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个简单的梦。我梦见我有一个名字，一个单独不变的名字，属于我，直到死亡。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但不重要，知道我有名字就足够了。

我在闹钟即将响起时醒来（我时常这样），所以我能够伸出手，在闹钟开始尖叫的那个瞬间关掉它。我身旁的女人没有动弹，我希望闹钟也不是为她上的。房间里冰冷刺骨，一片漆黑，只有床头钟的红色数字在慢慢进入焦点。三点五十分！我轻声呻吟。我是谁？垃圾清运工？送奶工？我的身躯感到酸痛和疲惫，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最近，每一具身躯都酸痛而疲惫，无论它的主人是什么职业、收入和生活方式。昨天我是个钻石商人，算不上百万富翁，但差得不远；前天我是砌砖工人；大前天我卖男装。每次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的感觉都差不多。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床边阅读灯的开关。我打开灯，女人翻了个身，喃喃道：“约翰尼？”但她依然闭着眼睛。我第一次有意识地进入这个宿主的记忆；有时候我能撞上一个经常使用的名字。琳达？有可能。琳达。我无声地比着嘴型，望着柔软的棕色乱发几乎遮住她的睡脸。

这个场景（即便不是这个人）熟悉得令人欣慰。男人深情地望着熟睡的妻子。我低声对她说：“我爱你。”而我是认真的。我爱的不是这个特定的女人（我几乎无法窥见她的过往，也不可能分享她的未来），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女人，今天的组成部分刚好是她——那是我阴晴不定、变化无常的伴侣，我的爱人由百万个伪随机的词语和手势构成，它们之所以能装配在一起，仅仅是因为我的注视，除我之外，没人了解她的全部。

在我浪漫的年轻时代，我时常会猜测：我这一类人不可能只有我一个吧？会不会还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但每天早晨在不同的女人身体里醒来？为我选择宿主的神秘因素会不会同时作用于她，把我们两个人拉到一起，让我们日复一日地待在一起，每天把我们共同从一对宿主转移到另一对宿主体内？

这不但是不可能的，甚至不是真的。上次（近十二年前）我精神崩溃，开始吐露不可思议的真相时，宿主的妻子没有用释然和认同的叫喊打断我，坦白和我一模一样的事实。（事实上，她几乎毫无反应。我以为她会觉得我的咆哮令人恐惧，会造成创伤；以为她会立刻断定我是个危险的疯子。恰恰相反，她短暂地听了一会儿，似乎发现我说的话要么非常无聊，要么完全不可理解，于是非常明智地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让我一个人待着了。）

不但不是真的，甚至根本不重要。对，我的爱人有一千张脸；对，每一双眼睛的背后都是另一个灵魂。但我依然能在我对她的记忆中找到（或者想象出）诸多统一的模式，与其他男人或女人在他们对最忠诚的终身伴侣的观念中能够找到（或者想象出）的一样。

男人深情地望着熟睡的妻子。

我从毯子底下爬出来，在寒冷中站了一会儿，瑟瑟发抖，我扫视整个房间，想赶紧动起来，让身体温暖点儿，但难以决定首先该做什么。这时我看见抽屉柜上扔着一个钱包。

驾驶执照说我叫约翰·弗朗西斯·奥莱里。出生于1951年11月15日——所以我比上床时大了一个星期。尽管我时常会做白日梦，希望我醒来时年轻了二十岁，但这对我来说和对其他人来说一样不可能。据我所知，在这三十九年里，我所有的宿主都出生于1951年11月或12月。我也没有过出生或现居于这座城市之外的宿主。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从一个宿主跳到另一个宿主身上去的，但既然一切过程都必定拥有一定的预期有效范围，那么我的地理局限性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儿以东是沙漠，以西是大海，以南和以北都是漫长的荒芜海滩，城镇之间的距离对我来说远得不可跨越。事实上，我似乎从没接近过市区外围，仔细想来，这也不足为奇：假如西面有一百个潜在的宿主，东面有五个，那么跳向一个随机选择的宿主就不可能方向随机了。人口众多的市中心对我来说是某种统计学上的地心引力。

至于宿主年龄和出生地点的限制，我没想到过任何足够可信的理论能让我相信超过一两天的时间。十二三岁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想到一两个，我可以假装我是什么外星王子，邪恶的敌人想要谋取我在宇宙中的遗产，把我囚禁在地球人的身体里。坏蛋肯定在1951年年末往城市供水里加了什么东西，孕妇喝了下去，使她们没出生的孩子成了我不知情的狱卒。近些年来，我接受了自己恐怕永远不可能知道答案的事实。

但有一点我能确定：这两个限制对我目前拥有的接近健全神智的东西来说都必不可少。假如我在年龄完全随机的身体里“长大”，或者宿主散布于世界各地，每天我都必须适应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我怀疑我甚至不可能存在——从这么混乱的经历中不可能诞生人格（但话又说回来，一个普通人很可能会对我相对稳定的出身拥有类似的看法）。

我不记得我曾经当过约翰·奥莱里，这一点不太寻常。这座城市里只有六千个三十九岁的男人，其中大约一千人出生于十一月或十二月。三十九年是一万四千多天，因此，寄生到一个我从未寄生过的人身上的概率极小。而在我的记忆中，我造访大部分宿主都已经不止一次了。

作为一个外行，我大致研究过统计数字。任何一个潜在的宿主，平均一千天左右（四舍五入算三年好了）就会被我寄生一次。但不重复任何一个宿主的平均期待时间只有区区四十天（目前的平均数其实更低，只有二十七天，很可能是因为部分宿主比其他人更容易被寄生）。我刚算出这个结果的时候，觉得它自相矛盾，但那仅仅是因为平均数不代表完整的情况；所有重复寄生中的一小部分发生在几周而不是几年内，而决定我的速率的正是这些异常频繁的重复寄生。

在市中心的一个带密码锁的金库保管箱里，我存放了过去这二十二年的历史记录，包括自1968年以来，八百多名宿主的姓名、住址、出生日期。不久以后，等我寄生了一个能抽出时间的宿主，我真的必须租一台有数据库软件包的电脑，把这些玩意儿都转移到磁盘上；那样一来，我做统计测算就能快上一千遍了。我不指望会发现什么震古烁今的秘密。即便我在数据里发现了什么偏差或模式，那又能怎样呢？能告诉我什么真相吗？能改变任何东西吗？不过，做做这种事似乎也没坏处。

钱包旁有一堆硬币，底下露出——上帝保佑！——半张带照片的通行证。约翰·奥莱里是珀尔曼精神病院的勤杂工。照片拍到了浅蓝色制服的一部分，我打开他的衣柜，制服就在眼前。不过我觉得这个身体现在更需要的是洗个澡，于是没有先穿衣服。

屋子很小，装修得很朴素，但非常干净，修缮得相当好。我经过多半是儿童卧室的房间，但门关着，我没去开门，免得吵醒任何人。来到客厅，我在电话簿里查到珀尔曼精神病院，然后在街道手册里查到地址。我已经记住了执照上的家庭住址，精神病院离这儿不远，我盘算出一条路线，在清晨的这个钟点，走过去用不了二十分钟。我还不知道我的排班从几点开始，但肯定不会早于五点。

我站在卫生间里刮脸，盯着我从没见过的这双棕色眼睛看了一会儿，不禁注意到约翰·奥莱里长得可一点儿也不差。这是个空泛的念头。值得庆幸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以相对平静的态度接受了我忽好忽坏的相貌，但以前并不是这样的。我十几岁和二十出头的时候有过几次神经质大发作，情绪会在高昂和低落之间剧烈摇摆，具体如何取决于我对最新得到的躯体的感受。在被迫离开某个格外好看的宿主之后（当然了，我会尽可能地拖延，夜复一夜地不肯睡觉），我往往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妄想与其重逢，要是能留下就最好不过了。就算是个过得一塌糊涂的普通青少年，他也知道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他天生的身体。但我无福消受这样的慰藉。

最近我更在乎的是健康，但这和担忧相貌一样徒劳。锻炼身体和注意饮食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因为这些行为会被现实稀释一千倍。“我的”体重、“我的”身材、“我的”烈酒和烟草消耗量，都无法通过我本人的主动行为来改变——它们是大众健康的统计数字，哪怕是最细微的改变，也需要极为昂贵的广告活动来推动。

洗完澡，我照着通行证照片的样子梳头，希望那不是我以前的造型。

我光着身子回到卧室里，琳达睁开眼睛，伸了个懒腰；见到她，我立刻勃起了。我几个月没做过爱了，几乎每个宿主似乎都在我抵达前的那个晚上把自己搞了个腰酸腿软，因此会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毫无兴趣。显而易见，这次我转运了。琳达抬起胳膊抓住我。

“我会迟到的。”我反对道。

她扭头看了一眼闹钟。“胡说。你六点才上班。要是你在家里吃早饭，而不是绕道去那个油腻腻的卡车司机店，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都不必出门。”

她的指甲尖得令人愉快。我任凭她把我拽向床边，然后俯身轻声说：“知道吗，我想听的正是这个。”

我最早的记忆是我母亲虔敬地抱着一个正在哭喊的婴儿给我看，说：“看，克里斯！这是你的小弟，他叫保罗！他是不是很漂亮？”我无法理解这都是在折腾什么。兄弟姐妹就像宠物或玩具；他们的数字、年龄、性别和名字，全都像家具和墙纸一样变来变去。

父母似乎是例外；这两个人的相貌和举止会改变，但至少名字总是相同的。我自然而然地以为，等我长大了，我的名字就会变成“爸爸”，这个猜测每次都会引来大笑和忍俊不禁的赞同。我大概以为我的父母本质上和我一样；他们的变身比我的更加极端，但他们的一切都比我的大，因此这完全说得通。我一直认为昨天和今天的他们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样的；就定义而言，我的母亲和父亲是两个成年人，会做特定的一些行为：责备我，拥抱我，送我上床睡觉，逼我吃恶心的蔬菜，诸如此类。他们站起来有一英里[1英里≈1.61千米。]高，你不可能看不见他们。他们偶尔会有一个人不在，但从来不会超过一天。

过去和未来不是问题；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对这两者的本质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昨天”和“明天”与“很久很久以前”没什么区别——未来奖赏承诺的破灭从未使我感到失望，所谓历史事件的描述也从未让我感到困惑，因为我把这些说法都当作蓄意的虚构。别人经常指责我“说谎”，我想当然地以为那只是给不够有意思的故事贴上的标签。比一天更古老的记忆显然是一文不值的“谎言”，因此我会尽我所能忘记它们。

我确定自己活得很快乐。世界就像一个万花筒。每天我都有新的住处要探索，还有不同的玩具、玩伴和食物。有时候我的肤色也会改变（见到父母和兄弟姐妹几乎总是选择和我一样的肤色，我感到非常兴奋）。偶尔，我醒来时是个女孩儿，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好像是四岁左右），我开始为此烦恼，过后没多久，这种事就忽然不再发生了。

我在移动，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从一具躯体到另一具躯体，我对此毫不怀疑。我会改变，我的家会改变，还有其他屋子，还有我周围的街道、店铺和公园，它们都会改变。我偶尔会和父母一起去市中心，但那里在我的概念中不是一个固定地点（因为每次都是沿不同路线去的），而像太阳或天空，是世界的一个固定特征。

上学是充满困惑和痛苦的漫长时期的开始。尽管学校大楼、教室、老师和其他孩童与我所处环境中的其他东西一样变来变去，但节目单显然不像我住的房子和家里的亲人那么丰富。去相同的学校，走不同的路线，顶着不同的名字和面孔，这让我感到苦恼，同时我逐渐意识到我的同班同学在复用我以前的名字和面孔——还有，更糟糕的是，我必须被迫接受他们以前的名字和面孔——我因此心烦意乱。

如今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世界观，与之共处多年以后，我有时候会难以理解在学校里的第一年为什么还不足以帮我认清现实——直到我回想起通常要相隔数周才会见到同一间教室，而我在上百所学校之间随机地来回跳跃。我没有日记或记录，脑海里也没有课表，因此我甚至无法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人训练我使用那套科学方法。就连爱因斯坦推导出相对论的时候，也远远不止六岁。

我向父母隐瞒了我的不安，但我受够了别人把我的记忆当作谎言。我试过和其他孩子讨论那些经历，结果引来的是嘲笑和敌意。一段时间的打架和发脾气之后，我变得越来越含蓄。父母会说什么“你今天真安静”，日复一日，向我证明了他们究竟有多么迟钝。

现在回头再看，我能学到任何知识都是个奇迹。即便到了今天，我也不确定我的阅读能力有几分真的属于我，又有几分来自我的宿主。我确定我掌握的词汇会跟我一起转移，但更底层的功能——例如扫视页面和识别字母与单词的能力——似乎每天都不太一样。（开车与之类似。几乎所有宿主都有驾驶执照，但我本人连一节课都没上过。我了解交通法规，认识挡位和油门，但我从没尝试过在没摸过方向盘的躯体里开车上路——这肯定会是个很好的实验，但这样的躯体往往没有私家车。）

我学会了阅读。我还学会了速读：要是我没在翻开一本书的当天读完它，接下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我恐怕都没法儿再次拿起这本书了。我读了几百本冒险小说，这些书里的男女主角全都有日复一日陪伴他们的朋友和兄弟姐妹——甚至宠物。每本书给我造成的伤害都比上一本大一丁点儿，但我没有停止阅读，我无法放弃一种希望——我翻开的下一本小说一开头就说：“一个男孩儿在阳光灿烂的清晨醒来，思考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一天我看见父亲在查街道手册，尽管我很害羞，但还是问了他那是什么。我在学校里见过地球仪和全国地图，但从没见过街道手册。他指给我看我们家、我的学校和他的工作地点，后两者都在详细的街道地图上，也在封二的全市索引图上。

当时有一个品牌的街道手册垄断了市场。每个家庭都有一本，接下来几周的每一天，我都逼着父亲或母亲给我讲解索引图上的各种地点。我成功地把许多内容刻在了记忆里（有一次我试过用铅笔做标记，心想标记说不定会留在手册这个永恒不变的神奇物品上，但事实证明它们和我在学校里写和画的所有东西一样转瞬即逝）。我知道我在追寻某种重要的知识，然而我在一个不变的城市里不同地点之间移动的概念依然未能成形。

之后没过多久，我叫丹尼·福斯特的时候（现在是一名电影放映员，美丽的妻子叫凯特，我把我的处男之身交给了她，但未必是丹尼的），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八岁生日。我完全不理解生日的概念；有几年我连一个生日都没有，有几年我会过两三次。过生日的孩子叫查理·麦克布莱德，在我看来根本不是我的朋友，但父母买了件礼物让我带上（一把塑料玩具冲锋枪），开车送我去他家；我对此没有任何决定权。等我回到家里，我央求父亲在街道地图上指给我看我去了什么地方、车走了什么路线。

一周后我醒来时，带着查理·麦克布莱德的脸，外加他家，他父母、弟弟、姐姐和各种玩具，与我在生日派对上见到的一模一样。我拒绝吃早饭，直到我母亲给我看我们家在街道地图上的位置，但我已经知道她会指向哪里了。

我假装出门去学校。我弟弟太小，还没上学，而我姐姐太大，不肯被人看见和我走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通常会随大溜跟着其他孩子穿街过巷，但那天我没有这么做。

我依然记得去生日派对的一路上见到的地标。我迷路了几次，但我坚持沿着我见过的道路向前走。我的几十个支离破碎的小世界开始互相关联，这让我既振奋又恐惧。我以为自己正在揭开什么巨大的阴谋，我以为每个人都在蓄意隐瞒生存的秘密，而我终于即将战胜他们所有人。

但是，等我来到丹尼家时，我感觉到的并不是胜利，而是孤独、受骗和惶惑。无论有没有揭开阴谋，我都依然是个孩子。我坐在门前台阶上哭。福斯特太太急忙出来，叫我查理，问我母亲去哪儿了，我是怎么来的，我为什么不上学。我大骂这个肮脏的骗子，她和她们其他人一样，也曾经假装是我的母亲。她打了几通电话，家里人开车带我回家，接下来的大半天我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肯吃东西，不肯说话，不肯为我不可原谅的恶劣行为辩解。

那天晚上，我偷听到我的“父母”在讨论我，事后回想，他们应该是在安排我去见一名儿童心理学家。

可惜我最终没能去成。

过去这十一年里，我的白天总是在宿主的工作场所度过。这当然不是为了宿主；比起三年缺勤一天，我在工作中捅出娄子更有可能害得他被解雇。怎么说呢，上班就是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如今的身份。每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定义自己。我是个职业伪装者，薪水和工作条件可以不固定，但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他的天职。

我试过为自己建构独立的生活，但我一直没能真的成功。我年轻得多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没有结婚），会给自己制定学习目标。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租用保管箱——为了存放学习笔记。我在本市的中心图书馆学习数学、化学和物理，但只要它们在任何一科开始变得难懂，我就会找不到动力逼着自己学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家。至于如何揭开我所处困境的本质，答案显然不可能存在于馆藏的任何一本神经生物学教科书里。坐在凉爽安静的阅览室里，耳畔只有空调催人入眠的嗡嗡声，每当我不再一眼就能看懂面前的文字或公式，我就会一头扎进白日梦。

有段时间，我上了大学本科物理学的函授课程。我在邮局租了个信箱，把钥匙存放在保管箱里。我念完了那门课，成绩相当不错，但没人能听我吹嘘我的成就。

那之后不久，我交了个瑞士的笔友。她在学习音乐，是小提琴手，我说我在本地的大学学习物理。她寄给我一张照片，后来我等寄生到了一个最好看的宿主，也寄了张照片给她。我们定期互相写信，每周一封，超过一年。一天，她写信说她要来找我，询问我的生活细节，好安排两个人见面。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么孤独过。要是我没寄过那张照片，至少还能见到她一天。我可以和我唯一的知心朋友面对面交谈，共同度过一整个下午，全世界只有她真的了解我——不是我的某一个宿主，而是我本人。我立刻停止写信，也不再租用信箱了。

我也考虑过自杀，但那相当于谋杀，而且很可能只会迫使我跳向另一个宿主，两个因素加起来，构成了有效的威慑。

自从把童年的混乱和苦闷抛在脑海后，大体而言，我总是尽量公平地对待我的每一个宿主。有些日子我会失控，做出给他们造成麻烦或尴尬的事情（我还从手头宽裕的宿主那儿拿了些现金存放在保管箱里），但我从没蓄意伤害过任何人。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他们知道我的存在，希望我过得好，但所有的间接证据——从寄生间隔较短时盘问妻子和朋友的结果来看，前后衔接良好的记忆掩盖了丢失的那些日子——都证明宿主们甚至不知道曾经丧失自我，更不用说有机会猜测原因了。至于我对他们的了解，哦，有时我会在家人和同事的眼中见到爱和尊重，有时会见到我应当钦佩的成就的实际证据——有个宿主写了一部小说，是关于他在越战期间经历的黑色喜剧，我读过并乐在其中；还有一个在闲暇时制作望远镜，他精心制作了一台三十厘米口径的牛顿式反射望远镜，我用它观测了哈雷彗星——但宿主的人数实在太多了。到我去世的时候，我只能在二三十个零散的日子里窥视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我开车绕着珀尔曼精神病院的周界转了一圈，看哪些窗户亮着灯、哪些门开着以及有什么明显的活动。医院有数个出入口，有明显向大众开放的正门，有铺着长毛绒地毯的门厅和抛光红木的接待台，也有一道生锈的金属弹簧门，通向两座建筑物之间铺着沥青的肮脏空间。我把车停在街上，免得占据了我没资格享用的车位。

我紧张地走向一道门，希望我应该从那儿进去。在第一次被同事看见之前那可怕的几秒钟里，我害怕得胃疼，然后突然间，想要后退比先前困难了一百倍——不过往好的一面看，继续向前就容易了一百倍。

“约翰尼，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短暂打招呼的时候，说话的护士没有停下，而是与我擦肩而过。我希望能通过社交亲和力的强度搞清楚我所处的位置，与我共度时间最多的人问候我的时候应该不只点点头和三个字。我沿着走廊溜达了一小段路，尽量习惯橡胶底的鞋子踩着油毡地面的嘎吱声音。突然，一个粗哑的声音叫道：“奥莱里！”我转身看见一个年轻男人，他身穿和我一样的制服，在走廊里大步流星地走向我，他眉头紧锁，双臂不自在地伸直，面颊抽搐。“闲逛！偷懒！又被我逮住了！”他的行为太怪异了，我有一瞬间以为他是一名患者。某个对我怀恨在心的变态狂杀了另一个勤杂工，偷走他的制服，马上就要掏出血迹斑斑的斧子了。但随后他鼓起面颊，站在那儿瞪着我，我突然醒悟了过来。他没有发疯，只是在模仿某个咄咄逼人的肥胖上司。我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脸蛋，就像在戳气球，趁机靠近他看通行证上的名字：拉尔夫·多皮塔。

“你吓得跳了三尺高！我都不敢相信！所以我终于弄对了他的声音！”

“还有他的脸。不过你运气好，生下来就这么丑。”

他耸耸肩。“你老婆昨晚不是这么说的。”

“你喝醉了。那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妈。”

“我是不是经常说你就像我的父亲？”

沿着走廊继续走，经过了许多个似乎毫无意义的拐弯，最后来到放眼望去都是不锈钢和蒸汽的厨房，另外两个勤杂工无所事事地站在一旁，三个厨子正在做早餐。热水不断流进一个水槽，托盘和餐具叮叮当当碰撞，脂肪遇热发出咝咝声，失灵的排风扇发出难听的怪声，因此你几乎不可能听见别人说话。一个勤杂工学鸡扇翅膀，然后做了个手势——一只手指着上方，在头顶上摆动，像是把整座建筑物都包括在内了。“鸡蛋都够喂饱——”他喊，其他人大笑，于是我跟着他们一起笑。

过了一会儿，我跟着他们来到厨房旁边的储藏室，我们每个人推了一辆手推车。一块木板上钉着四张套着透明塑料膜的患者名单，一个病区一张，按房间号码排列。患者的名字旁是小小的圆形彩色贴纸，颜色有红蓝绿三种。我一直等到只剩最后一张才伸出手。

早餐一共有三种：培根鸡蛋配吐司、麦片和类似婴儿食品的黄色稀糊，按受欢迎程度降序排列。我的名单上红色贴纸比绿色多，只有一个蓝色，但当我看见四张名单挂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确定绿色加起来比红色多。我按这个假设把食物装上手推车，抽空扫了一眼拉尔夫的名单，上面的贴纸几乎全是绿色，他的手推车上的东西证实了我对编码的猜想是正确的。

我以前从没进过精神病院，无论是作为患者还是工作人员。大约五年前，我在监狱里待了一天，好不容易才没让宿主被砸烂脑袋；我一直没搞清楚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刑期到底有多长，但我非常希望等我再次附体的时候他已经出来了。

我以为这儿会和监狱差不多，但事实愉快地证明我错了。监狱牢房在一定程度上有个人气息，墙上挂着照片，允许持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物品，但看上去依然像牢房。这儿的病房不像牢房那样塞满了那些玩意儿，但潜在的本质特性远不如监狱那么明显。窗户上没有铁栏杆，我这个病区的病房门也没锁。大多数病人已经醒了，他们从床上坐起来，平静地对我说“早上好”；有几个人端着托盘去公共休息室，将休息室里的电视调到新闻台。也许这种程度的平静是不自然的，完全归功于药物；这份平和感或许让我的工作风平浪静，但对患者来说则是痴呆化和被压迫。也许不是，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找到答案。

我的最后一名病人，也就是我唯一的蓝色贴纸，在名单上被列为F. C. 克莱因。他是个瘦削的中年男人，黑发乱糟糟的，好几天没刮胡子了。他躺得笔直，我一时间以为看见他被束缚带绑在床上，事实上并没有。他睁着眼睛，但视线并不跟随我，我和他打招呼，他毫无反应。

床边的桌子底下有个便盆。出于直觉，我扶他坐起来，把便盆塞到他身子底下；他听凭我的摆布，尽管不是百分之百地配合，但也不是死肉一堆。他呆呆地解手。我找到厕纸，把他擦干净，然后拿着便盆去厕所倒掉，洗干净我的双手。我只感到稍微有点儿恶心，奥莱里对这些事的肌肉记忆很可能帮了我。

克莱因坐在床上，我舀起一勺黄色稀糊放在他面前，他呆滞地直视前方，我用勺子碰了碰他的嘴唇，他张大了嘴巴。他没有自己闭上嘴，我只好翻转勺子，把食物倒出来，还好他乖乖地把食物咽了下去，只有一丁点儿流到了他的下巴上。

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探头进来说：“约翰尼，帮克莱因先生刮一下脸好吗？今天上午他要去圣玛格丽特医院做检查。”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不见了。

我把手推车送回厨房，一路上收拾空托盘。我在储藏室里找到了需要的各种东西。我把克莱因搬到一把椅子上——他依然听凭我的摆布，但不是百分之百配合。我给他涂泡沫、刮脸的时候，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偶尔眨一下眼睛。我只刮破了一个地方，而且伤口很浅。

刚才那个女人回来了，这次拿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夹和写字板，她在我身旁站住。我扫了一眼她的通行证：海伦·利德科姆医生。

“情况如何，约翰尼？”

“挺好。”

她像是在期待什么，我突然感到不安。我肯定做错了什么，也可能我只是太慢了。“快好了。”我喃喃道。她抬起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按摩我的后脖颈。就像在走钢丝。我的宿主，你们为什么不能过点儿更简单的生活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千部肥皂剧的弃用片段里。约翰·奥莱里能期待我做到哪一步呢？难道我必须确定这种关系的性质和程度，到明天让他陷入其中的程度比昨天既不多也不少？希望渺茫。

“你非常紧张。”

我需要立刻找到一个安全的话题。这位患者。

“这家伙，我说不清，有时候他就是能影响我。”

“怎么，他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不是的，我只是在琢磨，他这样到底是一种什么感受。”

“恐怕没什么感受吧。”

我耸耸肩。“他坐在便盆上的时候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喂他吃东西的时候他也知道该干什么。他不是植物。”

“很难说他‘知道’什么。只有几个神经元的水蛭吸血的时候也‘知道’该干什么。总的来说，他的情况算是很好了，但我不认为他拥有任何类似于意识的东西，甚至连做梦都谈不上。”她轻轻地笑了一声，“他拥有的仅仅是记忆，但究竟是关于什么的记忆，我就无从想象了。”

我开始擦干净剃须泡沫。“你怎么知道他有记忆？”

“这是个夸张的说法。”她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透明胶片，看上去像是侧面拍摄的头部X光片，但点缀着人工上色的团块和条纹，“上个月我终于搞到资金做了几次PET扫描。克莱因先生的海马体里有活动，看上去很像正在建立长期记忆。”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她就把胶片唰的一声塞回了文件夹里，“但是，用他脑袋里发生的事情和普通人的相比，就像用火星上的天气对比木星上的天气。”

我越来越好奇，于是我冒险皱起眉头问：“你有没有告诉过我，他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她翻个白眼。“别又跟我来这套！你知道我会惹麻烦的。”

“你以为我会去告诉谁？”我拷贝了一下拉尔夫·多皮塔的模仿，海伦放声大笑：“恐怕不会。自从你来这儿，对他说的话顶多只有八个字：‘对不起，珀尔曼医生。’”

“所以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要是你去告诉你的朋友——”

“你以为我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我的朋友？你真的这么以为吗？你难道就这么不信任我？”

她在克莱因的病床上坐下。“关上门。”我过去关上。

“他父亲是一位神经外科方面的先驱。”

“什么？”

“你再说一个字——”

“我保证不会了。但他做了什么？为什么？”

“他主要研究的是冗余和功能区交汇点。具体来说，是大脑在失去或损伤部分区域后，如何将受损区域的功能向健康组织转移。”

“他妻子在分娩时难产去世，留下了他们的独子。他当时肯定已经精神不正常了，但这个打击害得他飞出了地球。他把妻子的死归咎于儿子，但他太冷血了，甚至不肯只是简简单单地杀死他。”

我想对她说闭嘴，我真的不想再听下去了，但约翰·奥莱里是个健壮的硬汉，肚子里装得下一切秘密，我不能在情人面前让他丢脸。

“他‘正常’地抚养孩子，和他交谈，陪他玩耍等，详细记录下他的发育过程——视觉、协调性、语言的雏形之类的。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他植入了一个导管网络，它由非常细的管线组成，几乎遍及整个大脑，但直径极小，因此其本身不会造成任何损伤。然后他继续和以前一样给孩子以刺激，记录进展历程。同时每周都通过导管破坏一小部分孩子的大脑。”

我吐出了一长串的污言秽语。克莱因当然只是坐在那儿，突然间我为侵犯他的隐私而感到非常羞愧，尽管隐私的概念对他来说也许毫无意义。我的脸涨得通红，有点儿眩晕，觉得一切都不太真实。“他是怎么活下来的？怎么还会留下任何功能？”

“他父亲的疯狂救了他——假如‘救’这个字能用在这儿的话。是这样的，在这个孩子逐渐失去脑组织的那几个月里，他的神经系统事实上还在继续发育——当然了，比普通人慢得多，但还是在可感知地向前发展。克莱因教授的科学家一面占了上风，不愿埋没这么伟大的成果。他把他观察到的一切写下来，尝试发表论文。期刊以为这是某种病态的骗局，但还是报了警，警察最终进行了调查。但等他们救出孩子的时候，嗯哼——”她朝淡漠的克莱因点点头。

“他的大脑还剩下多少？还有机会——？”

“不到百分之十。在一些小头症的病例里，患者靠类似质量的大脑过上了几乎正常的生活，但他们天生就是这样，以这个形态经历了胎儿大脑的发育期，因此两者的情况无法比较。几年前有个小女孩，为了治疗严重的癫痫，医生给她做了脑半球切除手术，最终她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障碍，但术后她花了好几年时间让大脑逐步从受损的半球中转移功能。她非常幸运，在大多数病例中，这种手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至于克莱因先生，唉，我只能说他一点儿也不幸运了。”

上午剩下的时间里，我几乎都在走廊里拖地。一辆救护车来接克莱因去做检查，没人要我帮忙，我觉得有点儿受到了冒犯。救护车上的两名人员在海伦的监督下，把他抬起来扔进轮椅，然后推着他走了，就像快递员上门来取沉重的包裹。但我并不比约翰·奥莱里更有资格对“我的”病人产生占有欲或保护欲，因此我把克莱因赶出了脑海。

我和其他勤杂工在员工休息室一起吃午饭。我们打牌，说一些连我都觉得过时的玩笑，但我还是挺喜欢有人做伴的。他们好几次开玩笑地指责我有洗不掉的“东海岸倾向”，这完全说得通；假如奥莱里在东部住过一段时间，那就能解释我为什么不记得他了。下午过得很慢，让人昏昏欲睡。珀尔曼医生突然飞去什么地方了，做著名精神病学家或神经病学家（我甚至不确定他是前者还是后者）会被紧急召往远方城市做的事情去了——这似乎让包括患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放松了下来。我的排班在下午三点结束，走出大楼时我对经过的每一个人说“明天见”，我（一如既往地）产生了某种失落感。不过它很快就会过去的。

由于今天是星期五，我绕道去市中心更新保险箱里的记录。交通尚未变得繁忙，中等程度的欣喜逐渐充满我的内心，因为珀尔曼精神病院给我带来的一个个小磨难终于过去，下次再见至少是几个月以后，或者几年，甚至几十年。

写完本周的日记后，我在写满宿主详情的厚厚一册活页本里给“约翰·弗朗西斯·奥莱里”新开了一页；用这么多信息做点儿什么的欲望使我心痒难耐——我时不时就会这样。但做什么呢？租台电脑并找个地方用起来，这对于一个昏昏欲睡的星期五下午来说未免过于劳神费力了。我还可以用计算器更新我的平均宿主重复率。这个活儿想一想就他妈的刺激。

然后我想起了海伦·利德康姆在我面前挥动过的PET扫描结果。尽管我本人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样的胶片，但我能够想象对于一名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来说，如此真切地看见大脑活动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一定会感到万分激动的。假如我能把我这几百页数据变成一张彩色照片——嗯，也许不会向我透露任何该死的秘密，但比起鼓捣日记计算出一些连个屁也不会告诉我的统计数字，这么做的吸引力要大无限倍。

我买了一本街道手册，正是我从小就习惯的那个品牌，封二有一张索引地图。我买了一盒五色的马克笔。我在购物中心找了张长椅坐下，在地图上画满带颜色的圆点；红色是我寄生过一到三次的宿主，橙色是四到六次的宿主，以此类推到蓝色。我花了一个小时完成这个任务，等我画完，结果看上去并不像计算机扫描大脑后生成的光面照片，而是乱糟糟的一片混沌。

但是，尽管不同颜色没有构成边缘清晰的条带，而是彻底混杂在一起，城市的东北角却有一个明显的蓝色集中区。当我注意到这个细节的时候，立刻意识到我是正确的。比起城市的其他地方，我更熟悉的正是东北角。而地理分布上的偏差能解释我对部分宿主的寄生比期望值更频繁的事实。我用不同颜色的铅笔把最外围的圆点连接起来，然后是最内侧的圆点。这些线没有任何两条是相互交叉的。尽管它们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组完美的同心圆，但各条曲线都大致以东北角的那块蓝色区域为中心。而珀尔曼精神病院不偏不倚，恰好就落在了这块区域里。

我把所有东西放回保管箱里。我必须好好思考一下这个新发现。开车回家的路上，一个非常模糊的假想开始成形，但尾气、车声和炫目的落日害得我难以确定那究竟是什么。

琳达在暴怒。“你去哪儿了？咱们的女儿不得不找了个陌生人借钱，从公用电话亭哭着打电话给我，而我只好假装生病早退，开车穿过大半个城市去接她。你到底死到哪儿去了？”

“我——我耽搁了一下，和拉尔夫在一起，他在庆祝——”

“我打给拉尔夫了。你没和他在一起。”

我默默地站在那儿。她盯着我看了足足一分钟，然后转过身，跺着脚走开了。

我向劳拉道歉（我在她的课本上看见了她的名字），她已经不哭了，但看上去像是哭了几个小时。她八岁，非常可爱，我觉得自己真的不是人。我提出帮她做家庭作业，但她说不需要我为她做任何事情，于是我就不再打扰她了。

不出意料，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琳达几乎连一个字都不和我说。明天这个问题就不是我的，而是约翰·奥莱里的了，这让我倍感抱歉。我们一言不发地看电视。她上床休息后，我等了一个小时才睡下，我上床的时候她就算没睡着，也装得非常像。

我睁着眼睛躺在黑暗中，思考克莱因和他的长期记忆，还有他父亲残酷得无法描述的“实验”，以及我绘制的城区扫描图。

和海伦在一起的时候，我没问过克莱因的年龄，而现在想问也来不及了，但刊登他父亲讣告的报纸上肯定提到了。明天第一件事（宿主的职责就见鬼去吧），我要去中心图书馆查一下。

无论意识是什么，它都肯定足够机敏，足够有弹性。它在那个小孩子的头脑里生存了那么久，在他遭受破坏、日益减小的大脑里被逼进越来越小的角落。但是，当活神经元的数量降低到一定的程度，无论意识如何机敏和有创造性，这些神经元都不够用了，它会怎么样呢？意识会在一瞬间之内消失吗？还是会随着功能区逐个报废而慢慢消散，直到最终只剩下几个本能反射和人类尊严的滑稽模仿？还是说，它会（有可能吗？）在绝望中向一千个其他孩童的大脑伸出触角，它们足够年轻，足够有弹性，能够捐出一小部分能力，来拯救这个孩子，使他不至于被湮灭？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一千个日子里捐出一天，拯救我逃离那具被毁灭的躯壳，而我的身体现在只剩下了吃饭、排泄和为我储存长期记忆的能力？

F. C. 克莱因。我甚至不知道两个缩写字母都代表什么。琳达嘟囔了一句什么，翻了个身。我对我的推测异乎寻常地平静，也许因为我并不真的相信这个疯狂的推测有可能是真的。然而，它难道还能比我的存在这个事实更加奇异吗？

另外，就算我真的相信，我该有什么感觉呢？因为我父亲对我做出的暴行而惊恐？对。因为人类的顽强创造出如此奇迹而震惊？当然了。

我最后终于哭了出来——是为了F. C. 克莱因还是为了我自己，我也不知道。琳达没有醒，但出于本能或因为做了什么梦，她翻身过来抱住我。最后我终于不再颤抖，暖意从她的身体流向我，让我恢复平静。

睡意逐渐降临的时候，我做出一个决定：从明天起，我要重新开始。从明天起，我不再模仿我的宿主。从明天起，无论面对什么难题，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我都要开辟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我做了个简单的梦。我梦见我有一个名字，一个单独不变的名字，属于我，直到死亡。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但不重要，知道我有名字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