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的小新究竟在广东的哪个地方打工，她的家人严守秘密。赣中某个风气保守的小镇，小新的父母承受着很大的“舆论压力”。镇上的人都知道，小新15岁就出去“卖”了，而后还被警察抓到，初中没毕业就跑去广东打工。

小新的家人说：“这个女娃是被同学带坏的，那些人把她欺负惨了。”

镇上的人都不相信，“有前科”的小新在广东做的是“正经事”。事实上，从小新16岁前往广东某市开始，所从事的都是普通打工者的工作，先是去了一个电子厂的流水线，在那里和一群聋哑人做同事，之后到一个海鲜酒楼当服务员，现在和大她15岁的男朋友一起，在城乡接合部经营一个超市。

小新最痛恨校园霸凌，近段时间她关注到不少与此相关的恶性案件，比如“邯郸初中生杀人案”。“看到这些，我恨得牙齿都要咬碎了。我自己就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并且因此几乎毁掉了一生。如果没有遭遇恶魔，我的人生应该是另一番景象。”

几个月前，我以个人名义在社交平台发出“寻找校园霸凌亲历者”的启事，小新是第一个找到我的。谈起往事，小新是个极其主动并毫不避讳的讲述者。“我有故事，有空好好聊聊，也欢迎你到某地来。”小新对我说。借着一次旅游的机会，我真的去了广东某市，小新甚至在火车站接我。她是个瘦削的女孩，有一张清秀的脸，表情柔和温顺，额头留着一排厚厚的刘海。她带着我去了她和男朋友经营的超市——这几乎是方圆一公里以内唯一的超市，除此，周围都是五金批发部、小饭馆、货车站、城中村以及大片荒地土堆。超市大约60平方米，不断有人上门买烟买啤酒买零食。小新的男朋友在收银台忙碌着，小新拉着我坐在超市的一个角落里，讲起了她的故事。

小新曾经是个成绩很好的女生。她的手机里，还保存着她在小学和初一时获得的“三好学生”“学习小明星”等数张奖状的图片。这些东西，是她珍贵的回忆。小新的家庭条件不好，父亲外出打工，母亲留在家里照顾瘫痪的祖母，年幼的小新也要帮着做家务。家里那时最骄傲的，是小新的好成绩，她的母亲逢人就说：“我家妹子，将来一定要考个名牌大学。”父母等待着她有一天出人头地。

女孩子长大了，总会喜欢偶像明星，小新也不例外。但极其节约的母亲是不可能允许她花钱“追星”的，再加上小新几乎没有什么零花钱，所以当别的女孩拿出各式各样明星“周边”的时候，她只能羡慕地站在一旁看着。初二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班里转来一个从大城市来的女生。关于这个女生的来历，传闻很多，有的说她因为恋爱堕胎被原先的学校开除，被迫转学来到县城；有的说她父亲是个大老板，拿了大笔的钱到县里投资，她跟着父亲来了；有的说她父母离婚了，她随母亲回老家来到这里……不论真相如何，这个被唤作“梅姐”的女生，一身时髦，甚至还烫着最前卫的卷发，在班主任的三令五申之下，才到理发店去剪了一个“学生头”。没过多久，梅姐身边就聚集了六七个平时热衷于“追星”和“二次元”的女生——据说，梅姐有渠道搞来最新的周边、最便宜的演唱会或见面会门票，还能第一时间得到动漫展的信息。初二下学期，梅姐和小新是同桌，因为考试时梅姐常常抄小新的答案蒙混过关，作为答谢，梅姐给了小新一些明星周边，包括扭蛋和明信片。之后的暑假，梅姐带着小新等人，坐着高铁去了广州，在那里参加一个“爱豆”的“粉丝见面会”。这次出门，小新骗母亲自己去广州参加一个竞赛培训活动，母亲咬牙给小新出了路费。小新也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了看明星欺骗母亲。但噩梦也从这次“见面会”开始。回县城的路上，梅姐告诉小新，她需要把见面会的钱还给她，因为“她是帮大家垫的钱”。

“多少钱呀？”小新战战兢兢地问梅姐。

“1200元，给你打个折，1000元。最迟下个星期给我。”梅姐说。

可想而知，那1000元小新是绝不可能拿得出来，梅姐反复催问无果，终于在一天放学后带着几个女生拦住了她。“你说，什么时候还钱？”梅姐气势汹汹地问，那几个女生便上前推推搡搡，有一个甚至伸手扯住了小新的耳朵。

“没事，如果她实在还不出来，咱们就一块去找她爸妈要钱。”有个女生出主意。

“啊，不要不要！”小新挣扎着喊道。她晓得，这件事万万不能让母亲知道，否则母亲真的可能打断她的腿。之前，她曾因为随意要邻居送的东西，被母亲重重责打过。母亲是最要强的。

“要不，我以后都帮你写作业？”小新怯怯地问。

“不需要。我就要这1000块钱。”梅姐回答，不留半分余地，片刻，她又试探着问小新，“要不，你自己想办法挣钱还我？”

“好呀好呀！”小新连连回答。

于是，当晚梅姐和几个女生带着懵懂无知的小新，去了县里新开张的一家KTV。在这家KTV，小新被弄到包厢里“陪”几个中年男客，有人逼着她喝酒，有人趁机动手动脚，未经世事的小新被吓得当场大声哭叫，结果被气恼的经理赶了出去。第二天中午，小新就被梅姐和几个女生围堵在教学楼三层的楼梯拐角处，狠狠打了一顿，小手指甚至骨折，肿得老高。“她们说，如果我不老老实实还钱，就把我的头发全都扯下来。”小新只好屈服。一个星期后，她在晚自习时间被带到了离学校约莫两站地的一个商务酒店，那里有梅姐事先约好的一个男人在房间等着。“那晚，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动作很粗暴，他一开始就拼命掐我，我疼得一边反抗一边大叫，最终他因为身体原因未遂。”之后，小新坚决拒绝再干“这样的工作”，表示以后“想办法慢慢还钱”。梅姐和几个女生压根儿不放过她，几乎每天都设法拦截她，然后殴打侮辱，甚至把她的胸部抓得满是伤痕。

最后一次，她们强行押着她，去另一个酒店“卖身还债”。也不知是不是酒店的服务员看到这几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和那个四十岁出头的壮汉之间的怪异表现，有人报了警，警察在房间里扣下了小新和她正在“服务”的男人。小新的母亲被叫到派出所，“小新卖淫被抓”的传闻也不胫而走。母亲的痛骂暴打，学校师生的轻蔑鄙视，邻居熟人的议论纷纷，让小新再也没法在家乡待下去，只能以打工的名义出走他乡。

“她们毁了我一辈子，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这群魔鬼。”小新说。

“那你知道梅姐她们后来的情况吗？”我问道。

“我出事以后，梅姐被拘留了几天，然后被送进了专门学校，之后就不知道她的消息了。也有人讲，她已经犯大事进去了，判了好几年。而其他几个女生，有一个据说考上了名牌大学。”

最近，今日头条、澎湃新闻、奔流新闻等也频频曝出与女性受害者相关的“校园霸凌”新闻：

——2024年3月12日凌晨，驻马店市新蔡县一所乡镇初中宿舍楼，14岁的可心和同班13岁的小丽从二楼用绳子降到一楼，随后翻墙和前来接应的三名成年男性一起开车去了县城。在县城一家简陋的宾馆，两名二十多岁的男性先后和可心发生了关系。

当被问及为何会跟年龄相差这么多的成年男性深夜外出？可心表示，自己在学校经常被欺负，“他们说可以帮我摆平”。“跟他们聊得来，可以聊一些网上很潮的东西。”

当地警方最初认定案件性质为“聚众淫乱”，后又更改为“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两名涉案男子在羁押期满后获释，检方未予批捕，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我当时就想，被她们打死，还不如自己去死。”

反复遭殴打后，14岁的小静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割了自己的手腕。

后来的医院诊断书显示，小静的右手腕屈肌部分断裂，颈部有多处开放性伤口，头部、面部等处受伤，伤情经鉴定构成轻伤。自2023年暑假以来，同班女同学阎某多次带人殴打小静，有一次还用高跟鞋的鞋跟砸击她的头顶，导致其头部缝了3针。小静和阎某均是湖南省长沙市某中学的初三学生。据了解，参与殴打小静的多名嫌疑人，均未满16岁。

2024年4月23日深夜，警方通报称，已将嫌疑人阎某、黄某传唤到案；目前已提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但有家长表示，由于嫌疑人未满16周岁，不负此案刑事责任，两人将被送往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

——2024年5月，在鄂尔多斯市，年仅17岁的女孩小玲在遭受同学霸凌后，不仅身心受到重创，更在转学后遭遇施暴者家长的恶意举报，面临失学的困境。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校园霸凌的恶劣影响，也暴露了部分家长和教育部门在处理此类事件时的失职与纵容。

中学校园的女孩们，本该如玉兰花一般娇嫩纯洁，所作所为何时变得如此令人发指？青少年之间的欺凌又何以如此水深火热？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妇女精神卫生科主治医师张芷馨认为，道德素质低下和一定程度的心理扭曲是霸凌行为施暴者的共同特征，他们会想尽办法在身体上或心理上欺凌无辜受害者，但重复性霸凌行为的施暴者与一次性霸凌行为的施暴者在行为心理上存在一定差别：前者的主观恶性更加明显，他们试图反复将敏感、冲动、愤怒等发泄在受害者身上，以此来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后者则往往是在报复欲和羞耻心的推动下表现出来的行为失控，进而对无辜者造成伤害。

张芷馨还认为，霸凌会对被霸凌者的心理造成长远的影响，成年后心理健康状况往往较差，他们很难从被霸凌的痛苦中走出来。被霸凌者发生抑郁、焦虑的风险比未受霸凌者高5倍，自杀风险更是未受霸凌者的10倍。

夜深，17岁的小刚再一次偷偷摸摸爬上顶楼的天台。

他一直觉得，从23层飞身跃下，就像一片早想摆脱束缚的秋叶从枝头落下，很美很轻松。他站到天台边沿，在这里可以鸟瞰整座城市的万家灯火。如果有人“恐高”，站在这里，则会立时浑身战栗——因为一不小心坠下，会粉身碎骨。是的，粉身碎骨。父亲不止一次告诫小刚，跳楼很痛苦，死状很惨，如果掉下去的过程中被什么东西挡一下，落到地上摔成个残废，就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但小刚深信自己能够轻轻松松得偿所愿。他深吸一口气，张开双臂——他的左手手腕有着数道长短不一的伤疤，这是水果刀和铅笔刀留下的痕迹。也就是这时，他被一把拽了下来，父亲老陈再次及时赶到。就像多年前揣着妻子的救命钱坐一辆极其拥挤的公交车，老陈的手一直抚在腰间，那个缝制在衣服里的内袋有沉甸甸的一沓，万万不能有闪失。唯一的儿子也不能再有闪失。自从小刚第二次割手腕，老陈就紧紧盯着儿子的一举一动，甚至在客厅和儿子的卧室都偷偷装上了监控。这位年过半百的父亲，每天晚上几乎只睡四五个钟头。他会时不时醒来，查看隔壁房间的监控，以便随时发现儿子的异动，就像这一次。

“孩子九岁的时候，他妈妈就去世了，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带孩子。摸着良心讲，我真的想做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没有想到，孩子还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状态。”老陈对我说。他始终低垂着头，话语间时不时夹着沉重的叹息。他摸出一支烟，刚想点着，却看我刻意把椅子往一旁挪了挪，便又把那支烟收了回去。

老陈记得，小刚念初一不久，有一个周末回家，就突然提出想转学，从现在就读的重点初中转到离家不远的普通中学。小刚小心翼翼说出自己的诉求，他却勃然大怒——“小升初”是一道极难的关卡，住家附近没有好学校，小刚也没有考上好初中，他“求爷爷告奶奶”花了大价钱才把孩子送进“好学校”。在这个“好学校”里，小刚就读的是“平行班”，与小亮读的“业主班”一样，属于层级最低的班。那个班上，汇集着脾性各异的少年，大部分人“读不得书”。

“你这个娃儿，怎么这么不懂事！”老陈一顿训斥。

后来，小刚周末回家几乎都心事重重，返校时常常哭闹，而且生活费花得特别快。有一次，小刚中午突然给老陈打电话，情绪很激动，大声指责老陈买的苹果中间都是烂的，自己吃完了才发现，如果因此拉肚子，就可以很快回家了。为了生活忙碌不休的老陈，并没有把这些异样放在心上，直到小刚在学校被同学硬生生打断双臂。

刚开始，班主任告诉老陈，小刚受伤是因为和班里的同学打架斗殴，一不小心摔断的。他责问儿子，儿子却哭着不愿说更多。老陈在学校处理这件事，有几个同学悄悄告诉他，小刚没有和同学打架斗殴，他平时在班里特别老实。他的手臂是被四个男生拿木棍硬生生打折的。

“从同学那里听到真相，我的脑袋立时嗡地叫了一声。我立刻跑到孩子跟前，摇晃着他，大吼着要他亲口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老陈的咆哮中，小刚断断续续讲了他连续遭受一年多校园霸凌的事实。那四个人——包括他的邻座，包括班里的学习委员，从他上初一不久就盯上了他。他们觉得他“像个娘儿们，没有一点脾气”。他们拉着他去学校的小卖部“请客”，让他“帮忙”写作业，不开心就捉弄他取乐，还曾经带着他到一个垃圾桶旁边，让他像狗一样“吃垃圾”……但这所有的一切，小刚之前都不曾吐露，老陈也几乎没有觉察。

在小刚的心里，老陈脾气暴躁，很难沟通。想在父亲那里寻求保护和安慰，几乎不可能。就像那次他被同学灌了垃圾，连续数天恶心呕吐，父亲一边买药给他，一边责骂他“这么大的人了，还照顾不好自己”。

最近这次，是因为小刚拒绝在数学考试上传纸条给坐在后排的男生——“霸凌四人组”的头目。考试结束后不久，他便遭到了毒打。擀面棒粗细的木棍，是他们从楼下拿上来的。小刚被暴打的事，很多同学亲眼目睹……

老陈一度想把那几个孩子打残，但被亲戚朋友还有学校老师给拉住了，“为了孩子，你得忍住！”

事后，小刚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治疗，之后转学。殴打他的同学，都被学校处分，家长也赔偿了近十万元医药费。但从初三开始，小刚就出现了严重的抑郁情形，初中毕业便在家休养，其间多次自杀未遂。

“我这个孩子，基本毁了。”老陈反复念叨着这句话。

与小刚一样，因为长期遭受霸凌，数年前，17岁的职高生小林最终选择了跳河自杀。小林是家中的独子，父母唯一的希望。他的逝去，让整个家庭彻底崩溃。小林父亲一夜白头，母亲则精神失常，最严重的时候，不能下楼，不能见光。

无独有偶，15岁的小黄当年也是溺水而亡，警方给出的结论是“非他杀”。小黄溺水的地方是一条深约2米的沟渠，那个地方附近没有监控。小黄的母亲任大姐，一直怀疑着儿子的死因。她固执地认为，小黄的溺水事件非偶然，因为孩子一直被班里的几个男生欺负。她曾为此多次找到学校，但每次都不了了之，那些同学还变本加厉；而且，当时有人看见，小黄是跟着那几个人去到沟渠边的。“好端端的去郊外干吗？我的儿子是被那几个畜生扔进沟里淹死的！”任大姐逢人就说。但说归说，事实如何还得拿出证据，久而久之，任大姐被亲戚朋友、领导同事当作了“祥林嫂”。七年来，任大姐坐卧难安，她眼睁睁看着那几个“小畜生”考进高中又读了大学，如今一个个前程似锦。每年清明，她都到自己儿子的坟头哭得两眼红肿。就在去年，任大姐的丈夫也因病去世了，六十岁都不到。

将近半年的走访，听过太多校园霸凌受害者及其家人的讲述，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绝大多数人不愿诉诸法律讨回公道？为什么大家更愿意去私了？

律师李川薇告诉我，曾有一个愤怒的父亲带着儿子来找她——这个十来岁的小男孩被人给猥亵了，他要告那个人。但过了一段时间，这位父亲对李川薇说，还是不告了，双方私了，毕竟这种事传出去对孩子不好。

校园霸凌同样涉及孩子隐私，在没有出现重大伤害或命案使得司法力量必须介入前，“家丑不可外扬”，对学校对家庭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