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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佩罗开车驶出EDS公司，左转上弗雷斯特路，然后右转进入中央高速公路。他的目的地是希尔顿酒店。他将请七个人为他冒险。

斯卡利和科伯恩拟定了名单。他们的名字就在名单开头，后面跟着另外五人。

二十世纪有多少美国公司的CEO会让七名职员实施越狱行动？很可能还没有。

科伯恩和斯卡利在夜里给另外五人打了电话。从德黑兰匆匆回国后，他们就分散在美国各地，同朋友和亲人在一起。每个人都仅被告知佩罗想今天在达拉斯见到他们。他们已经习惯了半夜接到电话和指令——那是佩罗的风格——都同意前来。

抵达达拉斯后，他们没有去EDS公司总部，直接入住希尔顿酒店。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已经在那儿等佩罗了。

倘若命令他们返回德黑兰将保罗和比尔从监狱救出来，不知他们会作何反应呢？

他们都是忠于他的好人。但对雇主的忠诚一般不包含为其拿生命冒险。也许有的人会觉得武力营救计划本就太鲁莽，也许有的人会因为顾及妻儿而拒绝参加——这都无可厚非。

我没有权利让这些人做这件事，他想。我必须留心，不要对他们施压。今天不能使用推销员的游说术，佩罗想，只需实话实说。他们必须明白自己可以自由地说“不，老板，别把我算进去”。

有多少人会自愿参加呢？

五个中会有一个吧，佩罗猜。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需要好几天才能组建一支队伍，而且队员也许都不了解德黑兰。

如果没有人主动加入怎么办？

他将车停在希尔顿酒店的停车场里，熄了火。

杰伊・科伯恩环顾四周。房间里还有四个人：帕特・斯卡利、格伦・杰克逊、拉尔夫・博尔韦尔和乔・波赫。还有两人在路上：吉姆・舒维巴赫正从威斯康星州的奥克莱尔赶来，罗恩・戴维斯正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赶来。

人数还不够十二金刚[《十二金刚》（The Dirty Dozen）是1967年上映的美国电影，讲述了二战期间，十二名桀骜不驯的重刑犯被挑选出来与德军作战的故事。]呢。

西服、白衬衫、暗色领带、平头、剃净胡须的脸、微微发福的身体——他们看上去只不过是美国公司普通的管理人员，很难将他们的名字同雇佣兵联系在一起。

科伯恩和斯卡利分别拟定了名单，这五个人都在这两份名单上。他们每个人都曾在德黑兰工作——大多是科伯恩的撤离小组成员，每个人都当过兵或有相关技能，每个人科伯恩都百分百信任。

斯卡利凌晨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科伯恩调出了他们的人事档案，为每个人编制了一份简历，详细介绍了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和对德黑兰的了解。他们抵达达拉斯后，又填写了另一份表，描述了自己的从军经历、上过的军校、接受过的武器训练，以及其他特殊技能。这些资料是为西蒙斯上校准备的，他正从红湾赶来。但在西蒙斯到达前，佩罗必须询问这些人是否愿意加入营救行动。

科伯恩安排了三个相邻的房间，用于佩罗和他们会面，只有中间的房间会被使用——旁边的两个是为了防止窃听而租下来的。

这就像是一部情节紧张的影视剧。

科伯恩打量着其他人，琢磨着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还不知道来这儿是为什么，但他们很可能已经猜到了。

他看不出乔・波赫在想什么——没人看得出来。波赫三十二岁，身材矮小，少言寡语，情绪从不外露，声音低沉平稳，面无表情。他当过六年兵，曾在越南担任榴弹炮连连长。军队的所有武器他都熟练掌握，他经常在越南摆弄点45口径子弹打发时间。他在德黑兰为EDS公司工作了两年，首先设计登记系统——一种将适合享受社保的人员列出来的电脑程序——然后担任负责加载文件的程序员，这些文件构成了整个系统的数据库。科伯恩知道他是一个审慎而理智的思想家。任何想法或计划，除非经过他全方位的质询和对所有后果的细致思考，否则他是决不会同意的。幽默和直觉不是他的特长，智慧和耐力才是。

拉尔夫・博尔韦尔足足比波赫高了五英寸。他是名单中的两名黑人之一，脸胖嘟嘟的，眼睛滴溜溜转，说话语速极快。他在空军当了九年技师，负责复杂的机载电脑和轰炸机的雷达系统。尽管他在德黑兰只待了九个月，但他很快就由起初的数据处理经理被提拔为数据中心经理。科伯恩很了解他，也很喜欢他。他们曾在德黑兰一起喝醉。他们的孩子一同玩耍，他们的妻子成了朋友。博尔韦尔热爱自己的家庭、工作和生活。在科伯恩看来，他是最热爱生活的人——可能不及罗斯・佩罗。博尔韦尔是一个思想高度独立的家伙，他从不讳谈自己的观点。同所有成功的黑人一样，他有一点过分敏感，喜欢表明自己不愿被呼来喝去。在德黑兰阿舒拉节期间，同科伯恩和保罗玩过大赌注扑克后，他没有像别人一样，按照事先的约定留在房中过夜，以保安全，而是独自回家了——既没有同大家商量，也没有向大家打招呼。几天后，他认为他在德黑兰的工作不值得拿生命冒险，于是回了国。他不会随大流——如果他认为大流的方向不对，他就会抽身而退。他是聚在希尔顿酒店中的一群人中最爱质疑的那个——倘若有人嘲讽越狱计划，那这人一定就是博尔韦尔。

格伦・杰克逊是这群人中最不像雇佣兵的。他戴眼镜，性格温和，没有从军经历，却酷爱狩猎，而且枪法精准。他在德黑兰为贝尔直升机公司和EDS公司工作过，对那里十分熟悉。这个人太直爽忠实了，科伯恩想。很难想像他会卷入需要欺骗和暴力的越狱行动中。杰克逊还是浸礼会教徒——其他人则信奉天主教，除了波赫，他没有表明自己的信仰——浸礼会教徒喜欢传经布道，而不是斗殴。科伯恩不知道杰克逊将作何反应。

他对斯卡利也抱有同样的担心。斯卡利在军中表现优异——曾服役五年，退伍时已是上尉级突击队教官，但他没有战斗经验。他在商业方面强势而外向，是EDS公司最聪明、最有前途的年轻管理者。同科伯恩一样，斯卡利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战争教会科伯恩所有保留，斯卡利却幼稚无知。如果最终不得不使用暴力，斯卡利会足够强硬吗，能掌控局势吗？

至于未到的两人，一个是最适合加入越狱行动的，另一个则可能是最不适合的。

吉姆・舒维巴赫对战斗的了解远远超过电脑。他从军十一年，在越战中隶属于第五特种部队，从事“公牛”西蒙斯擅长的那种突击队工作，即潜入敌人后方的秘密行动。他拿到的奖章比科伯恩的还多。因为他从军多年，所以尽管已年届三十五，却仍是公司的低层管理人员。他是以系统工程师培训生的身份前往德黑兰的，但他成熟可靠，科伯恩曾任命他做撤离行动的组长。舒维巴赫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但同许多矮个子一样，他站立时身材笔直，昂首挺胸，而且斗志旺盛——这是班上最矮男生唯一的防卫手段。如果这是一场球赛，无论形势多么不利，他都会不服输，而是积极思考如何争取再多得一分。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他还主动要求在越南执行更多的任务。在战场上绝不能俘虏他这样的人——有得选的话，最好在抓住这浑蛋之前干掉他，否则就会麻烦缠身。

不过，舒维巴赫的好斗并不会立刻显露出来。他的相貌十分普通，走在街上都很难留意到他。他住在德黑兰的最南端，比其他人都远，那里只有他一个美国人。他经常穿着破烂的野战短外套和蓝牛仔裤，戴着针织帽，在街上溜达，却从未有人敢惹他。他可以轻松地混入人群之中，这种技能或许对越狱有用。

另一个未到的人是罗恩・戴维斯。他是名单中最年轻的，只有三十岁。作为贫穷的黑人保险推销员的儿子，他在白人统治的公司中上升的速度可谓飞快。极少有人像他一样，从基层做起，直到担任客户经理，都能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佩罗尤其为戴维斯感到骄傲。“罗恩简直是坐上了火箭。”他说。罗恩在德黑兰工作了一年半，受基恩・泰勒领导，但不是做卫生部的项目，而是另一个更小的独立项目——对国王的银行，即奥姆兰银行进行电脑化改造。其间他深入学习了波斯语。戴维斯爱开玩笑，是个年轻版的理查德・普莱尔[理查德·普莱尔（Richard Pryor），美国黑人喜剧演员。]，只是不像普莱尔那样爱说脏话。科伯恩认为他是名单上最直率的，他可以随意谈论自己的感受和私生活，但这也让他很容易受伤。从另一个方面看，也许诚实地向他人谈论自己是自信和内心强大的表现。

不管戴维斯是否意志坚强，至少身体上相当硬朗。他没有当过兵，但却是空手道黑带选手。在德黑兰，曾有三个人企图打劫他，他几秒之内就将他们打翻在地。同舒维巴赫的“隐身”能力一样，戴维斯的空手道可能会派上用场。

这六人都三十多岁，与科伯恩相仿。

他们都已婚。

他们都有孩子。

门开了，佩罗走进来。

他同大家握手。“你们好吗？”然后又说，“很高兴见到你们！”他接着问候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佩罗真是平易近人，科伯恩想。

“舒维巴赫和戴维斯还没到。”科伯恩告诉他。

“好。”佩罗说着坐下来，“那我过会儿再见他们。他们到了就带他们到我办公室来。”他顿了顿，“我会把对你们说的话也给他们说一遍。”

他又停下来，似乎在组织语言，然后皱着眉头，神情严峻地看着他们。“我们要完成一个项目，也许会有生命危险，我希望你们能志愿加入。现阶段我还不能告诉你们是什么事，但参与者都也许猜得到。你们可以用五到十分钟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回来，挨个同我谈。好好想想，如果你们选择不参加，无论缘由如何，都可以坦白告诉我，我不会把你们的选择透露给这个房间外的任何人。如果你们志愿加入，那我会把更多的情况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可以出去思考了。”

他们全都起身，逐一离开了房间。

我差点死在达拉斯的中央高速公路上，乔・波赫想着。

他知道所谓的危险项目是什么——他们要把保罗和比尔从监狱中救出来。

凌晨两点半，他还在圣安东尼奥的岳母家里，就被帕特・斯卡利打来的电话吵醒了。斯卡利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撒谎者是这么说的：“罗斯让我打电话给你。他要你明早来达拉斯，去欧洲做一个研究项目。”

波赫说：“帕特，你为什么凌晨两点半打电话告诉我这些？”

“这很重要。他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到这儿。”

好吧，波赫无奈地想，那种事他不可能在电话里说。“我最早乘六点或七点的飞机出发。”波赫说。

“好。”

波赫订了机票，然后又睡下了。他将闹钟设在凌晨五点，对妻子说：“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只希望有人能实话实说，哪怕一次也好。”

实际上，他非常清楚是什么事。第二天，他的猜想被证实了。拉尔夫・博尔韦尔在科伊特路的公交站接到他，但没有将他带去EDS公司，而是直接奔赴这家酒店，而且拒绝谈论出了什么事。

波赫喜欢深思熟虑，他也曾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过将保罗和比尔从监狱救出来这件事。他很开心，开心极了。这让他想到了过去，当时EDS公司只有三千人。他们曾一块谈论“信仰”，即公司对待员工的态度和信念。一言以蔽之：EDS公司必须照顾自己的员工。只要你为公司竭忠尽职，公司就会与你同甘共苦——当你患病时；当你遇到个人或家庭问题时；当你碰上各种各样的麻烦时……整个公司就像是一家人。波赫非常喜欢这种氛围，尽管他从没说过自己的感受——他基本不会说出他的任何感受。

那之后，EDS公司有了很大变化：从三千人增加到一万人，家庭氛围已大不如前。没有人再谈论“信仰”，但“信仰”并没有丢失——这个会议就是证明。虽然像平常一样面无表情，但波赫却暗暗开心。他们当然会去伊朗，把他们的朋友从监狱里救出来。波赫很高兴自己能成为营救队的一员。

同科伯恩的猜想相反，拉尔夫・博尔韦尔并没有对营救方案冷嘲热讽。多疑而有主见的博尔韦尔像其他人一样支持这一方案。

他也猜到出了什么事，因为他同波赫一样，看穿了斯卡利拙劣的谎言。

博尔韦尔和家人住在达拉斯的朋友家里。元旦那天，博尔韦尔没做多少事，他妻子问他为什么没去公司。他说公司无事可做，但他妻子不信。玛丽・博尔韦尔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欺负拉尔夫的人。他最终去了公司，在那儿撞见了斯卡利。

“出什么事了？”博尔韦尔问。

“呃，没事。”斯卡利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

“主要在订机票。”

斯卡利的表情有点古怪。博尔韦尔很了解他——在德黑兰的时候他们早上坐一辆车去上班——他的直觉告诉他，斯卡利没有讲实话。

“一定出事了。”博尔韦尔说，“到底是什么事？”

“没事，拉尔夫！”

“他们打算怎么救保罗和比尔？”

“他们正在利用各种渠道展开营救。保释金要一千三百万美元，我们必须把钱弄过去——”

“胡说八道。整个伊朗政府和司法系统都崩溃了，根本没什么渠道。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

“你就别操心了。”

“你们不会是想回伊朗把他们救出来吧？”

斯卡利一言不发。

“嘿，算我一个吧。”博尔韦尔说。

“算你一个？什么意思？”

“明显你们在谋划着什么事。”

“什么意思？”

“别跟我耍花腔了。算我一个。”

“好。”

对他来说，做这个决定不难。保罗和比尔都是他的朋友。搞不好进监狱的是博尔韦尔，如果是那样，他也会希望他的朋友们能把自己救出来。

另外还有一点。博尔韦尔非常喜欢帕特・斯卡利。应该说，他爱斯卡利，对他充满保护欲。在博尔韦尔看来，斯卡利真的不知道世界充满腐败、犯罪和罪恶。斯卡利只看得到他想看到的东西——世界井井有条，和谐美满。倘若斯卡利要搞越狱，他就需要博尔韦尔帮他。对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人有这种感觉相当奇怪，但却难以否认。

这就是元旦那天博尔韦尔的想法，他今天也是这样的想法。于是他回到酒店房间，对佩罗说了他曾对斯卡利说的那句话：“算我一个。”

格伦・杰克逊不怕死。

他知道死了会如何，所以他毫无惧意。倘若上帝召唤他回家，无论如何，他都会欣然前往。

然而，他有后顾之忧。他的家人刚从伊朗撤回来，现在暂居在东得克萨斯他母亲家里。他还没来得及给他们找房子住。如果参加营救行动，他就没时间去处理家里的事——这些事将交给卡洛琳，她将独自承担全家在美国重新展开生活的责任。她必须找到一座房子，将谢丽尔、辛迪和小格伦送进学校，购买或租赁家具……

卡洛琳比较依赖杰克逊，搞定这些事对她来说并不容易。

何况，她已经生气了。早上她同丈夫一起来到达拉斯，但斯卡利却让她丈夫把她送回家。她不能同丈夫一起入住希尔顿酒店，这令她火冒三丈。但保罗和比尔也有妻儿。“应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这句话在《圣经》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在《肋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另一次在《玛窦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九节。杰克逊想，倘若我被关进德黑兰的监狱，我当然也希望有人能为我做些事。

于是他报名了。

斯卡利几天前就做了选择。

在佩罗提出展开越狱行动前，斯卡利就在与人探讨这一方案了。保罗和比尔被捕后，同乔・波赫和吉姆・舒维巴赫飞离德黑兰时，斯卡利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将保罗和比尔留下本来就让他不舒服，何况过去几天德黑兰的暴力事件骤然升级。圣诞节那天，两名在市场行窃的阿富汗人被一群暴徒当场吊死，一个试图在加油站插队的出租车司机被士兵打爆了头。倘若他们开始对美国人下手，其后果不用想也知道。

斯卡利在飞机上坐在吉姆・舒维巴赫旁边，他们都认为保罗和比尔性命堪虞。舒维巴赫曾在突击队中从事过秘密行动，他同意斯卡利的观点——由若干意志坚定的美国人将两人从伊朗监狱中救出来应该是可行的。

所以，三天之后，听到佩罗说“我也在考虑这个方案”时，斯卡利惊喜万分。

斯卡利将自己列入了名单。

他不需要多想。

他志愿加入行动。

斯卡利也把科伯恩加入了名单，但没有告诉他。

每天都活得无忧无虑的科伯恩从未考虑过自己会加入行动。

但斯卡利猜对了：科伯恩想去伊朗。

莉兹不会喜欢的，科伯恩暗忖。

他叹了口气。如今他妻子不喜欢的事情有许多。

莉兹很依赖他。她不喜欢他当兵，不喜欢他经常外出的习惯，不喜欢他有一个不论多晚只要有紧急任务就打电话找他的老板。

他从没有按她想要的方式生活过，假如从现在开始重来也为时过晚。如果他去德黑兰救保罗和比尔，莉兹可能会恨他。但如果他不去，他很可能会恨她。

对不起，莉兹，他想，我们又要走了。

吉姆・舒维巴赫在下午晚些时候到达，佩罗将先前向众人说的话又对他重复了一遍。

舒维巴赫的责任感很强（他曾想当牧师，但天主教神学院的两年学习让他对宗教组织备感厌倦）。正是基于这种责任感，他在越南从军十一年，多次志愿参加行动。在亚洲，他看到许多人未能尽职，但他知道自己表现优异。他想，倘若我撂挑子，那接替我的人就会搞砸，导致有人掉胳膊断腿，甚至丢了性命。我受过训练，擅长做这种事。我有义务主动挑起这副担子。

在营救保罗和比尔这件事上，他也负有同样的责任。筹建的营救队中，他是唯一实际干过这种事的。他们需要他。

何况他自己也喜欢做这种事。他骨子里就是个战士。也许是因为他身高五英尺半吧。战斗是他的天赋，是他生活的意义。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他恨不得立刻投入行动。

罗恩・戴维斯犹豫了。他是名单中的第二个黑人，也是所有人中最年轻的。

那天傍晚他到了达拉斯，被直接带到弗雷斯特路的EDS公司总部。他从未见过佩罗，但在从德黑兰撤离时同他通过电话。那段时间里，连续好几天，达拉斯和德黑兰必须随时保持着电话联系。甚至有人把电话放在耳边睡觉，而这个任务常常由戴维斯承担。有一次，佩罗亲自打来了电话。

“罗恩，我知道那边情况不妙，我非常感谢你能坚守。我现在能为你做些什么吗？”戴维斯大惊。他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朋友并无不同，他从未想过有人会专门为此感谢他。但他确实有件事放心不下。“我妻子怀孕了，我有段时间没见到她了。”他告诉佩罗，“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派人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很好，会尽快回家。我会很感激你。”

戴维斯后来听玛瓦说，佩罗没有派人，而是亲自打电话给他妻子，这让他受宠若惊。

现在，他第一次见到佩罗，再次被感动。佩罗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你好啊，罗恩。”就像他们是多年老友一样。

但听罗斯话中提到“生命危险”时，戴维斯动摇了。他想了解营救行动的详情。他愿意帮助保罗和比尔，但他希望整个行动准备得充分而完备。

佩罗说“公牛”西蒙斯会带队，这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佩罗对这群员工备感骄傲。

所有人都志愿参加。

他坐在办公室里。外面天黑了，他在等西蒙斯。

微笑着的杰伊・科伯恩；大男孩帕特・斯卡利；钢铁般坚强的乔・波赫；喜欢怀疑的高个子黑人拉尔夫・博尔韦尔；举止温和的格伦・杰克逊；好斗的吉姆・舒维巴赫；爱开玩笑的罗恩・戴维斯。

所有人都在！

骄傲的同时，他也充满感激，因为他们是在为他分担这个重大责任。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天都很不寻常。西蒙斯立即答应前来帮忙。EDS公司的保安保罗・沃克——碰巧他同西蒙斯在老挝执行过任务——在半夜坐飞机前去红湾，帮西蒙斯照顾他的猪和狗。七名年轻的管理人员在听过短暂的情况说明后，就心甘情愿地放下一切前往伊朗，组织越狱行动。

他们此时待在走廊深处EDS公司的会议室里，等待西蒙斯。西蒙斯已入住希尔顿酒店，同T.J.马尔克斯和梅夫・斯托弗用餐去了。

佩罗想到了斯托弗。他身材矮胖，戴眼镜，四十岁，经济学研究生，是佩罗的得力助手。佩罗还清晰地记得他们第一次会面的场景，当时他在面试斯托弗。梅夫毕业于堪萨斯州的某所大学，模样相当土气，仿佛刚从农场里出来——廉价的外套，松松垮垮的裤子，还穿着一双白袜子。

面试时，佩罗尽量温柔地向他解释说，商务会议上不适合穿白袜子。

但斯托弗只在袜子的问题上犯了错，他的聪明、坚韧、自律和勤奋打动了佩罗。

随后的若干年里，佩罗了解到斯托弗还有许多有用的才能。他对细节有执著的追求——这正是佩罗缺乏的——他临危不乱，还擅长交涉。EDS公司签订合同时，经常需要接管一个已经存在的数据处理部门，以及它的员工。接管可不容易——被接管的员工往往警惕而敏感，有时还充满怨恨。梅夫・斯托弗处事冷静，总是笑意盈盈，乐于助人，说话轻声细语，既讲原则又懂变通，只有他能抚平员工的情绪。

从六十年代末开始，他就直接同佩罗工作。他能从佩罗的奇思妙想中提取出一个模糊而疯狂的主意，反复斟酌，修补完善，最后付诸实践——这是他的特长。他偶尔会作出某个主意不可行的论断，而听到他这句话，佩罗就会认为或许这主意真的不可行。

斯托弗对工作有着惊人的热情。即使是在七楼的工作狂当中，他也是出类拔萃的。除了去将佩罗的奇思妙想付诸实施外，他还监管佩罗的地产公司和石油公司，管理佩罗的投资和房产。

佩罗认为，帮助西蒙斯的最佳方法，就是把梅夫・斯托弗交给他。

他不知道西蒙斯是否变了。他们已有好几年没见过面。当时是在宴会上，西蒙斯给佩罗讲了个故事。

在突击山西战俘营的行动中，西蒙斯的直升机降落到了错误的地点。目的地在四百码之外，那里看似战俘营，但里面的营房中却满是睡着的士兵。被噪音和闪光弹吵醒后，士兵开始冲出营房，睡眼蒙眬，衣衫不整，拿着武器。西蒙斯站在门外，嘴上叼着点燃的雪茄。他身边是一个魁梧的军士。每个穿过门的士兵都会看见西蒙斯雪茄的闪光，然后便会踌躇片刻。西蒙斯便趁机开枪。军士将尸体拖到一旁，然后他们就会等待另一个出门的士兵。

佩罗不禁问道：“你杀了多少人？”

“应该有七十或八十。”西蒙斯不带感情地说。

西蒙斯曾是一名出色的士兵，但现在他只是一个养猪的农民。他适合担此重任吗？他已经六十岁，而且在突袭山西战俘营之前曾中风过一次。他的脑子依然灵光吗？他还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吗？

佩罗可以肯定，西蒙斯想全权掌控营救行动。上校要么按自己的方法做，要么就不做。这正中佩罗下怀——他的任务是找到最合适的人，然后就交给这个人去处理后面的事。可是，西蒙斯还是世界上最出色的营救者吗？

他听见外面的办公室里传来说话声——他们到了。他站起身，西蒙斯同T.J.马尔克斯和梅夫・斯托弗走了进来。

“西蒙斯上校，你好。”佩罗说。他从不称呼西蒙斯“公牛”，他觉得那很粗俗。

“你好，罗斯。”西蒙斯说，握了握佩罗的手。

手握得非常紧。西蒙斯穿着随意，下身是卡其裤，上身的衬衣领子敞着，露出脖子上的条条肌肉。他看上去老了些——咄咄逼人的脸上皱纹更多了，白发也更多了，而且一头短发似乎也比上次见到的时候长。但他依然强壮硬朗，依然是那副深沉的、被烟熏坏似的嘶哑嗓子，带着一丝明显的纽约口音。他拿着科伯恩整理的志愿者资料。

“请坐。”佩罗说，“你们用过餐了吗？”

“我们去了达斯提餐厅。”

西蒙斯说：“这房间最后一次清除窃听器是什么时候？”

佩罗笑了。西蒙斯的脑子依然灵光。太好了。佩罗答道：“从来没有过，上校。”

“从现在开始，我要求我们用的每个房间每天都要检查一遍。”

斯托弗说：“我会安排的。”

佩罗说：“如果你有什么需求，上校，告诉梅夫就行了。现在咱们来谈谈正事。我们非常感谢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提供一些补偿——”

“这种事就免了吧。”西蒙斯粗暴地说。

“这——”

“我不需要因为营救美国人而获取酬劳。”西蒙斯说，“之前我没拿过，也不想现在开始拿。”

西蒙斯被冒犯了。他的不悦令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凝固了。佩罗立刻不再坚持——西蒙斯是极少数他需要谨慎对待的人之一。

这位老战士一点儿都没变啊，佩罗想。

太好了。

“营救队的队员在会议室里等你。你手上有他们的资料，但我知道你想亲自评审他们。他们都了解德黑兰，都当过兵或者拥有可能派得上用场的技能。但最后选不选他们都由你决定。如果你看不上哪个人，我们就会再给你找一些备选的。总之这里你说了算。”佩罗希望西蒙斯把所有人都留下，但选择权必须交给他。

西蒙斯站起来，说：“开始吧。”

西蒙斯和斯托弗离开了，T.J.却暂时止步。他压低声音对佩罗说：“西蒙斯的妻子过世了。”

“露西尔？”佩罗不知道这个消息，“太遗憾了。”

“死于癌症。”

“他情绪如何，你知道吗？”

T.J.点头，“情绪很不好。”

T.J.离开后，佩罗二十岁的儿子小罗斯走进来。罗斯的孩子们平时常来公司看他，但现在，会议室里正在进行秘密会议，罗斯希望儿子能换个时间再来。小罗斯一定是在走廊上看到了西蒙斯。这孩子之前见过西蒙斯，知道他是谁。佩罗想，儿子现在已经知道，西蒙斯来这儿的唯一理由就是组织营救行动。

小罗斯坐下说：“爸爸，我是来看奶奶的。”

“好。”佩罗说，怜爱地看着他唯一的儿子。小罗斯高个子，宽肩膀，身材健美，比他父亲英俊百倍，姑娘们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并不仅仅因为他是父亲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小罗斯用处理其他所有事的方式对待姑娘们——无可挑剔的礼节以及远超其年龄的成熟稳重。

佩罗说：“你同我必须清楚一件事，我希望能活一百岁，但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要你离开大学，回家照顾你的妈妈和妹妹们。”

“我会的。”小罗斯说，“别担心。”

“如果你母亲也出了事，我要你住在家里，把妹妹们带大。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不容易，但我不想让你雇人来做这件事。她们需要你，你是家庭的一分子。我就靠你了，你要在家同她们在一起，保证她们能顺利长大——”

“爸爸，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好。”

小罗斯起身离开。佩罗陪他走到门口。

突然，小罗斯抱住了父亲，说：“我爱你，爸爸。”

佩罗也抱住了他。

他惊讶地发现儿子眼中噙着泪。

小罗斯出去了。

佩罗坐了下来。他本不应该对儿子的眼泪感到惊讶——佩罗一家亲密无间，而小罗斯是一个热心肠的孩子。

佩罗没有前往德黑兰的具体安排，但他知道，如果他的员工要冒着生命危险去那儿，他就不应该躲得远远的。这一点小罗斯也知道。

佩罗知道，全家人都会支持他。玛戈也许有权说：“你为员工冒性命危险，那我们怎么办？”但她决不会这么说。在关注战俘运动中，他去过越南和老挝，试图飞往河内，还被迫给家人配保镖，但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说：“那我们怎么办？”相反，他们还鼓励他去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

他坐着沉思的时候，大女儿南希走进来。

“老爹！”她说。那是她对父亲的昵称。

“小南！进来！”

佩罗非常喜爱南希。十八岁的她有一头金发，身材苗条，但绝不孱弱，深得她祖母的遗传。她意志坚定，头脑冷静，这点像佩罗，她同她哥哥一样有潜力成为经营管理者。

“我是来说再见的。我要回范德比尔特大学了。”

“你有没有去奶奶家看看？”

“当然去了。”

“好孩子。”

她兴高采烈地期待着能重返学校，对七楼的紧张气氛和危险计划浑然不知。

“能不能多给点零用钱？”她问。

佩罗溺爱地笑了，摸出了钱包。同平常一样，他无法拒绝她。

她把钱装进口袋，抱住他，吻了下他的脸颊，从他大腿上跳下来，无忧无虑地蹦出了屋。

这一次，佩罗的眼中噙满了泪水。

这就像一场重聚，杰伊・科伯恩想。德黑兰的老伙计们都在会议室里等西蒙斯，谈论着伊朗和撤离行动。拉尔夫・博尔韦尔说话就像打机关枪；坐着沉思的乔・波赫就像一个生气的机器人；格伦・杰克逊说着步枪的事；吉姆・舒维巴赫露出歪斜的微笑，让你觉得他知道什么你不知道的东西；帕特・斯卡利在谈论突袭山西集中营的事。他们现在全知道，他们即将见到传说中的“公牛”西蒙斯。

斯卡利在突击队做教官的时候，就曾讲授过西蒙斯领导的那次著名的突袭。他知道那次行动经过了精心的策划、无数次的演练，最终西蒙斯将五十九名队员都带了回来。

门开了，一个声音说：“全体起立。”

他们推开椅子站了起来。

科伯恩环顾四周。

罗恩・戴维斯走进来，黑脸上挂着坏笑。

“浑蛋，戴维斯！”科伯恩说。意识到被骗后，大家都笑了。戴维斯在屋里绕了一圈，与大家击掌问好。

戴维斯就是这样，总爱开玩笑。

科伯恩看着大家，不知道面临生命危险时他们是否还会如此坦然。战斗是一件奇怪的事，你永远无法预测人在战斗中会如何应对。你觉得最勇敢的人也许会崩溃，而你觉得可能会胆怯逃跑的人也许会坚如磐石。

科伯恩永远也忘不了战斗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他到达越南几个月后，发生了一场危机。他当时在驾驶一种支援飞机，名叫“光棍”，因为它没有武器装置。那天，他满载士兵出入战斗区域，总计六次。他很走运——没有人朝他的直升机开枪。

但第七次就不一样了。

12.75毫米口径高射机枪击中了直升机，破坏了尾翼驱动杆。

主翼转动时，机体自然会朝相同方向转动，尾翼的作用就是抵消这种连带效应。如果尾翼停转了，直升机就会开始转动。

如果直升机起飞后不久，刚离地几英尺，那飞行员还能趁机身旋转不快，通过再次降落来应对尾翼的缺失。如果直升机处在巡航高度，以正常速度飞行，机身上的气流很强，足以阻止直升机旋转。然而，科伯恩当时所处的高度是一百五十英尺，可以说是最糟的位置——一方面太高，难以迅速降落；另一方面又飞得不够快，风还无法稳定机身。标准处理程序是模拟引擎失速。科伯恩在飞行学校学习并练习过这一程序，于是本能地实施了这种操作，但毫无作用——直升机已经旋转过快了。

几秒之内，他就头晕目眩，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任由直升机坠落下去。直升机右起落橇最先着地（这点他后来才了解），一片螺旋桨受冲击力弯曲了，插入机身，击中了副驾驶的头部，致其当场死亡。

科伯恩闻到了汽油味，松开了安全带。他的头先着地，这才意识到自己正上下颠倒。但他逃出了直升机，只伤到几节颈椎。他的机工长也活了下来。

机组成员都系了安全带，但后机舱的七个士兵没有。直升机没有门，飞机旋转的离心力将他们从一百英尺的高度甩出去。他们都死了。

科伯恩当时只有二十岁。

几个星期后，他的小腿中弹，那里是直升机飞行员最容易受伤的部位。飞行员的座椅是防弹的，但小腿却暴露在外。

他因为中弹而火冒三丈，找到上级军官，要求分配到武装直升机上，那样就能杀几个下面想要他命的王八蛋。

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以此为转折点，笑盈盈的杰伊・科伯恩变成了冷静而冷血的专业战士。他在军中没有密友。如果有军人受伤了，科伯恩会耸肩说：“打仗哪儿有不受伤的。”他觉得他的战友会认为他有病，但他不在乎。他很开心能驾驶战斗直升机。每次绑好安全带后，他都知道自己是去杀人，或者被杀。为地面部队扫清障碍时，他知道妇女儿童和无辜的平民会受伤，但还是闭上眼停止思考，开了火。

十一年后回首往事，他觉得自己是一头野兽。

房间中最安静的两个人——舒维巴赫和波赫——明白他的感受。他们去越南打过仗，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其他人没有实战经历——斯卡利、博尔韦尔、杰克逊和戴维斯。倘若营救行动需要杀人，科伯恩想，他们会如何应对？

门开了，西蒙斯走了进来。

2

西蒙斯走到会议桌前段时，整个房间都静了下来。

他可真有能耐，科伯恩想。

T.J.马尔克斯和梅夫・斯托弗跟在西蒙斯身后进屋，坐在靠门的位子上。

西蒙斯把一个塑料黑手提箱抛进了角落里，坐进椅子，点燃雪茄。

他身穿宽松的衬衣和长裤，没系领带，头发的长度与上校的身份不太相称。他看起来更像是农夫，而不是士兵，科伯恩想。

他说：“我是西蒙斯上校。”

科伯恩还以为他会说，我管你们，按我说的做，我的计划是什么什么。

相反，他开始问问题。

他想尽量了解德黑兰的情况——天气，交通，建筑材料，街上的人，警察的数量和装备。

他对每一个细节都感兴趣。他们告诉他，除了交警，所有警察都配有武器。那怎么区分他们？交警戴白帽子。他们告诉他，德黑兰的出租车有蓝色和橙色两种。区别是什么？蓝色出租车走固定路线，价钱也固定。橙色出租车理论上可以到处走，但叫停出租后，里面通常都有人，司机会问你去哪儿。如果顺路的话，你就可以坐进去，但你得记下计价器上的数字，因为你下车时候，就得补上差价——因为这种不合理的规矩，乘客总是同司机发生争执。

西蒙斯问监狱到底在什么地方。梅夫・斯托弗去找德黑兰的地图。监狱是什么模样？乔・波赫和罗恩・戴维斯都记得驾车经过那里。波赫在画板上画出素描。

科伯恩靠着椅背，观察西蒙斯工作。科伯恩意识到，听取别人提供的信息只是西蒙斯打算做的第一件事。科伯恩在EDS公司做过许多年招聘工作，知道面试技巧。西蒙斯正在评估每个人，观察他们的反应，测试他们有多少经验。他像面试官一样，询问了许多开放式的问题，紧接着就问：“为什么？”让大家暴露自己——自吹自擂，胡说八道，或者焦躁不安。

科伯恩不知道西蒙斯会不会打断他们。

突然，他开口道：“谁做好了为这件事牺牲的准备？”

没有人发话。

“好。”西蒙斯说，“我不会带领打算死的家伙。”

讨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午夜过后不久，西蒙斯就终止了讨论。很明显，他们对监狱还不够了解，无法制订营救方案。科伯恩被委任连夜查明更多信息——他将给德黑兰那边打几通电话。

西蒙斯说：“你询问监狱信息的时候，能不能避免对方知道你这么做的原因？”

“我会小心的。”科伯恩说。

西蒙斯转向梅夫・斯托弗，继续说：“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聚集点。找个跟EDS公司没关系的地方。”

“酒店怎么样？”

“墙壁隔音效果差。”

斯托弗思索片刻，说：“罗斯在葡萄藤湖附近有一座小房子，靠近达拉斯-沃思堡机场。现在这个季节不会有人在那附近游泳或钓鱼，这点可以肯定。”

西蒙斯半信半疑。

斯托弗说：“早上我开车带你去那儿实地考察一下吧。”

“好。”西蒙斯站起来，“我们现阶段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他们陆续走出房间。

他们离开的时候，西蒙斯留下了戴维斯。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很厉害？”西蒙斯说。

戴维斯不知所措。西蒙斯整晚都很有礼貌，通情达理，轻声细语。现在他却像在挑衅一样。出什么事了？

戴维斯想到了自己的功夫特长，还有他在德黑兰打翻三个暴徒的事，但他说：“我不觉得自己厉害。”

西蒙斯对此置若罔闻。“空手道在枪面前屁都不是。”

“我也这么看——”

“我们不需要只想打架的黑鬼。”

戴维斯明白西蒙斯的用意了。冷静，他对自己说：“我志愿加入营救队不是为了打架，上校，我——”

“那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认识保罗、比尔和他们的妻子、孩子，我想帮忙。”

西蒙斯轻蔑地点点头：“明天见。”

戴维斯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他通过了测试。

第二天，也就是1979年1月3日下午，他们在葡萄藤湖畔佩罗的周末度假屋集合。

不出梅夫・斯托弗所料，附近的两三座房子看上去是空的。佩罗的房子掩映在占地数英亩的森林中，草坪一直延伸到水边。那是一座紧凑的木制建筑，很小——放佩罗快艇的库房都比它大。

门是关着的，大家都没想到带钥匙。舒维巴赫撬开了一扇窗户，大家才得以入内。房里有一个客厅，几个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厕所。房间的装饰风格蓝白相间，家具不是高档货。

大家散坐在客厅里。他们带来了地图、画板、记号笔，当然还有香烟。科伯恩做了情况说明。前一天夜里，他同马吉德和另外两三个德黑兰的同事通过电话。一方面要打听监狱的详情，一方面又不能表现得太热心，这并不容易，但好歹还是成功了。

监狱是司法部的一部分，而司法部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监狱入口位于街区后部。进入入口后是一个院子，与街道之间仅隔一道十二英尺高的铁栅栏。囚犯可以到院子里放风，这明显也是监狱的弱点所在。

西蒙斯也这么看。

那他们要做的，就是等囚犯放风的时候，翻过栅栏，抓住保罗和比尔，再翻过栅栏，逃出伊朗。

他们进入细节部分。

他们该怎么翻过栅栏？是用梯子还是搭人梯？

他们决定乘大篷货车去监狱，然后用车顶做台阶。选货车而不是轿车还有一个优势：当他们驶向——更重要的是驶离监狱的时候，也没有人会看见车内的情况。

乔・波赫被提名做司机，因为他最熟悉德黑兰的路。

如何应付监狱警卫呢？他们不想杀人。他们同街上的伊朗人和监狱警卫都没有仇——保罗和比尔被不公地投入监狱并不是他们的错。何况，如果杀了人，就会引发更大的骚乱，逃出伊朗也就更难了。

监狱警卫会毫不犹豫地射杀他们。

西蒙斯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突袭会为他们争取优势，警卫会有好几秒搞不清出了什么事。

然后，营救队员必须通过某种手段让警卫躲起来——开枪是最佳选择。在城市街道上开枪的话，闪光和巨响会让警卫下意识地躲避，而不会主动袭击营救队员。这就能为他们赢得几秒时间。如果行动迅速的话，这几秒钟就够了。

在烟雾弥漫的房间中，方案渐渐成形。西蒙斯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小雪茄，听大家发言，适时地提问题，引导着讨论的方向。这是一支非常讲民主的队伍，科伯恩想。讨论方案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妻儿、按揭、割草机和旅行车，也忘记了劫狱是多么极端的行为。戴维斯不再开玩笑；斯卡利不再幼稚，反而十分冷静精明；波赫一如既往地滔滔不绝；博尔韦尔则一如既往地充满质疑。

就这样一直讨论到傍晚。他们决定将货车开到铁栅栏旁的人行道上。他们告诉西蒙斯，这种停车法在德黑兰一点也不奇怪。西蒙斯将坐在前排波赫的身边，大衣下藏一把枪。货车后门打开后，拉尔夫・博尔韦尔将从里面跳出来，大衣下也藏着枪。

到目前为止，任何异常状况都未出现。

西蒙斯和博尔韦尔做好开枪掩护的准备，罗恩・戴维斯将爬上货车车顶，攀到铁栅栏上，跳进院中。之所以选戴维斯做这件事，是因为他最年轻，也最苗条，而其他人很难承受从十二英尺高的地方跳下去造成的冲击。

科伯恩将跟戴维斯翻越铁栅栏。他身材不佳，但营救队中，保罗和比尔最熟悉的就是他，一见到他就会意识到有人来营救他们了。

接下来，博尔韦尔将会把一架梯子放到院中。

如果行动迅速的话，突袭能取得的优势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警卫肯定会做出反应。这时西蒙斯和博尔韦尔会朝天开枪。

警卫将迅速卧倒，伊朗囚犯将惊慌地四下奔逃，为营救队又提供几秒时间。

“如果监狱之外有人干预怎么办？”西蒙斯问，“比如警察、街上的士兵、示威的暴徒，或者热心的过路人？”

他们决定派两人保护侧翼，分别守在街道两头。他们将比货车先到几分钟，配以手枪。他们的工作就是阻止任何试图干扰营救的人。吉姆・舒维巴赫和帕特・斯卡利被提名担负这项任务。科伯恩肯定，如有必要，舒维巴赫会毫不犹豫地开枪。至于斯卡利，尽管他这辈子都没开过枪，但在讨论中他表现出惊人的冷静，科伯恩觉得他动起手来将同样冷酷无情。

格伦・杰克逊将负责驾驶轿车，这样浸礼会教徒格伦就不必开枪杀人了。

同时，在院中陷入混乱后，罗恩・戴维斯将负责近距离掩护，对付身边的警卫。科伯恩则将保罗和比尔从人群中拉出来，催其爬上梯子。他们将翻越栅栏，跳到货车车顶，然后跳到地上，最后钻进车中。科伯恩与戴维斯将陆续撤离。

“嘿，我冒的风险最大。”戴维斯说，“我他妈的第一个进去，最后一个出来——暴露时间最长。”

“少说废话。”博尔韦尔说，“下个问题。”

西蒙斯将坐到货车前排，博尔韦尔将跳到后座，关上车门，波赫将以最快的速度把车开走。

轿车中的杰克逊将把守护侧翼的舒维巴赫和斯卡利载走，紧随货车之后。

逃亡过程中，博尔韦尔将持枪守在货车后窗边，而西蒙斯将负责应对前方可能出现的麻烦。如果有人紧追不舍，轿车中的斯卡利和舒维巴赫将负责干掉他们。

抵达预先安排的地点后，他们将抛下货车，分散进入几辆轿车，前往德黑兰郊区的多申・托佩空军基地，乘美国空军的一架飞机离开伊朗——佩罗将想办法搞定军用飞机。

最后，一套可行性方案的轮廓终于敲定。

他们离开之前，西蒙斯警告他们，走出这座房子后就不能提起营救行动的事——不能对妻子说，甚至不能互相讨论。他们必须编个故事，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离开美国一个星期左右。看着堆满烟头的烟灰缸和队员们圆鼓鼓的肚皮，西蒙斯补充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想想怎么锻炼健身。

跨国大营救不再是罗斯・佩罗脑中的一个疯狂想法——它即将付诸实施。

杰伊・科伯恩是营救队里唯一花了大力气欺骗妻子的。

他回到希尔顿酒店，给莉兹打了电话：“嗨，亲爱的。”

“嗨，杰伊！你在哪儿？”

“我在巴黎……”

乔・波赫也从希尔顿酒店给妻子打了电话。

“你在哪儿？”她问。

“达拉斯。”

“你在干什么？”

“当然是在EDS公司工作了。”

“乔伊，达拉斯的EDS公司给我打过电话，问我你到哪儿去了！”

波赫意识到，有个不知情的人正在找他，他说：“我没有同他们在一起。我直接同罗斯工作。他们不知道而已。”

“你在做什么？”

“同保罗和比尔有关，我们必须为他们做点事。”

“哦……”

博尔韦尔回到朋友家，他的家人就暂住在那儿。他的女儿斯泰茜・伊莱恩和凯夏・妮可已经睡着了。他妻子说：“今天你干什么去了？”

我筹划了一起越狱行动，博尔韦尔想。但他嘴上答道：“没干啥。”

“没干啥？我看你忙得很啊。我给你公司打了两三次电话——他们说找不到你。”

“我没在一个地方待着。嘿，我想喝瓶啤酒。”

玛丽・博尔韦尔是一个热情开朗的女人，欺骗与她的本性格格不入。她也相当聪明。但她知道，拉尔夫对于夫妻相处的原则有一些固执的看法。这些看法也许有些陈旧，但对他们的婚姻很有效。倘若工作中的某些事他不想告诉她，那她也不会纠缠不放。

“来瓶啤酒……”

吉姆・舒维巴赫并不想欺骗妻子蕾切尔。她早已猜透了他。帕特・斯卡利一开始打电话给舒维巴赫的时候，蕾切尔问丈夫：“谁打来的？”

“是达拉斯的帕特・斯卡利。他们让我去欧洲做一个研究项目。”

蕾切尔认识吉姆快二十年了——他们开始约会的时候，他十六岁，她十八岁——他的心思她一眼就能看透。她说：“他们想去把那些人救出监狱。”

舒维巴赫无力地说：“蕾切尔，你不明白。我不再做那种事了。”

“你们就是要去做那种事……”

帕特・斯卡利就连同事都骗不过，在他妻子面前，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说谎。他把一切都告诉了玛丽。

罗斯・佩罗也将一切都告诉了玛戈。

就连西蒙斯，尽管没有妻子来烦他，他还是打破了安全规定，将自己即将赶赴伊朗一事告诉了新泽西的弟弟斯坦利。

事实证明，向EDS公司其他高管隐瞒营救计划同样是不可能的。首先猜出一切的是基恩・泰勒。这位身材高大、脾气暴躁、衣着优雅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法兰克福接到佩罗的命令，又重返德黑兰了。

元旦那天，听到佩罗说“我要派你回去做些非常重要的事”，泰勒就知道有人策划了一起秘密行动，而幕后的主导者是谁不言自明。

有一天，他从德黑兰给达拉斯处打电话，要找拉尔夫・博尔韦尔。

“博尔韦尔不在这儿。”对方告诉他。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确定。”

泰勒从来都不喜欢被人糊弄，于是提高嗓门问：“他去哪儿了？”

“不确定。”

“什么叫不确定？”

“他去度假了。”

泰勒已经认识博尔韦尔好几年了，博尔韦尔首次做管理工作的机会就是泰勒给的。他们是酒友。有许多次，泰勒都同拉尔夫喝酒喝到凌晨，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整个酒吧中唯一的白人。喝完酒，谁的家离酒吧近，两人就会跌跌撞撞地回那儿去。给他们开门的某一位的夫人就会给另一位的夫人打电话：“别担心，他们在这儿。”

是的，泰勒熟悉博尔韦尔。他决不相信保罗和比尔在坐牢，拉尔夫还有心情去度假。

第二天，他又打电话找帕特・斯卡利，但听到的却是同样的推诿之词。

保罗和比尔在坐牢，博尔韦尔和斯卡利会去度假？

鬼才信。

第三天，他打电话找科伯恩。

又是同一种说法。

他开始猜出背后的玄机了——佩罗命令泰勒重返德黑兰的时候，科伯恩是同佩罗在一起的。科伯恩是人事主管，也是上次撤离行动的策划者，佩罗任命他策划秘密行动是理所当然的。

泰勒和另一个留在德黑兰的同事里奇・加拉格尔开始凑出一份名单。

博尔韦尔、斯卡利、科伯恩、罗恩・戴维斯、吉姆・舒维巴赫和乔・波赫都在“度假”。

这群人有若干共通点。

保罗・恰帕罗恩刚到德黑兰的时候，发现EDS公司在那里的运营状况太松懈、太随便、太伊朗化了，不合他的意。卫生部合同的执行进度已经滞后。保罗带来了一帮严厉而细致的EDS公司员工，着力解决问题，将经营重新带入正轨。泰勒就是这帮严厉的员工之一，比尔・盖洛德也是。还有科伯恩、斯卡利、博尔韦尔，以及其他所有“在度假”的人。

另一个共通点是，他们都是EDS公司“德黑兰罗马天主教礼拜天早午餐扑克学校”的成员。和泰勒一样，保罗和比尔等人都是天主教徒，除了乔・波赫（以及泰勒唯一未猜出的营救队成员：格伦・杰克逊）。每个礼拜天，他们都在德黑兰的天主教传教团见面。祈祷仪式完成后，他们会前往其中某人的家里吃早午餐。在夫人们做饭、孩子们玩耍的时候，男人们会开始打扑克。

只有打扑克的时候，一个人的真性情才会暴露出来。

泰勒和加拉格尔猜想，倘若佩罗让科伯恩组建一个百分百信任的团队，那科伯恩必然会从扑克学校里挑选人才。

“度个屁的假。”泰勒对加拉格尔说，“他们组成了营救队。”

营救队在1月4日上午返回湖边小屋，将计划重温了一遍。

西蒙斯在细节方面有无穷的耐心。他打算对任何可以想象到的困难都做好准备。乔・波赫帮了他很大的忙，波赫不知疲倦的提问——尽管这让科伯恩烦透了——都富有创见，大大完善了营救方案。

首先，西蒙斯对保护营救队侧翼的安排并不满意。要舒维巴赫和斯卡利朝任何试图妨碍营救的人开枪，那太不靠谱了。最好能声东击西，将附近警察和士兵的注意力转移过去。舒维巴赫提议在街道远端点燃一辆车。西蒙斯觉得这还不够——他想炸掉一整座楼。总之，舒维巴赫需要设计出一枚定时炸弹。

他们还想出了一套预防措施，可以减少一两秒他们暴露的时间。货车在驶到距监狱一定距离的时候，西蒙斯就会下车走向铁栅栏。如果没发现危险，他就会打手势招呼货车继续前进。

方案的另一个缺点是下车爬上车顶这一步。无论是跳下车还是爬上车顶，都会耗费宝贵的时间。而且，保罗和比尔被关在监狱几个星期，到时候是否有力气爬梯子再跳到车顶上？

所有解决办法都经过认真讨论——增加一架梯子，在车顶安装把手——最后，营救组想到了简单易行的办法——在车顶凿开一个洞，直接从洞里钻进钻出。另一个小改进是，在货车地板上铺上垫子，给那些从洞口往下跳的人一个缓冲。

他们将在逃离监狱的路上易容改装。他们打算在德黑兰穿牛仔裤和休闲夹克，他们都开始留络腮胡和小胡子，以便看起来不那么可疑。但他们将在货车中备好商务西装和电动剃须刀，在改乘轿车之前，剃掉胡子，换好衣服。

一如既往地特立独行的拉尔夫・博尔韦尔不想穿牛仔裤和休闲夹克。商务西装、白衬衫和领带让他更舒服，更行动自如，尤其是在德黑兰，一套气派的西式装束是社会统治阶层的象征。西蒙斯冷静地表示同意。“最重要的是，”他说，“让大家在行动中感觉舒服与自信。”

他们计划在多申・托佩空军基地乘飞机离开，但那里既有美国飞机，也有伊朗飞机，工作人员既有美国人也有伊朗人。美国人当然会欢迎他们，但入口的伊朗哨兵会不会故意刁难？他们打算都使用伪造的军事证件。一些EDS公司管理人员的妻子曾在德黑兰为美军工作，并保留有原来的身份证件——梅夫・斯托弗会去弄一个，并以其为蓝本伪造更多的证件。

科伯恩发现，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西蒙斯都非常低调。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雪茄（博尔韦尔对他说：“别担心被打死，你会死于癌症的！”），除了问问题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做。方案是由头脑风暴形成的，每个人都贡献智慧，最后达成一致意见。不过，科伯恩发现自己愈发敬重西蒙斯了。西蒙斯经验丰富，智力超群，吃苦耐劳，而且思维活跃。他还有些幽默。

科伯恩看得出，其他人也开始逐渐了解西蒙斯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有人问了个愚蠢的问题，西蒙斯就会厉言批驳。于是，他们在提问之前都会三思，考虑他会作何反应。通过这种方法，西蒙斯让队员们开始像他一样思考。

在湖边小屋的第二天，他们见识了他发怒的威力。惹他生气的是罗恩・戴维斯——这并不奇怪。

他们那群人都好幽默，戴维斯是其中最爱搞怪的。科伯恩觉得这没什么——在执行这样的任务时，笑声可以缓解紧张。他认为西蒙斯也持同样的看法。但有一次，戴维斯做得太出格了。

西蒙斯在座椅旁边的地板上放了一包雪茄，还有五包放在厨房。戴维斯毫不掩饰自己对西蒙斯的好感，关切地说：“上校，你抽的雪茄太多了——这对健康可不好。”

西蒙斯用特有的严厉表情看着他，但他忽视了这一警告。

几分钟后，他进入厨房，将那五包雪茄藏在洗碗机里了。

西蒙斯抽完第一包，去找剩下的，却没有找到。他没有雪茄就无法思考，于是打算乘车去商店买，这时戴维斯打开洗碗机说：“你的雪茄在这儿。”

“你自己留着吧，浑蛋。”西蒙斯低吼道，径直出门了。

他又买了五包雪茄回来，对戴维斯说：“这些烟是我的。你的臭手不要碰。”

戴维斯觉得自己就像是被罚站墙角的孩子。这是他第一次同西蒙斯上校开玩笑，也是最后一次。

商议继续进行，吉姆・舒维巴赫坐在地板上，努力设计炸弹。

通过伊朗海关走私炸弹，甚至是炸弹的配件，都是相当危险的（西蒙斯说过：“我们不必冒这样的险。”）。所以，舒维巴赫必须设计出一种用德黑兰本地材料就能造出的炸弹。

炸掉一座房子的提议被否决了——这样做动静太大，而且可能会殃及无辜。他们决定姑且通过以焚烧汽车的方式转移警察的注意力。舒维巴赫知道如何用汽油、肥皂片和少许石油制造燃烧弹，但定时器和引信是两个问题。在美国的话，他会用玩具火箭电动机上的电子定时器。但在德黑兰，他只能从更原始的器械中做选择。

舒维巴赫喜欢接受挑战。他喜欢摆弄机械玩意儿——他收藏了一辆模样丑陋的“奥兹莫比尔短剑”[通用的一款轿车。]，行驶起来就如同一枚发射出的子弹。

他首先拿烤箱顶的老式发条计时器做实验，那种计时器用撞针击铃。他将一根含磷的火柴绑在撞针上，把铃替换为一张砂纸。撞击后，火柴与砂纸摩擦燃烧，继而点燃机械引信。

这个系统是不可靠的，团队其他成员听后都哄堂大笑。每次火柴燃不起来，他们就会揶揄讥讽。

最后，舒维巴赫只好采用最古老的计时装置：蜡烛。

他先点燃一支蜡烛做实验，测试燃烧一英寸蜡烛需要多少时间。然后截取一段蜡烛，使其燃烧时间刚好是十五分钟。

接下来，他将几根老式含磷火柴的火柴头刮下来，将这些可燃材料碾成粉末。他将粉末紧紧包裹在一张铝箔里，然后将铝箔塞到蜡烛下。蜡烛燃烧到底部后就会加热铝箔，促使含磷粉末爆炸。铝箔底部较薄，爆炸产生的作用力会向下传播。而蜡烛被放在塑料瓶的瓶颈里，塑料瓶与那种装在后裤袋里的酒瓶大小相仿，里面装满了汽油。

“点燃蜡烛后走开就行。”舒维巴赫完成设计后对队友说，“十五分钟后，车子就会被点燃。”

警察、士兵、革命者或路人——很可能还有一些监狱警卫——都会被三百码之外燃烧的汽车所吸引，罗恩・戴维斯和杰伊・科伯恩将趁乱从铁栅栏翻入院子。

那天，他们搬出了希尔顿酒店。科伯恩在湖边小屋过夜，其他人则入住了机场码头酒店——那里离葡萄藤湖更近——除了拉尔夫・博尔韦尔，他坚持回家同家人待在一起。

接下来的四天，他们训练，买装备，练习射击，完善方案。

手枪可以在德黑兰买，但弹药方面，伊朗国王只允许出售打鸟用的小霰弹。

不过，西蒙斯擅长重装弹药，所以他们决定将自己的弹药走私进伊朗。

将大号霰弹的弹药装入小子弹的问题是，小子弹能装的弹药相对较少，所以尽管小子弹的穿透力很强，却几乎无法扩散。他们决定使用2号霰弹。这种霰弹击发后会扩散开，打中多个目标，同时又有足够的穿透力，能够打碎跟踪车辆的挡风玻璃。

营救队的每个队员都将携带一把沃尔瑟警用手枪。梅夫・斯托弗让EDS公司的安保主管鲍勃・斯尼德，以及一个口风甚严的人去达拉斯的雷氏体育用品店购买警用手枪。舒维巴赫负责想办法将枪走私进伊朗。

斯托弗去打听哪些美国机场不对出站的行李做荧光检查——肯尼迪国际机场就是其中之一。

舒维巴赫买了两个路易・威登的箱子，容积比普通行李箱更大，边角经过加固，侧面都很坚硬。他同科伯恩、戴维斯和杰克逊来到佩罗达拉斯家中的木工坊，实验在箱底安装活底。

舒维巴赫非常看好将枪藏在箱子活底中通过伊朗海关的计划。“要是你知道海关那些人是怎么工作的，你就不会被拦下来。”他说。但其他队友都没有他那么自信。他们还制订了一个后备计划，以防海关拦下他并发现枪。到时候他会否认箱子是自己的。他将返回行李领取处，那里当然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路易・威登行李箱，但里面装满了个人物品，而且没有枪。

营救队抵达德黑兰之后，必须通过电话与达拉斯联系。科伯恩敢断定，伊朗人会窃听他们的电话，于是他们发明了一套简单的密码。

GR表示A，GS表示B，GT表示C，以此类推，到GZ表示I；然后HA表示J，HB表示K，到HR表示Z。数字一到九用IA到II表示，零则对应IJ。

他们将使用军方字母表。A对应Alpha，B对应Bravo，C对应Charlie，等等。

为保证速度，只有关键字会被加密。比如，“他在EDS”这句话会被加密为“他在Golf Victor Golf Uniform Hotel Kilo”。

密码表只制作了三份。西蒙斯给了梅夫・斯托弗一份，他将留在达拉斯担当营救队的联系人。西蒙斯将另外两份给了杰伊・科伯恩和帕特・斯卡利，这两人尽管未被正式任命，却已经成了他的副手。

使用密码可以避免在电话交谈中不小心泄露信息。不过，作为电脑方面的专家，他们很清楚，密码专家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破解这样简单的加密法。所以，为以防万一，一些常用的词都以特定的代码替代——保罗是AG，比尔是AH，美国大使馆是GC，德黑兰是AU，佩罗被称为“主席”，枪被称为“带子”，监狱被称为“数据中心”，科威特被称为“石油城”，伊斯坦布尔被称为“度假城”，突袭监狱被称为“A计划”。所有人都必须牢记这些密码。

倘若被问到这些密码是干什么用的，就说是用来缩写电报信息的。

营救行动的代码是“烫脚”（Hotfoot）。这是罗恩・戴维斯想出的字母缩写：Help Our Two Friends Out of Tehran（帮我们的两个朋友逃出德黑兰）。西蒙斯中意这个名字。“许多行动的名字都叫‘烫脚’。”他说，“但这是它第一次用对了地方。”

他们将突袭监狱的行动演习了不下一百次。

在湖边小屋旁的森林里，舒维巴赫和戴维斯在两棵树之间钉了一张高十二英尺的木板，用以模拟铁栅栏。梅夫・斯托弗从EDS公司的安保部门借来了一辆大篷货车。

西蒙斯一次又一次地走到“铁栅栏”旁打手势。博尔韦尔从车后跳出。戴维斯爬上车顶，翻过栅栏。科伯恩紧随其后。博尔韦尔爬上车顶，将一架梯子放入“院子”里。“保罗”和“比尔”——由舒维巴赫和斯卡利扮演，他们不需要训练侧翼防卫——爬上梯子，翻过栅栏，科伯恩接着出来，然后是戴维斯。所有人都进入货车。波赫驾车以最快的速度离开。

他们有时交换角色，以便让每个人都熟悉别人的工作。他们还为各项任务设定了优先级，倘若有人掉队、受伤或出了别的什么状况，他们能自动知晓谁会顶替。扮演保罗和比尔的舒维巴赫和斯卡利有时会装病，让队员们将其抬上梯子，运过栅栏。

身体健康带来的优势在训练中明显表现出来。戴维斯能在1.5秒内从栅栏一侧的梯子翻到另一侧的梯子，这是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速度。

有一次，戴维斯行动得太快，以至于直接摔在了冻土上，扭伤了肩膀。伤势虽然不重，但却让西蒙斯产生了一个想法。戴维斯到德黑兰的时候，可以用悬带吊着一只胳膊，携带一个用于锻炼的豆子袋。但这个袋子里装的都是2号霰弹。

西蒙斯计算了营救行动所需的时间——从货车停在栅栏前到带着所有人离开。最后，秒表显示的时间是不到三十秒。

他们在加兰公共靶场练习用沃尔瑟警用手枪射击。他们告诉靶场老板，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保安，到达拉斯参加一项课程培训，必须在射击练习完成后才能回家。靶场老板并不相信他们，尤其是看到T.J.马尔克斯之后。马尔克斯穿着黑外套，戴着黑帽子，将十把沃尔瑟警用手枪和五千发子弹从黑色林肯车的后备箱中拿出来，像极了电影中的黑社会老大。

训练不久后，他们都能相当出色地完成射击，除了戴维斯。西蒙斯建议他躺下射击，因为他在院子里的时候将会是这个姿势，结果戴维斯发现自己的准头果然提高不少。

旷野里寒冷刺骨，没有射击的时候，他们都挤在一个小木屋里取暖——除了西蒙斯，他整天都待在户外，仿佛是石头做的一样。

他当然不是石头做的——一天的训练结束后，他钻进梅夫・斯托弗的轿车时，忍不住感叹：“上帝啊，冷死人了。”

他开始讽刺他们太弱不禁风，说他们总是在谈论去哪儿吃饭，点什么菜——他饿了就开罐头吃。他嘲笑那些慢慢喝水的人——他渴了就会倒满一杯水，一饮而尽，说：“我倒水可不是为了看水。”有一次，他向他们展示了枪法——所有子弹都命中靶心。科伯恩见过西蒙斯脱掉衬衣露出健壮的身体，那模样即便是比他年轻二十岁的人见了也会自愧不如。

西蒙斯看起来就像是在做硬汉角色的表演，但奇特的是，其他队员都没有笑他。在西蒙斯看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天经地义。

一天傍晚，他在湖边小屋向大家展示迅速而无声地杀人的最佳方法。

他命令每人配备一把戈博刀，梅夫・斯托弗将刀订购回来。那是一种双刃刀，刀身狭窄短小，适合突刺。

“有点小啊。”戴维斯看着自己的刀说，“是不是不够长？”

“如果你想让刀从另外一头伸出来，那确实不够长。”西蒙斯说。

他指着格伦・杰克逊腰背部肾所在的位置。“只需刺一刀，就在这里，就能置对方于死地。”他说。

“他不会叫吗？”戴维斯问。

“他会痛得一点儿声音都发不出来。”

西蒙斯演示的时候，梅夫・斯托弗进了屋，站在门口，张着嘴，两个胳膊下面各夹着一个麦当劳纸袋。西蒙斯看到他便说：“瞧这家伙——还没人捅他呢，他就一点儿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梅夫大笑，开始分发食物。“那家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我找店员买三十个汉堡和三十份薯条，你们猜那店员对我说什么？”

“说什么？”

“说了那句口头禅：‘您是在这儿吃还是带走？’”

西蒙斯非常喜欢为私人公司工作。

军队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装备。就连突袭山西战俘营的计划——尽管总统本人都很感兴趣——他都必须填写六份请购单，每要一支铅笔都必须征得十二位将军的同意。等所有手续都办完，他会发现需要的东西缺货了，或者需要四个月才能运到，或者——这是最糟糕的情形——东西到了却不能用。他申请到的雷管，22%都不能正常工作。他曾试图为突袭队员申请夜视仪，但1970年时，军方只生产出六个手工原型机。后来他发现阿玛莱特公司出售一种英国产夜视仪，质量非常好，每台售价49.5美元，于是突袭队员们去越南时都戴着这种夜视仪。

在EDS公司，不需要填表格，也不需要征得许可，至少西蒙斯不需要——他告诉梅夫・斯托弗自己要什么，斯托弗通常当天就能弄来。西蒙斯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十把沃尔瑟警用手枪，一万发子弹；若干枪套，既有适合左撇子的，也有适合右撇子的，队员们可以挑选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枪套；重新装填霰弹弹药的工具，可以重装为12号、16号和20号；队员的防寒衣物，包括大衣、手套、衬衣、袜子和羊毛针织帽。有一天，西蒙斯要十万美元现金——两小时后，T.J.马尔克斯就带着装在信封里的钱来到了湖边小屋。

在其他方面，这支队伍也与军队不一样。他们不会屈从于暴力。他们是美国最聪明的一批年轻管理人员。西蒙斯从一开始就知道，指挥他们不能靠生硬地下达命令，而必须赢得他们的忠诚。

这些人只执行他们认可的命令。如果不认可，就会讨论。这在会议室里行得通，但在战场上却毫无作用。

他们还相当拘谨。第一次讨论点燃汽车转移警察注意力的时候，有人提出反对，因为那样做可能会伤害附近的无辜者。西蒙斯嘲笑这种“童子军”式的美德，说他们害怕丢掉奖章——“你们这些杰克・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是广播剧中善良到不可信的人物——他不辞辛劳地侦破案件，还帮老奶奶过马路。

他们还倾向于忘记所做之事的严重性，开了不少玩笑，不时嬉笑打闹，特别是年轻的罗恩・戴维斯。执行危险任务的时候，适当的幽默是必要的，但有时西蒙斯必须用辛辣的评论将他们拉回现实。

他允许所有人随时退出。他又单独找罗恩・戴维斯谈话：“你是第一个翻越栅栏的人——你对此有预案吗？”

“有啊。”

“幸亏你有，不然我就不要你加入了。倘若保罗和比尔不立即离开你怎么办？倘若他们害怕去栅栏就会挨枪子儿你怎么办？你会进退两难，警卫会发现你。你会遇上大麻烦。”

“是啊。”

“我六十岁了，活得值了，我没什么好失去的。但你还很年轻，而且玛瓦怀孕了，是吧？”

“是的。”

“你真的确定要做这件事？”

“是的。”

他找他们每个人都谈了话。告诉他们他的军事判断力强于他们，这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必须自己得出这一结论。

同样，他之所以表现出硬汉作风，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从现在开始，保暖、吃饭、喝水、担心无辜的过路人——这样的事不能再耗费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射击训练和持刀格斗课程背后也有一个目的：西蒙斯决不希望在这次行动中杀人，但学习如何杀人可以提醒他们，这是一次性命攸关的行动。

他发动的心理攻势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不停地训练突袭监狱。西蒙斯非常肯定，监狱不会同科伯恩描述的一样，方案到时必定会被更改。突袭从来不会百分百按照设想的方式发生，这一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偷袭山西战俘营的模拟训练进行了好几周。在佛罗里达的埃格伦空军基地，用2英尺×4英尺的木材建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战俘营。这该死的东西必须在黎明前拆除，然后在晚上又搭起来，因为苏联的侦察卫星Cosmos 355每二十四小时会经过佛罗里达两次。山西战俘营里的每一棵树和每一道沟都被复制下来——这活儿干得可真漂亮。在反复模拟训练之后，他们真刀真枪地开干了，但一架直升机——西蒙斯乘坐的那架——降在了错误的地点。

西蒙斯永远也忘不了他察觉出了问题的那一刻。突击队员全部跳下直升机，直升机再次升空。一名受惊的越南士兵从散兵坑中钻出来，西蒙斯开枪射中他的胸口。枪声大作，照明弹升空，西蒙斯看见周围的建筑并不属于山西战俘营。“把该死的直升机开回来！”他向无线电报务员大叫道。他让一名军士打开频闪光，显示降落区的位置。

他知道他们在哪儿——山西战俘营之外四百码，情报部门绘制的地图上将那里标记为学校。这可不是什么学校，周围到处都是敌军。西蒙斯意识到，这里是兵营，直升机驾驶员犯了一个“幸运”的错误，因为他现在可以发动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消灭一群可能会破坏整个行动的敌人。

那天晚上，他站在一排营房前，射杀了八十个穿内衣的敌人。

行动从来不会完全按计划进行。然而，熟练地执行既定计划只是模拟训练的一半目的。另一半目的——对EDS公司的人来说，这一半目的很重要——是学会团队协作。尽管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高智商团队——给他们每人一间办公室、一个秘书、一部电话，他们就能把全世界电脑化——但要亲自动手搞营救则是另一码事。1月3日，团队刚组建的时候，他们就连一同划划艇都有问题。而五天之后，他们运转协调得就像是一部机器。

他们能在得克萨斯做的到此为止。

现在他们必须去看看真实的监狱了。

是时候去德黑兰了。

3

营救队在训练的同时，卡特总统迎来了阻止伊朗爆发血腥革命的最后机会。

但他没有抓住。

事情是这样的……

1月4日晚上，威廉・沙利文大使安心地躺到大使馆他私人房间的床上。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宽敞而阴凉，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位于德黑兰罗斯福大街和塔克赫特-厄-贾姆希德大街的交汇处。

从十一月到十二月，沙利文的上司——国务卿塞勒斯・万斯——一直在戴维营忙着巴以和谈，但现在他回到了华盛顿，集中处理伊朗的事务。暧昧和动摇结束了。发给沙利文的指示电报简洁而明确。最重要的是，美国终于有了应对危机的策略——他们要同阿亚图拉・霍梅尼对话。

这是沙利文自己的主意。他现在确信，国王不久就会离开伊朗，霍梅尼将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国。他认为，他的工作是维护美国同伊朗的关系，即便政府更迭，但尘埃落定后，伊朗仍会是美国在中东施加影响的重要据点。而达成这一目的的方式，是帮助伊朗军队保持完整，并为新政权继续提供军事援助。

沙利文给万斯打去保密电话，做了如上汇报。沙利文强烈要求派遣一名特使去巴黎见霍梅尼。霍梅尼应该被告知，美国的核心关切是保证伊朗的领土完整，削弱苏联的影响力；美国不想看到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者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一旦霍梅尼掌权，美国将会向他提供与国王时代一样的军事援助。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有人会指责美国抛弃朋友。但沙利文认为，现在美国必须与伊朗国王划清界限，着眼于未来，这样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令他备感满意的是，万斯同意了他的计划。

国王也同意了。国王心力交悴，万念俱灰，不愿再为维护政权而流血，他连表面上的讨价还价都没做。

万斯提名西奥多・H.艾略特担任拜见霍梅尼的特使，艾略特是资深外交官，在德黑兰当经济参赞，能说一口流利的波斯语。沙利文对这一选择备感欣慰。

特德[西奥多的昵称。]・艾略特计划在两天后，也就是1月6日抵达巴黎。

在大使官邸的一间客卧里，空军将军“荷兰人”罗伯特・哈伊泽也要上床睡觉了。沙利文对哈伊泽的任务可没有对艾略特的任务那么热情。“荷兰人”哈伊泽是驻欧洲美军的副司令（司令是海格），昨天抵达德黑兰，劝说伊朗的将军们支持巴赫提亚尔领导下的新政府。沙利文认识哈伊泽，后者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但绝不是外交官。他不懂波斯语，对伊朗也一无所知。即便他是出色的外交官，也不可能完成任务。巴赫提亚尔政府甚至没有获得温和派的支持。沙赫普尔・巴赫提亚尔本人仅仅因为接受了国王的请求，出面组建政府，就被驱逐出了国民阵线。同时，哈伊泽试图为巴赫提亚尔争取的伊朗军队持续解体，数以千计的士兵逃跑，加入了街头的革命暴徒之中。哈伊泽顶多只能做到延缓军队的解体，为巴黎的艾略特安排霍梅尼和平回国争取时间。

倘若计划成功，那沙利文将会立下一件大功。作为外交官，他在余生中将引以为傲——他的计划将让祖国更强大，而且挽救无数的生命。

但他躺在床上，有件事却令他辗转反侧。他抱有极大期望的“艾略特任务”，其策划者是国务卿万斯所代表的国务院。“哈伊泽任务”则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主意。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两人不合，这已经众所周知。瓜德罗普的峰会结束后，布热津斯基此时正同卡特总统深入加勒比海捕鱼。他们在澄澈蔚蓝的海面上航行时，布热津斯基会对总统耳语些什么呢？

凌晨时分，沙利文被电话吵醒。

是执勤官从大使馆内的通信室打来的，那里距沙利文所在的卧室只有几码的距离。华盛顿刚发来一份紧急电报，大使也许需要立刻查看。

总统已经做出了决断。沙利文的建议被驳回。总统指示他告知国王，美国政府将不再同阿亚图拉・霍梅尼对话。

沙利文大失所望。

美国将再也无法对伊朗施加影响了。这也意味着，沙利文本人失去了扬名立万的机会——他无法以美国大使的身份阻止伊朗爆发血腥内战。

他给万斯发了一条充满愤怒的电报，称总统犯下了大错，应该三思。

他回到床上，却无法入睡。

早上他又收到一封电报，告知他总统不会改变主意。

沙利文疲惫地来到山上的王宫，将消息转告国王。

国王那天憔悴而紧张。他和沙利文照例坐下喝茶。沙利文告诉国王，卡特总统取消了艾略特任务。

国王心烦意乱。“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激动地问。

“我不知道。”沙利文答道。

“如果不同反对派对话，又如何能对他们施加影响呢？”

“我不知道。”

“那华盛顿现在打算做什么？”国王问，绝望地舞动着双手。

“我不知道。”沙利文说。

4

“罗斯，这太荒唐了。”汤姆・卢斯大声说，“你会毁了公司的，还会毁了你自己。”

佩罗看着自己的律师。他们坐在佩罗的办公室里，门关着。

卢斯不是第一个如此评论的人。一周之内，消息传遍了七楼，佩罗的几名高管都来找过他，派营救队去伊朗是莽撞而危险的主意，应该立刻放弃。“别担心。”佩罗告诉他们，“专注于你们必须做的事吧。”

汤姆・卢斯喜欢大吵大闹。每次阐释观点的时候，他总是咄咄逼人，横眉竖目，就像在法庭上当着陪审团抗辩一样。

“我只能在合法的前提下提建议，但我来这儿是要告诉你，这次营救会导致比现在更多更严重的问题。上帝啊，罗斯，我可以给你列一长串你即将触犯的法律！”

“说来听听。”佩罗说。

“你组建了一支雇佣军——这在美国是违法的，在伊朗也是违法的，在这支队伍经过的任何国家都是违法的。他们去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遭受刑罚，到时候就会有十个人坐牢，而不是两个。

“实际上，后果比坐牢更严重。你的手下将比战场上的士兵面临更大的危险——国际法和《维也纳公约》只保护穿制服的士兵，但不保护营救队。

“如果他们在伊朗被捕……罗斯，他们会被处决。如果他们在与伊朗签订有引渡条约的国家被捕，就会被送回伊朗处决。到时候，就不止两个无辜的员工坐牢，这八名有罪的员工也将丧命。

“那样一来，这八名员工的家属就会将矛头指向你——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整个营救方案看起来愚蠢透顶。寡妇们将在美国法庭对EDS公司提起天价索赔，公司会因此而破产。想想上万可能失业的人吧。想想你自己吧，罗斯。你可能面临刑事指控，锒铛入狱！”

佩罗冷静地说：“我感谢你提的建议，汤姆。”

卢斯瞪着他，说：“你没听懂我的意思，对吧？”

佩罗笑道：“当然听懂了，但如果你一辈子都在担心可能发生的坏事，你很快就会发现，最佳的选择是什么都不做。”

其实，佩罗知道一些卢斯不知道的事——

罗斯・佩罗很走运。

他这一辈子都很走运。

十二岁的时候，他在特克萨卡纳的黑人社区送报。当时《特克萨卡纳公报》卖二十五美分一份，星期天他往往能收四五十美元的硬币在口袋里。每个星期天都有前一晚在酒吧花光了几周工资的醉汉在半道上冒出来，试图把小罗斯身上的钱抢走，所以别的孩子都不愿到那个区送报。但罗斯从不害怕。他总是跑得飞快，醉汉追得并不坚决，所以他很走运——他从来没有丢过钱。

在进入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军官学校这件事上，他也很走运。申请人必须获得参议员或众议员的资助，佩罗家当然不认识这种人。年轻的罗斯甚至从未见过大海——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家乡一百八十英里外的达拉斯。但在特克萨卡纳有个叫小乔希・莫里斯的年轻人，他去过安纳波利斯，对罗斯介绍了那里的情况，罗斯听后便爱上了海军，尽管他从未见过船。结果他成功了——就像后来的许多次成功一样——因为他太懵懂，不觉得那些事不可能做到。

直到许多年后，他才知道自己当年是怎么进入海军学院的。1949年的一天，W.李・奥丹尼尔参议员正在清理桌面——他的参议员任期即将届满，而且不打算续任。一个助手说：“参议员先生，海军军官学校有一个空缺的名额。”

“有人想要么？”参议员问。

“呃……有个来自特克萨卡纳的男孩向我们申请很多年了……”

“给他吧。”参议员说。

佩罗听说，这场对话中根本就没提到他的名字。

后来创办EDS公司时他也很走运。在IBM做推销员的时候，他发现客户常常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卖给他们的机器。数据处理是全新的专业化技能。银行擅长做银行，保险公司擅长做保险，制造商擅长制造，而电脑专家擅长数据处理。客户需要的并不是机器，而是机器能迅速提供的廉价信息。但是，许多客户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新建数据处理部门，学习如何使用机器，结果电脑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节省金钱，反而制造了问题，浪费了金钱。佩罗想出售整个服务包——机器、软件和员工。客户只需要简单明了地说出需要什么信息，EDS公司就会提供这种信息，然后客户就可以去做他们擅长的事。

IBM否决了他的建议。这个概念不错，但利润太少。用于数据处理的钱有八成花在硬件上，只有两成花在软件上，而那两成就是佩罗打算挣的钱。IBM可不愿追逐那点蝇头小利。

于是，佩罗拿出一千美元积蓄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接下来的十年，软件方面的开支节节攀升，直到占了数据处理费用的七成，佩罗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白手起家的商人。

IBM董事会主席汤姆・沃森某天在餐馆遇到佩罗时说：“我只想知道一件事，罗斯，你是否预见到了软硬件开支的比例会变化？”

“没有。”佩罗说，“两成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是的，他很走运。但他还必须在运气的基础上努力工作。畏手畏脚永远一无所成，只有勇于冒险才有可能走运。佩罗一辈子都在冒险。

而这一次，他将冒此生最大的一次险。

梅夫・斯托弗走进办公室。“准备走了吗？”他问。

“是的。”

佩罗起身，两人离开了办公室。他们乘电梯下楼，进入斯托弗的车里。那是一辆崭新的四门林肯凡尔赛。佩罗念出了仪表板上的名牌：“梅夫・斯托弗和海伦・斯托弗。”车内弥漫着西蒙斯雪茄的味道。

“他在等你。”斯托弗说。

“好。”

佩罗的彼得勒斯石油公司在EDS公司大楼旁的建筑里有办公室。梅夫已经将西蒙斯带到那里，然后过来找佩罗。接下来，他将带佩罗回EDS公司总部，并重返西蒙斯处。这样做的目的是保密，尽量不让别人看到西蒙斯和佩罗在一起。

最后六天里，西蒙斯和营救队在葡萄藤湖干自己的事，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保罗和比尔的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微茫。基辛格在通过阿尔德希尔・扎赫迪施加影响的企图失败后就束手无策了。汤姆・卢斯律师忙着给二十四名得克萨斯出身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以及所有华盛顿愿意接他电话的人打电话，但这些人能做的仅仅是打电话问国务院发生了什么事，而所有的问题最后都集中到了亨利・普雷希特那里。

EDS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汤姆・沃尔特仍然找不到愿意开立金额为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的信用证的银行。沃尔特向佩罗解释说，困难在于，美国法律规定，倘若有证据证明，信用证是在非法的压力下——比如敲诈或绑架——签署的，银行就会视申请信用证的个人或公司违约，从而不予办理。银行认为，保罗和比尔被囚禁明显是敲诈，他们知道EDS公司会在美国的法庭上主张信用证无效，从而不支付这笔钱。理论上，这无关紧要，因为到时保罗和比尔都回来了。所以，倘若伊朗政府来找美国银行要钱，他们只需合法地拒绝承兑即可。然而，大多数美国银行都给伊朗发放了贷款，而伊朗尚未偿还。银行担心伊朗人会因此报复，将这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从应偿债务中直接扣除了事。沃尔特仍在寻找一家同伊朗没有业务关系的大银行。

所以，不幸的是，“烫脚行动”仍然是佩罗最大的机会。

佩罗离开斯托弗，进入石油公司所在的大楼。

他发现西蒙斯待在为佩罗准备的小办公室里。西蒙斯一边吃花生，一边听着可移动收音机。佩罗猜花生就是他的午餐，而开着收音机是为了预防可能藏在房中的窃听器。

他们握手。佩罗发现西蒙斯的下巴上已经冒出了胡须。“进展如何了？”他问。

“不错。”西蒙斯答道，“队员们越来越像一个团队了。”

“现在你知道了吧，”佩罗说，“你可以剔除任何你不满意的队员。”两天前，佩罗提议增添一名队员，那人了解德黑兰，而且有优异的从军记录，但西蒙斯面试此人几分钟后就拒绝了，说：“这家伙只相信自己那一套。”现在，佩罗很想知道，训练期间西蒙斯是否发现了其他队员的缺点。他继续道：“营救行动由你负责，所以——”

“没必要，”西蒙斯说，“我不想剔除任何人。”他轻声笑道，“他们可能是我带过的最聪明的一支队伍，这确实造成了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命令需要讨论，而不是执行。不过，他们开始学会在必要的时候不争论。我明确告诉他们，讨论是可以的，但必须适可而止，然后无条件服从。”

佩罗笑了，说：“我十六年都没做到的事，你六天就做到了。”

“我们在达拉斯已经无事可做。”西蒙斯说，“下一步是去德黑兰。”

佩罗点头。如果要取消“烫脚行动”，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一旦队伍离开达拉斯，就很难联系和控制他们。开弓没有回头箭。

罗斯，这太荒唐了。你会毁了公司的，还会毁了你自己。

上帝啊，罗斯，我可以给你列一长串你即将触犯的法律！

到时候，就不止两个无辜的员工坐牢，这八名有罪的员工也将丧命。

呃……有个来自特克萨卡纳的男孩向我们申请很多年了……

“你想什么时候走？”佩罗问西蒙斯。

“明天。”

“祝你好运。”佩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