍一听确实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在这里还要赘述一句，《汉书·西域传》的开头称天山山脉为北山、称昆仑山脉为南山。

从喀什出环线向西行进，就能到达位于中俄边境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从乌恰县再往西走，便会到达伊尔克什坦这一边境小城。然后越过西北方的捷列克山，再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奥什州经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费尔干纳，最后到达浩罕。这就是汉武帝的使臣张骞走过的线路。另外，由莎车经塔什库尔干，然后越过帕米尔高原，即通常所说的去往天竺的道路，也是由北路途经喀什。这样一来，利用地处交通要塞的优势，喀什的物资储备便借助集市贸易丰富了起来。和同级别的城镇相比，喀什的露天集市规模自然要大得多。

现在，喀什的传统集市依然存在，但这再也不是支撑当地发展的唯一途径了。时至今日，这里的现代化工厂早已不在少数。

集市上的物品或者摆满货架，或者依次摆放在铺了垫子的地面上。也许是正赶上了好季节，大蒜和油桃到处都是。油桃，就是把桃树嫁接至同属的李树后结出来的果子，比桃子略小，但果皮光滑，没有桃毛。

日本将这样的市场称为早市，这边的早市也是上午最为热闹。

02

要说“喀什小史”，就必须先写一写张骞出使西域途经此处的故事。虽说张骞并没有在喀什青史留名，但从他的出使路线推测，要说他未经过喀什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借助露天集市将各地物品拿来交易，并通过收取交易佣金而过上平静生活的喀什，注定会登上历史的舞台，而张骞的到来正好为这里开辟了新生的道路。

那么，张骞是如何来到西域的呢？对此，我们不妨略做思索。他自然不是心血来潮地独闯天涯，而是接受了汉武帝的敕令。那么，汉武帝又为何要往西域派遣使者呢？

一直以来，西汉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匈奴的袭扰。随着秦朝一统中原，匈奴也随之在北方迅速崛起。秦始皇在统一天下的同时，也修筑了万里长城以御匈奴，匈奴之强大也可想而知。对于继承了秦王朝衣钵的汉王朝来说，匈奴问题可谓首患。由于胶着于和项羽的楚汉之争，因此在建国之前，汉王朝并无余力消灭匈奴。更甚者，汉高祖刘邦曾被匈奴单于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境内），几乎全军覆没。刘邦当时能摆脱危机，突出重围，全凭收买之策——向匈奴单于之妻阏氏赠宝行贿。而这也成为大汉光辉历史上的最大耻辱。

高祖之后，文帝和景帝统治的近四十年间是汉朝休养生息的阶段，在此期间，国力得到巩固、增强。对于景帝的继承者汉武帝来说，解决长期以来面临的匈奴威胁将会成就他名垂青史的不朽功绩。

当然，此时也是匈奴最为强盛的时期。虽说汉朝此时国力充实，但要击灭匈奴，汉朝还需寻求强大的同盟国。那么，这样的同盟国会出现吗？会，它就是月氏国。月氏国被匈奴打得七零八落，并在匈奴的不断侵扰下被迫向西逃亡。月氏前国王为匈奴所杀，其头盖骨被做成了酒杯，而匈奴单于经常用此酒杯饮酒。这样的奇耻大辱岂能隐忍？月氏族对匈奴的愤恨之情可想而知，因此也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成为与汉朝一起夹击匈奴的可靠盟友。

“和月氏结盟，共同夹击匈奴。”汉武帝心里盘算着。

然而如何才能和西逃的月氏取得联系呢？又以何由派遣使节呢？有人愿意担此重任吗？虽然有诸多疑惑，但汉武帝还是开始招募使节。

月氏逃到了遥远的西边，据说在天山的另一侧，要寻求他们的踪迹，就必须经过匈奴的领地。这对使节来说，可是最大的危险。也许因为这样的顾虑，所以应召之人寥寥无几。

“若陛下不弃鄙贱，微臣愿西去结好月氏……”

说出这一番话的人就是张骞。这位出生汉中，当时还属于下级官吏的青年雄心万丈，渴望建功立业。作为出使月氏的使节，困难自然不言而喻，不过一旦促成两国结盟，那将会立下抗击匈奴的首功。张骞也许就是带着这样的宏伟梦想毛遂自荐的吧！

张骞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除了百人左右的随从外，还有一个名叫甘父的匈奴降者作为使团向导。张骞一行过陇西刚进入匈奴境内，就被匈奴所获，他也被带到了单于面前。

“尔何故要前往月氏？”单于冷笑地问道，“月氏在我北方，难道我会容你坦然前往？若我匈奴遣使越你汉境，汉廷岂能答应？我今拘你在此，尔之命也。”

当时的匈奴首领是冒顿单于之孙军臣单于。张骞在匈奴十余年，娶匈奴女子为妻，并有了孩子，看起来俨然和匈奴人无异。后来，匈奴对他的监视也逐渐放松下来，张骞也因此伺机向西逃去。

正如军臣单于所说，月氏在匈奴的北边，准确地说应该是西北方向，相当于现在的伊犁地区。然而他们也并非在此久居，也许是和伊犁当地的强国乌孙发生了摩擦，最终还是往西南方向迁移了。如果月氏当时还在伊犁，张骞就不会途经喀什了。

匈奴是“行国”（游牧王国），匈奴单于居住的帐篷，即王庭，会因季节变化而不断迁移，所以我们无法得知张骞在匈奴的具体居所。不过，从他逃出数十天后到达大宛来看，可以想象他当时是在甘肃境内。

如前所述，从西域北路前往大宛必须途经喀什。张骞从大宛到康居，然后又经康居到月氏。此时，月氏已臣服于大夏国，安定地生活在阿姆河北岸从布哈拉延伸到撒马尔罕的肥沃土地上。也许是担心再次失去这片安居乐土吧，此时，他们已丧失了向匈奴复仇的欲望。月氏曾生活在敦煌一带，属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比起来，他们的思乡之情可能比较淡薄，所以并没有想复归敦煌故地。

张骞曾以匈奴威胁为由，屡屡劝说月氏和汉朝建立同盟关系，月氏却一直不同意，结盟的想法最终付诸东流。虽然他没有完成最初的使命，但他的西域之行对汉朝了解西域的地理状况、风土人情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后来，汉武帝根据他的报告，实行了更加积极的西域政策。

关于张骞归汉，《史记》中的记载仍旧是言简意赅：

并南山，欲从羌中归。

前面已有提及，南山就是昆仑山脉。也就是说，张骞想从西域南路出发避开匈奴，然后经羌地复归汉朝。然而，此时的羌地已归于匈奴，所以他再次不幸被扣留。不过短短一年时间，军臣单于就去世了，匈奴内部因汗位继承内讧频起，张骞正好趁此机会逃离虎口。

军臣单于死于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其弟伊稚斜便对太子于单发起进攻，后来于单败逃，来到汉朝。张骞也许就是和于单一起逃离北地的。

03

张骞从长安出发，历经十三年才返回汉朝，期间一直杳无音信。在汉武帝看来，张骞早已不知所踪。也许是等不到汉月同盟的消息，汉武帝干脆命卫青出兵征讨匈奴。卫青果然不负众望，三战即击退匈奴，汉朝也因此控制了河套（即鄂尔多斯）地区。

在卫青打败匈奴后的第二年，张骞终于回到了京都长安，并告知汉武帝：“匈奴内讧激烈。”

得知此事，汉武帝对匈奴的态度越发强硬。在派兵征讨匈奴的同时，他还意欲打开西域商路。

在卫青和霍去病两位名将的攻伐下，汉朝终于打通了中原和西域的联系，使甘肃河西一带可以安享太平。河西位于祁连山脉和沙漠夹杂的狭长地带，因其位于黄河以西，故而得名。“走廊”意指像回廊一样贯通。大约公元前100年，汉朝在河西走廊接连设辖四郡。从此，中原和西域的联系愈发紧密了。从东到西，河西四郡分别是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中位置最靠西的是敦煌，这也曾是汉武帝远征大宛时的军事基地。

张骞的凿空之举，使得通往西域的道路开阔起来。其后，汉朝的使团被派往全国各地，人数以数十人、数百人不等，皆以友好通商为目的。一年中，少时有五六批，多时十几批。这些使团，近则几年可归，远则需要十年。《史记》有载：

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

安息即伊朗，奄蔡即咸海北部，黎轩是“Alexandria”的音译，条支是叙利亚，身毒当是印度无疑。上述国家都是需要跨越帕米尔高原才能到达的地方。另外，帕米尔高原附近的西域南北路诸地区也会有汉朝使团频繁经过。使团会将以绢匹为主的中原货物带到这里，换取当地物品后返回内地。

汉武帝最喜欢的就是大宛的名马，即汗血宝马，据说奔驰起来汗流似血，故得此名。在那个骏马也能决定战争胜败的时代，汉武帝对马的偏爱自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喜好，其中也包含着对国运的思考。

除了名马外，昆仑玉、玻璃、石榴、核桃、苜蓿以及珊瑚等珍奇异物都由河西走廊运抵中原。其中的珊瑚，据说产自遥远的地中海。

随使人员都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参加，但也会有一部分人带着一夜暴富的发财美梦混迹其中。

公元前1世纪的喀什，定然有汉朝使节频繁经过。不管是去大宛，还是远赴伊朗、叙利亚以及罗马，都得经由喀什越过帕米尔高原。要去印度，虽然有南下道路可供选择，但从喀什越过帕米尔高原，后经阿富汗也未尝不可。虽然有些绕道、迂回，但是和前者需要翻山越岭相比，后者确实轻松很多。

接下来，我讲一讲自己的推测。

使团从长安出发前往叙利亚或者罗马，他们会通过河西走廊，穿越流沙，经西域南路或北路到达喀什。如果目的地是叙利亚，那么到喀什才算行进了一半，如果欲达罗马，那么到喀什意味着行程才勉强过了三分之一。遥想前路，使团成员不禁惆怅满怀。此时，他们意欲折返，但却忧虑如何才能带着异域产物回朝复命。

天意眷顾，喀什的街市店铺摆满了来自叙利亚和罗马的物产，正好可以大量购入。在这里，使团可以买到罗马的玻璃器具和珊瑚，何故舍近而求远？而从长安带来的绢帛在这里出手也能省事不少。

不过，使团不仅仅是与外国通商，他们还担负着外交使命，所以返回时必须持出使国国书。然而此事也并不需要担心，因为喀什有专门制作这些文书的人员。使团只要在旁边稍等片刻，便可安心返回长安复命了。这样的推测似乎有点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当我发现车在周末只能缓慢地穿行在人头攒动的喀什集市时，我对自己的推测越发多了几分自信。

《史记·大宛列传》中就有关于汉朝使团中某些人员形迹恶劣的描述。总之，毕竟是去往遥远的异国他乡，所以使团人员只要自愿应征，朝廷都会赏识其决心，对其人品也自然不会详加考察。

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

“节”是接受天子敕命的证据，被授予者一般是使团团长。善发豪言壮语者一般会被授予较高的官职，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口头宣誓而已，多数不会付诸实践。

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指朝廷）赍物（所赐物品），欲贱市以私其利……

这种敷衍搪塞的家伙并不在少数，而喀什的贸易市场正好为其所用。

04

西域南、北路沿线诸国都有向汉朝使节提供食宿的义务。若说使团人员认真履职也就罢了，但他们多是放荡无用之徒。甚至，有些人相互勾结将朝廷所赐之物在长安就地贩售。虽然售卖掉一些物品会使行李轻便易携，但那毕竟是十分重要的交易货物而非私财，因而原则上在到达目的地之前都不能监守自盗。总之，可以想象这些人的行为是多么疯狂，简直如同掠夺。

此外，通商使节频繁往来也导致了当地的货物供给过剩，绢匹也由稀缺品变成了普通物件。而狐假虎威、颐指气使的汉朝使节也逐渐遭到当地人的反感，所以沿线各国也开始怠惰起来，再也不向汉使提供食宿了。对此，《史记》记载如下：

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

沿线诸国紧闭城门，汉使只能露宿野外，饥肠辘辘，加之这些人原本就品行不良，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逐渐产生了摩擦。

因为长安远在千里，沿线诸国虽然将汉使拒之门外，但这种轻微的抵抗并不会迫使自诩天朝上国的汉朝发兵远征。此外，大汉元帅卫青、霍去病虽然将匈奴击退到了漠北，但匈奴也会对汉朝屡屡发动游击战争，所以他们觉得：“匈奴威胁在，汉朝不足虑。”

追本溯源，其实是不良使节损害了大汉国威，就连一直以来给汉朝进贡汗血宝马的大宛也对其轻视起来。为了蒙蔽汉使的眼睛，大宛干脆将国中称得上宝马的马匹都隐藏在贰师城（贰师是一座堡垒，位于费尔干纳西南部）。

从西域回朝的使团随从中多次有人将大宛有名马的事情上报朝廷，喜好宝马的汉武帝听后龙颜大悦，命人将千两黄金制成的马像带到大宛，以示对贰师城宝马的渴望。

大宛闻讯，随即召开了重臣会议：“贰师城的名马是大宛的至宝，断不可轻易送予汉朝。此外，汉朝都城距此尚远，若将其使团拒之门外，半数随从会被饿死。且北有匈奴为患，南乏水草供给，纵使我方不允，汉朝也不会发兵报复。”

众人意见统一后，便拒绝了汉使的要求。汉使大怒，气急败坏之下用铁锤砸坏了黄金马像，然后扬长而去。

同时，大宛也觉得汉使的态度是一种侮辱，于是命令郁成城守将：“汉使从郁成城经过时，要对其迎头痛击，夺其财物。”

当汉使从郁成城经过时，果然遭到劫杀。后来，死里逃生的随从将此事告诉了汉武帝，武帝闻之怒不可遏。但武帝毕竟是英明之主，他并没有因此而感情用事，他觉得这是一次横扫西域的绝好机会。

汉使在所至之处皆惨遭闭门冷遇，而匈奴又不时突然袭击，倒真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扫平西域南北两路。此时，霍去病和卫青早已故去。霍去病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英年早逝，卫青也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走完了光辉的一生。于是，汉武帝任命宠妃——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为征西大将军，并授予其“贰师将军”称号。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李广利挂帅出征。

这时，和平之城、商贸之城喀什迎来了征伐大军。虽号称大军，但由于途中落伍者甚多，所以最终剩下的也只不过是数千残军而已。结果，首次进攻大宛，连大宛下辖的郁成城都没有攻克，主帅贰师将军李广利被迫兵退敦煌。

武帝闻讯后龙颜大怒，遂命李广利再次出征。此次，除从军杂役、征夫之外，仅参战士兵就有六万，运送辎重粮草的牛十万，马匹三万，毛驴、骡马及骆驼各数万。其威风凛凛的军容自然是首次征战的六千骑及数万人无法相比的。沿线诸国闻风丧胆，再也不敢拒汉军于千里之外，只得打开城门，为他们提供粮食和宿地。只不过如今的情势和当初数百人的使团不一样，六万士兵的住宿其实就是野营而已。这时，只有道路沿线的轮台独自抵抗。

攻数日，屠之。

“屠”就是全部杀掉的意思。

汉军以此来威慑沿线诸国。轮台被屠城之后，龟兹、温宿、姑墨、尉头等国纷纷打开城门迎接汉军。

疏勒城（即喀什）当时也许在数万兵马的驻扎下已无空余之地，自建城以来，这大概也属首次。临敌之前整备军队可谓战争常识，因此我们不难想象汉军需在此整军备战的情形。

李广利率领主力沿北路进发，王申生率偏军由南路开拔，经和田、莎车抵达喀什。不知何故，南路军队行兵迟滞，当其到达喀什时，主力部队已经向大宛开进了。

和喀什不同，大宛并非是首次面对这样的大军。公元前328年，亚历山大大帝曾率军从撒马尔罕发起进攻，并在费尔干纳峡谷入口处建立城市，并命名为亚历山大泻湖。虽说那是两百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是自亚历山大进攻以来，这里一直稳如泰山。

大宛的国都是贵山城。贵山城具体位于何处，日本学者说法不一。桑原骘藏博士的“苦盏说”和百鸟库吉、藤田丰八郎博士的“卡桑说”之争，引发了大正时代学术界的大争论。

汉军围困大宛城四十余日（根据百鸟博士的说法，《史记》中的大宛城和《汉书》中的贵山城并非同一地点），并带来了水利工人。由于张骞出使西域给汉朝带来了丰富的信息资源，而大宛城没有水井，因此汉军此次引河流之水以备战事。同时，水利工人掘开水源改变水流方向，使大宛城水脉断绝。

大宛的权臣在这时召开会议，决定：“汉军进攻大宛，皆因国王母寡私藏名马、斩杀汉使，我等不如问罪国王。”于是他们杀死国王，用其首级向汉军乞和。合议达成后，权臣们又立亲汉的昧蔡为王。

贰师将军征伐西域，使得西域迎来了崭新的一页，汉朝也开始首次经略西域南路，并征讨受匈奴支配的楼兰，改楼兰为鄯善，在当地置田屯垦。也许是考虑到驱逐到漠北的匈奴此时已逐渐恢复元气，西域北路可能会经常面临被突袭的可能，汉朝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确保产品交易的西域南路畅通无阻，同时保证汉匈双方互换人质的楼兰掌握在自己手中。所幸的是，重新崛起的匈奴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投降汉朝。第二年，汉朝在库车以东的乌垒城设西域都护。

就这样，在西域都护的管理下，西域诸国上至王侯，下到城长、译长等都佩戴汉朝印绶，这也意味着西域接受了汉朝的册封。《汉书》记载，当时西域五十国佩戴汉朝印绶者多达三百七十六人。

05

公元8年，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

随后，王莽发动了“改名浪潮”，地方郡的太守被改为“太尹”，县令被改为“宰”，都城长安也被更名为“常安”。

既然新朝已立，就必须收回汉王朝赐给周边国家的印绶并授予新印。当时，王莽收回的是西域诸国的“王印”，但转赐的却是“侯印”，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封号。

蛮夷之国，称王实属僭越。

——这也许是王莽的考虑。

同样，在给匈奴单于授予新印时，汉王朝雕之以“玺”，而新王朝却改之以“章”。王莽觉得玺乃天子专用，匈奴首领要用则有违定制。

王莽确实缺乏政治眼光。不仅仅是匈奴，西域诸国对于他的印制改革都大为不满，从而引发了西域多国的倒戈背叛。不过，西域诸国虽背弃了王莽的统治，但是自身也缺少独立应对内外问题的能力，因此自然转投匈奴以求庇护。然而，匈奴却“敛税重刻”——匈奴随意征收重税，大肆掠夺，西域诸国皆叫苦不迭。于是，他们再次遣使中原，哀诉以求：“愿天朝重建西域都护。”

王莽政权并未维系长久，汉室宗亲刘秀继而平定了天下大乱，于公元25年在鄗南即位，并定都洛阳，即后来的光武帝。不过在立朝伊始，东汉尚无余力向西域派遣都护。

此时，在西域北边，匈奴和乌桓正在激战，加之匈奴单于接连故去和牧场遭受蝗灾，致使“人畜饥疫，死耗大半”。不仅是建国不久的东汉，就是“苛税猛于虎”的匈奴也对西域无力顾及。

在这种情况下，西域诸多小国开始了弱肉强食的吞并斗争。

人口一万六千的莎车比较强悍。建武九年（公元33年），莎车王康去世，其弟贤即位。当然，亡兄有两个儿子，叔侄之间也会产生矛盾。后来，贤攻占拘弥和西夜两国并杀死其国王，然后将侄儿分别派往两国为王。其后，贤又进攻于阗，徙其主俞林为骊归王，以莎车将军居德为于阗王。但不久，于阗将军休莫霸造反，自立为于阗王。休莫霸死后，其侄广德承袭王位。广德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最终灭掉了莎车。

喀什以贸易立国，算不上强大，在群雄割据的时代也并不活跃。而于阗则不同，《后汉书》有载：

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

由此可知，喀什也归顺了于阗。

龟兹也曾为莎车所灭，但龟兹国民杀死了莎车王所立之主，并联合匈奴，复立龟兹贵族为王，力图振兴本国。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龟兹国王建挥军西南进攻疏勒，杀死疏勒国王成，并任命龟兹贵族兜题为疏勒王。

匈奴听闻于阗吞并了莎车，于是从焉耆、尉黎、龟兹等十五国派兵三万，围困于阗。于阗王广德以太子为人质，向匈奴乞和。此时，莎车王也最终得以重建家园。

由此可见，东汉时期的西域多次经历兴亡、重建、吞并，形势异常复杂。总之，公元1世纪的喀什，既受过于阗的支配，又遭受过龟兹的进攻，后来龟兹竟立本国人为王。

在这种情况下，东汉终于将目光投向西域，名将班超也借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这是众所周知的至理名言。但这句名言到底是谁、在哪里、在哪种场合下说出来的呢？知之者就未必多了。其实，这是班超率领部属三十六人出使鄯善时发出的豪言壮语。

鄯善旧称楼兰，同时向汉朝和匈奴臣服，向两方朝贡。对于实力微弱的西域国家来说，这么做大概也是无奈之举吧！

班超刚到鄯善时，受到了至高无上的礼遇。但是一段时间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饭桌上的盘子开始减少，而伺候者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转变，行礼方式也显得粗浅随意。

班超想：“莫非有匈奴使者前来……”他灵机一动，试探性地询问胡人翻译：“匈奴使者现在何处？”

胡人翻译以为班超已发觉，便据实相告。因为鄯善有两个宗主国，所以同时面对两国使者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而他们又必须二选一。此时此刻，杀死其中一国使节是唯一的方法，而哪个可杀哪个又不可杀呢？当然是使团人数较少、实力较弱的一方可杀。当时，汉朝使团三十六人，而匈奴使团人数则将近两百人，所以对鄯善来说，解决汉使是一种相对可行的方式。

“继续这样下去就只有坐以待毙，如果我方先发制人还有生还的希望。”班超为了鼓舞士气，说出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豪言。

当夜，班超率人火烧了匈奴使节的居所，并给予迎头痛击。三十六名英勇的汉使将匈奴正、副使屋赖带和比离支的首级斩下，班超带着二人首级面见鄯善王。鄯善王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发誓顺从汉朝，并愿意将儿子作为人质送往长安。

班超继续沿西域南路行驶，从鄯善国向于阗进发。前面已经提过，于阗曾被以匈奴为盟主的西域十五国所派的三万兵包围，无奈之下开城投降、遣子为质。由于存在这样的关系，所以于阗国驻有匈奴专使。

于阗国王听说汉使将从鄯善前来，不由心生一计。为了逃避责任，他假借巫师之言，说“神灵”托话：

汉使有 马，急求取以祠我。

说需要获取汉使宝马，杀之以慰神灵。言外之意，就是想羞辱汉使以结好匈奴。

“我有马，但是此马听我话。既然是神灵索要，我定然在所不惜。如果于阗礼敬于我，我愿将马献上。”班超道。

所谓礼敬，就是要让巫师亲自来。当巫师来到班超面前时，班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首级斩下。

当看到巫师的首级后，于阗王广德终于明白了汉朝的决心，于是他派兵攻杀了匈奴使节和驻军，迎接汉使。这件事发生在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和龟兹杀死疏勒王成并立龟兹人兜题为王同年。

此事后第二年，班超率三十六人继续向疏勒前进。

后来，我们乘坐吉普车从喀什到和田（即从疏勒到于阗）大约花了十五个小时，而六十年前的大谷探险队乘坐驼队用了整整十八天。那么这条路班超走了多长时间呢，我们不得而知（当然有可能走近路）。

班超派部下田虑去劝降兜题，兜题并未理会。田虑乘其不备，劫持了他。在众多下属的护卫下，国王竟被轻易劫持，众人不禁愕然。当时兜题属下如何反应，《后汉书》记载如下：

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

这种危急时刻狼奔狗窜的样子，简直是斯文扫地。但是想来，大概因为国王是外国人的缘故吧！他们不知道这位强入为主的国王将来是被绑是被杀，也许他们更期望将其杀死才能大快人心吧！

后来，班超将疏勒前国王兄长之子忠立为疏勒新王，疏勒国内一片欢腾。

疏勒新王忠及其大臣都希望斩杀兜题，但班超并未同意。出于扬威立信的考虑，班超将兜题放归了龟兹。

班超出使西域后，就任自王莽以来被废止的西域都护一职。不过，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四十八岁的东汉明帝驾崩，忙于皇帝大丧的汉朝无暇管理西域事宜。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匈奴便趁机兴风作浪，再次发兵南下。仰匈奴鼻息的焉耆和龟兹也开始攻杀镇守西域的陈睦。

洛阳城内，年仅十八岁的章帝即位。由于担心班超在西域孤军深入，所以在匈奴进攻西域南路以前，急诏班超班师回朝。

身在疏勒的班超接到皇帝诏书，不得不由南路返回洛阳。汉朝将领还朝后，疏勒将会怎么做呢？班超疑虑重重。由于这里是集市，当地人并无尚武精神，若龟兹来攻，断然无抵抗之力。于是班超上奏：

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自刭。

汉使若去，这个国家恐怕会被龟兹所灭，亡国之期不远矣。而且龟兹来攻，将首攻亲汉派。也许是想到了这些，其都尉才做出了这样刎颈以早死的举动。

班超归朝途经于阗，王侯以下莫不号啕“汉使如同父母，安忍弃子而去”，以此不断挽留。他们甚至抱着班超的马蹄，不肯让其离去。

对此，班超深受感动。虽说朝廷传来诏令，但西域远隔千山万水，具体情况朝廷岂能详知？因为班超相信自己能够维系西域如今的大好局面，如果回到洛阳，要想再次经略西域将是难上加难。此时“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岂不是对国家最大的忠诚吗？于是他决定抗命。

班超调转马头，回到了疏勒。

其实在班超离开之后，疏勒国就响起了归降龟兹的声音。他一到疏勒便立即肃清了主张投降的势力。

此后三十年，班超一直留在西域。他率领疏勒、于阗、康居、拘弥之兵，先攻姑墨的石城，后攻莎车。进攻莎车的时候，以龟兹为西域盟主的亲匈奴派率领五万大军前往支援，但班超略施计策就将其击退了。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任西域都护。也许是遭到了鲜卑和丁零部族的压迫，此时的匈奴实力急转直下，在这种背景下，受其羽翼庇护的龟兹也归降了汉朝。

永元六年（公元94年），西域都护班超率龟兹、鄯善等八国共七万大军进攻焉耆，而焉耆就是当时攻杀原西域都护陈睦的罪魁祸首。

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

这是一场复仇之战。焉耆王首级随后被送至洛阳。

06

东汉末年，从黄巾起义到三国鼎立，以及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了持续两个半世纪的纷乱割据时代。

《三国志·魏志》有关于倭人，即日本人的详细介绍，却没有关于西域的记载。不过，在20世纪，其相关资料却可散见一二。比如在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等国遣使来洛阳进献方物，同年，魏在当地设立戊己校尉（西域驻屯军长官）。

《晋书·四夷传》中关于西域只列举了焉耆、龟兹、大宛、康居和大秦，并未有喀什的只言片语。不过从出土的木简来看，似乎有所收获。从这个出土于楼兰遗址的残缺不全的木简上，能辨别出：

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

由此可见，西域诸王都被晋朝任命为“侍中大都尉”，而什王（疏勒王）自然也会佩戴晋朝的印绶。

五胡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先后有五个以“凉”命名的地方政权出现，分别是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和西凉。其中，后凉王吕光曾经是前秦部将，他当时也曾招降焉耆，攻陷龟兹。将身处龟兹的高僧鸠摩罗什带到中原的，正是这位声名显赫的大将军。

《魏书》记载，北魏高宗文成帝（公元452～465年在位）末年，喀什王曾献上释迦牟尼佛袈裟。高宗不信，随即命人将袈裟放入火中炙烤，然而烈火燃烧一日，袈裟丝毫未损。

“不愧是佛门至宝。”高宗不禁心生敬惧。

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北魏派大将万度归征战鄯善，鄯善王真达遂即投降。三年后，北魏又展开了对龟兹的征讨。

这个时期，西域除了丝绸之路大放异彩之外，“佛陀之路”也彰显流光。中原的持续动乱促发了人们追求平安的愿望，佛教便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开来。后来，人们内心对佛教的憧憬愈加浓烈，他们大都对经由西域传来的佛典满怀期待，对高僧大德翘首以待。更有甚者，竟有中原僧侣远赴天竺求取佛典、学习佛法。

法显于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他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取经僧。他从于阗经子合国（叶城），又从竭叉（塔什库尔干）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当时喀什就在眼前，但法显最终并未涉足。

百余年后，北魏使节宋云和佛门弟子惠生同往天竺。他们仍旧是经过塔什库尔干，并未取道喀什，到达天竺时已是公元518年了。

隋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喀什曾到长安朝贡。对此，《隋书·西域传》有明确记载。

读《大唐西域记》，三藏法师玄奘从天竺回归长安途经喀什的事情最能吸引我的眼球。我想，玄奘从长安出发时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归来经过喀什时应该是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史料记载，喀什曾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向大唐王朝进献名马。

那时，喀什王姓裴，娶突厥可汗之女为妻，此事可见《新唐书》。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裴国良不远千里来到长安，唐王朝授其折冲都尉印，加赐紫袍、金鱼（黄金制鱼形饰品）。

唐朝在处于西域要塞的龟兹、于阗、焉耆及疏勒四地设都督府，即安西都护府，统辖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驻地位于龟兹，因此，喀什就成了唐朝经略西域的重要据点。

安西都护府以兵三万镇守库车，所以在唐代，库车也称得上是军事之城。喀什虽是西域四镇之一，但《新唐书》却说当地“胜兵两千”，所以我觉得这里毫无军事要塞的感觉，反而更像商业城市。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唐玄宗派安西副都护高仙芝远征小勃律。小勃律的范围大概从吉尔吉特到亚辛，位于克什米尔。公元8世纪初期，吐蕃（西藏地区）占领了大勃律（俾路支）和小勃律地区，西北二十余国自此无法向大唐进贡，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吉尔吉特远征。

自西汉的李广利到东汉的班超，数百年后喀什又迎来了高仙芝大军。据说出库车时就有步骑一万。虽说是步兵，但是人人都有私马，因为当时军队只给骑兵统一配发马匹，所以步兵的马都是私募而来。要是没有马匹，步兵则无法穿越沙漠。也许当时喀什的两千守备军也参加了跨越帕米尔高原的远征吧！

高仙芝是高丽人。在唐朝军队中，像他这样的非汉族将军并不在少数，比如后来起兵造反的安禄山，也是胡人。当时，高仙芝于帕米尔山中击破小勃律军队，俘虏其国王及王后（吐蕃王的女儿），后率军凯旋。

三年后，高仙芝继续击败石国（塔什干），俘获石国国王。

此时，唐朝的版图已延伸至咸海和阿姆河以西的卡拉库姆，就连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的热海（也称大清地）也处于唐的管辖之下。热海西北是碎叶城，玄奘取经曾途经此地（《大唐西域记》中称之为素叶城），据说是现在的托克马克附近，也有研究证明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出生于此。

《新唐书》中说李白的先祖因获罪而被发配至西域，范传正所著的《李公新墓碑》中有关于李白祖先被迁碎叶的记载，而从李冰阳的《草堂集序》判断，他的祖上似乎是谪居条支的。条支即现在的叙利亚，由此看来，他们家族确实经历了不少苦难和波折。但是无论如何，李白小时候曾在西域生活过当属无疑。

玄奘自此继续西行，然后到达怛逻斯。怛逻斯以南有座离城，有三百余户汉族聚居。《大唐西域记》记载说，他们的住所和服装均类似突厥，但语言、礼仪却留存着中原遗风。

怛逻斯现名为塔拉兹，其遗址位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附近，属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地区。

07

怛逻斯这个地方不应该被历史遗忘。在玄奘经过此处时，它还处于突厥的势力范围中，但之后不久便被纳入大唐版图。

大唐的版图在向四周扩张的同时，西方撒拉森帝国的势力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撒拉森帝国自从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帝国即刻分崩离析。定都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向东扩展，最后几乎和大唐边境接壤。

大唐和撒拉森的冲突，其根源就是怛逻斯。

唐代称阿拉伯为大食（波斯语“Tay”的音译），阿拉伯人即大食人。阿拉伯语中大食人的音译即“商人”。当问唐朝的阿拉伯人“你是干什么的”时，他们会说“我是商人”，也许是唐朝人错把他们的职业当成了国家。为了和伍麦叶王朝的撒拉森人区别，唐朝人将阿拔斯王朝的撒拉森人称作黑衣大食。

公元751年的怛逻斯之战，因原本归属大唐的土耳其裔葛逻禄向撒拉森临阵倒戈，导致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大败。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怛逻斯之战后，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向唐朝派出了使节。不幸战败的高仙芝也被封为右羽林大将军，唐中央王朝也没有追究其败因。之所以说此次战争的意义重大，是因为其促进了造纸技术的传播。撒拉森因战争而俘虏的唐军士兵中，有熟练掌握造纸技术的人，而当时的撒拉森和欧洲尚未掌握造纸术。正因为怛逻斯之战，这些唐军俘虏才将造纸术传播到以前只知道使用羊皮纸的广阔地域。

后来，安禄山起兵造反，大唐国力逐渐由盛转衰。唐灭亡后，迎来了五代和两宋时期。历史证明，中国的中央政权统治衰弱时，西域就会发生战乱；而在丝绸之路繁盛时，这里就会平安稳定、道路通畅。社会治安混乱时，盗匪就会横行，丝绸之路上的产品交易自然也就不会兴旺。

此外，定都巴格达的阿拉伯人也是海上航行的高手。他们可以从国都直达波斯湾，然后由此通往外洋，这是由阿拉伯的区位优势决定的。由于治安混乱，比起内陆的丝绸之路，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选择海运。因为除了流沙的威胁外，陆上丝绸之路还会经常遭遇劫匪的袭击，而海运最多只会遇到汹涌的波涛而已。

这时，广州、泉州等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兴盛起来，陆上丝绸之路却逐渐衰落。

一般来说，陆上丝绸之路主要是依靠骆驼驮运货物，所以可运货物仅限于价格昂贵且重量和容积都较小的商品。但是海运则不然，因为海运的大船完全可以运送大量货物而不受制约。

如果说内陆的交易通道被称为丝绸之路，那么海运的贸易路线就应该叫作“陶瓷之路”。对于沉重的陶瓷器来说，大船运载轻而易举。而宋朝正好是中国陶瓷制作的全盛时期，所以中国的陶瓷制品在此之后便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海运也是绢匹的重要输出渠道，这一点是毋庸赘言的。

不过，海路运输繁荣的同时，陆上丝绸之路也并没有完全废弃。当社会治安好转的时候，各个商队也会带着骆驼往来于西域南北两路。

13世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横空出世。而成吉思汗的西征，破坏了贸易纽带。不花剌、撒马尔罕、巴里黑、梅尔夫、加慈尼、赫拉特等地遭到的残害就如同暴风横扫过一样。在其爱孙被杀害的巴米扬，除当地人全部被屠杀外，就连地上的一草一木也被连根拔起。

当时的喀什离成吉思汗的西征路线仅一步之遥，最终幸免屠戮。

远征之后，成吉思汗将征服的土地分给儿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因为幼子继承制是蒙古的传统，所以蒙古本土由小儿子拖雷掌管。

喀什属于察合台汗国，西域境内的南北路都在其版图之内。虽说只是成吉思汗遗产的一部分，但也算得上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地。

也许是由于版图过于庞大的原因，1321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此时的喀什位于东察合台汗国的中心位置，因此东察合台也被称为喀什汗国。与此相对的西察合台以不花剌为中心，被称作不花剌汗国。后来，不花剌汗国不断分裂，半个世纪中，竟有十五人先后称王。

临近的喀什汗国则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最终勉强延续到了16世纪早期。

想来，以集市贸易立国的喀什能够在历史的漩涡中屹立，大概是因为一直以来礼让谦恭、背靠大树好乘凉的缘故吧！虽说时间并不长，但那时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西域小国，和田、库车都在其管辖之下。如此广阔的土地都冠以“喀什”（即上述喀什汗国）之名，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刚才提到，西察合台汗国，即不花剌汗国内讧频仍，整个国家陷入了多事之秋。不过，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一个名为帖木儿的英雄人物就在此时出现了。

帖木儿（公元1336～1405年）出身不花剌汗国的小贵族家庭，因为一条腿残疾，被称为“跛腿帖木儿”，英文为“tamer lane”。

那时，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元朝残余势力也随即被赶往塞外。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帖木儿向明朝称臣，并进献宝马，承认了明朝的宗主国地位。然而不久之后，帖木儿却展开了对周边小国的征服行动，势如破竹，很像是第二个成吉思汗。以至于最后对明朝使节不执臣礼，反而扣留，对此，明朝决定遣使问罪。

在明朝和帖木儿的持续对立下，世纪决战迫在眉睫。当时，帖木儿已经平定了察合台汗国，吞并了伊尔汗国（即伊朗），又袭击了今俄罗斯的莫斯科，甚至还远征印度，俨然开拓了个小亚洲。

此时的明朝，正当永乐皇帝在位时期。他曾发动军事政变夺走其侄儿的皇位，是一位天下雄主。1404年年末，帖木儿率二十万大军从撒马尔罕出发，第二年正月却暴病身亡。所以，大军并未和明朝军队正面交锋，最后无功而返。

历史绝不会出现“如果怎么样”的假定，但史实终究是对历史学家的限制，而小说家却可以以此为最佳素材。

所以，让我来试着解读一下永乐帝的军事部署。

当时的军队并非采取组织行动，而是遵从将领的号令，因此胜败多取决于指挥官的作战能力。

当时，帖木儿已年近古稀，他已视线模糊、眼睑下垂，故前来觐见的使节他都得近身召见。西班牙使节克拉比赫曾于1404年8月亲往拜谒。

永乐帝曾被封为燕王，驻地北京。他几乎每年都要出兵征讨蒙古草原。当年近七旬、已经步入风烛残年的帖木儿率领着二十万军队东征的时候，永乐帝刚刚四十五岁，正值壮年，春秋鼎盛。帖木儿死后，永乐帝仍旧不断征讨蒙古，出兵瓦剌，攻打女真族。此外，他还任命郑和为远航总指挥，出使西洋。郑和舰队一路经过爪哇岛、暹罗、锡兰、阿拉伯半岛的亚丁湾，我们断然无法通过如此气势磅礴的壮举来窥探明朝经济会出现什么问题。

永乐帝和帖木儿一样，在其死后也出现了因王位继承而产生的内讧。所幸的是，这场争夺并未动摇大明国本。后来，明朝国祚还延续了两百余年。与此相比，帖木儿死后，骨肉之间的争斗血雨腥风。所以说，如果两雄在西域展开争夺，国内矛盾正处于尖锐期的帖木儿多会遭受失败。这便是我的推测。

帖木儿死后，撒马尔罕国多次向明朝派遣使节，明朝也向其派出护卫使，并册封帖木儿的幼子沙哈鲁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