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下一站去帕哈太克力，也就是曾经位于疏附县的色满公社。”

从老城驶往郊外，途中我们竟浑然不觉。这不仅仅是因为城墙早已拆除不存，当然还有道路整齐划一的原因。路两旁的白杨栽种得十分紧密，几乎看不清树后是鳞次栉比的城镇，还是一望无垠的田野。

后来，我们终于透过车窗清楚地看到了田间的景色。从民族中医院出发驱车不到三十分钟，我们就来到了帕哈太克力公社。该公社整体呈白色，但大门口的柱子都被涂成了鲜红色。

这里的主任名叫买买提·阿布都拉，汉族人一般都会叫他买买提。副主任是阿不都热衣木·库尔班。

买买提主任用维吾尔语向我们介绍了公社的情况。在翻译方面，虽然我们一行有方晓华的鼎力相助，但公社里的尤桂臣先生（汉族）是专职翻译，有不凡的实力，因此对于当地的介绍还是由他来进行更适合，小方正好略事休息。

这个公社人口九千八百多，户头两千两百五十个，有七个生产大队和四十三个生产小队。这里的土地面积约两万四千亩（一亩约为六百六十六点七平方米）。中国农村都以“亩”作为土地面积的单位，所以农民对“亩”的概念根深蒂固。而我们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印象最深刻的面积单位则是“坪”（日本面积单位）。一亩大概相当于二百坪，所以一提到亩，我就会在坪的基础上乘以二百。

“四百八十万坪……”我不禁暗自思忖。

在这两万多亩的耕地中，55%用于种植水稻。不仅仅是喀什，南路一带的水田也很广阔。新疆的水稻生产历史并不长。19世纪末阿古柏叛乱之时，清军将领左宗棠曾率领湘军到此平叛。由于湘军都是出生于种植水稻的湖南，平叛后又被作为屯田兵派往各处，新疆当地的稻米生产才因此逐渐扩大开来。

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修成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曾有回部（新疆南部）土地肥瘠不均，缺少稻米的记载。不过《北史·西域传》的记载却大相径庭：

疏勒之土，多稻、粟、菽。

《北史》为唐人李延寿所著，时间跨度为4～7世纪，主要记述了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历史。其他史书中也有关于焉耆、龟兹等的记载。因此，我觉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的作者多以道听途说为主，而亲身所见则寥寥，所以才有此见地吧！

同样是推测，我也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我曾在前面提过，“疏勒”这一地名暗含着水源丰富的意思，而水多的地方自然适合水田作业，而且穿越帕米尔高原，这里和印度的交往也异常频繁。即便这里曾经没有水稻，也大可从印度引进。既然这里的文字、语言以及宗教等都受到印度的影响，那为什么水稻就不能从印度引进呢？《大唐西域记》中就有屈支（库车）产粳稻的记载，关于佉沙（喀什），这里虽然没有列举谷物名称，但也讲述了农业繁荣的事实。这里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再种植水稻了呢？我觉得这和后来饮食生活的改变有很大关系。

其实不仅仅是饮食方面，就连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西域民众的生活体系从中国、印度的佛教化过渡到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化。饮食也从以中国、印度为主的米食转换为独具特色的馕。这样一来，耕种习惯自然也就无法再回到插秧等稻米种植的年代了。

对于曾经存在但后来消失了的东西，人们习惯于认为消失了的并未存在过，《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的作者可能一开始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清朝，以米食为主的汉族人和满族人赴任到此，最为困惑的就是没有米饭可吃，而从中原运输又十分麻烦。

“既然当地水流丰富，就不可能种不出米来。”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清朝在阿克苏设屯田一百五十亩，并命人在此种植水稻，以此来为从中原赴任的朝廷大员提供饮宴用米。紧接着，朝廷又下令在莎车地区推广水稻种植面积，用作官员的俸禄米。

至此，水田面积进一步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增建的大坝和水渠为水稻生产提供了更多便利条件。至今，当地的水稻产量已经占据农作物总量的5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的土地都掌握在地主手里，基本没有自耕农。其中贫农占绝大多数，他们遭受着严酷的剥削。据说为了躲过饥荒而卖儿卖女的家庭多达一百二十户。虽然现在这里的生活水平仍不算高，但跟之前的极度贫困相比，也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2

“这三年来，我们公社已经有四十五人考入了新疆大学、北京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买买提主任的言语中带有几分自豪。

三年内考中四十五人，平均一年就是十五人，在这人口近万的村庄里，其升学率和日本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作为中国的西部小城，这样的数字也很让人兴奋了。

这个公社的社员基本都是维吾尔族。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高校，北京民族学院最为有名。此外，甘肃省的兰州和四川省的成都也有这样的学校。我们亲爱的老阿，就曾在兰州求学。

说到北京民族学院，我不由得想起了两年前到访那里时和作家冰心女士的交流经历。

“这所大学有五十三个民族的学生。”冰心向我介绍道。她的表情和言语中也透露着几分自豪。

这大概都是早些年的提法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简表》中明确提到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其中，既有像壮族那样人口超过八百万的，人数相对较多的民族，也有像住在西藏的珞巴族和住在黑龙江的赫哲族那样人口不足千人的民族。

北京民族学院正式成立于1951年，但是其前身则诞生于1941年，即中国共产党尚未建立政权的延安时期。根据冰心的讲述，北京民族学院共有七个系——政治系、少数民族语言系、汉语系、艺术系、历史系、干训班（即对各地干部的培训班）、文化补习班（为计划考入技术类、医学类大学学生筹备的补习班）。

该校的学习年限是三年，但各系略有不同。比如上干训班的人都有工作在身，一般情况下只要学习一年到一年半即可。文化补习班则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决定是否毕业，一般需要一到两年。艺术系学习年限则稍长，基本都是四年。不过该系学生不仅局限于中学毕业生，只要是在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得到国家认可的特长生，年龄下限可以低至十一岁。此外，相当于研究生院的研究科主要做少数民族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学校的学生当然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但也有想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少数汉族学生。

北京民族学院学费全免，食宿及生活费也都由国家支付。上学期间如要回家，国家也会承担一半费用。

为了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所以有必要增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而提高相互理解的最佳途径就是共同生活。所以学校在宿舍安排方面尽可能不偏不倚，六人间会安排四个民族的学生，四人间则安排三个民族的学生。

“不同民族之间有结婚的吗？”我问。

也许因为冰心女士很是亲切随和，所以我也任性地表现出孩子对母亲那样的执拗。她出生于1900年，和我去世的母亲同庚，见到她时，我的母亲离世尚不足半年。

“虽然并不多见，但也偶尔会有。”冰心告诉我。

“那他们结婚后生的孩子，民族是跟随父亲吗？”我继续追问。

“不，这个不会限定。等孩子年满十八岁的时候，由自己决定。”冰心解释道。

“啊，这样呀……”我觉得颇有意思。比如维吾尔族的男子和哈萨克族女子成亲，婚后所生的孩子成年以后是属于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还可以由自己决定。

“如果一方是汉族，孩子基本会选择少数民族归属。”冰心补充了一句。

“为什么呢？”我有点儿不解。也就相当于说，汉族人和蒙古族人的孩子在年满十八周岁后选择民族归属时，大多数会选择蒙古族而非汉族。

“我是福建人，属于福建省出生的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从二十万人中选拔出来的。如果是少数民族，就可能是从一两万人中选出一人，您明白了吧？”冰心娓娓道来。

我听懂了她的意思，这是对少数民族的特殊照顾，选举法只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总之，北京民族学院对少数民族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让人魂牵梦萦的地方，而每年帕哈太克力公社都会有若干青年才俊考到这里。说这样一番话时，买买提主任不禁喜笑颜开。在他的笑脸后面，我仿佛也看到了冰心女士的面容。

另外，冰心女士和北京民族学院结缘也是因为她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在该校担任副院长一职。

提到少数民族，我会本能地联想到她。她既是同行前辈，又是我从小就喜欢拜读的作家，因此，我对她满是敬慕之情。

我们的对话大概就是如此，而我也必须从回想返回到身处帕哈太克力公社的现实。帕哈太克力公社的人口构成和喀什一样，当地95%的人都是维吾尔族的。

新疆以维吾尔族人为主，大概占整个新疆人口的七成。长期以来，维吾尔族人口维持在三百万左右，而现在早已突破了四百万大关。

一般来说，维吾尔族属于土耳其系，而前面提到的白鸟库吉说，喀什居民除了土耳其系之外，还包括雅利安族和藏族的混血人种。所以，容貌近似欧洲人的当地人，其继承的雅利安人血统较多，而长相和汉族别无二致的人，则更多是遗传了藏族的血统。

03

我们驱车在这片地广人稀的公社绕行了一圈。道路夹在白杨中间，整齐而宽阔，也许正是预想到了未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趋势吧！

这一块水田很多，而且还有玉米、高粱、棉花、水果等农作物。我们随后在一片瓜田边停下。

“要是晚来十几天就好了。”老阿的言语中带有几分遗憾。看来离瓜熟时节大概还需要十来天。

“是的。不过也不是没有熟的。”买买提主任随即进入瓜田，并不时地弯下腰来物色，我们都跟在他的后面。

此时，我忽然想起了三十年前中学生时代的某一天，我们到大和平原演习训练，我们分队背着教官偷偷潜入瓜田的故事。大和是西瓜的主产地，我们潜入瓜田的目的自然不言而喻。而当时，我们就是猫着腰偷偷摸摸地探寻着。我还记得农村出身的学生“砰砰”地拍着西瓜告诉我们“不行，这瓜还没熟”时我们失望至极的样子。

实际上，那次是我第一次进瓜田。

这边田地里生长的其实并不是西瓜，而是甜瓜，就是外人所熟知的哈密瓜。哈密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的一个地域名称，但这种瓜盛产于新疆各地，并非只产于哈密，所以哈密以外的新疆人似乎对“哈密瓜”这个称呼有所排斥，所以当我们提到哈密瓜时，他们会刻意纠正道：“啊，您说的是甜瓜吧！”

要形容这种甜瓜的样子，用橄榄球来比喻再恰当不过了，不管是形状还是大小，两者都十分相似。不过，一般人觉得它比橄榄球大一圈儿也属情理之中。

之所以以“哈密”冠名，是因为在清朝，哈密每年都会向远在北京的朝廷进献这种甜瓜。由于贡品运送耗时久，所以当地将五六分熟的瓜摘下送到北京后刚好达到理想的八分熟。朝廷除了将这种甜瓜分给皇族之外，还会赐给少数宠臣。由于数量较少，他们分到的都难有整个的，多是切成一半的，装在五色丝线编织的竹笼中。其味之鲜美，可以从达官显贵们以《赐哈密瓜有感》为题的诗中窥测一二。

前面引用的《西陲竹枝词》，其作者祁韵士为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的进士。他在任职翰林院编修后有幸获赐哈密瓜，在他的《竹枝词》中有《哈密瓜》一诗：

分甘曾忆校书年，

丝笼珍携只半边。

今日饱餐忘内热，

莫嫌纳履向瓜田。

“分甘”即分享乐趣的意思。有幅《分甘图》的画作，描绘的是唐玄宗和宰相共用御膳的情形。在这种场合，分甘就是指皇帝的恩赐。校书为古代官职名，清代即相当于翰林院编修。虽然装在精美的笼中，却只有甜瓜半个。以前在北京，哈密瓜就如同难得一见的珍馐美味，但只要来到新疆，便可肆意大饱口福。在作者看来，哈密瓜似乎有清热利尿的功效，饱食之后还真彻底消却了内热。

有句谚语叫作“瓜田不纳履”。意思是：在瓜田里即使鞋子掉了，也不能弯腰去穿好。如果在瓜田弯腰，就会有偷瓜的嫌疑。“李下不正冠”和“瓜田不纳履”的意思相近，都是告诉人们，君子应做事严谨而不应随意引起别人的怀疑。

此时，我也不管那么多了，竟然大大方方地穿鞋系履。

由此可见，我们完全可以将这首诗理解为作者敢于冲破顾虑，歌颂哈密瓜的丰产和美味。

不久，祁韵士升任郎中（正五品）监管宝泉局。宝泉局即钱币铸造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造币局。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宝泉局的存铜量和账簿余额出现了不相符的情况，祁韵士因此被左迁新疆。此次左迁虽然是惩处，但没过多久便被释放回京。后来，他将自己在新疆的见闻和调查做了整理，收录在《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以及《西域释地》等著作中。

和祁韵士一样，林则徐也算其中一位。清朝的新疆，是官员贬谪的主要地区。当地人还担心又是一个庸官惰吏，不想却迎来了林则徐这样一个能臣。坚信自己的道路并奋力前行的硬汉仕途往往坎坷。

“这个可以。”买买提主任也会说点儿简单的汉语。他一边说一边从地里挑了一个哈密瓜，并从兜里拿出一把小刀。

那把小刀刀柄装饰精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族刀”。和铁串、马蹄铁一样，这种民族刀也是喀什当地的传统工艺品，用起来十分锋利。买买提主任的刀法娴熟，瞬间，那个橄榄球大小的哈密瓜便被他切成了四份。虽说是甜瓜，但它的味道更接近香梨。虽然此时也有个别成熟了，但离好吃还有两三天的时间。

“这个瓜也不错。”老阿弯下魁梧的身躯，也取出了一把小刀。他兜里装的这种小刀，似乎在当地人手一把，而且老阿切哈密瓜的技术也十分了得。

04

吃完瓜后我们继续前行。车子行驶了一段时间后，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买买提主任提议说：“我们到那边休息一下吧！”

车停了下来，当我打开车门一只脚刚踏在地上时，欢快的音乐声便响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公社活动室就在这里，前方道路也逐渐宽阔开来，其中一边是穿着民族服饰的年轻人排成的队列，挥舞着手欢迎我们；另一边则是音乐团演奏着的欢快乐曲。之后我们每到一处都是这种热烈的场面。另外，维吾尔族音乐队在民族乐器以外也引进了手风琴、小提琴、吉他等西洋乐器，演奏的欢迎曲是《美丽的新疆》。

这种乐曲后来也听到过几次，但这回却是首次。

维吾尔族人好客、好音乐、好歌舞古来就如是。龟兹之乐历史有名，而同属新疆的喀什也毫不逊色。

在喀什期间，我也从很多人那里听到：“乌鲁木齐虽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但也并非什么都首屈一指，比如说歌舞，我们就一直独占鳌头。”

在“比如说”这样的列举中，喀什的音乐、舞蹈自然首屈一指，而且当地人对此也有十足的信心。此次用歌舞欢迎我们的，就是帕哈太克力公社宣传队的青年男女们。整个宣传队有合唱、有独唱，还有舞蹈，表演多以歌唱毛主席、怀念毛主席、热烈庆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等时事性、政治性题材为主题。虽然是宣传队，但他们不仅要提供娱乐服务，还承担着政治宣传的工作。

表演往往紧跟时代潮流，而舞蹈和哑剧中却有不少传统题材。维吾尔族人尊老敬老，打架斗殴时多由村中的长者主持调解。舞蹈表演的时候，那些白发长须的老者就会拄着拐杖缓缓登场，然后向观众说些什么。而台下的人也十分理解，于是就围坐在一起，成了一个圆形。

在愉快的氛围中也许是高兴得忘乎所以了，老阿说：“怎么样，你们不妨也在这儿献上一段……”

对于老阿的有意撺掇，一阵茫然之后我反倒更从容了，我们夫妻二人在众人的掌声中登台亮相。

“唱点儿什么呢？”我心里暗自思索。虽然我们也曾一起合唱过，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既然回到故国，不如唱一段小调吧……

维吾尔族人血液里就渗透着强烈的节奏感，确实是歌舞方面的天才，在他们面前登台献艺，需要很大的胆量。我们是外行，只期望以嘹亮的歌声求得些许认可，于是互相示意后便尽可能地放声高歌开来。儿子则急忙拍照，故意躲开了这次合唱。

我们硬着头皮唱完之后，台下掌声雷动、喝彩不断。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唱得好，而是他们对我们诚意的肯定。

“再来一个！”台下吆喝着。

虽然有些为难，但也许是觉得已经势成骑虎，所以我还是决定再献丑一次。不过麻烦的是自己似乎已经没有会唱的歌曲了。既然难觅一曲，不如信手拈来吟诵几句。对于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来说，似乎更适合发挥一下咏歌调。我曾经喜欢唱《卡斯巴哈的女人》，但这里毕竟不是银座的酒吧，在西部边城唱这首歌实在是有点儿不合时宜。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用同一种咏歌调唱一曲《知床旅行》。

“这是遥望被苏联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之一的国后岛而创作的。”演唱之前，我先解说了一番，然后由小方翻译成维吾尔语。

台下又是一阵掌声。为了不辜负大家的热情，我决定将《知床旅行》唱完。歌唱完毕，紧接着就是舞蹈表演。大家纵情起舞，舞姿十分绰约。舞者会缓缓移步到观众面前，然后右手贴在左胸前摆出鞠躬相邀的样子。这时，接受邀请的人必然会走向前并一起跳起来。当别人伸出一只手邀请你时，你就应该用手相扣，对于这样的原则，有的女性欣然遵循，也有的女性羞怯无视。

大家不甘落后，五、六、七……跳舞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而且以女孩子居多。我作为主宾，自然是盛情难却。我细心地观察他们的动作，思考着如何才能将身体节奏把握到位，却发现他们手脚的摆动方式并没有什么规律。大家都在用各自喜欢的方式，随着音乐的韵律起舞。既有人大步流星，也有人小步轻盈，各色各样，无法一一道来。

当知道什么样的跳法都无伤大雅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不一会儿，一个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年轻姑娘翩翩起舞着向我走来，并在我的面前屈身行礼，她的笑容中稍稍带有一丝戏谑之意。

“بوخ！”

此时，盘腿坐在绒毯上的我用唯一记得的维吾尔语回应她，并立即站了起来。“بوخ”相当于汉语“好”的意思。

我已经想好了该怎么跳。很早的时候，我曾在神户的三宫和东京的新宿等地跳过佝佝舞。当时有人说“你跳的不像佝佝舞，反而像是阿波舞”，从此我便完全和舞蹈告别了。

此时我不由眼前一亮，不如重操旧业，跳个阿波舞。就像刚才想到用咏歌调临时应付一样，这时候的阿波舞似乎适得其所。我虽然没有掌握阿波舞的真正技法，但也经常在电视里看到，而且从日本出发前，有一档节目也曾演过。总之，耳濡目染下总能心领神会一些。

我移步向前，和维吾尔族青年男女一道跳起舞来。手的动作虽然是阿波舞，但脚步移动却偏快一点儿，此时再来回转动，却也可以滥竽充数，以至于和维吾尔音乐相得益彰。在千里之外的喀什跳阿波舞，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事。

跳舞的时候，谁都可以在兴起时随时上场，在尽兴后随时下场。下场时，也可以将面前的观众拉上台来让他（她）接着舞动。温厚的买买提主任也接受了和他女儿年龄相仿的美女的邀请，在略带羞涩中翩翩起舞。也许是从小就跳，他的舞姿透露着优美和娴熟。

害怕点到自己，老阿见状不由分说地慌忙起身逃走。

此时，我有些气力不济，便停下了舞步。

旁边的刘主任问我：“又唱又跳的，是不是饿了？”

我看了看时间，指针指向两点，在当地刚好是正午时分。

“呀，原来都这个时间了。”从民族中医院到帕哈太克力公社，时间竟过得这么快，我不禁感叹。

“我们现在去农家坐坐吧！”刘主任说道。

在乐曲和掌声中，我们恋恋不舍地上了车子。

05

我们到访的这家主人名叫土鲁森·买买提。

这里地广人稀，普通居民住的一般是平房。加之降雨较少，建筑材料主要是将泥土加固后日晒而成的土炼瓦。据说喀什地区年降雨量约三十毫米，基本等同于无雨地区。

路边白杨高耸成排，树后是绵延漫长的白色墙壁。我本以为那是学校的围墙，后来才知道其实围墙里面都是农家院，只因为户数较多，所以才集体共用。进到不同人家才发现每一家实际上都是隔开的。

进门之后的空间虽然狭小，但不远处便是庭院，主体建筑入口最近的地方就是客厅。维吾尔族人热情好客，如果客人稀少，他们会惆怅叹息。

“其实好客也得适可而止。”老阿随口感慨了一句。作为一个维吾尔族人，也许他有深刻的感触吧。像他那样在乌鲁木齐工作的人，偶尔回趟老家，各家都争相请客，他又不能厚此薄彼，到头来每家都得光顾一次。但是毕竟胃的容量有限，他也确实感到十分为难。

“真有必要练就一种技术，那就是吃一点儿，但也要看起来吃了很多的样子。如果不这样，身体肯定吃不消。要是都能这样就好了……”对于维吾尔族人的待客方式，老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被领到了土鲁森家的客厅，客厅里有一个高于地面五十厘米、八张榻榻米大小的座位，大小约占整个房间的三分之二。这样的房间布局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农家十分相似，只不过台湾的坐处之所以高于地面纯粹是为了防潮、防湿，而这里完全不需要这种考虑。当然，这种情形在中国北方也很常见。

我正要脱鞋，就被告知“不用不用，直接上去就好”。买买提主任、刘主任、阿依哈姆、老阿以及小方，大家都直接穿鞋上去。

上来之后，我们都围成一圈儿盘腿而坐。因为我们面前都摆上了丰盛的菜肴，所以尽管大家盘着腿，但都尽可能地将双脚弯向内侧。

首先端上来的是馕。馕是丝绸之路特别是西亚地区的一种面包，和我们传统印象中的面包有着天壤之别，不妨称它为干面包吧！馕直径大概二十厘米，呈圆形，不过厚度一般只有一二厘米。另外，这种盆状的干面包吃起来需要撕成碎块。

这时，我又开始联想起三十年前学习波斯语的情形。

“馕”的拼音是“náng”，但听起来却像“nóng”。我想，这应该是个根据其发音而创造出来的新字。就连《康熙字典》和诸桥的《大汉和辞典》都未曾收录。

妻子在一边向阿依哈姆不断地询问着馕的制作方法，因为没有翻译在场，语言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障碍，所以看起来着实令人着急。其实味觉的关键原本就是难以言说的。

工厂食堂的人数众多，每天都会做馕，但普通家庭也就几天或者十来天做一次。由于这里气候干燥，干东西容易长久地保存。除常用调料外，馕里面一般都会放进香料，只是根据家庭口味不同而在添加时略有差异，因此，馕的味道自然就千差万别了。其实，要感受当地的家庭风味或者母亲的手艺，每天吃到的馕便是最好的选择。做馕时使用的香料种类较多，但以茴香最为常见。

我记得盐的波斯语就是“namak”，而“面包和盐”的合成语则读“náng–o–namak”，即“款待”的意思。

“馕是越嚼越有味儿。”老阿跟我解释说。

这种当地人每天都吃的食物，味道都隐含在咀嚼中，所以才能百吃不厌。后来我问了一下才知道，这家的主人土鲁森只有五十七岁，但看起来略显老态。也许是因为常年风吹日晒，长长的脸上皱纹较多，还有他那老年人才会留的胡子。

接着，肉串便端上来了。刚烤好的肉串还冒着腾腾的热气。和宾馆的相比，这里的肉块更大一些，味道也有微妙的差别。

“这可是土鲁森家的绝活儿，味道不错吧？”老阿问道。

“有什么诀窍？”我的妻子询问着。她刚才向阿依哈姆请教馕的做法，现在又对烤串饶有兴趣。不过我觉得无论再听多少遍她也没法原味炮制。

“烧烤方式有讲究。”老阿回答说。

“怎么烤呢？”妻子追问。

“这样吧，一会儿去烧烤现场看看，就在院子里，我们都过去吧！”阿依哈姆在一旁补充道。

“那就麻烦了。”妻子表达了谢意。

紧接着，妻子从我前面走过，而阿依哈姆则从我后面走过，两人一起走向院子。回来时也一样。这个饭席上除了我们一行人之外，似乎也有帕哈太克力公社的人和土鲁森的朋友。不仅如此，还有陆续迟来的入席者和给土鲁森帮完忙后时不时离开的人。大家都轻轻地从围坐的人前进进出出。妻子看着，也遵从并模仿他们的方式。

我问阿依哈姆：“为什么你要从后面过呢？”

她笑了笑。老阿替她给出了答案：“女人不可以从男人面前穿过，这是风俗习惯。”

尽可能地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是基本原则，但也不是全部接受，而应有所取舍。“应该主张男女平等的……”我的言语中有些不满。

对此，老阿解释说：“其实现在早已改了。早些时候，女人是不能出席这样的场合的。您别着急，其实也没别的意思。”

也许是民族风俗的改变不可操之过急吧！意识改变了，风俗习惯也会自然改变。如果没有意识的根本改变而只谋求风俗习惯的表面调整，断然是行不通的。老阿所说的“不要着急”的意思，到后来我也渐渐理解了。

06

抓饭和汤也都端上来了。因为没把自己当外人，所以我吃得特别饱。这里的抓饭和宾馆的味道也有点儿不同。

大概是水稻种植的历史尚浅吧，之前米饭向来被视为奢侈食品。抓饭也是在斋月时，非常重要的客人才能吃到。现在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水稻种植技术大幅提升，抓饭这种曾经令人垂涎的食物已经司空见惯了。

吃完饭，我们来到前院。起初没有注意，后来才发现院子的一角正摆着一副烧烤炉。烧烤的人站在那里熟练地操作着，看起来非常简单。高约八十厘米的支架上是一个长方体的无盖铁皮箱，箱长一百五十厘米、宽十五厘米左右，烤串放在上面正好。箱兜深十五厘米左右，里面一半是灰，灰上的木炭燃烧着，冒着火焰，肉串都摆放在箱兜上面。

我们已经吃过了，但土鲁森的家人和帮忙的人还都没吃，箱兜上面，肉串满满地摆成一排。已经观看了好一阵子的妻子告诉我，烤串时要先撒上调料然后再烤，而且还要放很多亚麻仁油。

“这个应该是他们自己做的，这次正好拿出来试用。”看起来设计简单，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觉得即使是我们家狭小的庭院也能做户外烧烤。在少雨的喀什，烧烤炉放在院子一角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在日本可不行。在日本，为了便于在不使用时能够拆开存放，就必须设计成组合式。

烧烤炉旁边是近似长凳的东西，长凳上铺着一层绒毯。我走过去，依旧穿鞋而坐，开始听土鲁森讲述。

“以前，我家的生活都不如牲口……”土鲁森正坐着，并没有盘腿。他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曾是农奴。维吾尔族人在谈论严肃的话题时会正襟危坐，只不过不用脱鞋罢了。

“像农奴一样的生活吗？”我不禁感慨。

“不是像农奴，本身就是农奴。”对此，刘主任补充道。

土鲁森的父亲是后来才来到帕哈太克力公社的，所以分到的土地很少。主要种棉花，虽然辛苦耕种，但也很难穿上一件棉衣。

土鲁森从小就是个顽强的孩子，对于地主的无端责打，他有时会奋力反抗。于是，他经常会被当作受惩治的典型。时至今日，土鲁森的左手内侧仍旧可以看到过去的伤痕，也不记得当时是为了什么而反抗，被地主抓住后，他的手筋都被割断了。

他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在怀孕的时候还被迫劳作，直到临盆当月也是如此，以致后来不幸流产，在三十七岁时就去世了。二姐在二十一岁时被车撞到，刚好碰到烤馕的锅，不幸离开了人世。而在世时，她也受尽了地主的残酷虐待。在经历了诸件人间惨剧后，刚过五旬的母亲撒手人寰。土鲁森这里的地主真是罪孽深重。对于他们的残酷压榨，不少人都选择了逃亡。可悲的是，逃走也没能改变农奴们的悲惨命运。

在经历了人世的心酸之后，三十岁的土鲁森迎来了全国解放。把被虐待的人从那种非人的境遇中解救出来，使人人当家做主，汉语称之为“翻身”。也就是说将身体翻过来，彻底告别以前的生活。小方给我们译为“翻身”，不知维吾尔语中有没有对应的表达呢？

翻身后，土鲁森终于自出生后第一次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想到这里，他不禁怀念起没有等到这一天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土鲁森热泪盈眶，声音中也多了几分嘶哑。此时，我也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庄重地坐着了，因为这是一段无法随意言说的沉痛经历。

土鲁森的双膝上搭着他那宽大的双手。粗大的指关节正是他饱受虐待，并咬紧牙关努力奋斗的前半生的写照，这种沧桑的过往和他后半生为了整个家庭而快乐劳作的生活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幅非凡人生的画卷。他的手指时不时地颤抖几下，面对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地主以及后来遭受割断手筋的折磨，土鲁森表现出了英勇果敢的反抗精神，真不愧是一个激昂岁月里的热血男儿。也正因为如此，母亲和两个妹妹的离开让他感到了无尽的遗憾。

解放给土鲁森带来了新生，让他无比高兴。而兴奋中洋溢的激情也让他作为人民公社的干部为人民不停地奉献。

如今，他已经有了六个孩子和五个孙子，安享着平和的晚年生活。

“以前这都是地主才能过上的生活……”土鲁森习惯性地夸赞着如今的生活。因为以前无论是吃大米饭还是招待客人，也只有地主能够有这样的排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