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推理小说家陆秋槎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是结合了少女小说元素的本格推理，那么眼下读者所见的《樱草忌》便是结合了本格推理的少女小说。既在可读性上较其他本格推理有所提高，又因其中的推理情节，比起一般的少女小说要显得曲折动人。另一方面，本书这种结合了少女小说与推理小说的写法，也算是受到了日本作家如辻村深月、柚木麻子等人的影响，将这一比较时新的小说门类引入我国。而这几位女性作家中，尤以凭借小说《镜中孤城》新近摘得日本今年“本屋大赏”的辻村深月最为著名。而新星出版社早先亦曾引进过辻村的小说，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好评。少女推理作品在中日两国的受欢迎，正说明了这一题材与当代读者的契合。相信对《樱草忌》来说亦是如此。

一

“少女小说”，顾名思义，便是以少女为描写对象和主要角色的小说。自古以来，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都是各类诗文戏剧的主要描写对象。其中原因，固然有前现代乃至现代社会物化女性的恶习。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不能不承认：既然少女是美的，而文艺作品又以表现某种“美”为目的，那么，其中多见少女题材本不足为怪。且古来创作者如过江之鲫，能将声名传至今日而不衰者，绝大多数都具有一种普适性的关怀。古典作品中如“有女怀春”的《毛诗》、香草美人的《楚辞》、甘愿作美人之衣领的陶渊明《闲情赋》，以及六朝的宫体诗歌，都是以少女为题材的佳例，正开启了后代少女小说的先河。

有趣的是，世界上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正是彻头彻尾的少女小说。那便是日本平安时期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之所以说“彻头彻尾”，不仅因为《源氏物语》中绝大多数的重要角色都是与男主角光源氏有交集的少女，更是因为作者紫式部本身身为女性，能够仔细入微地捕捉到少女的袅袅情丝，使千年后的我们读来，依旧动人心弦。而对我国来说，古典时期长篇小说的发展虽不可与诗文这样的非虚构文学相提并论，然而其中却不乏《红楼梦》这样的不朽名作。从小说的人物设置上来说，《红楼梦》亦是如《源氏物语》这般以一众少女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观贾宝玉那段著名的“女儿水作论”即可知。当然，无论《红楼梦》抑或《源氏物语》，小说之主体，并非少女，而是光源氏和贾宝玉的成长抑或“堕落”。以今日标准视之，此种“后宫”式的构图显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少女小说。且这两部伟大作品，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将作者所作诗文串联在一起的“物语”。《源氏物语》中的葵和紫、《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的身上，是不能不带有传统诗文中“香草美人”的物化和比兴，而沦为一种作者自我表达之道具的。

而直到近代西欧，才出现了纯然以少女为小说中心的虚构类文学，这便是英国十八世纪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代表作家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的两部作品——《帕梅拉》（Pamela:Or, Vitue Rewarded, 1740）和《克莱丽莎》（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1748）。这两部以男性屈服于女主人公为结局的小说，在后代批评家看来，其中伦理虽不无可讥，却可以说是现代所有少女小说的不祧之祖。少女，而绝非“拥有”少女之爱的男主人公，首次成了小说的核心。而其中《帕梅拉》的书信体写法和所塑造的“女仆”形象对后代的影响尤为深远。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发源地的英国，似乎在少女小说这一点上，亦走在了整个世界的前面。理查逊的小说，不仅催生了如《简爱》《名利场》《荒凉山庄》等以女性成长为主题的本国作品，更对法国狄德罗的《修女》、萨德的《美德的厄运》等作品的产生负有一定责任。值得玩味的是，比起英国和稍后的法国的“少女成长”题材的盛行，同时期德国的成长小说（Blidungsroman）如《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等，却大多仍以男性为中心角色，走的是《源氏物语》《红楼梦》式的古典路线。

诚然，将本格意义上的少女小说之成立与近代思想萌芽所带来女性地位之上升的过程等同，有些失之偏颇，不过对于位处东亚的中日两国文学来讲，这却是一种事实。无论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还是林芙美子的《放浪记》和吉屋信子的《阁楼上的两位少女》，都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和对一定程度上社会现状的关注。她们笔下的少女主人公的成长，和身为女作家和知识女性的她们自身的身份确立，是绝不可分的。而女性智识水准的提高，亦与中国晚清民国和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教养主义自上而下的推行有着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这几部作品中残存的传统士大夫文学自传性，则同样可以追溯至《源氏物语》等古典小说。身处积习甚深的半传统社会中，以文艺上的舶来品去宣扬外国的独立与自由，而同时，这种关怀却又是带有某种传统的性质，这种智识化的启蒙色彩，便是中日两国现代少女小说的一种宿命。

二

与少女小说一样，推理小说当然也是一种来自西洋的舶来品。熟悉推理小说史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推理小说一方面是西方近代文明对法制和理性追求的产物；另一方面，正如笔者在为新星出版社去年出版的拙译相泽沙呼《废墟中的少女侦探》撰写的解说中所提及的，是西方对其古典时期所曾经追求，而为中世纪教会所抛弃的逻辑精神的追想。同样，也正如拙文所言，推理小说与被教会所污蔑为“魔女”的知识女性形象亦是密不可分的。不须更说推理小说鼻祖爱伦·坡所谓“美少女之死”是诗歌永远主题的观点，在古典本格黄金时期三大家的笔下亦屡屡见到对旧时女性之遭遇的不平之鸣，如奎因的《凶手是狐》、卡尔的《皇帝的鼻烟壶》和阿加莎的大部分作品均是如此。

然而，将少女小说“推理化”，却仍然是东邻日本的发明。虽说如今的种种批评，大多将佐佐木丸美作为最早的少女推理小说作家，不过佐佐木的《雪之断章》等作品在其生前并不广为人知。集少女推理之大成的，正是一九七八年凭借《无可救药的青春》一书出道的栗本薰。其笔下“伊集院大介系列”的作品《温柔的密室》即是以名门女校为背景，充斥着种种自传色彩的推理小说。事实上，初版于一九八一年的《温柔的密室》在写法上亦可以说是将本文前述的吉屋信子等人的小说“推理化”的结果。这部作品中，自传式的女子高中生的种种烦恼占据了事件发生前的所有篇幅，虽与真正涉及“推理”的部分的衔接略显生硬，不过这种写法，究竟是前人所未发的。

而栗本薰以外，“日常之谜”的开创者北村薰自《空中飞马》以后的“我与园紫大师系列”，即是完全以小说中的“我”从女大学生到女编辑的生涯为主线，理所当然是典型的女性成长题材。而系列中的《秋花》一作，所涉事件又发生在女子高中，可以说是承《温柔的密室》之余绪并将之发扬光大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村薰而后的“日常之谜”作品，凡以少女成长为题材者，如加纳朋子的《玻璃麒麟》、相泽沙呼的《卯月之雪与迟来的信》等等，都是新时代的少女小说。另外，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少女小说作家，如柚木麻子、岛本理生等人，也多有带着推理色彩的作品。抑更有可论者，早年在集英社著名的少女小说丛书“コバルト文庫”出版过四本少女小说的友桐夏，时隔十年后的其第五本作品、同样少女小说色彩浓厚的《击落星辰》，竟然直接跳转到了东京创元社的著名推理小说丛书“推理前线”出版。这两种类型小说的“合流”，委实值得深思。

若是谈论今日日本的少女=推理作家，辻村深月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从出道作《时间停止的校园》，到后来的《没有钥匙的梦》和《太阳坐落之处》，再到近年大热的《告别世界的最佳方式》以及刚刚摘得本屋大赏、行将引进吾国的《镜中孤城》，辻村似乎总是将目光投向女性从学校到职场和家庭的种种转变。其笔下的少女，亦多抱持有为旁人视作别扭，而实为一种真挚的complex。我们大抵知道，以绫辻行人为首的第一代新本格作家的作品多带有青春小说色彩，而受到绫辻行人影响开始创作的辻村深月，在随后的作家生涯中所走的路线，比起绫辻来说，却更像是传承了栗本薰以来的一种少女小说之精神。其他当代日本的推理小说虽多有“少女”元素——如以少女成长中的complex为主题、在小说中增加女性角色等等，然而仍可以说是日本文学骨髓里所受到的《源氏物语》的影响，以少女为一种多少有物化之嫌的客体。而在辻村深月笔下，女性的成长，而非死亡，才是小说的全部。这不能不说是近乎栗本薰、加纳朋子、柚木麻子，而远于绫辻行人的。而辻村深月成熟之后的作品，也和当年的《温柔的密室》乃至《雪之断章》一样，最大限度地削减了本格推理意义上“事件”所占小说之比重，以求还原出真正的、鲜活的“少女”。

三

通观《樱草忌》全书，其中心事件正是少女林远江的死亡。林远江的周围，是不能全然理解她的友人，是全然不能理解她的大人们，是能够全然理解她却一意逼害她的亲人。而在她死后，她的个人意志才通过那本扭曲的手记，得到了某种扭曲的、发泄式的伸张……少女的成长和夭殒，自然是少女小说的永恒主题。《樱草忌》所继承的传统，自然包括了自《源氏物语》以来的少女文学，尤其是佐佐木丸美、栗本薰和辻村深月以来的少女推理小说。

然则，从《温柔的密室》和《告别世界的最佳方式》，再到《樱草忌》，这一系列的作品中除了“少女”这一关键词之外，恐怕就是“知识”，抑或“教养”了吧。在《樱草忌》中，爱好文艺、参加过作文大赛的林远江自然是一位“本格的文学少女”。而文艺给少女们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呢？小说中的一个核心情节，便是林远江是否偷窃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直接关涉到了林远江死后所留日记的真实性。事实上，用经典文艺作品作为关键道具的手法，同样可以在辻村《告别世界的最佳方式》中找到，斯书中的女主角安妮，正是读了日本现代文学史上诠述古来女性主义文学的不朽名作——涩泽龙彦的《少女收藏序说》之后，才开始“渴求被杀”的。再反观前文所述的近代以来诸种“少女文学”，《名利场》的开场便是女主角贝姬将约翰生博士的词典弃如敝帚，而吉屋信子、栗本薰等人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嗜读凄惨文艺的少女，最终走上了和作品中相似的凄惨结局的情节。如果说《名利场》所说，是让少女“扔掉书本走上街头”的话，那么近代的东亚作品中的少女们，则只能借书本那蜡质的翅膀，以逃离闺中。

当然，劝百讽一，辻村深月们的这种写法，无疑和笼罩在东亚女性头上那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乌云有关。翻开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述考》和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中引录的传统文人为其能文之妻女所作之传记，便会发现，将女性的早夭，与她们自幼“嗜读《楚辞》”“善属文”联系在一起，正是传统文人的一贯措辞。哪怕是以开明著称的明末文人叶绍袁，在《返生香》中述及自己女儿叶小鸾之死，亦会暗示：正是她的“才情”造成了她的死亡。文艺和知识会给女性带来不幸，在这种理学化的语境下，文学少女所读虽是传统名作，但其所为却是对传统的一种反逆。东亚传统的男权社会，是绝不容许作为男性之附属品、理应被禁锢的女性获取任何程度上的想象的。哪怕这想象，是凭借自古以来为男性士人所传颂之物而生。《告别世界的最佳方式》和《樱草忌》中的书本，所象征的正是这样一种禁忌。陈寅恪先生早年曾标举“三纲六纪”作为中国文化之最高理念，而到了晚年的《论再生缘》，却极力表彰陈端生“摧破”三纲对女性之束缚，其根本原因，正是那在汉代为最高理念的“三纲六纪”，到了后来，反而沦为了一种类似于缠足的可怕束缚。

进一步说，《樱草忌》中以知识和书本反抗着母亲的专制的林远江，最后以一本谎言铸成的手记，走上了与母亲一样逼害他人的道路。如果说栗本薰和辻村深月笔下的少女以知识为武器，在叛逆中成长，而近年来为世人所关注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少女终究被男权化的知识所戕害的话，那么知识和文艺，在《樱草忌》中扮演的则是一种较为中性的形象。林远江的被迫害，本不是因为她是否有着传统男权语境下的“才情”；而她死后的谎言，亦不甚关乎她是否盗取了象征着知识之火种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作为身处封闭空间而想象外部世界的知识，始终如《理想国》中的洞穴比喻那样，是一种人造的、虚构的权宜之物。《告别世界的最佳方式》最后，长大了的安妮终于知道，涩泽龙彦并不曾鼓励少女以死反抗平庸，而林远江的饱读诗书，最终也没能让她脱离母亲的影响。知识和想象只是知识和想象，既不能作为残害妇女的武器，也不适合逃避现实。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书本终究是无用的吧。《樱草忌》最后对于林远江“动机”的揣测，正回应了这种无力感。

四

读罢《樱草忌》，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排列在“少女=推理小说”的谱系之内，亦可以看到这本作品在那谱系中的独特价值，将之看作一篇献给所有和林远江，乃至小说中的所有人物有着相似经历、受到相同迫害的少女的祭文。诚然，如前文所述，这祭文本身、一如其中所欲表达者那样，是中性的、无力的，乃至虚无的。而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少女们的行事，亦是混沌的、盲目的，乃至绝望的，绝不同于传统推理小说中那般理性。然而，作为此种历代凄惨少女灵前的供物之一的《樱草忌》，在“原文本”（meta-text）意义上，却不失为对我们身处之时代的现实的一种见证，至少提醒着，或试图提醒我们：林远江的悲剧不在于因书本而成立的叛逆不逊，而在于那些借此名义，遮蔽着他们事实上的迫害之人。

而作为作者的友人，有幸在初稿阶段即拜读了《樱草忌》的我，亦曾为小说中林远江的结局而深深哀恸，用梵语写过输洛伽体（śloka）诗二颂，相当于汉语旧诗中的绝句一首，试图檃栝这部作品。现在《樱草忌》即将付梓，便将这两颂用拉丁字母转写后加以汉语译文，附在下方，以竟此解说——

nānukāmayitavyaḥ puṣpagrīṣmo puruṣena |

tat sarvaparipullo’pi vipatyaḥ kavinā kathā ||

lokaśūnyatānirvaṇakṛtaḥ prajñāviśesikaḥ |

kṣāṃto naivaṃ dūraṇadī tu tasyāś caritaś ceva ||

[法语：晚春之花不需被一般人所悲悯，

即使是全盛之时，其零落也有诗人来传颂。

造作空虚寂灭的世界是殊胜智慧，

而忍受那样的世界却不是。远江和她的平生便如同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