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悬在手术室天花板上的无影灯积灰的上表面向下看。漆成灰色的金属灯壳上有一张即时贴，上面整整齐齐地写着两行字——纸张有点泛黄，字略微褪色，一角翘了起来：

我很困惑：我从没遇到过以1开头的本地号码——我定睛一看，那个数字明显其实是个7。关于“积灰”，我也看错了，它不过是光线在不太平整的油漆表面制造出的幻觉。在这么一间无菌的层流手术室里——我在想什么呢？

我把注意力转向我的躯体，绿色的单子盖住我的全身，只在右侧太阳穴上方露出一个小小的方形开口，宏观外科手术机器人的探针顺着子弹伤口插进我的颅骨。手术台前只有这一个瘦长的机器人，但两个穿手术服、戴口罩的人类站在一旁，在X射线视图上看着探针接近目标。从我的高处视角望去，屏幕因为透视改变了形状，图像难以解读。注射进体内的显微手术机器人肯定已经止住流血，修复了几百条血管，打碎了危险的血栓。但子弹本身，从物理上说过于坚硬，从化学上说过于惰性，因此无法像肾结石那样被微型机器人集群粉碎和移除。除了让探针进去把它拔出来，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我曾经读到过这一类手术——事后我醒着躺在那儿，思考我的那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我经常想象这个时刻——现在我敢发誓，我想象中的那一幕与此刻一模一样，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例外。但我无法确定那仅仅是普普通通的既视感，还是说我反复排练的视觉化呈现助长了我正在体验的幻觉。

我开始冷静地思考我这个异常视角的含义。灵魂出窍体验理论上意味着濒临死亡……不过，有成千上万的人活下来讲述了他们的遭遇，对吧？你无法用这个数字去对比有过相同体验但最终去世的人数，因此想要用这个处境来推断我的生死概率就未免太荒谬了。如此情况当然与严重的身体创伤有所关联，但将其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仅仅是“灵魂”与肉体分离的可笑念头——还有它危险地接近于沿着光之隧道飘向人生彼岸。

遇袭前的记忆逐渐朦胧地回来了。我来到时代精神娱乐公司的年度大会上发言。（多年来第一次亲身出席——一步臭棋。仅仅因为我卖掉了超会议系统。你说我为什么非要远离科技呢？）那个叫默奇森的疯子在希尔顿饭店门口闹得不可开交，尖叫着指控我（我！）在他的迷你剧合同上黑了他一把。（就好像我真的读过合同似的，更别说什么我亲手起草了每一个条款。他为什么不放过我，去扫射法务部呢？）防弹劳斯莱斯的自动车窗摇了起来，屏蔽他的胡言乱语，镜面玻璃无声无息地移动，令人安心——然后卡住了……

有一点我弄错了：我一直以为子弹会来自某个停留在肛门期的电影狂，因为时代精神公司制作的某部“胶片时代经典电影的续集”而义愤填膺。我们用来担任导演的软件化身总是由心理学家和电影史学家精心打造，致力于重现原作导演的真实人格……但有些纯粹主义者永远不会满意，《汉娜姐妹2》3D版上映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收到了许多死亡威胁。但我没能料到的是一个刚把生平故事的改编权卖出七位数的家伙（他能保释出狱，完全是因为时代精神公司慷慨支付的预付款）居然会想要开枪打死我，而原因只是因纽特语配音版卫星转播权的追加酬金要打折扣。

我注意到灯具背面那不太可能存在的即时贴已经消失了。这预示着什么？我的幻觉在崩溃，意味着我的情况在恶化还是好转？不稳定的幻觉比持续不变的幻觉更健康吗？现实即将粉碎幻觉？这会儿我应该见到什么？完全的黑暗，假如我真的躺在那绿色的罩单底下，闭着眼睛，受到麻醉。我试着“闭上眼睛”——但这个概念无法转变成行为。我尽我所能抛弃“知觉”（假如我正在体验的东西也能用这个词来描述）；我尽量放松，就好像打算入睡——但手术机器人的探针开始掉转方向，发出的微弱呜呜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望着——我无法移动我非实体的实际视线——探针那闪闪发亮的银色针头逐渐收回。这段时间似乎有一个永远那么久，我绞尽脑汁想要做出判断，这究竟是个施虐狂风格的怪梦，还是真实性的具体体现，但我无从认定。

终于——我在事情发生前的一瞬间就知道了（虽然我一直是这么感觉的）——针尖逐渐出现，它和那颗表面稍微有点褶皱的钝头子弹神奇地黏合在一起，按照我读到过的资料，起作用的仅仅是一丁点儿高强度胶水。

我看见盖着我胸部的绿色罩单升起又落下，明显地松了一口气。我对一个被麻醉、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人能不能做出这种事有所怀疑——然后突然间，巨大的疲惫感席卷而来，我无法继续想象这个世界了，于是我放松精神，让它瓦解成迷幻性的白噪声，黑暗随即吞没了一切。

一个熟悉但想不起来是谁的声音说：“这一条来自连环杀手社会责任协会。‘深感震惊……对行业来说是个悲剧……为洛韦先生的迅速康复祈祷。’然后声称对伦道夫·默奇森没有任何了解。他们说无论他过去有没有杀过搭车客，企图刺杀名人都牵涉到截然不同的病理学机制，若是有任何不负责任的评论通过混淆两者来模糊议题，都将招致集体诉讼——”

我睁开眼睛，说：“谁能说一说天花板上为什么有块镜子对着我的床？这是医院还是他妈的妓院？”

房间陷入寂静。我眯着眼睛仰望镜面，但无法找到它的边界，我等待有人开口解释一下这件稀奇的装饰品。然后，一个可能性跃入脑海：我瘫痪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我看清我所处的环境？我按捺住一阵恐慌；就算真是这样，也不会是永久性的。神经可以重新培育，一切伤害都能修复。我活了下来，最重要的是这个——其他的全都交给康复去解决吧。我一直期待的难道不就是这个吗？子弹打进大脑？与死神擦身而过？在绝境中重生？

我在镜子里看见四个人围着病床——尽管视角很别扭，但我还是很容易就认出了他们：詹姆斯·隆，我的个人助理，正是他的声音唤醒了我；安德里亚·斯图亚特，时代精神公司的资深副总裁；我形同陌路的妻子杰西卡——我知道她会来；还有我的儿子亚历克斯——他肯定扔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跳上了从莫斯科回家的第一趟航班。

床上是个脸色惨白、缠着绷带的憔悴身影，各种各样的导管和线缆连着几十台监控器和泵机，几乎把它埋在底下，我猜那肯定就是我了。

詹姆斯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然后又低下头，用轻柔的声音说：“洛韦先生，没有什么镜子。要我去告诉医生您醒了吗？”

我怒目而视，想要移动头部，但没有成功。“你瞎了吗？我正在看着镜子呢。另外，我身上连着这么多机器，应该能告诉正在监控的人我已经醒了——”

詹姆斯尴尬地咳嗽一声，开会时，每当我过于偏离事实，他就会用这个暗号提醒我。我再次尝试扭头去看他的眼睛，而这一次——

这次我成功了。更准确地说，我看见床上的身影转动了头部——

——而我对周围的整个感知就此颠倒，仿佛包裹一切的光学幻象突然被戳穿。地面变成了天花板，而天花板变成地面——但所有东西连一毫米都没有挪动。我感觉像是在用最大的嗓门儿号叫，但只是惊愕地咕哝了一声……一两秒后，我很难想象我刚才受到过愚弄，现实是如此显而易见。

根本不存在镜子。我一直在天花板上望着这一切，就像我看着探针取出子弹那样。而我依然在天花板上。我没有下来。

我闭上眼睛——房间逐渐淡出，过了两三秒才彻底消失。

我睁开眼睛。依然是刚才见到的景象，没有任何改变。

我说：“我在做梦吗？我真的睁开眼睛了吗？杰西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的脸缠着绷带吗？我瞎了？”

詹姆斯说：“您的妻子不在这儿，洛韦先生。我们还没联系到她。”他犹豫片刻，然后又说：“您的脸没有缠绷带——”

我怒极反笑：“你在胡说什么？站在你旁边的是谁？”

“没人站在我旁边。这会儿只有斯图亚特女士和我陪着你。”

安德里亚清清喉咙，说：“没错，菲利普。请尽量冷静一下。你刚做过一场大手术——你会好起来的，但必须悠着点儿。”她站在床脚附近，她是怎么出现在那儿的？底下的身影扭头望向她，视线扫过两人之间的空间，而我的妻子和儿子被挤出了我所见到的房间——简单得就像那个似是而非的1变成7，就像整个荒谬的即时贴突然不复存在。

我说：“我要发疯了。”但这不是真的——我昏昏沉沉的，而且非常想吐，然而离精神失常还差得很远。我注意到我的声音——非常合理，当然会注意到——似乎是从我唯一的嘴里发出来的，也就是我底下那条身影的嘴，而不是假如我的身躯真的悬浮在天花板上，我的嘴所应该在的那个地方。我能感觉到喉部在振动，嘴唇和舌头在移动，但都是底下的那个我……但我正在自上而下俯视的感觉和先前一样可信。就好像……我的整个身体变成了脚或指尖那样的肢端部位——连接着我的肉身中心，受到我的控制，它依然是我的一部分，但肯定不构成我的核心。我在口腔里移动舌头，用舌尖舔左侧门牙的顶部，吞咽唾液。所有感知都真实、连贯和熟悉，但我依然没有冲下去“占领”这些动作发生的地方——就像我贴着鞋底蜷起大脚趾的时候，会感觉到我的自我意识涌入大脚趾那样。

詹姆斯说：“我去叫医生。”我在他的声音方向上搜寻不连贯的迹象……但我不可能把记忆中他说话的声音解析成它在我左右双耳中的相对强度，然后还要逼着自己面对一个悖论：假如一个人真的升到了半空中，面朝下悬在那儿，那么他听见的声音会完全不一样。我只能确定一点，那就是字词似乎在以通常方式从他的嘴唇里吐出来。

安德里亚又清清喉咙，然后说：“菲利普，介意我打个电话吗？东京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开市了，等他们听说有人朝你开枪——”

我打断她：“别打电话——你亲自去。搭下一班亚轨道飞行器——你知道这么做总是能够打动市场。听我说，我很高兴我醒来的时候你能在我身旁，”——至少我很高兴你的存在能证明这一切不仅仅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但现在你能帮我的最大的忙，就是确保公司毫发无损地渡过这一关。”我尽量在说话时直视她的眼睛，但我无法确定我有没有做到。我们二十年前就不再是情人了，但她依然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甚至不确定自己为何如此急于摆脱她，但我在这里不禁有一种暴露无遗的感觉……就好像她会在不经意间一抬头，然后突然看见我——看见向来被我的肉体掩盖的那一部分自我。

“你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詹姆斯可以照看我，发他工资就是为了这个。只要知道公司还在你手上，我就不需要躺在这儿提心吊胆了。我知道一切都会在掌握之中的。”

事实上，她刚一离开，担心像公司股价这么缥缈和无足轻重的事情就开始显得异乎寻常了。我转动头部，让床上的身影再次直视“我”。我抬起手滑过胸口，“覆盖我”的大多数线缆和导管随之消失，剩下的仅仅是一块略微起皱的被单。我无力地笑笑——一个奇特的景象。它就像我上次对着镜子笑的记忆。

詹姆斯回来了，带着四个看不清楚脸的白大褂——我把头部转向他们，四个随即减少成两个，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中年女人。

女人说：“洛韦先生，我叫泰勒，是负责你的神经外科医生。你感觉如何？”

“我感觉如何？我觉得我在天花板上飘呢。”

“你还有麻药过后的眩晕感？”

“不！”我险些喊了出来：我说话的时候你就不能看着我吗？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平稳地说：“我不‘眩晕’——我正在出现幻觉，无论看什么都觉得我在从天花板向下看。你能理解吗？我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看着我的嘴唇动。我在俯视你的头顶。我正在体验灵魂出窍——就是此时此刻，在你的面前。”更确切地说，你的上方，“是从手术室里开始的，我看见机器人取出子弹。我知道那只是幻觉，某种清醒的梦——我并没有真的看见任何东西……但事实依然是事实。我醒着，现在还是这个情况。我没法儿下来。”

泰勒医生坚定地说：“机器人没有取出子弹。子弹根本没有进入头部，只是擦过你的颅骨。撞击造成骨折，导致几块碎骨嵌入了里面的脑组织——但受损的区域非常小。”

听她这么说，我如释重负地笑了——然后又停下了；这看上去太怪异了，太做作了。我说：“真是个好消息。但我还是飘在上面。”

泰勒医生皱起眉头。我是怎么知道的？她在俯身看我，面部被挡住了——但这个认知还是通过某种方式传递给了我，就好像我是通过第六感官知道的。这太疯狂了：我肯定是用自己的眼睛“看见”的，这些都是我必定知道的事实，却披上了某种不可靠的超视觉的色彩；而我所谓“看见”的房间——实际上是由猜测和一厢情愿的想法拼凑而成的——却伪装成了自然而然的真相。

“你觉得你能坐起来吗？”

我能——动作很慢。我非常虚弱，但无疑没有瘫痪，我艰难地用双脚和胳膊肘挣扎着，把身体抬起来摆成坐姿。这一番努力让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每一条肢体、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但我最大的感受是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髋骨依然连着大腿骨，这种事情依然重要——尽管我感觉“自己”离这两者都无比遥远。

在我的身体移动时，我的视线保持不动——但我并不觉得这特别令人不安；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似乎一点儿也不奇怪，容易理解得就像转动头部不会让世界朝着反方向旋转。

泰勒医生抬起右手。“几根手指？”

“两根。”

“现在呢？”

“四根。”

她用写字板从上方挡住她的手。“现在呢？”

“一根。但我看不见。我只是猜的。”

“你猜得很对。现在呢？”

“三根。”

“又对了。现在呢？”

“两根。”

“正确。”

她挡住手不让床上的身影看见，“露”给上方的我看。我连续猜错三次，然后一次对，一次错，又一次错。

当然了，这一切都说得通：我只知道我的眼睛能看见的事情，其他的都完全是猜测。显而易见，我没有在从头顶上三米处俯视世界。尽管道理证明得很好，但依然无济于事：我就是降不下来。

泰勒医生突然用两根手指插我的眼睛，直到即将碰到才停下。我甚至没有受惊；从这个距离望去，它并不比《三个臭皮匠》更加吓人。“眨眼反射还有效。”她说。但我知道我的反应不该仅仅是眨眼。

她扫视房间，找到一把椅子，拉过来放在床边。然后她对同事说：“去找把扫帚来。”

她站在椅子上。“我认为咱们应该确定一下你认为你所在的确切位置。”年轻男人拿着一根两米长的白色塑料管回来。“吸尘器的延伸管，”他解释道，“私人病房里没有扫帚。”

詹姆斯站到一旁，时不时羞答答地朝头顶上扫一眼。他开始以委婉的方式露出惊慌的表情。

泰勒医生接过塑料管，用一只手举起来，开始用它的一头刮天花板。“洛韦先生，离你太近就说一声。”那东西朝着我而来，从左侧接近我，从我的视野底部扫过去，离碰到我只差几厘米。

“算是近吗？”

“我——”刮擦的声音很吓人，我费了些力气才迫使自己合作，引导那东西靠近我。

到塑料管终于盖住我的时候，我抵抗着幽闭恐惧发作的感觉，顺着黑乎乎的漫长隧道向下看。塑料管的尽头是一圈刺眼的光芒，正中央是泰勒医生白色系带鞋的鞋尖。

“你现在看见的是什么？”

我描述我见到的东西。她固定住塑料管的顶端，把另一端转向病床，直到它正对着我缠着绷带的额头和我惊恐的眼睛——一个奇异的发光浮雕。

“试着……朝光移动。”她建议道。

我试着这么做。我皱眉瞪眼，我咬牙切齿，我催促自己向前走，顺着隧道下去：回到我的颅骨里，回到我的城堡中，回归我的私人放映室；回到自我的王座上，我身份的船锚上；回家。

但毫无反应。

我一直知道会有子弹打进我的大脑。这件事必定会发生——我挣了太多钱，享受了太多好运气。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明白，迟早有一天，我的生活会被迫平账。而我一直知道想杀死我的凶手会失败，会让我变得行动不便、失语失忆；逼迫我挣扎着让自身恢复完整，逼迫我重新发现或重塑自我。

给我一个从头开始生活的机会。

但这是干什么？这算是什么样的赎罪？

眼睛无论睁着还是闭着，我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分辨出全身的哪个部位在被针扎，从脚底到头顶无一例外——但我皮肤的外表面，无论划分得多么清晰，都依然无法包裹我。

泰勒医生给底下的我看酷刑折磨的照片，看幽默漫画，看色情图片。我畏缩，我微笑，我勃起——而我甚至都还不知道我在“看”什么。

“就像大脑分裂的患者，”我沉思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正是这样吗？让他们在一半视野中见到一幅图，他们会做出相应的情绪反应，但无法描述他们见到了什么。”

“你的胼胝体完好无损。洛韦先生，你不是脑裂患者。”

“不是水平方向——但垂直方向呢？”死寂般的沉默。我说：“我只是在开玩笑。我不能开玩笑吗？”我看见她在写字板上写：负面影响。由于我居高临下，因此毫不费力地“读到”她的评语——但我没有勇气问她写的是不是真是这个。

一块镜子被放在我的面前——等镜子拿开，我发现我没先前那么苍白和憔悴了。镜子转向上方的我，“给我看”我“所在”的地方，空空如也。但我一直都知道。

我一有机会就用眼睛“扫视周围”——我眼中的房间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稳定，越来越一致。我用声音做实验，用手指敲击床沿，敲击我的胸腔、下巴和头部。我很容易就说服自己相信我的听觉依然来自双耳——声音越靠近底下的器官，似乎就越响，和以前一样——但也不难正确地解读这些线索；我在右耳旁打响指的时候，声音的来源显然更接近耳朵，而不是我。

泰勒医生终于允许我尝试行走了。刚开始我很笨拙，连站都站不稳，陌生的视角害得我分神，但我很快就学会了从视野中摘取我需要的信息（障碍物的位置），无视其他信息。在我的身体穿过房间时，我跟着它移动，或多或少地悬浮在它的正上方，有时候稍微拖后或超前一点儿，但从来不会差太远。说来奇怪，我的平衡感与我向下的视线之间并没有冲突，前者在说我是直立的，后者“应该”（但没有）提示我的身体在面对地板。这部分意义不知怎的被剥去了——它与我能“看见”自己直立的事实毫无关系。也许我真正的方向感是潜意识从我眼睛获取的证据中直接得出的，我大脑受损的区域没来得及破坏这部分信息——就像我对“隐藏”物体的“超视觉”认知。

我确定我能走一公里，只是未必很快。我把身体放进轮椅，一个话少的勤杂工推着它（还有我）离开病房。刚开始，视角非自主的平滑移动让我感到惊慌，但我慢慢地逐渐理解了：我毕竟能感觉到我的手放在轮椅扶手上，而轮椅贴着我的双腿、臀部和后背——“部分”的我在轮椅里，而我就像轮滑手那样在俯视他的双脚，因此我理当接受这么一个概念：我的“其余部分”与之相连，因此不得不跟着移动。穿过走廊，上斜坡，进出电梯，过弹簧门……我大胆地幻想自己溜走，在勤杂工右转的时候左转，但事实上，我无法想象该怎么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拐上一条拥挤的步行道，它连接着医院的两个主要区域，结果我和另一个坐轮椅的病人并排前进——他和我年龄相仿，头部同样缠着绷带。我思考他经历了什么和即将发生什么——但此时此地似乎不适合就此找他攀谈。从上方望去（至少在我看来），两个穿病号服的头部受伤患者几乎难分彼此，我不由得心想：为什么我更在乎这两具躯体里一具的遭遇，关心程度远远超过对另外一具的呢？既然我几乎无法区分它们两者，这一点为何如此重要呢？

我紧紧地抓住轮椅扶手——但按捺住冲动，没有抬起手向我自己打信号：这个是我。

我们最终来到了医学影像科。我被固定在马达驱动的检查台上，医生向我的静脉注射放射性物质鸡尾酒，然后被引导送进由几吨超导磁铁和粒子探测器组成的头盔里。那玩意儿吞噬了我的整个头部，但房间没有立刻消失。与现实割裂的技术人员继续忙着摆弄扫描器的控制系统——就像以前胶片电影时代的临时演员在毫无说服力地假装操纵核反应堆或星际飞船。这一幕渐渐淡出成黑色。

等我重新出来，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有一两秒，这个房间明亮得难以忍受。

“我们没见过在相同位置发生病变的病例。”泰勒医生承认，体贴地以一定角度拿着大脑的扫描图，既让我的眼睛看见，也让我能够具象化照片的内容。她坚持只对底下的我发表看法，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不受宠的孩子——大人不搭理他，而是蹲着问泰迪好不好。

“我们只知道它是联合皮质。负责高等级的感官信息处理与整合。你的大脑在此处建构外部世界的模型以及你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你的症状来看，你似乎失去了与原初模型的联系，因此只能凑合着使用次级模型。”

“这都是什么意思？原初模型，次级模型？我还是在用同一双眼睛看东西，对吧？”

“对。”

“那我怎么可能没法儿像以前那样看东西了呢？要是摄像机坏了，它只会产生有问题的图像，不会突然开始给你拍空中鸟瞰视图。”

“别管什么摄像机了。视觉和拍照完全不是一码事，视觉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视网膜上的光点图案在被分析前没有任何意义，所谓分析包括了从侦测边缘、侦测活动、从噪声中提取特征、简化和外推等的一切，一直向上到建构假想物体、用现实检验结果、对比记忆和期待……最终得到的不是你脑海的小电影，而是你关于外部世界的一组结论。”

“大脑把这些结论装配成你周围事物的模型。原初模型包括了你在任何一个给定时刻能看见的几乎所有东西的信息，但也仅止于此。它能最有效地利用视觉信息，尽可能少地做出假定。因此它有很多优点——但不会仅仅因为信息是通过你的眼睛采集的就会自动生成。另外，它也不是唯一可能存在的模型。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建构其他模型，大多数人几乎都能从任何一个角度想象所处的环境——”

我怀疑地大笑：“但不是我这样的。没人能想象出这么清晰的景象。我以前也做不到。”

“有可能你重新部署了一些神经通路，而它们恰好是负责原初模型的强度——”

“我不想重新部署它们！我想要原初模型回来！”我犹豫了一下，脸上忧惧的表情吓住了我自己，但我必须知道真相，“你能做到吗——能修复损伤吗？比如移植一段神经组织？”

泰勒医生和蔼地对我的泰迪说：“我们可以更换受损的组织，但医学对那块脑区的了解不够深入，因此无法由显微手术机器人直接修复。我们不知道该把哪些神经元连接起来，只能向受损位置注射未成熟的神经元，然后让它们自己去形成连接。”

“但是……它们会形成正确的连接吗？”

“最终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可能性很大。假如它们能成功，需要多少时间？”

“几个月，至少。”

“我想听听其他人的意见。”

“没问题。”

她同情地拍拍我的手，但离开时甚至没看我一眼。

几个月。至少。病房开始缓缓旋转——非常慢，实际上它根本没在真的转动。我闭上眼睛，等待这种感觉过去。我见到的幻象不肯淡出，依然如故。十秒，二十秒，三十秒。我躺在底下的床上，闭着眼睛……但这并没有让我隐身，对吧？也不会让外部世界消失。我这幻觉麻烦就麻烦在这儿：太他妈符合逻辑了。

我用掌根盖住双眼，然后用力按压。发光三角形组成的拼贴画从视野中央迅速扩张，构成灰色与白色的绚烂图案，很快就吞没了整个房间。

等我拿开双手，残像慢慢淡出，化作黑暗。

我梦见我在俯视我沉睡的身躯，然后飘走了，平静而毫不费力地上升，来到高空中。我在曼哈顿上空飘荡——然后是伦敦、苏黎世、莫斯科、内罗毕、开罗、北京。我出现在时代精神广播公司有分部的每一个地方。我用我的存在包裹这颗星球。我不再需要躯体。我与卫星一起绕地球转动，我在光纤中穿梭。从加尔各答的贫民窟到贝弗利山的豪宅，我是时代精神——

我突然醒来，听见自己在咒骂，然后才明白为什么。

我意识到我尿床了。

詹姆斯从世界各地召唤来几十位最顶尖的神经外科专家，安排另外十几位为我做远程诊断。他们对该如何正确解读我的症状争论不休，但他们所推荐的治疗手段大体而言都是一码事。

于是，他们取出在最初手术中采集的我的少量神经元，通过基因手段恢复到胎儿状态，刺激它在体内增殖，然后注射回受损位置。只做局部麻醉；至少这次我多多少少能“看见”正在发生什么。

接下来的那几天里——时间还太早，看不出治疗的任何效果——我发现我在以快得可怕的速度适应现状。我的协调能力逐渐改善，最终能够在没人帮忙的情况下完成大部分最简单的任务了：吃饭和喝水、大小便、洗澡和刮脸——尽管视角异乎寻常，但这些从小做到大的日常惯例逐渐重新习以为常。刚开始，每次我洗淋浴的时候，总能瞥见伦道夫·默奇森（由安东尼·珀金斯[美国男演员，在电影《惊魂记》中贡献了经典的浴室杀人片段。]扮演）偷偷溜进蒸汽弥漫的浴室。

亚历克斯来探望我，他终于能从时代精神新闻网莫斯科分部的繁忙事务中脱身了。我看着这一幕，这对不善言辞的父子奇异地触动了我——另外，我也困惑于这种别扭的关系为什么会给我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惶惑。这两个人并不亲近，但这并不是世界末日。他们与另外几十亿人同样不亲近。但那并不重要。

到第四周结束的时候，我无聊得发狂，对幼稚的藏积木测试失去了耐性，但我的心理学家杨医生坚持要我每天做两次。挡住我视线的隔板被拿开之后，五块红色和四块蓝色积木会变成三块红色和一块绿色，以此类推一千次……但并不比图片里的花瓶变成两张人类侧脸，或有间隙的图案在对准盲点时神奇地自我填充更能摧毁我的世界观。

泰勒医生在我的胁迫下承认，她没有理由不放我出院，但是——

“我还是希望能够密切观察你。”

我说：“我觉得这事儿我自己就能做到。”

我书房的地上铺着一块两米宽的辅助屏幕，它连接着视频电话系统。就当是个残疾人设施好了，但至少它去除了超视觉因素，让我知道面前较小的屏幕上正在发生什么。

安德里亚说：“还记得我们去年雇的那个创意团队吗？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新概念——‘本该存在的胶片时代经典’。都是快要投拍的划时代巨作，但没能在开发过程中活下来。他们打算从《三个窃贼》开始，那是好莱坞重制的《晚礼服》，施瓦辛格演德帕迪约的角色，导演是伦纳德·尼莫伊或伊万·雷特曼。营销部已经做过模拟，显示出有百分之二十三的订户接受试播片段。费用也不会太高；我们已经拥有了所需要的大部分人员的模仿权。”

我操纵我的木偶点头。“听上去……很不错。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吗？”

“只有一件事了。《伦道夫·默奇森的人生故事》。”

“有什么问题吗？”

“受众心理部不肯通过最新一版的剧本。我们不能去掉默奇森刺杀你那段，太广为人知了——”

“我没说过要去掉那段。我只希望剧本里别提到我手术后的情况。洛韦遇刺，洛韦活了下来。好好一个残害搭车客的故事，没必要用一个次要角色的神经性后遗症去扰乱它。”

“对，当然没必要——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假如故事里有刺杀那段，就必须提到刺杀的原因，也就是那个迷你剧……而受众心理部说观众不会喜欢这种程度的自身影射。就时事新闻而言，没问题——节目是它自己的主题，主持人的行为就是新闻——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但纪实剧不一样。你不能使用虚构叙事风格——告诉观众你可以安全地投入情感，这仅仅是娱乐，不会真的影响他们——然后突然插入一个指涉，就指向他们正在观看的那个节目。”

我耸耸肩。“好的，我懂了。既然没办法绕过去，那就砍掉这个项目吧。我们可以接受，能承担损失。”

她点点头，不太高兴。我相信这是她想听到的决定，但不该如此轻而易举地做出。

她挂断电话后，屏幕变得空白，房间里一成不变的景象很快就变得单调。我把输入信号切换成有线电视，扫了一遍包括时代精神广播网及其主要竞争者在内的几十个频道。整个世界都在底下供我凝视，从最近的苏丹饥荒到某国内战，从纽约的人体彩绘时尚游行到英国议会遭炸弹袭击的血腥结果。这是整个世界——更准确地说，世界的一个模型：部分真实，部分猜测，部分是我成真的心愿。

我向后靠在椅背上，直到我能向下俯视我的眼睛。我说：“我受够了这个鬼地方。咱们出去走走。”

我望着雪粉在被呼啸的阵风吹走前染白我的肩膀。冰冷的人行道上空无一人。在曼哈顿的这块区域，即便是最舒适的天气，似乎也不再会有人步行去任何地方，更不用说像今天这样的日子了。我只能勉强分辨出四个保镖的身影，他们在我的前方和后方，位于我的视野边缘。

我希望一颗子弹打进我的头颅，我希望被摧毁和重生，我想要一条通往救赎的神奇道路，结果我得到的是什么？

我抬起头，一个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的流浪汉在我身旁出现。他在人行道上跺着脚，抱着自己的身体，瑟瑟发抖。他没有说话，但我停下了脚步。

我底下的一个男人穿得很暖和，裹着厚实的大衣和套鞋。另一个人穿着磨破的牛仔裤、破旧的飞行员夹克和满是破洞的棒球鞋。

两者的对比过于荒谬。穿得很暖和的男人脱掉大衣，递给瑟瑟发抖的男人，然后继续向前走。

而我心想：对《菲利普·洛韦的人生故事》来说，这一幕岂不是很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