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一些在校园霸凌中存在重大伤害甚至杀人罪行的加害者，天生骨子里就带着暴力基因，有的人甚至患有传说中极具暴虐色彩的“超雄体综合征”。

现代医学认为，超雄体综合征系染色体数为47条，性染色体为XYY，常染色体正常的疾病。超雄体综合征在男婴中的发生率为1∶900。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超雄体综合征”属于先天性的基因缺陷，暴躁凶狠，无法自控且极具危险性，与暴力犯罪密切关联。

2023年夏天，李女士拿到了儿子小景的染色体检查结果，果然是XYY，小景真的患有“超雄体综合征”。这样的结论在李女士的预料之中，她仰起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如此这般，终于不全然是众人口中的“父母教不好”。

我听过李女士无奈的讲述，显然能够理解她作为母亲，此刻的如释重负以及其后漫漫的如履薄冰。

2008年出生的小景，天生就患有严重的尿道下裂，手术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他需要像女孩一样蹲着小便。入读幼儿园时，李女士曾担心孩子因为这个缺陷受欺负。事实证明，小景不但没有受欺负，而且他还会主动欺负其他孩子。在幼儿园，他不止一次将其他孩子推倒在厕所里，也常常在其他孩子的脸上、身上留下抓痕。小景接连换了三个幼儿园，在李女士一次次的哀求下，孩子总算挨到了“义务教育阶段”。但小景在小学依然频繁欺负殴打同学。且不说老师和家长的责难，作为一个二线城市的普通打工者，李女士和丈夫单是被接连而至的赔款就弄得苦不堪言，“最厉害的一次，小景用杀虫剂喷了同学的眼睛，虽然最后没落下残疾，但我们前前后后赔了三万多元医药费”。在李女士的眼里，小景日常的表现令她时时胆战心惊。比如，小景特别喜欢虐待小动物，他笑着把买来的金鱼一条条拿来活体解剖，掏出内脏喂给花台里的蚂蚁；他在乡下外婆家里玩，把小鸡拿在手里来回倒腾，饶有兴味地看着小鸡慢慢死去……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女士听说了“超雄体综合征”，而小景的所有表现似乎都与之相吻合，最终医学检测也证明了李女士的猜测。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个孩子因为身体里的这个坏基因，而走上犯罪道路。”李女士说。

采访中，一位不愿具名的派出所所长告诉我，虽然“领导”一直强调对未成年人违法“要适当留一线”“要给年轻人多留希望，让他们改过自新”，但他却坚信“小时看老”，“虽然这个说法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在我这里留下案底的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扒扒他们的过往，那一个个都是在学校干过坏事的。”

这位在基层工作多年的民警告诉我，许多犯下入室抢劫、故意伤人等重罪的人，在少年时期就有种种劣迹。他们是校园里敲诈勒索、暴力伤害同学的霸凌者，因为反复教育无效、法律未能及时严惩，最终在成年后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他数年前做反扒工作，曾抓获一个活跃在闹市、恶名昭著的盗窃团伙头目，虽然年仅19岁，却早已劣迹斑斑。这个人的盗窃金额以及其中夹杂的抢劫、故意伤人行为，足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团伙成员交代，这个头目常常肆意体罚手下，且手段很是残忍：团伙里一个16岁的少年，因为频频失手，被他拿点燃的烟头烫后背，少年疼得号叫告饶，他也不曾手软；另一个24岁的“老把式”，因为拒绝交出偷盗所得的“分成”，被他伙同两个“兄弟”按在水泥地上一顿打，然后灌进半瓶二锅头，险些要了命。民警深入社区调查时，很多人都指出，那个头目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个恶名昭著的霸凌者，不要说同学，连班主任看到他凶悍的眼神都得退避三舍。

这位派出所所长还告诉我，现在到单位入职，一般情况下都要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而这一纸证明，不会显示十八岁以前的违法情况，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这样的设计，初衷是好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对于一些“小恶魔”来说，却恰好起到了掩护作用——瞧，不论我以前做了什么，都可以说年少无知，长大成人一切从零开始，多好呀！与其这样，还不如从小作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尘封的档案里，记载着一些未成年人犹如魔鬼横行人间的种种罪行，伤人、抢劫、强奸、故意杀人，不一而足。

多年前，辽宁发生过一起恶性案件，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兽父性侵亲生女儿甚至生下一个孩子，被捕后对警方声称“就是玩玩”。而兽父孟某，早年在校园里就是一个“声名赫赫”的霸凌者。当年，孟某上学以后就属于班级中最矮的那个，在人群中一眼望去就属于“软柿子”。但是家庭的优渥，让他在自卑的同时，却成为了霸凌者——他常常拿着自己的零花钱，哄着身材高大的同学去打别人。敢在他面前戳他痛处的，在对方被制服后，他更是出手狠辣。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同学还记得小学时有一个凶狠的矮个子，在校园里恨不得横着走。

“要我讲，人之初，性本恶。”72岁的罗奶奶，总是忘不了那群手里捏着铁头皮带的十四五岁的少男少女。特殊的年代里，他们变着花样折磨校长、老师和看不顺眼的同学。她当数学老师的父亲，被教过的学生逼得连连磕头下跪；母亲被这群半大的孩子剃了一个“阴阳头”，还在脸上胡乱涂抹颜料。最后，她的父母双双自杀。

“这些行为，就是性本恶的集中爆发，法律和警察却暂时拿他们没有办法。”罗奶奶颤颤地对我说，“你看现在学校里的那些坏人坏事。小孩子会作恶，而且程度是大人无法想象的。”

李川薇认为，发达的互联网、形形色色的内容平台和社交媒体、五花八门的游戏和小视频，无孔不入、良莠不齐的庞杂信息，也是催着未成年人早熟，并且出现越来越多校园霸凌恶性案件的重要原因。甚至不少平台悄无声息地把暴力内容推送给未成年人。

“要知道，恶一定是一点点累加的，从小恶到大恶。如果没有从模仿到实践的这段过程，孩子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做出伤害甚至杀人的举动。要知道，普通的成年人，让他一下子面对血淋淋的场景，他都会战栗，更不要说亲自动手。”李川薇说。

就像邯郸初中生杀人案，三个凶手都喜欢玩手机游戏——如今留守儿童普遍都有智能手机，游戏和视频时时陪伴着孤独的他们。智能手机代替了缺位的父母，或者说心怀愧疚的父母用手机作为补偿。值得关注的是，手机里的“杀戮”，只会让观看的未成年人感到痛快，而不会让他们切身体会到受害者从肉体到精神所遭受的痛苦。其实，关于邯郸初中生杀人案，许多人也很想知道，那三个小恶魔平常玩什么游戏，看什么样的视频？这个“杀人小组”，究竟从中模仿和学到了什么？我们能不能就此进行调查研究——这三个凶手，究竟是全国初中生当中的“异类”，还是和大家都差不多，只是“普通的孩子”？或许从这三个凶手开始，我们可以去深入挖掘更多东西。

那些怀揣作恶之心的未成年人还透过网络知道，“国家要保护未成年人”“十四岁以下杀了人都不判刑”……网剧《隐秘的角落》里，有一句台词让人不寒而栗：“就算我真的杀了人，我不满十四岁，那怎么样？”在广西，一位中学老师告诉我，他的班里就有一个小恶魔把这句话记住了，那个男生长期隐秘霸凌另一个同学，“底线就是不要打死他”。一年多前，这个小恶魔在校外把同学打成脑震荡，闯下了大祸，“处理结果倒也不重，霸凌者被送进了一个专门学校”。

我们的社会高度重视教育和儿童，谨慎地对待和管理关于青少年的各种信息。就像当下在校园里高发的学生“抑郁症”，网上常见“中小学生自杀”的帖子，却极少有官方报道来佐证。因为，我们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认为自杀和犯罪事件可能会引来效仿，所以尽量不去公开。实际上，如今的未成年人几乎都“玩转”智能手机，他们可以从各种平台得到各类信息，包括成年人社会想要努力屏蔽的一切。他们甚至悄悄构建了自己的“社会”，而成年人却还认为他们仅仅是“小孩子”。

“知乎”上一位“答友”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本质是“威慑失效”。威慑失效的原因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抹去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的信息差。在桌面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核心功能是搜索。虽然各种流氓软件也试图通过弹窗进行内容的推送，但是很难做到个性化推送，而使用搜索引擎是有门槛的。因此在桌面互联网时代，对于不学无术的潜在的未成年罪犯，充分了解并知晓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容刑法”，是比较困难的。然而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的核心要义之一是“推送”。那些居心叵测的未成年人甚至不需要刻意查找信息，各种App都会将类似“邯郸初中生杀人案”这种全国瞩目的重大刑事案件的相关信息推送给他们。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推送的法律专家的发言和网民的评论中，了解到未成年人“杀人究竟犯不犯法”。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每一次这种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引发全国的普遍关注，就会让更多的未成年人充分了解自己“杀人不用枪毙”甚至“不用坐牢”的事实。这位“答友”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打破这一循环的办法，就是处决未成年罪犯。当然还有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那就是当中国开始不断地限制未成年人打游戏的时候，欧美一些国家开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更让人惊叹的是，有的未成年人不但从网络汲取暴力毒素，更是利用网络直接害人。

据《南方周末》、“顶端新闻”等报道，河南新郑三中历史老师刘韩博，疫情期间给学生上网课时，遭遇陌生人“入侵”课堂捣乱。网课的直播录屏显示，先是几名未明身份者闯入课堂，循环播放着嘈杂的电音神曲，此后还在共享屏幕上连续打出一长串杂乱的辱骂。十多天内，刘韩博的课堂三次遭遇“爆破”。刘韩博的丈夫当时在外地工作，两天里一直没打通妻子的电话。2022年10月31日早晨八点多，刘韩博被保安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不久，新郑市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呼吁相关部门“严厉打击网络暴力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2024年4月25日，新郑市公安局专案组一位负责人向媒体透露，公安部门在7个省份锁定了11名嫌疑人，其中2名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1名为16至18岁之间的未成年人，其余8人年龄在16岁以下。检察机关已正式受理该案，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校园霸凌常常不是一个人的行为，它是一群人的邪恶聚会，甚至是一群人对一个人有计划地犯罪。

“是呀，那些未成年人悄悄在学校里构建起了自己的社交网络，而霸凌者也常常以团伙的形式出现。”四川遂宁的一位中学班主任告诉我。执教二十多年来，他见识过多起校园霸凌事件，也从中掌握了校园霸凌的许多特点和规律。

他曾任教的班级，发生过一起严重的女生群殴事件。仅仅因“不讲卫生”“长得难看”，1个瘦小的女生就被6名女生堵在水房里围殴——她们抓扯着受害女生的长发，每个人都轮流上前打她的脸，再踢她一脚。被打女生痛苦地哀求，施暴的女生们嘻嘻哈哈，水房里还有许多围观者，为霸凌者的行为叫好。这场暴行直到这位老师接到消息匆匆赶来才停止，受害女生此时已经伤痕累累，头发也被扯掉了一小撮。被打女生13岁，是初一学生；打人的6名女生有4个是本班学生，另外2个是同年级其他班的。这6个女生都不到14岁。同学们都反映，这6个人关系特别铁，号称“六姊妹”，常常一块儿“对付那些她们看不惯的人”。

在我私下采访到的校园霸凌事件里，霸凌者也都结成一个个小团伙，少则三四人，多则七八人甚至十来个人。就连罹患“超雄综合征”的小景，身边也有好几个忠实的“跟随者”，以至于他每次出手，都有人跟他一块儿“行动”。

为什么校园霸凌往往存在一群“加害者”？

这是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少年的“友谊结盟”，多半是从“好恶结盟”开始的。因为“厌恶”共同的事物，则更容易走在一起。这种时候，是不分是非、不讲道理的，甚至，少年们还会热衷抢风头，以暴力赢得周边的更多“尊重”。所以，这就能理解，为何因为“看不顺眼”“他很胖”“他成绩很差”“他太难看了”等无关痛痒的小事，能引发众人刻意放大受害者的弱点，然后群起而攻之。当然，孩子们也不傻，他们只会围殴比自己弱的人。不得不承认，“欺软怕硬”的劣根性，在人类中不分老少。然而，与成人世界江湖式的博弈相比，校园霸凌因主体都是未成年学生，一般会被人们忽视，它更容易在暗处发生。事实上，复盘每一起校园霸凌事件的细节，无论是被媒体公开的，还是默默私了的，都会令人感叹：恶是不分年龄的。

所以，那些动不动就说“小孩子不懂事，教育教育就好了”的人，他们的观点，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回到校园霸凌的治理上，还是应该回归法理。也只有如此，才能让少年们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而过分的保护机制，不仅会让家长对孩子的霸凌恶行满不在乎，同时也会放任孩子更加冷酷凶恶。其实，要不是邯郸初中生杀人案等恶性案件的公开报道，我们很难想象，少年也能如此之残暴。

在“群体霸凌”中，总有个作恶的“老大”，而“老大”往往也是校园霸凌的始作俑者和策划者。

就像邯郸初中生杀人案，在废弃大棚作案的缜密方案是谁最先提出的？被害者微信零钱转到了谁的手机里？那个案发后说谎支开警察的少年，具有多么强大的心理素质，他是不是这起凶案中的主犯？

就像我采访过的小新，她所遭遇的梅姐，小小年纪却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从明星周边到偶像见面会，她一步步下套让单纯少女小新落入陷阱，又组织一帮女生对小新百般凌虐。梅姐这样的未成年少女，身上带着显而易见的“黑恶”特征。

小鹏记得许多细节。当初霸凌他的“打狗队”的领头人是个瘦高的男生，他有一双眯缝的眼睛，透着精光，仿佛能一眼看穿被霸凌者内心的恐惧。这个男生也知道，什么样的“刑具”招呼到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个藤条可扎人了，抽一下子，身上能起一串水泡，又痒又疼”。“这个是大青虫，趴在皮肤上，够恶心的。”“让他把地上那摊水喝了，看他还嘴硬不？”据说，那个领头的男生读完初中就开始“混社会”，小小年纪因为打架斗殴已经“进过局子”。

事实已表明，霸凌者头目长大走上“邪路”的可能性极大。

但在霸凌者团队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十恶不赦。有的人并不动手，仅仅扮演着“见证者”和“撑腰者”的角色，是“校园霸凌”恶性案件的“从犯”。关于这些“霸凌帮凶”，有关研究认为，他们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三个心理机制：

一是罪恶共享。霸凌群体通过一起伤害某个同学，由此找到共同话题，获得彼此的认可。凌虐同学，是体现霸凌群体凝聚力和团结力的方式，是让整个群体减轻焦虑和压力的出口。

二是从众心理。集体里的其他人都这么做，那么为了不被排斥，“我”也要做一样的事，有时候这种行为甚至是无意识的。

三是认知行为失调。当我们的行为和思想有矛盾时，为了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我们往往会选择改变更容易改变的观念，合理化我们的行为。在校园霸凌中，只要从众伤害过某个同学，他在潜意识里就会相信：自己这么做是没有错的，那个人之所以被欺负，完全是自作自受。

欺凌现象最初的行为受着罪恶共享和从众心理的驱动。当加害者的行为越来越多，便会越发相信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正确性，这便是认知行为失调。加害者接着会对其他不符合自己价值体系的行为进行抨击，从而催生出更多旁观者转化为加害者。

加害者，亦可能是受害者。《半岛晨报》等媒体曾报道一起甘肃13岁男孩杀害8岁女孩的恶性案件。这个手段残忍的凶手，据调查了解，他的犯罪动机是因为被母亲打骂，继而仇恨女性、想要杀女性泄愤。除此以外，他还是一名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屡屡被同学欺负，甚至被强行往口中塞入大便，也因此被冠以“喂大便”的绰号。杀害比自己小几岁的女孩，很可能是他长期作为被欺凌者的情绪倾泻方式。

那个带头欺负小鹏的男孩，他的父亲惯于家暴，他和母亲都是家暴的受害者。父亲施暴时的残忍凶狠，不知不觉刻在了孩子心里，并让孩子渐渐变为一个顽劣冷酷的霸凌者。

在我的采访对象中，还有一个15岁上初三的“大姐大”。小学六年级，她曾被几个同年级的女生长期欺凌，甚至只能依靠在校外谈个强壮的“男朋友”来寻求庇护——一如那个为避免霸凌而与两个男人发生关系的女生。后来，这个女孩念初中，有丰富“男女经验”的她，转身变成班级“大姐大”，成为校园霸凌的新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