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警卫打开牢门，扫视一圈，指着保罗和比尔，朝他们点了点头。

希望在比尔心中陡然升腾，他们终于要被释放了。

他们起身跟随警卫上楼。看到从窗户射入的阳光的感觉好极了。他们来到室外，穿过院子，朝大门口旁的一座小平房走去。新鲜的空气让他们如同置身天堂。

昨晚糟透了。比尔躺在薄薄的床垫上，断断续续地打着盹儿，其他囚犯的任何微小动静都会让他惊醒，在电灯彻夜未熄的昏暗光线中焦急地张望。一个警卫端着他们的早餐——茶和大块的面包——进来时，他才意识到天亮了。他不觉得饿。他一直在摸着念珠祈祷。

现在，他的祈祷似乎得到了回应。

在那座平房中，有一个摆放着简单桌椅的探访室，两个人正在里面等待。比尔认出了其中一个是阿里・乔丹，在大使馆为洛・戈尔兹工作的伊朗人。他同比尔和保罗握了握手，介绍了他的同事鲍勃・索伦森。

“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些东西。”乔丹说，“一个电动刮胡刀——你们得共用——还有几件粗蓝布衣服。”

比尔看着保罗。保罗瞪着两名大使馆工作人员，气得都快炸了。“你们不打算把我们从这儿弄出去吗？”保罗问。

“恐怕我们不能这么做。”

“浑蛋，是你们把我们弄进来的！”

比尔缓缓坐下，心情沮丧得无法发怒。

“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万分抱歉。”乔丹说，“我们也完全没有料到。我们被告知达德加对你们怀有好感……大使馆正在提出严正抗议。”

“你们有没有采取行动，把我们弄出来？”

“你们必须通过伊朗法律系统的审判。你们的律师——”

“上帝啊！”保罗厌恶地说。

乔丹说：“我们已经叫他们把你们挪到更好的牢房里。”

“哼，谢谢！”

索伦森问：“你们还需要什么？”

“我不需要什么。”保罗说，“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待很久。”

比尔说：“我需要一些眼药水。”

“我给你弄来。”索伦森保证道。

乔丹说：“那就到这里吧……”他转头看着警卫。

比尔站起身。

乔丹用波斯语对警卫说了两句，后者示意保罗和比尔去门边。

他们跟随警卫穿过院子。乔丹和洛伦森是大使馆的低级职员，比尔暗忖。为什么戈尔兹没来？大使馆似乎认为将他们弄出来是EDS公司自己的事——派乔丹和索伦森来就是想告诉伊朗人，大使馆关注这个案子，但同时也想让保罗和比尔知道，美国政府不可能提供多少帮助。我们是大使馆不愿理会的麻烦，比尔气愤地想。

主楼里，警卫打开了一扇他们从未走过的门，他们从接待区进入走廊。他们右侧是三间办公室，左侧则是正对院子的窗户。他们来到一扇由厚钢铸成的门前。警卫打开门锁，领他们进去。

比尔首先看到的是一台电视机。

他环顾四周，开始感觉好点儿了。这个牢房比地下室文明多了，更清洁，也更明亮，尽管墙壁和地毯都是灰色的。各牢房的门都没锁，囚犯们能自由走动。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

他们沿着走廊继续走，经过右侧的两间牢房和左侧像是浴室的房间——昨晚在楼下待了一宿后，比尔渴望好好洗洗。经过右侧最后一道门时，比尔瞥见了书架。警卫左转，带他们穿过长而窄的走廊，进入最后一间牢房。

他们在那里见到了一个熟人——雷扎・勒伽巴，卫生部负责社保组织的副部长。保罗和比尔都认识他，同他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直到他在九月被捕入狱。他们热情地握手。遇到熟人，而且是能说英语的熟人，比尔感觉轻松多了。

勒伽巴惊讶地问：“你们怎么在这儿？”

保罗耸肩道：“我还指望你能告诉我呢。”

“你们被指控犯了什么罪？”

“我们未受指控。”保罗说，“昨天我们接受了达德加先生的讯问，这个法官正在调查你们的前卫生部长舍科博士。他逮捕了我们，没有指控我们。据我们理解，我们应该是‘重要证人’。”

比尔扫视房间，牢房两侧都放着两张三层的上下床，窗户旁还有两张，总共有十八个床位。同楼下牢房里一样，这些床位都垫着薄薄的泡沫橡胶床垫，最下面的床铺不过是垫在地板上的床垫加上一张灰色羊毛毯。不过，这儿的一些囚犯似乎还有床单。从门对面的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院子。比尔看见了花草和树木，以及可能属于警卫的汽车。他还可以看到刚才同乔丹和索伦森见面用的那座平房。

勒伽巴将保罗和比尔介绍给其他狱友，这些人看上去都很友好，比地下室的囚犯善良得多。房里还有几张空床位——这里没有楼下的牢房那么拥挤——保罗和比尔被分配了门口两侧的两个床位。比尔睡中铺，保罗又要睡在地板上。

勒伽巴带他们转了转。牢房旁边就是厨房，有桌椅，囚犯可以在这里泡茶、冲咖啡，或者只是坐着聊天。出于某种原因，这里被称为查塔努加室。走廊尽头的墙上开着一个窗口。这是小卖部，勒伽巴解释说，你可以不时从这里购买肥皂、毛巾和香烟。

沿着长长的走廊往回走，他们经过自己的五号牢房和另外两间牢房，然后进入大厅。比尔先前瞥见有书架的房间原来是警卫办公室兼图书室，既有英文书，也有波斯语的书。图书室旁边是另外两个牢房。牢房对面是浴室，有水槽、淋浴室和卫生间。卫生间是伊朗式的——就像中间开着排泄孔的冲水槽。比尔发现不能享受期待中的淋浴，因为通常这里不提供热水。

勒伽巴说，铁门之外是前来给囚犯看病的医生和牙医的办公室。图书室总是开着，电视整晚都放着，但节目都是波斯语的。每周两次，这里的囚犯都会被带到院子里，绕圈散步半小时，作为锻炼。刮胡子是必须的——警卫允许囚犯留小胡子，但不能留络腮胡。

路上他们又遇到了两个熟人。一个是托里阿提博士，卫生部的数据处理顾问，达德加曾问过他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侯赛因・帕沙，勒伽巴在社保组织的财务。

保罗和比尔用索伦森和乔丹带给他们的电动刮胡刀刮了胡子，然后到了中午的吃饭时间。走廊的墙壁上有一个被帘子遮住的凹槽。囚犯从那里取出油毡垫子和廉价的餐具，将垫子在牢房地板上摊开。午餐是煮米饭，一点羊肉、面包和奶酪，还有茶和百事可乐喝。他们在地上盘腿就餐。对向来注重饮食品质的保罗和比尔来说，这是一顿凄惨的午餐。但比尔觉得自己胃口不错——也许是更干净的环境所致吧。

午餐后，又有人来见他们——他们的伊朗律师。律师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捕，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们。这是一场毫无条理、令人沮丧的对话。反正保罗和比尔都对这些律师没信心，因为正是他们告诉罗伊德・布里格斯，保释金不会超过两万美元。保罗和比尔返回牢房时，依然困惑而抑郁。

他们在查塔努加室度过了剩余的下午时光，同勒伽巴、托里阿提和帕沙聊天。保罗详细描述了达德加讯问他的过程。三名伊朗人对自己的名字在讯问中被提及都备感兴趣。保罗告诉托里阿提博士，达德加提到博士时，暗示他在EDS公司领工资有利害冲突。托里阿提说自己也被达德加问过相同的问题，然后就被投进了监狱。保罗回想起达德加还问过帕沙写的一份备忘录。这只是为保存数据而做的例行操作，谁也不明白这有什么特别之处。

勒伽巴对他们被捕的原因有一个假设：“国王拿我们当替罪羊，向民众显示他在切实打击腐败。但他选中了一个没有腐败的项目。他没什么好打击的，但如果释放了我们，就会显得他手软。倘若他去查查建筑行业，就会发现多得难以置信的腐败……”

这些都是粗线条的假想。保罗和比尔想要知道细节：谁下令打击腐败？为什么选卫生部入手？打击者认定卫生部出现了什么样的腐败？是谁告发了如今锒铛入狱的这些人？勒伽巴并不是想回避问题，他只是不知道答案。他的闪烁其词是典型的伊朗风格——问一个伊朗人早餐吃了什么，十秒钟后他就会阐释自己的生活哲学。

六点钟，他们返回牢房吃晚饭。晚饭很粗陋，不过是中午的剩饭捣碎后抹在面包上，只是茶更多了。

晚饭后，他们看了电视，勒伽巴翻译了新闻。国王让反对派领袖沙赫普尔・巴赫提亚尔组建文官政府，代替十一月起开始统治伊朗的将军们。勒伽巴解释说，沙赫普尔是巴赫提亚尔部落的领袖，他一直反对同国王政权合作。不过，巴赫提亚尔政府能否终结混乱取决于阿亚图拉・霍梅尼。

国王还否认了自己将离开伊朗的传言。

比尔觉得这些消息鼓舞人心。巴赫提亚尔就任首相将有助于国王继续执政和维持稳定，但反叛者终究能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发言了。

十点，电视节目结束。囚犯返回各自的牢房。狱友们将毛巾和布条挂在床铺上阻挡光线——这里同楼下一样，电灯会亮一晚上。勒伽巴说，保罗和比尔可以让来访者给他们带床单和毛巾。

比尔用薄薄的灰毛毯盖住身子，平静下来，努力入睡。我们得在这儿待一段时间了，他无奈地想，我们必须努力活下去。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2

他们的命运掌握在罗斯・佩罗手里。但在接下来的两天，他所有的期待都落了空。

一开始消息还不错。12月29日，星期五，基辛格回话了，说阿尔德希尔・扎赫迪将想办法释放保罗和比尔。但美国大使馆的官员首先得举行两次会议，一次是同伊朗司法部的人，一次是同国王内廷的代表。

在德黑兰，美国大使的副手、公使衔参赞查尔斯・纳斯正在亲自安排这些会议。

在华盛顿，国务院的亨利・普雷希特也在同阿尔德希尔・扎赫迪谈话。艾米丽・盖洛德的姐夫蒂姆・里尔顿同肯尼迪参议员通过气。摩尔将军在联系伊朗军政府里的熟人。唯一令人泄气的消息来自理查德・赫尔姆斯，美国前驻德黑兰大使——他坦白地说，他的老朋友都不再有影响力了。

EDS公司找了三个律师做顾问，其中一个是美国人，擅长代表美国公司同德黑兰打交道。另外两个是伊朗人，一个与亲国王势力有来往，另一个同反对派关系密切。三个律师都认为，保罗和比尔被捕这件事严重违法，保释金也是天文数字。那名美国律师约翰・韦斯特伯格说，他听过的伊朗最高的保释金是十万美元。这就意味着，法官将保罗和比尔投入监狱的理由站不住脚。

在达拉斯，EDS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汤姆・沃尔特——一个慢条斯理的亚拉巴马人——正在研究，如果有必要的话，如何支付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保释金的问题。律师建议可以采取三种形式支付：现金；或者伊朗银行开立的信用证；或者将留置伊朗的财产进行抵押。EDS公司在德黑兰没有价值如此之高的财产——电脑其实属于卫生部。因为银行罢工和局势动荡，也不可能将一千三百万美元的现金送去伊朗，所以沃尔特在筹备信用证。作为EDS公司面向投资人的代表，T.J.马尔克斯警告佩罗，一个上市公司支付如此高额的赎金可能不合法。佩罗熟练地避开了这个问题——他将用自己的钱来支付。

佩罗一直持乐观态度，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中的至少一种将保罗和比尔弄出监狱：法律压力、政治压力或者支付保释金。

但接着就传来了坏消息。

伊朗律师纷纷改口，称这个案子“牵涉政治”，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美国律师约翰・韦斯特伯格的伊朗搭档提醒他不要碰这个案子，因为这可能会让事务所得罪伊朗权贵。显然，地方预审法官侯赛因・达德加逮捕保罗和比尔的理由相当充分。

律师汤姆・卢斯和财务官汤姆・沃尔特去过华盛顿，并在摩尔将军的陪同下拜访了国务院。他们原本打算坐下同普雷希特好好谈谈，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释放保罗和比尔。但亨利・普雷希特态度冷漠。他同他们握了手——他们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陪同而来，他不得不这么做——但他没有坐下同他们谈，而是径直把他们推给了他的下属。这名下属说，国务院的所有努力都没能取得成果——阿尔德希尔・扎赫迪和查理[查尔斯的昵称。]・纳斯都没能让伊朗当局释放保罗和比尔。

缺乏耐心的汤姆・卢斯勃然大怒。“保护海外的美国公民是国务院的职责，”他说，“而到目前为止，国务院只干成了一件事，那就是将保罗和比尔送进监狱！”

但国务院官员并不认同。“国务院目前所做的事已超出了正常的义务。如果美国人在国外犯了罪，那就必须接受国外法律的制裁——国务院的义务不包括把有罪之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但保罗和比尔没有犯罪！”卢斯争辩道，“他们被扣押为人质，赎金是一千三百万美元！”但他是白费口舌。就这样，他和汤姆・沃尔特两手空空地返回了达拉斯。

前一天深夜，佩罗打电话给驻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问查尔斯・纳斯为什么还没有同基辛格和扎赫迪提到的官员会面。答案很简单：这些官员都故意不见纳斯。

今天，佩罗又给基辛格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基辛格很抱歉，他认为自己已经爱莫能助，但他答应会再给扎赫迪打电话试试。

从汤姆・沃尔特那儿传来的坏消息令局面愈发严峻。沃尔特一直在同伊朗律师商量保罗和比尔被保释的条件。比如，他们是否需要承诺在必要的时候回伊朗接受进一步的讯问，是否能在国外接受讯问？但他得到的答复却是都不行。即便保罗和比尔被释放，也不能离开伊朗。

现在是新年前夜。佩罗已经在办公室里住了三天，睡在地板上，吃奶酪三明治。即便回家他也是孤身一人——玛戈和孩子们还在维尔——而且，因为得克萨斯和伊朗有九个半小时的时差，重要的电话往往都是半夜打的。他离开办公室只是为了去看望母亲。母亲已经出院，在达拉斯的家中疗养。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谈论的也是保罗和比尔——母亲对事态的进展高度关注。

这天晚上，他想吃点热食，达拉斯正冰暴肆虐，于是他决定挑战天气，驾车前往大约一英里外的一家海鲜餐厅。

他从后门离开大楼，钻进旅行车的驾驶席。玛戈有一辆捷豹，但佩罗喜欢普通一点的车。

他很想知道基辛格现在对伊朗或者别的国家地区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扎赫迪以及基辛格认识的其他伊朗官员可能都像理查德・赫尔姆斯的朋友一样——过气了，没权了。国王也是在勉强维持着王位。

从另一方面看，国王及其拥趸也许很快就需要美国的支持，先卖基辛格一个人情也不是坏事。

吃饭的时候，佩罗察觉一双大手放到了他肩上，深沉的嗓音传来：“罗斯，你在这儿干什么？新年前夜竟然一个人吃饭？”

他转过身，看到了罗杰・斯托巴赫，达拉斯“牛仔”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他从海军军官学校毕业，是罗斯的老朋友。“你好，罗杰！坐下。”

“我同家人在这儿吃饭。”斯托巴赫说，“因为冰暴，我家里的暖气停了。”

“叫他们都过来吧。”

斯托巴赫朝家人打了个手势，然后说：“玛戈还好吧？”

“很好，谢谢。她在维尔同孩子们滑雪。我必须赶回来——我们遇到了大麻烦。”接着他就将保罗和比尔的事告诉了斯托巴赫一家。

罗斯心情畅快地驾车返回公司。这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

他又想到了西蒙斯上校。在所有他构想过的营救保罗和比尔的方案中，越狱需要的时间最长——西蒙斯需要组建团队，需要训练他们，还需要准备装备……但佩罗至今还没有为此作任何准备。采取这个方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以说是最后一招。在协商解决似乎可行的时候，他将这个方案屏蔽在大脑之外。他还没打算给西蒙斯打电话——他将等基辛格再找扎赫迪试试。不过，也许他可以为最终求助西蒙斯作点准备。

回到EDS公司，他找到帕特・斯卡利，后者三十一岁，西点军校毕业，瘦高，孩子气，爱折腾。他曾在德黑兰担任项目经理，于12月8日撤离回国。阿舒拉节后他返回德黑兰，在保罗和比尔被捕后再度撤离。他现在的工作是，保证滞留德黑兰的美国人——罗伊德・布里格斯，里奇・加拉格尔及其妻子，保罗和比尔——随时都能登机离开，当然前提是保罗和比尔能获释。

杰伊・科伯恩同斯卡利在一起。是科伯恩组织了撤离行动，并于12月22日回国和家人过圣诞。科伯恩正要返回德黑兰时，听闻了保罗和比尔被捕的消息，于是留在达拉斯组织第二次撤离。科伯恩温和而敦实，只有三十二岁，但看起来却有四十岁。佩罗知道，这是因为科伯恩曾在越南驾驶过八年战斗直升机。尽管如此，科伯恩还是常把笑容挂在脸上——他笑起来眼角会先起皱纹，最后演变为肩膀都在颤抖的捧腹大笑。

佩罗喜欢而且信任这两人。他称他们为“鹰”——有雄心壮志，能千方百计完成任务，而不是寻找这样那样的借口。EDS公司招聘部门的座右铭是：鹰不会聚在一起，所以你得一只只地找。佩罗生意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主动将这样的人揽入麾下，而不是期待他们自己来应聘。

佩罗问斯卡利：“你是否觉得我们已经为保罗和比尔做了一切该做的？”

斯卡利毫不犹豫地答道：“不，还没有。”

佩罗点头。这些年轻人从不害怕在老板面前说实话。这也是他们能成为“鹰”的原因之一。“你觉得我们还应该做什么？”佩罗问。

“我们应该帮他们越狱。”斯卡利说，“这听上去也许有点离谱，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很可能会死在伊朗。”

佩罗并不觉得这个主意离谱，他已经在脑子里谋划三天了。“我也在考虑这个方案。”他看到斯卡利面露惊讶，“我要你们列出EDS公司里能执行这一方案的人的名单。他们必须了解德黑兰，当过兵——最好是在特种部队——并且百分百值得信任。”

“我们马上去做。”斯卡利激动地说。

电话响了，科伯恩抓起话筒：“基恩！你在哪儿？等一下，不要挂断。”

科伯恩用手捂住送话口，看着佩罗说：“基恩・泰勒在法兰克福。如果我们要干这件事，就应该叫上他。”

佩罗点头。泰勒是前海军陆战队中士，佩罗的另一只“鹰”。他身高六英尺两英寸，着装优雅，脾气暴躁，是恶作剧的理想对象。佩罗说：“让他回德黑兰去，但不要解释为什么。”

科伯恩早衰的脸上渐渐浮现出微笑。“他会不乐意的。”

斯卡利从桌上探过身子，打开电话扬声器，准备听泰勒发飙。

科伯恩说：“基恩，罗斯想让你回伊朗。”

“回去干啥？”泰勒质问道。

科伯恩看着佩罗。佩罗摇摇头。科伯恩说：“呃，有很多事需要处理，善后工作。从管理的角度说——”

“你告诉佩罗，我才不会因为什么破管理事务回那个鬼地方去呢！”

斯卡利笑了起来。

科伯恩说：“基恩，这儿还有人想同你谈谈。”

佩罗说：“基恩，我是罗斯。”

“哦……呃，你好，罗斯。”

“我要派你回去做些非常重要的事。”

“哦。”

“你听明白了吗？”

泰勒停顿了很久才说：“明白了，先生。”

“好。”

“我马上就去。”

“那边是什么时间？”佩罗问。

“早上七点。”

佩罗看着自己的表，达拉斯正是午夜。

1979年开始了。

泰勒坐在法兰克福酒店房间的床沿上，想念着妻子。

玛丽同孩子们——麦克和多恩——待在匹兹堡泰勒哥哥的家中。离开德黑兰之前，泰勒打电话告诉她，自己要回家了。听到这个消息，她开心极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安排——他们将返回达拉斯，把孩子们送进学校……

但现在，他不得不打电话告诉她，他最终还是无法回家。

她一定会担心的。

该死，他也担心。

他想到了德黑兰。他没有参与卫生部的项目，负责的是另一份小点的合同——对奥姆兰银行古老的手工记账系统进行电脑化改造。三个星期前的一天，一群暴徒聚集到奥姆兰银行外，因为奥姆兰是国王的银行。泰勒将手下遣回了家。他和格伦・杰克逊最后离开。他们关闭了银行大楼，开始朝北走。绕过街角进入主街时，他们走进了暴乱的人群中。这时军队开了枪，沿街驱赶示威者。

泰勒和杰克逊闪到了一扇门边。有人打开了门，大叫着让他们进去。他们钻进门，但救他们的人还没来得及关门，四名示威者就闯了进来，身后跟着五名驱逐他们的士兵。

泰勒和杰克逊紧贴着墙壁，看着士兵用警棍和步枪殴打示威者。一个示威者逃走了，他的两根指头几乎被从手上扯下来，玻璃门上溅满了鲜血。他冲出门，但倒在了街头。士兵将另外三个示威者拖出来。一个浑身是血但意识清醒，另外两个昏迷了，要么就是已经死了。

直到街上没人了，泰勒和杰克逊才敢出来。那个救了他们的伊朗人一个劲儿地说：“赶紧离开这个国家吧。”

而现在，泰勒想，我得告诉玛丽，我刚同意重返那个国家。

回去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

显然这些事同保罗和比尔有关。既然佩罗不能在电话里直说，那这些事至少是机密，很可能是非法的。

尽管仍然担心暴徒，但泰勒其实也很高兴。还在德黑兰的时候，他同比尔的妻子艾米丽・盖洛德通过电话，答应一定会同比尔一起回来。但后来达拉斯下令，除了布里格斯和加拉格尔的所有人都要撤离，他不得不食言。现在命令变了，他又可以信守对艾米丽的承诺了。

好吧，他想，我回不去了，那就赶紧订机票吧。他又拿起了话筒。

杰伊・科伯恩仍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罗斯・佩罗时的场景。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1971年，科伯恩刚加入EDS公司一年多。他从事招聘工作，在纽约上班。斯科特那年出生在一家小天主教医院里。出生并无异常，斯科特一开始也是个正常而健康的孩子。

斯科特出生后次日，科伯恩来探望，莉兹说斯科特那天早上没被抱给她喂奶。科伯恩当时并未察觉不妥。几分钟后，一个女人进来说：“这是你们孩子的X光片。”

“我不记得拍过X光啊？”莉兹说，女人将片子给她看，“这不是我的孩子。”

女人困惑了一会儿，然后说：“哦！对了，你们的孩子是有问题的那个。”

这是科伯恩和莉兹第一次听说孩子有问题。

科伯恩去看望刚出生一天的斯科特，震惊不已。孩子躺在氧气罩里，艰难地呼吸着，身体就像牛仔裤一样蓝。医生们正在商讨他的病情。

莉兹几乎歇斯底里。科伯恩打电话叫他们的家庭医生来医院，然后他只能等待。

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怎么会有医院不把孩子病危的消息告诉家长？科伯恩不知所措。

他打电话回达拉斯，找到他的上司加里・格里格斯。

“加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但我实在没辙了。”他解释道。

“稍等。”格里格斯说。

不一会儿，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杰伊？”

“是我。”

“我是罗斯・佩罗。”

科伯恩见过佩罗两三次，但从未直接在他手下工作。科伯恩怀疑佩罗可能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当时EDS公司已经有一千多名员工。

“你好，罗斯。”

“杰伊，我需要你告诉我一些信息。”佩罗开始问问题：医院在什么地方？医生叫什么名字？他们给出了什么诊断？科伯恩一一作答，心里却犯嘀咕：佩罗知道我是谁吗？

“稍等，杰伊。”片刻沉默后，罗斯又说，“现在我让厄舍尔医生同你说话，他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达拉斯最好的心脏外科医生。”接着，科伯恩就开始回答医生更多的问题了。

“你别慌乱。”厄舍尔总结道，“我会同那边的医生谈谈。你就待在电话边，以便我们回头联系你。”

“好的。”科伯恩迷茫地答道。

佩罗又接过电话：“你听明白了吗？莉兹现在是什么情况？”

科伯恩想：他怎么知道我妻子的名字？“不太好。”科伯恩答道，“我们的家庭医生来了，给了她一点镇静剂……”

佩罗安慰科伯恩的时候，厄舍尔医生劝说那边的医生将斯科特转到纽约大学医疗中心去。几分钟后，斯科特和科伯恩就上了去城里的救护车。

他们在皇后中城隧道遇到堵车。科伯恩跳下救护车，狂奔了一英里多赶到收费站，说服工作人员暂时只放行救护车所在车道的车通行。

抵达纽约大学医疗中心时，已有十到十五人在门外等着他们，其中包括东岸顶尖的心血管外科医生。他从波士顿飞来，在救护车抵达曼哈顿之前赶到。

斯科特被推进医院，科伯恩将从原来医院带来的装X光片的袋子交给这里的医生。一个女医生看了他一眼，问：“剩下的呢？”

“就这些。”科伯恩答道。

“他们就拍了这些？”

新拍的X光片显示，除了心脏上有一个洞之外，斯科特还有肺炎。治肺炎的同时，心脏的状况也得到了控制。

斯科特活下来了。他长成了一个健康的小男孩，能踢球、爬树、涉溪。科伯恩开始懂得为什么大家都敬佩罗斯・佩罗了。

佩罗能心无旁骛，将精神集中在一件事上，杜绝干扰，直到完成工作。这当然有其令人不悦的一面，他可能会伤害别人。保罗和比尔被捕一两天后，佩罗走进一间办公室，听见科伯恩正同罗伊德・布里格斯打电话。在佩罗听来，科伯恩在发号施令，而佩罗坚信总部的人不能给当地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乱下指示。他毫不留情地当着满屋子的人将科伯恩臭骂了一顿。

佩罗还有其他许多缺点。科伯恩在招聘部门工作的时候，每年公司都会评选“年度最佳员工”，这些员工的名字将刻在一块纪念牌上，这个传统历史悠久。但有的最佳员工后来离开了公司，这时候佩罗就要把他们的名字从纪念牌上抹去。科伯恩觉得这不合理。离开公司了又怎样？那人确确实实就是那一年的最佳员工，为什么要改变历史？佩罗似乎将员工跳槽看成是对他个人的侮辱。

佩罗的缺点相对于优点来说微不足道。他对离职员工的态度恰恰反映了他对员工忠诚的强烈期待。他偶尔发作的冷酷无情，只是巨大精力和坚定意志的一部分。没有这种精力和意志，他就不可能缔造EDS公司。科伯恩很容易就能原谅佩罗的缺陷。

毕竟，是佩罗救了斯科特。

“佩罗先生？”萨莉说，“亨利・基辛格的电话。”

佩罗感觉心跳停了一拍。莫非基辛格和扎赫迪在过去二十四小时把保罗和比尔救出来了？还是说，他只是打电话通知佩罗他无能为力？

“我是罗斯・佩罗。”

“马上为你接入亨利・基辛格。”

不一会儿，佩罗就听见了那熟悉的粗嘎嗓音。

“罗斯吗？”

“是我。”佩罗屏住呼吸。

“我已得到保证，你的人将在德黑兰时间明天上午十点被释放。”

佩罗长长地舒了口气。“基辛格博士，这是我这么多天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

“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和伊朗外交部将在今天敲定细节，但这只是走走程序。我被正式告知，你的人将被释放。”

“太好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不客气。”

德黑兰此刻是上午九点半，达拉斯还是深夜。佩罗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大部分同事都开开心心地回家睡觉去了，因为他们知道一觉醒来后，保罗和比尔就自由了。佩罗则继续留在办公室，等候保罗和比尔获释的确切消息。

在德黑兰，罗伊德・布里格斯值守在布加勒斯特办公室，一名伊朗雇员等在监狱外。保罗和比尔一出现，伊朗人就会电话通知布加勒斯特，然后布里格斯就会通知佩罗。

既然危机即将结束，佩罗就有时间思考自己哪里做错了。他立刻想到了一个错误。12月4日，他决定将所有员工从伊朗撤离的时候，他没有下定决心，拖泥带水，迟疑不决，贻误了良机。

但最大的错误一开始就犯下了，那就是将伊朗作为EDS海外市场的第一站。现在他开始反省了，但当时他同意市场部的意见——许多美国商人都持同样的看法：石油丰富、政权稳定、亲西方的伊朗提供了绝佳的生意机会。他没有意识到深层次的矛盾，对阿亚图拉・霍梅尼一无所知，也没预见到将来竟然会有一个美国总统幼稚到将美国的信仰和标准强加到一个中东国家上。

他看了看表。时间已过午夜。保罗和比尔应该已经出狱了。

基辛格的好消息已经被国务卿赛勒斯・万斯的助理戴维・牛森的一通电话所证实：保罗和比尔将被准时释放。今天伊朗又传来了坏消息：国王的新首相巴赫提亚尔遭到温和反对派国民阵线的反对；国王宣布他可能会休假；美国大使威廉・沙利文建议所有在伊朗工作的美国人的家属回国，加拿大和英国大使馆也发出了相同警告。但罢工导致机场关闭，数以百计的女人和小孩滞留难返。然而，保罗和比尔不会回不来。关注战俘运动让佩罗结交了五角大楼的一些好朋友——保罗和比尔将乘美国空军的飞机离开伊朗。

凌晨一点，佩罗给德黑兰打电话。还没有消息。好吧，他想，大家都说伊朗人没什么时间观念。

整件事最可笑的地方是：EDS公司从来没有行贿过，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佩罗憎恨行贿。EDS公司的行为准则就写在发给所有新入职员工的十二页手册里，该准则由佩罗亲自制定。“请注意，联邦法律和大多数州的法律都禁止以影响官方行为为目的地向政府官员赠予任何有价值的物品……因为很难判定赠予者是否有不良动机，所以我司员工一律不准向联邦、州或国外政府官员赠予金钱或有价值的物品……即便法律并未禁止某种交易或惯例，但道德方面的衡量也不容忽视……你能完全相信一个与我们秉持相同行为准则的生意伙伴吗？答案必然是肯定的。”手册的最后一页有一张表格，员工须在上面签名，表示他已经看过并理解了这条准则。

EDS公司刚去伊朗的时候，爆发了洛克希德丑闻，这进一步强化了佩罗清教徒式的信念。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董事会主席丹尼尔・J.霍顿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承认，洛克希德公司依常例支付了数百万美元贿款，以打开国外市场。他在听证会上的尴尬表现令佩罗作呕——霍顿如坐针毡地在座位里告诉委员会，他没有行贿，而只是在给“回扣”。后来，根据《反海外腐败法》的条例，在国外行贿同样违反美国法律。

佩罗找到汤姆・卢斯律师，令其负责确保EDS公司决不行贿。EDS公司同伊朗卫生部洽谈合同时，卢斯反复检查交易是否正当，他彻查的持久性与决心得罪了不少EDS公司的管理人员。

佩罗并不急于扩大业务，他已经日进斗金了，并不需要海外扩张。他曾说过，如果要行贿才能做生意，那我们干脆就不做。

他的商业原则根深蒂固。他的祖先从法国移民至新奥尔良，沿着红河设立商栈。他的父亲加布里尔・罗斯・佩罗是棉花商人。这门生意受季节影响很大，罗斯的父亲常同儿子聊生意上的事。“只同棉农做一次生意是没有意义的。”他常说，“你必须公平地对待他们，赢得他们的信任，同他们建立关系，那样他们就会乐意年复一年地将棉花卖给你。这才叫做生意。”行贿与这番教导显然格格不入。

一点半的时候，佩罗又给德黑兰的EDS公司办公室打电话。仍然没有消息。“打电话问监狱，或者直接派个人过去看看。”他说，“确定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来。”

他烦躁起来。

如果失败了该怎么办？他想。如果我支付保释金，就会损失一千三百万美元，而保罗和比尔依然无法离开伊朗。其他采用法律途径营救他们的办法也不行，因为伊朗律师提过，这个案子牵扯到政治，无论保罗和比尔清不清白都不重要。但目前来看，政治施压全然无效——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和华盛顿的国务院都没能帮上忙。倘若基辛格那边也不成，就意味着采用这种方法完全行不通。那还能有什么办法？

武力。

电话响了，佩罗抓起话筒：“我是罗斯・佩罗。”

“是我，罗伊德・布里格斯。”

“他们放出来了吗？”

“没有。”

佩罗心一沉：“出什么事了？”

“我们给监狱打了电话，他们说没接到释放保罗和比尔的通知。”

佩罗闭上眼睛。最糟糕的事发生了。基辛格那边也失败了。

他叹了口气，说：“谢谢，罗伊德。”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我不知道。”佩罗说。

但他其实知道。

他向布里格斯说“再见”后挂上了电话。

他不会承认失败。他父亲的另一项原则是：要照顾那些为你工作的人。佩罗还记得，全家人曾数次在星期日驱车十二英里去探望一个为他家除过草坪的黑人，看他是否生活得够好，不缺衣少食。佩罗的父亲会雇用那些他不需要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佩罗的父亲每年都会开着满载黑人雇农的车去镇上赶集，给他们每人发一点钱，还有老佩罗的名片，以防有人来找麻烦。佩罗记得，有一个黑人偷乘货运列车到加利福尼亚，被当作流浪汉抓了起来，于是他出示了佩罗父亲的名片。县治安官说：“我们才不管你是谁的黑鬼，我们就要把你投入监狱。”但他还是找机会给老佩罗打了电话，老佩罗将车票钱汇了过去，让那个黑人回来。“我去过加州，但我被救回来了。”那人回特克萨卡纳时说。佩罗的父亲依然让他干以前的活儿。

佩罗的父亲不知道什么是公民权——那就是他对待其他人的方式。直到长大后，佩罗才知道父亲有多么了不起。

他的父亲决不会让自己的员工坐牢，佩罗也不会。

他拿起话筒，说：“叫T.J.马尔克斯过来。”

凌晨两点被叫醒，T.J.马尔克斯并不惊讶。这不是佩罗第一次在半夜把他叫醒，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他用慵懒的声音说：“是我。”

“汤姆，情况不妙啊。”

“怎么了？”

“保罗和比尔没被释放，监狱说没收到通知。”

“哦，他妈的。”

“那边的情况越来越糟——你看过新闻了吗？”

“当然看过。”

“你觉得是不是该找西蒙斯了？”

“我想是时候了。”

“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没有，不过我搞得到新的。”

“给他打电话。”佩罗说。

3

“公牛”西蒙斯快发疯了。

他想一把火把自己的房子烧掉。那是一座老式木结构的平房，燃起来会像一堆柴火似的，最后烧成一堆灰烬。这个地方对他而言不啻地狱，但他又不愿离开，因为这个地狱以前曾是天堂，而如今却只留给他苦乐参半的回忆。

这个地方是露西尔选的。她在杂志上看到了广告，他们一起从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布拉格堡飞到这儿来看。这座摇摇欲坠的房子在一座占地四十英亩的原始森林中，位于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的一个极贫穷又肮脏的区域——红湾，但附近有一个两英亩的湖，湖中能捕到鲈鱼。

露西尔喜欢这个地方。

当时是1971年，西蒙该退役了。他当了十年的上校，而突袭山西战俘营的行动后，他仍未被提拔为将军。事实是，他并不符合将军俱乐部的标准：他一直是预备役军官，从未上过西点军校之类的顶级军事学校，他行事离经叛道，而且不善于交际逢迎。他知道自己是一名优秀的士兵，如果这都不能让上级满意，那他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所以他毫不后悔地退休了。

他在红湾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他同露西尔的婚姻生涯中，也曾有过分离。在越南、老挝和朝鲜服役时，他们甚至一年都见不上一面。退役之后，他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从早到晚都在一块儿。西蒙斯养猪。虽然他对农作一无所知，但他从书本之外获得了所需的知识，建立了自己的猪圈。农场经营一旦上轨道后，他发现自己除了饲养和照看猪外无事可做，便把大量时间花费在摆弄他收集的一百五十支枪上，最后创办了一家小型枪械加工厂，他可以在那儿修理自己和邻居的武器，装填自己的弹药。他和露西尔常常手牵着手穿越森林，沿着湖边漫步，偶尔还能捕到鲈鱼。晚饭过后，她会进卧室打扮，仿佛要去约会一样，然后在睡衣外套着家常服出来，乌黑的头发上系着一个红色缎带，坐在他的大腿上……

这样的记忆令他心碎。

在那段黄金岁月之中，就连儿子们似乎都长大了。次子哈里一天回家说：“我对海洛因和可卡因上瘾了，我需要你的帮助。”西蒙斯基本不了解毒品。在巴拿马的一个医生办公室里，他曾吸过一次大麻。那是为了获得亲身体验，以教导手下别碰毒品。但他对海洛因的认识只限一条，那就是：吸它会死人。不过，他还是帮了哈里，让他忙于户外工作、搭建猪圈。戒毒的道路很漫长。其间有许多次，哈里都跑到镇上搞毒品，但每次他都会回来。最后，他再也不去镇上了。

这段插曲令西蒙斯和哈里重归于好。可西蒙斯同长子布鲁斯的关系永远不可弥合，但他至少不再为这孩子操心了。孩子？布鲁斯都三十多岁了，就像……就像他爸爸一样固执。布鲁斯皈依了上帝，并决心劝服世上其他的人入教——首先就是西蒙斯上校。西蒙斯亲自将他赶出了家门。不过，与布鲁斯年轻时的其他爱好——毒品、《易经》、重返自然公社——不同，他对上帝的热爱持续了下去，至少布鲁斯过上了稳定的生活。他如今在冰天雪地的加拿大西北部的一座小教堂当牧师。

总之，西蒙斯已不再为儿子们担忧。他已经尽全力将他们养大，不论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是男人了，必须自己照顾自己。他要照顾露西尔。

露西尔身材高大，体态丰盈，如雕像般优雅，喜欢戴大帽子。坐在他们的黑色凯迪拉克的方向盘后，她看起来妩媚动人极了。但与她强悍的外表相反，她内心却异常柔弱。她温婉、和善、可爱。她父母都是教师，她需要有人替她拿主意，需要一个值得她盲目崇拜、彻底信任的人，而西蒙斯满足了她的这一需要。西蒙斯也将所有的爱都献给了她。他退役时已同露西尔结婚三十年。三十年里，他从未对别的女人动心。只有他的工作以及派驻海外的任务阻碍了他们在一起，而现在这一障碍不存在了。他对她说：“我退役后的计划能总结为一个字，那就是：你。”

他们共同度过了七年美好的时光。

1978年3月16日，露西尔因癌症过世。

“公牛”西蒙斯肝肠寸断。

人们说，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西蒙斯曾以为这不会发生在他身上，但现在他发现自己也未能幸免——露西尔的死打垮了他。他杀过许多人，也看过许多人死，但直到现在他才明白死亡的意义。他和露西尔相伴了三十七年，而现在，她突然不在了。

没有了露西尔，西蒙斯的生活了然无趣，一切都没有了意义。他已经六十岁，找不出再多活一天的任何理由。他开始作践自己，吃不加热的罐头食品，任凭短发留长而不修剪。他准时在每天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喂猪，尽管他知道喂猪根本不需要讲究时间。他开始收容流浪狗，不久就有了十三只，它们在家里抓挠家具，弄脏地板。

他知道自己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使他保持理智的是植根在个性深处的严格自律的意志。烧毁房子的念头首先冒出来时，他知道自己的判断力已经受到了情感影响，他告诉自己再等一年，看到时会是什么想法。

他知道弟弟斯坦利非常担心他。斯坦利曾试图让他振作起来，建议他去做讲座，甚至让他加入以色列军队。西蒙斯的祖先是犹太人，但他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他不想去以色列。他怎么也振作不起来。他能做到的顶多是熬日子活下去。

他不需要人照顾——他从来都不需要。相反，他需要照顾人。他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他照顾了露西尔，也照顾了手下的士兵。没有人能将他从抑郁中拯救出来，因为他的人生角色是拯救别人。他之所以能与哈里和好，而不是布鲁斯，就是因为哈里求助于他在以将自己从毒瘾中拯救出来，但布鲁斯则希望通过劝他皈依上帝来拯救他。军事行动中，西蒙斯的目标一直是将所有的手下活着带回来。倘若山西战俘营中真有战俘的话，突袭战俘营的行动就会是他军人生涯的顶峰。

尽管听上去自相矛盾，但唯一拯救西蒙斯的方式就是让他去拯救别人。

1979年1月2日凌晨两点，西蒙斯被电话吵醒。

“是‘公牛’西蒙斯吗？”话筒中传来似曾相识的声音。

“是我。”

“我是达拉斯EDS公司的T.J.马尔克斯。”

西蒙斯记得，EDS公司，罗斯・佩罗，关注战俘运动，旧金山宴会……“你好，汤姆。”西蒙斯说。

“很抱歉吵醒了你。”

“没事。找我有什么事？”

“我们有两个人在伊朗被关进了监狱。我们无法通过正常手段将他们救出来。你愿意帮助我们吗？”

他愿意吗？“当然愿意。”西蒙斯说，“什么时候开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