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妈妈带我去胖查理的路边摊吃午饭。我想点一个抹上枫糖浆和奶油的薄饼，但妈妈要我点健康一些的食物。“可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坚持道，“五十岁生日。让我点薄饼吧。就这一次。”

“但我已经给你烤了蛋糕，”妈妈不满地咕哝道，“是你最爱的糖酥蛋糕哦。”

“如果你让我吃薄饼，蛋糕我可以一口都不碰。”我向她保证。她思量了一下，不情愿地说：“你薄饼和蛋糕都可以吃，只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但下不为例。”

胖查理给我看垒得高高的薄饼塔，顶上还点了一支烟花。他用嘶哑的嗓音唱起“祝你生日快乐”，同时等妈妈一起来唱，但她只是朝薄饼塔投去愤怒的一瞥。所以，换我跟他一起唱。“你几岁了？”查理问。“五十了。”我说。“五十了还和你妈妈一起过生日？”他带着欣赏的表情朝我吹了一声口哨，继续说，“我嫉妒你，皮耶科夫太太。我女儿只有他一半年纪，已经好几年不愿和我们一起庆祝她的生日了。嫌我们老啦。”

“你女儿是做什么工作的？”妈妈问，她的眼睛一刻都没从我盘子里垒成堆的薄饼上挪开。“我也说不清，”查理坦承，“是什么高科技行业吧。”

“我儿子这么胖，还没工作，”妈妈的音量低了一个八度，嗫嚅道，“所以用不着嫉妒我。”

“他哪里胖了？”查理咕哝道，想挤出一丝笑容。和查理比起来，我的确算不上胖。“我也不是没工作。”我满嘴薄饼地补充道。“亲爱的，”妈妈说，“每天靠帮我把药片放进盒子里来赚两美元可称不上是工作哦。”

“生日快乐！”查理对我说，“好胃口，好心情！”说完慢慢回身，像躲疯狗似的离开我们这一桌。等妈妈去洗手间的时候，查理回来了。“我想告诉你的是，”他说，“你真的在做一件好事。和你妈妈一起住，全心照顾她。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一个人住。你应该见见她。她比你薄饼上的烟花消耗得还快。你妈妈一直唠唠叨叨抱怨不停，但让她保持活力的是你，这是《圣经》里提到的德行。‘荣耀你的父母。’薄饼味道如何？”

“好极了，”我说，“我不能常来真是太糟了。”

“如果你就住在附近，欢迎常来。”查理朝我眨眨眼说，“很高兴可以招待你多吃一点儿。我请客哦。”我不知如何回答，只能笑着点头。“我是说真的，”查理说，“请你吃薄饼让我很开心。我女儿好些年都不吃我的薄饼了，她总在节食。”

“我会再来的。”我对查理说，“我保证！”

“太好了，”查理点着头说，“我保证一个字都不对你妈讲。以童子军的荣誉保证。”

回家路上，我们在一家7—11超市停了一下，妈妈说既然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可以选一件礼物。我想要一瓶泡泡糖口味的能量饮料，但妈妈说我今天摄入的糖分已经够多了，所以我请她买一张彩票给我。但她说，她原则上是反对赌博的，因为这会让人被动地坐在肥臀上，等待幸运拯救他们，而不是主动去做些事情改变自己的命运。

“你知道彩票中奖的概率是多少吗？”她问，“百万分之一，可能更小。你好好想想，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被车撞死的概率都比中彩票大。”短暂的沉默之后，她补充道：“但如果你坚持，我就给你买一张。”我坚持要买，她就满足了我的愿望。我把彩票折了两折，一次横折，一次竖折，然后塞进牛仔裤前面的小口袋里。很久以前，我父亲在回家路上遭遇车祸去世，当时我还在母亲腹中。真是世事难料。

晚上，我想看篮球赛。金州勇士队今年超级厉害。斯蒂芬·库里的三分球手感发烫，我从没见过这种情况。他投篮时甚至用不着看向篮筐，而球一个接一个落进网里。妈妈不让我看。她说她看过《电视指南》了，国家地理频道会有一档介绍世界上最贫穷地方的特别节目。“你就不能为了我少看一次吗？”我问，“毕竟今天是我的生日啊。”但妈妈坚持说，我的生日是昨天开始的，到日落时分结束，所以现在又是寻常日子了。

妈妈看电视的时候，我走进厨房，帮她把药片按规律放进盒子里。她每天要吃三十多片药。早上吃十片，晚上吃二十多片。有控制血压和胆固醇的药，还有治疗心脏和甲状腺的药。光把这么多药片吞下去就饱了。说实话，我觉得这世上没有一种病是她没得的。可能，除了艾滋病。还有狼疮。把药在盒子里排好后，我就在她身边的沙发上坐下，和她一起看节目。镜头里播放着一个住在加尔各答最贫穷社区里的驼背小孩的生活。晚上他睡觉前，他的父母要用绳子把他绑起来，让他折着身子睡。旁白说，这样一来，他的驼背状况会越来越严重，等他长大了，人们会特别同情他，由此他在这座城市激烈的乞丐竞争中就能占有巨大优势。我不是容易流泪的人，但那个孩子的故事真的令人伤感。

“你想让我把频道换到篮球赛吗？”妈妈用轻柔的声音问我，一边把我的头发摩挲乱了。“不用了，”我一边用袖子擦眼泪，一边笑着对她说，“这个节目很有意思。”这真的是个很有意思的节目。“我很抱歉午饭时对你说了那么多刻薄话，”她说，“你是个好孩子。”

“没关系，”我说，亲了亲她的面颊，“我一点都不生气。”

第二天早晨，我陪妈妈去看眼科医生。他给了她一张字母表，要求她大声读出来。她大声喊出她看得见的字母，并执意去猜她看不见的，好像蒙对了有利于她治好眼病。医生又在她那一大堆药里加上一种，每日服用一次，是治疗青光眼的。看完医生，我们去沃尔格林药店买新药，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一回家就把它加入药盒中夜晚药片的格子里。随后，我换上运动服，拿上我的篮球，出门去儿童球场。我打得不怎么样，但如果那边的孩子年纪够小，他们肯定会觉得我超级厉害。

几年前，我和一位有文身的红发母亲一起被拘留了。我在和她儿子打球，她有点紧张过头。一看见我和他一起在球场上，她就扯开嗓子大吼，警告我不要妄图动她儿子一根汗毛。我对她解释说，根据篮球规则，你在防守时可以接触对手，她没什么好担心的，我知道自己比她家的小可爱高大强壮得多，但无论如何，就算防守我也会小心翼翼。但她一句都听不进去，火气越来越大。“你敢叫我儿子‘小可爱’，你这个变态。”她尖叫起来，把她手里的咖啡纸杯一把甩在我脸上。还好，咖啡已经凉了，但仍然溅到了我的衣服上。

那起意外之后，我好几个月都没去儿童球场，但随着季后赛开始，你看到精彩绝伦的比赛，心里会很想打球。一开始，我害怕文身的红发女会在球场那边，一看到我就再次尖叫，所以我问妈妈，是否可以自己买个篮球架，竖在院子里。那是我第一次和妈妈说起在篮球场上发生的事，她平静至极，每次她大动肝火的时候就是这样。随后她叫我穿上运动服，拿上篮球，我们一起出了门。

在去球场的路上，她告诉我，那些和我打球的小孩的家长应该感谢我，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很少有成年人依旧保有足够的亲切和善良，会像我这样和孩子们打球，并教他们技巧。

“亲爱的，”她有些失声，“等会儿到了球场，你如果再看见那只文身的蠢猴子，就告诉我，好吗？”我点点头，但内心祈祷文身红发女不要出现，因为我知道，就算妈妈已经老了，她还是可以轻易地用拐杖敲破那个女人的头。

我们到了球场，妈妈坐在一张长凳上，像要认出刺客的保镖那样，审视着在场的其他父母亲。一开始，空出的半个场地都归我，我一个人运球和投篮，但很快，另外半个场地上的孩子们就邀请我加入，因为他们缺一个人。当我投入致胜一球，而比赛结束时，我看向妈妈，她还是坐在长凳上，假装在看手机。我知道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内心为我骄傲。

这回我到球场上时，一个孩子都不在，我懒洋洋地投了几个球，都没中。十五分钟后，我觉得有点无聊了。走到胖查理的餐车只要五分钟，我过去时，摊子边没几个客人，查理看到我开心极了。“嗨，投篮王，”他说，“你刚刚在打球？”我耸耸肩，跟他说球场上没人。“时间还早，”他朝我眨眨眼，“但等你吃完我给你做的薄饼塔之后，那里肯定就有人了。”查理的薄饼太美味了。我吃完后向他道了谢，再次向他确认不付钱是不是真的没关系。“你想吃了尽管来，投篮王，”他说，“这是我的荣幸。”

“还有，你不会把我吃薄饼的事告诉我妈妈，对吧？”我离开前问他。“别担心，”查理笑了，拍拍他的大肚皮，“你的秘密妥妥藏在我的大肚皮里。”

大乐透每周六晚上开奖。妈妈刚吃完她的药，就提醒我这事儿。“你是不是很紧张？”她问。我耸耸肩。她又对我说，我中奖的概率不足百万分之一，随后又问我，如果真的中奖了，我准备做什么。我再次耸耸肩，说肯定会捐点儿钱给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驼背小孩。妈妈大笑，说那部片子是十几年前拍的，那个驼背小孩现在可能已经成年了，他能乞讨到很多钱，不再需要别人捐助了。或者他也可能得了某种那些人会得的病，已经死了，因为他们从来不洗手。

“别再想国家地理频道上的那些孩子了，”她说，揉乱我的头发，我喜欢她这样，“你想给自己买点儿什么？”我又一次耸耸肩，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你中奖了，大概就会搬到属于自己的大房子里，买张可以在贵宾包厢里看勇士队整个赛季所有比赛的季票，你还可以雇个笨笨的菲佣来帮我分药，就不用自己动手了。”妈妈说着，朝我不太开心地笑了笑。其实我很喜欢帮妈妈分药，这让我放松。“我不喜欢看现场比赛。”我说，“还记得我们去看奥克兰的拉里叔叔，他带我去看现场比赛的那次吗？我们几乎站着排了一小时队，入口处的引座员朝着每个进去的人大喊大叫。”

“那就不买季票，”妈妈说，“那你觉得自己会买什么？”

“可能给我的房间里买台电视，”我说，“不过一定要大屏幕，不像我们客厅里的那台。”

“亲爱的，”妈妈笑了，“头奖可有六千三百万美元。如果中了奖，你想要的可就不只是大屏幕电视啦。”

这是我第一次看彩票开奖。开奖现场有一台透明机器，里面装满乒乓球，每个球上有一个数字。操作机器的是一位金发女郎，自始至终，她都笑得很神经质。妈妈说，她的胸是假的，你一眼就能看出她打了肉毒杆菌，因为她的前额肌肉都不动。随后，妈妈说她要去洗手间。今年她的膀胱情况不太好，所以几乎每半个小时就要去一次洗手间。“祝你好运，亲爱的。如果我撒尿的时候你看到自己中奖了，就欢呼一下，我会裤子不提地跑出来。”她大笑着说，在从沙发上起身前吻了吻我，“但别没事瞎喊，明白吗？你记得医生是怎么说我的心脏的。”

笑容神经质的金发女郎按下机器上的一个按钮。我看着她的前额。妈妈说的没错，肌肉一动不动。机器里跳出的第一个球编号是46，这也是我们家的门牌号。第二个球编号是30，是爸爸去世和我出生那年我妈妈的岁数。第三个球编号是33，是医生给妈妈开治疗青光眼的药之前她所吃的药片数量。最后一个球编号是1，是查理在我的薄饼塔上点燃的烟花的数量。这也太奇怪了，额头僵硬的金发女郎开出的所有号码都正好跟我和我妈妈的生活有关，而这些数字正好都印在我的彩票上。我甚至没去看其他两个数字，继续思考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女人给自己注射那种让她额头瘫痪的玩意儿，以及如果妈妈不得不和我分开而不是住在一起，那会多么令人伤心。

等妈妈回到沙发上坐下，我已经在看体育频道了，但她执意调到福克斯台，因为到了晚间新闻的时间了。新闻播报员正在播报一起发生在巴基斯坦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死者已达六十七人。他们没提爆炸发生在哪个城市，我只希望别是加尔各答。妈妈对我解释说，加尔各答在印度，巴基斯坦是另一个国家，一个比印度还糟糕的地方。“我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说着站了起来，慢悠悠地朝厨房走去。一看到电视上的恐袭新闻她就饿得慌。妈妈问我想不想吃她做的炒蛋当晚餐，我告诉她我饿了，但不想吃炒蛋。“还有你生日那天我烤的糖酥蛋糕，最后一块，要不要吃？”她在厨房里问我。“你同意我吃甜食？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我问。她对这类事情通常是很严格的。“今天例外，”她说，“今天是你没中彩票的日子。你可以吃点儿甜食，安抚一下情绪。”

“你怎么知道我没中奖？”我问。“因为你答应过中了奖要欢呼的。”她说着，笑了起来。“就算我叫起来你也听不到。你都半聋了。”我说，回敬她一个笑容。“不仅半聋，还半截身子入土啦。”妈妈点点头说，把最后一块蛋糕放到我面前的台子上，“但和我说实话，亲爱的，在这世上，还有谁做的糖酥蛋糕能像我做的这么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