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那年，父母告诉我，我的头颅里有一颗小小的黑色宝石，它正在学习成为我。

无数显微级的蜘蛛织了一张遍及我整个大脑的细密金丝网，方便宝石的老师偷听我思想的低语。宝石本身窃取我的感官，阅读我血液中携带的化学信息；它看到、听到、闻到、尝到和感觉到的那个世界正是我的世界，而它的老师监控它的思想，将它们与我自身的想法对比。每当宝石的想法出错，比思想更快的老师就会以略有不同的方式重建宝石，这样那样地修正它，寻找会让它的想法趋向正确的变化。

为什么？这样等我不再是我的时候，宝石就可以替我成为我。

我心想：假如听到这番话会让我感到奇怪和头晕，宝石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完全和我一样，这是我的推测。它不知道它是宝石，而它也在思考宝石会作何感想，它也会推测：“完全和我一样，它不知道它是宝石，而它也在思考宝石会作何感想……”

而它也在思考——

（我知道，因为我在思考。）

——它也在思考它是不是真正的我，还是说它其实仅仅是正在学习成为我的那颗宝石。

作为一个藐视一切的十二岁孩子，我应该嘲笑这种幼稚的担忧。除了某些稀奇古怪的守旧派，每个人都有那颗宝石，沉迷于思考它的怪异之处让我感到难以忍受的矫情。宝石就是宝石，生活中一个平凡的事实，和拉屎一样正常。我和我的朋友们会说关于它的糟糕笑话，就像我们说关于性爱的糟糕笑话一样，是为了向彼此证明我们是多么不在乎这个概念。

但我们并不像我们假装的那样沉着冷静和不为所动。有一天，我们都在公园里消磨时间，我们没什么特别的事要做，有个人（我忘记了他叫什么，但他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印象，因为他太聪明了，对自己反而没好处）问其他每个人：“你是谁？宝石还是活人？”我们全都不假思索、愤愤不平地答道：“活人！”

轮到我们之中的最后一个人了，他嘎嘎怪笑道：“哈，我不是活人，而是宝石。你们这帮废物全都会被冲进宇宙的马桶——除了我，我会永远活下去。”

我们揍他，揍到他流血。

到我十四岁的时候，尽管（也许正因为）教学机器枯燥的课程里对宝石几乎只字不提，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得却越来越多。假如有人问“你是宝石还是人？”学术上的正确答案必须说“人”——因为只有人类大脑才具有回答问题的生理能力。宝石能接收来自感官的输入，但不能控制身体，它的预期回答符合你真正说出口的话，仅仅是因为这个装置完美地模仿了大脑。对外部世界说“我是宝石”——无论用语言、书写还是与身体相关的其他方法——都是本质错误的（尽管这套推理并不排除你可以自己这么想）。

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认为这个问题只是走入了歧途。只要宝石和人脑共享相同的感官输入，只要老师让两者的思想保持完全一致，那就只存在一个人、一个身份和一个意识。这个唯一的人只是凑巧有个（极为理想的）特性，那就是无论宝石还是人脑被摧毁了，他或她都会不受损伤地活下来。人类一直有两个肺和两个肾，过去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带着两个心脏生活。道理相同：这是为了冗余，为了稳健性，此外无他。

有一年，我的父母认为我已经足够成熟，于是告诉我他们在三年前就完成了切换。我假装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我非常生气，因为他们当时竟然没有告诉我。他们声称去海外出差，其实是去住院了。这三年我一直和两个宝石脑袋生活在一起，他们却根本没有告诉我，而我以为他们一定会告诉我的。

“你没觉得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对吧？”我母亲问。

“没觉得。”我诚实地回答，但怨恨还是炙烤着我。

“所以我们才没有告诉你，”我父亲说，“假如你在当时就知道我们转换了，很可能会想象我们在某些方面不一样了。等到现在才告诉你，这样你更容易接受我们依然是一直以来的那两个人。”他搂住我，抱了一下。我险些尖叫“别碰我！”但我及时想到我已经说服了自己，宝石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他们坦白前很久，我就应该猜到他们已经切换了。说到底，几年前我就知道大多数人在三十出头的时候就完成了切换。有机质的大脑从这个时候开始走下坡路，只有傻瓜才会让宝石去模仿衰退。就这样，神经系统重新接线，身体的缰绳被移交给宝石，而老师被关闭。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大脑向外发出的神经信号会对比宝石发出的信号，但这时的宝石已经是个完美的复制品了，再也不可能被检测到任何差异。

大脑于是被切除和丢弃，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工培养的海绵状物体。它的形状与大脑相同，连最细微的毛细血管也一模一样，但不比肺脏或肾脏更具备思考能力。假脑从血液中摄取与真脑一样多的氧和葡萄糖，忠实地履行一些粗浅而基本的生化职责。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其他的血肉组件一样，它也会衰亡，也需要被更换。

但宝石是永生的。除非你把它扔进核爆火球，否则它就能存续十亿年。

我的父母是机器，我的父母是神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讨厌他们。

十六岁那年，我坠入爱河，重新变成了一个孩子。

与伊娃在海滩上共度的温暖夜晚，我无法相信一台纯粹的机器能有我这样的感觉。我清楚地知道，假如把身体的控制权交给我的宝石，它会说出和我一样的那些话，以同样的温柔和稚嫩来执行我每一次笨拙的爱抚——但我无法接受它的内在生活和我的一样丰富、奇妙和快乐。性，尽管有快感，但我能接受它仅仅是一种机械性的功能，然而，我们之间存在某些东西（至少我这么相信），它与肉欲无关，与语言无关，与我们身体的任何具体行为无关，就算是埋伏在沙丘里的间谍，他们用抛物面麦克风和红外线望远镜也不可能发现。做爱后，我们静静仰望屈指可数的可见星辰，我们的灵魂在某个隐秘之处互相联结，任何一台水晶电脑努力十亿年也没有希望企及。（假如我对十二岁时那个既睿智又低级趣味的我说这番话，他肯定会狂笑到大出血。）

这时我已经知道，宝石的“老师”并没有监控大脑中的每一个神经元。无论在处理数据的能力上，还是仅仅对脑组织的生理侵入而言，那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某个人的理论声称，对特定关键神经元采样和对整体采样的效果几乎相同，而（鉴于一些非常合理的假设，没人能够有效地反驳）所涉误差的上下限能够以严谨的数学来确定。

刚开始，我宣称大脑与宝石、人与机器、爱与爱的模仿物的区别就存在于这些误差之中，无论这样的误差是多么微小。然而，伊娃很快就指出，企图根据采样密度来做出定性的根本区分是个荒谬的念头；假如下一个模型老师采样的神经元更多，误差率减半，那么它的宝石是不是就位于“人”和“机器”之间的“半中间”呢？理论上（最终也是实际上），误差率能做到小于我愿意指定的任何一个数字。我真的相信十亿分之一的差异能造成任何区别吗？特别是每个人每天都会因为自然损耗而永远失去数以千计的神经元。

她当然是正确的，但我很快就为我的立场找到了似乎更合理的辩护意见。我认为，活神经元的内部结构远比在宝石的所谓“神经网络”里发挥相同功能的粗陋光学开关更加复杂。神经元是否放电只反映了其功能的一个层面；没人知道生物化学的微末细节（牵涉到的特定有机物分子的量子机制）对人类意识的本质有什么影响。复制抽象的神经拓扑结构未必足够。没错，宝石能通过自以为是的图灵测试（任何一个外部观察者都无法区分它和人类），但那并不能证明宝石的感觉就和人类的一样。

伊娃问：“所以你永远不会切换吗？你会摘除你的宝石，在大脑衰亡时和它一起死吗？”

“也许吧，”我说，“活到九十几、一百再死，总好过三十岁就自杀，让机器取代我，走来走去假装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切换呢？”她存心刺激我，“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假装是我’呢？”

“我知道你没有切换，”我得意扬扬地说，“我就是知道。”

“怎么知道？我们看上去是一样的，说话是一样的，所有方面的行为也都是一样的。最近人们切换得越来越早了。因此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切换？”

我翻身侧躺对着她，凝视她的眼睛。“心灵感应，魔法，灵魂交流。”

十二岁的我开始哧哧发笑，但那时候我已经知道该怎么赶走他了。

十九岁，尽管我学的是金融，但我选修了一门本科哲学课。然而，哲学系似乎对恩多里装置没什么可说的，这个装置的俗称就是“宝石”（恩多里本人其实称之为“分身”，但“宝石”这个偶然的押韵昵称已经被叫开了[分身（the dual）和宝石（the jewel）元音发音相近。]）。他们讨论柏拉图、笛卡尔和马克思，讨论圣奥古斯丁和（感觉特别现代和敢做敢为的时候的）萨特，但即便他们听说过哥德尔、图灵、汉姆生或金，他们显然都拒绝承认。出于纯粹的挫折感，我在一篇关于笛卡尔的小论文里指出将人类意识视为可“装载”在有机质大脑或光学水晶上的“软件”，实质上是笛卡尔二元论的死灰复燃——写作“软件”，读作“灵魂”。导师在涉及这个观点的每一段上都画了个巨大的发光红叉，然后在页边上写道（用垂直的二十磅Times黑体字，外加轻蔑的两赫兹闪烁）：偏题！

我退了哲学课，报了一门为非专业学生开设的光学晶体工程课。我学到了很多固态量子力学的知识，学到了很多引人入胜的数学知识。我明白了神经网络只用于解决复杂得难以理解的问题。通往反馈来配置一个足够灵活的神经网络，你能模仿几乎所有系统——从相同的输入模式中获得相同的输出模式——但尽管能做到这一点，却无法帮助你去理解被模仿的那个系统。

“‘理解’，”讲师对我们说，“是个过誉了的概念。没人真的理解一个受精卵是怎么变成一个人的。我们该怎么做？不再生孩子，直到我们能用一套微分方程来描述个体发育过程？”

我不得不承认她这话说得有道理。

到了这时候，我已经看透了：没人知道我所渴求的答案，而我凭自己也不太可能琢磨出来；我的智力技能往好里说也只是平平无奇。因此我面临的选择也很简单：我可以浪费时间去抓耳挠腮探究意识的秘密，也可以像其他所有人那样，忘记烦恼，过好我自己的小日子。

我二十三岁和达芙妮结婚的时候，伊娃已经成了一段遥远的记忆，有关灵魂交流的一切也是如此。达芙妮三十一岁，是我读博士期间受雇的那家商业银行的一名高管，所有人都认为这段婚姻会对我的职业生涯有好处。我一直不太确定她从婚姻中得到了什么。也许她真的喜欢我。我们的性生活相当和谐，我们心情低落时互相安慰，就像心地善良的人安慰陷入困境的动物那样。

达芙妮没有切换过。她每个月都能想出越来越荒唐的拖延借口，而我取笑她，就好像我自己从没想过不切换似的。

“我害怕，”一天夜里她向我坦白，“我怕一切换我就死了，剩下的仅仅是个机器人，或者木偶，反正不是我自己了。我不想死。”

听她这么说，我也感到不安，但我掩饰住了我的情绪。“假如你中风，”我轻松地说，“会摧毁你的一小部分大脑。假如医生植入了一台机器，代替受损脑区履行它负责的功能，你还是原来的‘自己’吗？”

“那当然。”

“那么，假如医生这么做了两次，或者十次，或者一千次——”

“但未必一直是这样的。”

“是吗？那么百分比达到哪个神奇的数字，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呢？”

她怒视着我。“这种古老的陈旧论点——”

“既然这么古老和陈旧，那就请驳倒我吧。”

她哭了。“我不需要。滚你的吧！我吓得要死，你却根本不在乎。”

我把她搂进怀里。“嘘——对不起。但每个人都迟早会切换。你不需要害怕。我就在这儿。我爱你。”这番话就像录制好的录音，看见她的眼泪就会自动播放。

“你愿意吗？和我一起？”

我顿时如坠冰窟。“什么？”

“同一天做手术，我切换的时候你也切换。”

很多夫妻会这么做，就像我的父母。毫无疑问，有时候这是为了爱、承诺和同甘共苦。但其他时候，我相信仅仅是因为两个人都不想成为和宝石脑袋生活在一起的未切换普通人。

我沉默片刻，然后说：“当然。”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达芙妮的所有恐惧（我曾嘲笑她“幼稚”和“迷信”）迅速变得完全符合逻辑了，而我本人的“理性”看法变得抽象而空洞。我在最后一刻退缩，拒绝接受麻醉并逃离了医院。

达芙妮不知道我抛弃了她，去做了手术。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无法面对她。我辞职，离开我们居住的城市，一年后才回来；胆怯和背叛使我憎恨自己，但我同时又为逃脱而欣喜。

她对我提起了诉讼，但几天后就撤诉了，通过律师同意了走简单程序离婚。在离婚结束前，她寄给我一封短信：

我二十八岁的时候，几乎所有认识的人都切换了。我在大学里认识的朋友全都切换了。新工作上的同事才二十一岁就切换了。我通过一个朋友的朋友听说，伊娃早在六年前也已经切换了。

我拖延得越久，就越是难以下决心。我可以征求已经切换了的一千个朋友的意见，我可以一连几小时考问我的密友，问他们儿时的记忆和最私密的想法，然而无论他们回答得多么有说服力，我都知道恩多里装置已经在他们的脑袋里待了几十年，学习的正是该如何伪装这种行为。

当然了，我也一向承认，就算对方也是个没切换过的人，想确定他的内在生活在任何方面与我的一模一样，这同样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更倾向于怀疑脑壳被刮干净了的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似乎也并非全然毫无理由。

我逐渐疏远朋友，不再陷入恋情。我选择在家工作（工作时间更长，生产效率提升，因此公司一点儿也不在意）。我无法忍受和我怀疑是否具有人性的同事们待在一起。

我这种人并不孤独。开始寻找之后，我发现有几十个组织只接纳没切换过的人，有社交俱乐部，供大家像离婚人士那样倒苦水，也有妄想狂的准军事组织“抵抗阵线”，他们认为自己活在《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于1956年上映的一部电影，讲述了外星人复制小镇居民，逐渐控制全城的故事。]的世界里。然而，即便是社交俱乐部的成员，也让我觉得有精神极度失调的问题。他们大多数人与我有着完全相同的苦恼，但我的那些想法从他们嘴里吐出来，怎么听都既偏执又漏洞百出。我认识了一个刚过四十岁的未切换女人，和她短暂地交往了一段时间，但我们的话题只有我们如何害怕切换。这是存心受虐，这令人窒息，这是发疯。

我决定求助于心理治疗，但无法提起勇气去见已经切换的心理医生。等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没切换过的医生，她却企图说服我帮她炸电站，好让“他们”知道谁是老大。

每天夜里我总是辗转反侧几个小时，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说服自己，但我越是沉思这些问题，它们就越显得空洞和难以捉摸。说真的，“我”是什么？我的人格完全不同于二十年前的我了，说“我依然活着”代表什么？我以前的自我和死了毫无区别（我对它们的记忆并不比我对当时的熟人更加清晰），但失去它们给我带来的顶多只是一丝不适。比起我生命中迄今为止的那些变化来说，有机质大脑的毁灭也许只是个小小的插曲。

但也可能不是。也许它和死亡就是一码事。

有时候我最后会啜泣发抖，惊恐孤独，无法理解（但同时又无法不去思考）自我不复存在的恐怖前景。另一些时候，我会“健康地”对这一整个乏味的问题丧失兴趣。有时候我确信，宝石的内在生活的本质是人类有可能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另一些时候，我的疑虑显得愚蠢而可笑。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完成转换，而我们的世界显然在一如既往地运转，这个事实难道不比深奥的哲学讨论更有分量吗？

最后，我终于约了个手术日期。我心想：有什么可失去的呢？未来六十年的不确定和偏执妄想？假如人类在用上发条的机器取代自身，那我还不如去死。我缺乏盲目的信仰，无法加入变态狂的地下组织——他们只要别真的做出些什么来，政府就会容忍他们的存在。另外，假如我的所有恐惧都毫无根据，假如入睡和醒来、脑细胞的日常衰亡、成长、体验、学习和遗忘这些创伤都没能杀死我的身份，那么它肯定也能从切换中活过来——到时候我不但能得到永恒的生命，还能终结我的疑虑和孤立。

约定的手术日期前两个月，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正在采购食物，浏览在线超市的图片时，一张令人垂涎欲滴的新品种苹果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决定买半打苹果。但我没有按下购买，而是点击了显示下一件商品的按钮。我知道这个小错误很容易就能弥补，再点一下按钮就能带我回到苹果的页面。梨、橙、葡萄柚在屏幕上闪过。我想低头看我笨拙的手指到底在干什么，但视线被粘在了屏幕上。

我吓坏了。我想跳起来，但我的双腿不听使唤。我想大喊，但我发不出声音来。我并没有感到伤痛，也不觉得虚弱。我瘫痪了？脑损伤？我依然能感觉到我的手指按着键盘，脚底贴着地毯，后背靠着椅子。

我望着我自己订购菠萝。我感觉到自己起身，伸懒腰，平静地走出房间。我在厨房里喝了一杯水。我好像在颤抖、哽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凉凉的液体滑下喉咙，我连一滴都没弄洒。

我只能想到一个解释：我已经切换了。自发地，宝石接管了一切，但我的大脑还活着。我所有最疯狂的偏执恐惧忽然成真。

我的身体继续度过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日上午，而幽闭造成的绝望和谵妄吞噬了我。我做的事情刚好就是我计划要做的，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安慰。我搭轻轨去海滩，游了半小时泳；但我同样有可能拎着斧头杀气腾腾地乱窜，或者光着身子在街上爬，把自己的粪便涂在身上，像狼一样嚎叫。我失去了控制权。我的身体变成了活生生的拘束衣，而我无法挣扎，无法尖叫，甚至无法合上眼皮。我在列车车窗上看着自己的朦胧倒影，无从猜测主宰那张淡然而平静的脸的意识在想什么。

游泳就像一个感官增强的全息噩梦。我是个没有自我意志的物体，身体传来的熟悉信号只是让整个体验更加不正常了。我的手臂不该以这种懒散的节奏自顾自地划动；我想在水里扑腾，就像快要淹死了那样，我想让全世界知道我的痛苦。

直到我在沙滩上躺下，闭上眼睛，才开始用理性思考我的处境。

切换不可能“自发”进行。这个想法本身就很荒唐。数以百万计的神经纤维必须被切断和重接，执行任务的手术机器人大军甚至没出现在我的大脑里，它们要到两个月后才会注射进我体内。没有外界的主动干预，恩多里装置不会参与任何活动，除了偷听之外什么都不能做。宝石或老师的任何故障都不能夺走有机质大脑对身体的控制权。

显而易见，系统出了故障，但我最初的猜想是不正确的，大错特错。

当我想通了这一点的时候，我真希望我能做些什么。我应该蜷缩身体，呻吟尖叫，把头发从头皮上扯下来，用指甲挠破皮肤。但我没有，我只是平躺在沙滩上，晒着炫目的阳光。我的右膝盖后面很痒，但我似乎懒得去挠。

唉，当我意识到我就是宝石的时候，至少应该歇斯底里地好好狂笑一阵。

是老师出了故障，它不再让我与有机质大脑保持一致。我不是突然丧失了能力，我一直就没有任何能力。我对“我”的身体、对外部世界的能动性一直通向真空，仅仅是因为老师在无休止地操控和“纠正”我，我的意愿才能符合似乎来自我的行动。

我有几百万个问题可以思考，有几百万种讽刺供我品尝，但我不能这么做。我必须把我的全部能量集中在一个方向上。我快要没有时间了。

等我走进医院，开始做切换手术，假如我向身体发送的神经冲动不符合有机质大脑发送的神经冲动，医生就会发现老师出了故障，然后修好它。有机质大脑没什么好害怕的，医生会保障它的连续性，就像它是什么宝贵和神圣的物品那样对待它。允许我们之中的哪一个活下去，这个决定根本不构成问题。我会再次被迫与它保持一致。我会被“纠正”。我会被杀死。

害怕也许是荒唐的。一方面，过去这二十八年的每一毫秒里，我都在不断地被杀死；另一方面，自从老师失灵，我这个分离的身份开始具有意义以来，我只存在了短短的七个星期——而再过一个星期，这个故障和这场噩梦都将结束。我承受了两个月的痛苦，在我即将继承永恒生命的时候，我为什么反而要吝惜它呢？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继承生命的将不是我，因为定义了我是谁的仅仅是这两个月的磨难。

智性诠释的种种排列是无止境的，但归根结底，我只能依靠我的求生欲望来采取行动。我不觉得我是个错误，是个需要被排除的故障。我怎么能够活下去呢？我必须与我的自由意志保持一致。我必须选择使“我”与“他们强迫我成为的身份”看上去一模一样。

经过了二十八年，我与他当然足够接近，能够实现这样的欺骗。只要我认真研究通过共享感官传递给我的所有线索，我当然能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暂时忘记我已经分离的事实，强迫我自己重新与他同步。

想做到这个并不容易。我诞生的同一天，他在海滩上认识了一个女人。她叫凯西，他们睡了三次，他认为他爱她。无论是真是假，至少他当着她的面对她说过，在她睡着后对她轻声倾诉过，甚至写进了他的日记。

我对她毫无感觉。我相信她是个好人，但我对她没什么了解。我的困境占据了我的心神，因此我没怎么注意她在说什么，而性行为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可憎的非自愿的窥淫行为。但由于我意识到了我的危险处境，我尽量屈服于另一个自我的情绪，但是我和她之间不可能有任何交流，她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怎么可能爱她呢？

假如她不分昼夜地控制了他的思想，那么她对我来说就只是个危险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实现无懈可击的模仿，从而帮我逃脱死亡呢？

他正在睡觉，因此我也必须睡觉。我听着他的心跳声和他缓慢的呼吸声，努力达到与这些节奏一致的沉静状态。我一时间有些气馁。我连做梦都会和他不一样；我们的差异是根本性的，我想实现的目标简直可笑、荒谬、可悲。整整一个星期，克制每一个神经冲动？我对被发现的恐惧，我试图掩饰的行为，都会不可避免地扭曲我的反应；这一团欺骗和惊恐是不可能隐藏起来的。

然而我在飘向梦乡的时候，发现我深信自己一定会成功。我必须成功。我做了一会儿梦——乱糟糟的各种画面，既陌生又平常，最后是一粒盐穿过针眼——然后我忘记了恐惧，落进无梦的深眠。

我望着白色的天花板，既欣喜又惶惑，尽量让自己摆脱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那就是有件事我绝对不能去想。

然后我小心翼翼地握紧了拳头，这个奇迹让我喜出望外，然后我想了起来。

直到最后一分钟，我都以为他会再次退缩，但他没有。凯西说服他克制了恐惧。凯西毕竟已经完成了切换，而他从没这么爱过一个人。

因此，现在我们的角色换过来了，这具躯体成了他的束缚外衣……

我浑身冒汗。我没有希望冒充他，这是不可能的。我无法阅读他的思想，我猜不出他想干什么。我该动一动吗，还是应该躺着不动，是应该大喊，还是保持沉默？就算监控我们的电脑程序会忽略细微的不一致，等他注意到他的身体无法贯彻他的意识，他会和我以前一样陷入惊恐，而我完全不可能猜对正确的答案。他此刻也会冒汗吗？他也会像我这样呼吸急促吗？不。我才刚刚苏醒三十秒，却已经背叛了自己。一根光纤线缆从我的左耳底下拉出来，连着墙上的一块控制屏。警铃肯定正在某个地方震响。

要是我跳起来逃跑，他们会怎么做？使用武力？我是个公民，对吧？宝石脑袋从几十年前就拥有了法律赋予的全部权利，没有我的许可，医生和工程师不能对我做任何事情。我努力回忆他签署的弃权书上的条款，但他连一眼都没仔细看完。我拽了拽困住我的那条线缆，但它的两端都牢牢地固定住了。

门向内打开，有一瞬间我以为我会四分五裂，但我不知道从哪儿挖出了力量，帮助我保持镇定。来的是我的神经外科医生普利姆。他微笑着说：“感觉如何？还不坏吧？”

我麻木地点点头。

“大多数人最震惊的一点，就是他们完全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刚开始你会想‘不可能这么简单吧？不可能这么容易吧？不可能这么平淡吧？’但你很快就会接受事实。而生活会继续下去，没有任何改变。”他粲然一笑，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然后转身离开。

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在等什么？到了这个时候，证据肯定已经确凿。也许还有流程要走，要咨询法务和技术专家，必须召集伦理委员会来决定我的命运。我泡在自己的汗水里，不受控制地颤抖。我几次抓住线缆，用最大的力气拽它，但它的一头似乎砌在水泥里，另一头用螺栓固定在我的颅骨上。

一名勤杂工送饭来。“高兴点儿，”他说，“探视时间快到了。”

吃过饭，他送来便盆，但我太紧张了，甚至尿不出来。

凯西看见我，皱起眉头。“怎么了？”

我耸耸肩，颤抖着挤出微笑，思考我凭什么以为自己能以假乱真瞒过去。“没什么。只是……觉得有点儿恶心。”

她抓住我的手，然后俯身亲吻我的嘴唇。尽管经历了这一切，但我发现自己立刻有了性欲。她依然伏在我身上，笑着说：“已经过去了，明白吗？现在没什么好害怕的了。你有点受惊，但在心底里知道你还是原来的你。另外，我爱你。”

我点点头。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她走了。我歇斯底里地自言自语：“我还是原来的我。我还是原来的我。”

昨天，医生掏空他的颅骨，植入了一个没有知觉、充满空隙的伪大脑。

我很久没有这么平静过了，而我终于为我的存活拼凑出了一个解释。

他们为什么要在切换和销毁大脑之间的一周间关闭老师。

没错，在舍弃大脑的时候，他们不太可能让老师继续运行，但为什么要关闭一整周呢？为了让人们放心，相信宝石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同步；为了说服人们，认为宝石将要过的生活正是有机质大脑“本来会过”的生活——这话意味着什么就由你判断了。

那么，为什么要一周呢？为什么不是一个月或一年？因为宝石不可能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保持同步——倒不是因为它有任何缺陷，而是因为最初让人们觉得它值得使用的原因。宝石是永生的，而大脑在衰败。宝石对大脑的模仿蓄意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真正的神经元寿命有限。没有老师设法让宝石也随之同样退化，微小的差异迟早会产生。就对刺激的反应而言，毫秒级的不同就足以引起怀疑，而正如我已经知道得很清楚的，从那一刻起，趋异的过程就是不可逆转的了。

毫无疑问，五十年前肯定有一群开创性的神经学家围在电脑显示屏前，研究这种根本性差异的概率与时间的关系图。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一个星期？多大的概率是可接受的？百分之十？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无论他们决定把安全系数提高到多少，由于全世界每天会有二十五万人做切换手术，他们选择的数字都不太可能让这种事足够罕见。

对任何一家医院来说，发生率也许是十年甚至百年一例，但各个机构肯定需要有统一的政策来应对这种意外情况。

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呢？

他们可以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重新启用老师，消除他们满意的客户，让受创的有机质大脑有机会向媒体和律师讲述它的苦难。

或者，他们可以悄悄删除趋异现象的电脑记录，冷静地解决唯一的证人。

好了，永生，我做到了。

五六十年以后，我会需要移植器官，最终会需要换个全新的身体，但这样的未来不会让我担忧，因为我不可能死在手术台上。一千年左右以后，我会需要额外的硬件来满足记忆储存的要求，但我确定这个过程会一帆风顺。在百万年的时间尺度上，宝石的结构会受到宇宙射线破坏的影响，但定期无损转录到新的水晶设备上能规避这个问题。

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说，我现在能保证大收缩时能有我的一席之地，或者亲身体验宇宙的最终热寂。

当然，我和凯西分手了。我也许能学会喜欢她，但她让我紧张，而我彻底受够了必须扮演一个角色的感觉。

至于声称爱她的那个男人，他在绝望、惊恐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周，因为知道死期将近而难以呼吸，我还不知道我对他该有什么样的感觉。考虑到我曾经以为我会迎来相同的命运，我应该能够与他共情，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我眼中就是不太真实。我知道我的大脑是以他的大脑为模型塑造的，他因此有了某种首要地位，但除此之外，现在他对我来说仅仅是个苍白的虚幻影子。

毕竟，我不可能知道他对自己的感觉、他最深层的内在生活、他作为一个存在体的经验，与我的这些东西是否有任何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