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于是在客户来之前清理一下这一夜的涂鸦。活儿并不辛苦。建筑物外表面有涂层，所以硬毛刷加热水就足以完成任务。结束之后，我发觉我根本不记得这次的涂鸦都写了什么。我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哪怕眼睛看着口号和辱骂，也并不会去读。

无聊的恫吓都是这样。刚开始会让你震惊，但迟早会淡出，化作某种令人恼怒的背景噪声。涂鸦、电话、仇恨邮件。我们收到的自动谩骂邮件必须以兆字节计算，但事实证明，这种骚扰其实很容易解决。我们安装了最新的过滤软件，然后把几封不想收到的邮件当作样本喂给软件。

我无法确定是谁在协调这些骚扰行动，不过也不难猜到。有个名叫“澳大利亚堡垒”的组织，他们从在公交车候车亭贴海报开始，拿美拉尼西亚人当靶子创作下作讽刺画，把他们描绘成食人族，用人骨当装饰，饥渴地望着煮锅，而锅里装满了尖叫的白种婴儿。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觉得肯定是什么19世纪出版物中的种族主义漫画展的广告，是对遥远过去的罪孽的学术性解构。等我终于醒悟过来，发现我正在看的是现实中的当代宣传物，我不知道是该觉得恶心，还是该为这东西无可救药的鄙俗而窃喜。我心想，只要反难民团体继续用这种狗屁侮辱人们的智慧，那么除了脑子不正常的边缘团体，他们不可能得到其他人的支持。

太平洋的一些岛屿正在缓慢地失去土地，情况一年比一年更严重；还有一些岛屿正在遭受所谓温室风暴的迅速侵蚀。人们一直在争论“环境难民”这个术语的确切定义，我听得耳朵都要生茧子了，然而等大海真的开始吞噬你的家园，模棱两可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话虽如此，如果你想申请难民身份，依然需要一名律师来引导你走完复杂曲折的官僚程序。马特森与辛哈律师所当然不是全悉尼唯一从事这方面业务的机构，但出于某些原因，孤立主义者似乎特别喜欢骚扰我们。也许是因为这个前提——我猜比起攻击麦考瑞街上一座安保设施齐全的光鲜办公大楼，往新镇一幢翻建的排屋墙上涂抹油漆所需要的勇气肯定少得多。

这种事时常让人感到痛心，但我尽量保持开阔的心胸。可爱的“澳大利亚堡垒”只是一伙暴徒和破坏分子，很会给你找麻烦，但在政治上不值一提。我在电视上见识过他们，他们身穿名牌迷彩服，在所谓的“训练营”里踢正步，坐在演讲厅里观看预先录制好的材料——里面不是他们的精神导师杰克·凯利的讲话，就是欧洲和北美洲类似“国际团结”这种组织的宣讲——但对其中的讽刺视而不见。媒体大量报道他们的消息，但显然对他们的招募工作毫无帮助。怪咖秀就是这样，人人都想看，但没人想被看。

没过几分钟，兰吉特就到了，手里拿着一张CD，假装被它的重量压得步履蹒跚。“联合国难民署条例的最新修正案到了。今天会很难熬的。”

我忍不住呻吟：“今晚我要和蕾切尔吃晚饭。不如把这该死的东西喂给LEX，然后要一份总结报告吧？”

“然后在下次审计的时候被取消执业资格？谢谢，算了吧。”法律协会对伪人工智能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他们担心软件会害九成会员失业。但讽刺之处在于，他们使用配备了所有禁忌知识的先进电脑系统来审查所有执业者的专家系统，以确保我们没有教专家系统学习它们不该知道的东西。

“至少有二十家事务所教他们的电脑系统学习税法——”

“没错，但他们拥有拿七位数薪水的程序员帮他们掩饰痕迹。”他把CD扔给我，“高兴点儿。我在家里扫了一眼，里面有些相当不赖的判例。等你读到第九百八十三节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今天我在上班的时候见到了一个超级奇怪的东西。”

“是吗？”我已经开始犯恶心了。蕾切尔是一名法医，她说奇怪的时候，往往指的是一具尸体的液化部分与正常情况下颜色不同。

“今早有个女人被强奸了，我正在检验她的阴道拭子，然后——”

“天哪，求你了——”

她皱起眉头瞪我。“怎么了？你不许我说解剖，不许我说血迹，却总是跟我说起你无聊的工作——”

“对不起。请继续吧。就……声音小点儿行吗？”我扫视餐厅的店堂，似乎没人在看我们，但根据经验，只要交谈时提到生殖器分泌物，声音往往会比其他时候飘得更远。

“我在检验拭子。显微镜下能看见精子，对精液其他成分的检验结果也呈阳性，因此毫无疑问，这个女人经历过性交。我还找到了不符合她血型的血清蛋白。到这儿为止，没什么超出预期的，对吧？但随后我做了个DNA图谱，发现只显示出了受害者一个人的基因型。”

她意有所指地看着我，但我没听懂她的意思。

“很不寻常吗？你总说DNA检验会出各种各样的错误。样本受到污染，或者降解——”

她不耐烦地打断我：“对，但我说的可不是一把三周前的染血匕首。样本是案发后半小时内采集的，不到两个小时就送到了我手上。我在显微镜下看见了完好的精子；要是滴点儿合适的营养液，它们甚至会在我眼前游动起来。这恐怕没法称之为降解。”

“好的。你是专家，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样本没有降解。那么，该如何解释呢？”

“不知道。”

十年前我上刑法课的时候，参加过为期两周的法医学讲座，为了不让自己像个彻底的白痴，我努力回忆起当时学到的知识。“也许强奸犯刚好没有你在寻找的那些基因。问题的关键不就在于它们是可变的吗？”

她叹息道：“可变的是长度。知道RFLP[全称为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是发展最早的DNA标记技术。]吗？也就是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那不是一个人简单的‘有’或‘没有’的东西，而是同一个序列的长段，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因人而异的是重复次数，也就是长度。其实很简单：你用限制性酶切断DNA，把片段的混合物放到电泳凝胶上，片段越小，在凝胶中移动的速度就越快，因此所有片段最终会按大小分门别类；然后你把散开的样本从凝胶转移到薄膜上，固定位置后加入放射性标志物，互补DNA的片段只会和你感兴趣的DNA相结合；拍下辐射的分布情况，照片上会显示出标志物的结合点，这样你就得到了一系列条带，每个条带对应一个片段长度。你还能听懂吗？”

“差不多吧。”

“好的，拭子得到的图案和女人血样得到的图案，两者完全相同。找不到属于强奸犯的额外条带。”

我皱起眉头。“这意味着什么呢？样本没有检测出他的基因谱……会不会是他的基因谱和女人的一样？比方说他们俩是近亲？”

她摇头道：“首先，就算他是她的亲兄弟，遗传得到的RFLP完全相同的概率也微乎其微。但更重要的是，血清蛋白的差异彻底排除了家族成员的可能性。”

“那还有什么解释呢？他没有基因谱？能百分之百肯定每个人都有这些序列吗？我不太懂……但有没有可能存在某种罕见的突变，会导致一个人完全没有这些？”

“恐怕不可能。我们查了十个互不相同的RFLP。每一个都有两份拷贝，来自你的父母双方。一个人刚好拥有二十种不同突变的可能性——”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好吧，确实是个谜。所以你接下来要怎么做？肯定还有其他的实验手段可以试试看吧。”

她耸耸肩。“按理说，官方要我们做什么检验，我们就做什么。我把结果报告上去了，没人说什么‘放下手里的其他工作，给我从那份样本里榨出些有用的数据来’。再说，案件还没有确定嫌犯，至少他们没送样本来和证据做对比，所以整件事只是学术讨论。”

“所以你轰炸了我十几分钟，到头来就打算当这事儿根本不存在？我没法儿相信。你身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好奇心上哪儿去了？”

她哈哈一笑：“我没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面。我们的工作是生产线，而不是研究实验室。你知道我们每天要处理多少份样本吗？我不可能只要见到一个拭子没有给出教科书式的完美结果，就非要刨根问底搞清楚。”

我们点的菜来了。蕾切尔狼吞虎咽，而我吃得没精打采。她咽下一口食物，在吃下一口之前，她一脸无辜地说：“那不是工作时间里该做的哦。”

我望着电视屏幕，越来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以你的意思是，澳大利亚脆弱的生态系统根本无法支撑进一步的人口增长了？”

玛格丽特·奥尔维克参议员是绿色联盟的领袖。他们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未来。至少上次我把选票投给他们的时候是这样的。

“正是如此。我们的城市已经过度拥挤；都市扩张正在侵占重要的栖息地，新的水源越来越难找到。当然了，人口的自然增长也必须加以限制，但目前最大的压力来自移民。显然，我们必须采取一些非常复杂的政治举措，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内采取行动，控制住我们的生育率；而另一方面，移民涌入是个可以迅速得到调整的影响因素。我们正在争取通过的立法将会好好利用这方面的灵活性。”

好好利用这方面的灵活性。这话是什么意思？关上大门，拉起吊桥？

“得知绿色联盟在这个议题上与极右翼团体立场一致，许多政治评论家对此表达了震惊。”

参议员皱起眉头。“是的，但拿我们和他们相比是很愚蠢的。我们的动机完全不一样。生态毁灭是难民带来的首要问题，它让我们脆弱的环境承受更大的压力，从长远来看有害无益，不是吗？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保护我们拥有的一切。”

画面下方的字幕在闪动：反馈已启用。

我按下遥控器上的“互动”按钮，飞快地整理思路，然后对着麦克风说：“但这些人现在该怎么办？他们能去哪儿？他们生活的环境不是脆不脆弱的问题，根本就是灾区！无论难民来自哪里，我都敢和你打赌，人口过剩在那些地方的破坏力要比在这儿大一千倍。”

我的话顺着光纤传进演播室的电脑，与另外几十万观众的意见混在一起。没过一两秒，电脑就对它收到的所有问题完成了解析和标准化的工作，评估它们的相关性和法律内涵，然后按照常见程度排序。

电脑合成的记者说：“嗯，好的，参议员，看来观众投票决定要休息一下看看广告，那么……谢谢您能抽时间接受访问。”

“我的荣幸。”

蕾切尔一边脱衣服，一边问：“你没忘记打针吧？”

“怎么可能？难道我愿意放弃健美的体魄？”避孕针的副作用之一是增加肌肉量，虽然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只是问问而已。”

她关灯上床。我们抱在一起，她的皮肤冷得像大理石。她温柔地亲吻我，然后说：“今晚我不想做爱，可以吗？抱着我就好。”

“好的。”

她沉默片刻，然后说：“昨晚我对那个样本又做了几次检验。”

“哦？”

“我分离出了一些精子，尝试从中提取DNA基因谱。然而除了凝胶起点有些非特异性结合的微弱痕迹，整个结果完全是空白的。就好像限制性酶根本没切开DNA似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还没法儿确定。刚开始我心想，也许这家伙做了什么手脚，用经过基因改造的病毒感染自己，病毒进入骨髓和睾丸里的干细胞，切除了我们用于做图谱分析的所有序列。”

“呃，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儿极端了？为什么不直接用安全套呢？”

“是啊。大部分强奸犯都会用安全套。另外，这么做也不合逻辑。就算有人不想被认出来，完全切除那些序列也太愚蠢了。更好的办法是随机篡改，这样可以搅浑水，既能破坏检验，又不至于弄得太明显。”

“但是……假如突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蓄意删除序列是在犯傻，还剩下什么可能性呢？我是说，那些序列真的不存在，对吧？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等一等，我还没说完呢。我尝试用聚合酶链式反应扩增一个基因，一个人人都有的基因。事实上，地球上从酵母开始的所有生物体都有这个基因。”

“然后呢？”

“没有。完全没有。”

我毛骨悚然，但还是哈哈一笑：“你想说什么？他是外星人？”

“但他的精子和人类的看起来一模一样，还有人类的血液蛋白。恐怕不可能。”

“假如精子是……畸形的呢？我说的不是因为暴露在环境中而降解，而是一开始就不正常。基因受损，缺少部分染色体……”

“但看上去完全健康。而且我也检查了染色体，看上去同样正常。”

“除了它们似乎不携带任何基因。”

“只是没有我在找的那些基因，这和不携带基因是两码事。”她耸耸肩，“也许有什么东西污染了样本，某种物质与DNA结合，阻断了聚合酶和限制酶。为什么只对强奸犯的DNA起作用呢？我不知道。但不同类型的细胞对不同物质的渗透性不一样。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我笑着说：“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难道我一开始就猜中了？是因为污染？”

她踌躇道：“我还有一个猜想，但还没找到机会验证。我没有合适的实验材料。”

“继续说。”

“非常牵强。”

“比外星人和突变还牵强？”

“有可能。”

“我洗耳恭听。”

她在我的怀里换了个姿势。“嗯……你知道DNA的结构吧？糖和磷酸盐的两条螺旋链由携带遗传信息的碱基对连接。天然存在的碱基对是腺嘌呤和胸腺嘧啶、胞嘧啶和鸟嘌呤……但研究者已经合成出了其他碱基，并且把它们纳入DNA和RNA。本世纪初，伯尔尼的一个研究小组使用非标准碱基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细菌。”

“你是说他们重写了遗传密码？”

“对，也不对。密码还是原先的密码，但换了一个字母表。他们替换了每一个碱基，从头到尾保持一致。困难的并不是制造非标准的DNA，而是让细胞的其他部分理解它的意义。你必须重新设计核糖体，也就是RNA转译为蛋白质的地方，还必须修改与DNA或RNA有交互作用的几乎每一种酶。他们还得找到办法让细胞制造新的碱基。另外，当然了，所有的改造都必须在基因里编码。

“这么做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打消人们对重组DNA技术的恐惧，因为就算这些细菌逃出实验室，它们的基因也绝对不可能与野生菌株杂交；自然存在的生物体不可能利用它们。总之，事实证明这个想法并不经济。想要满足新制定的安全规范，还有更便宜的办法。另外，‘转换’生物技术专家想要使用的每一种细菌，所牵涉的工作都太多，也太困难了。”

“所以……你想说什么呢？你的意思是这些细菌依然活跃。强奸犯感染了某种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突变细菌，结果干扰了你们的检测？”

“没这么简单。你别管细菌了。想象一下，有人更进一步，对多细胞生物做了同样的事情。”

“是吗，真的？”

“对，秘密地做了。”

“你认为有人偷偷地对动物做了这样的实验？然后呢？对人类做了吗？你认为有人用这个……另类DNA培养了人类？”我瞪着她，震惊不已，“这是我听到过的最下作的事情。”

“别那么大惊小怪。这只是我的猜想。”

“但是……这样的人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靠什么生存？能吃普通的食物吗？”

“当然能。构成他们所有蛋白质的氨基酸与我们的相同。他们必须从食物的前体细胞中合成非标准的碱基，但普通人也同样要合成标准的碱基，因此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假如研究者考虑到了全部的细节，只要与DNA结合的激素和酶都得到了适当的修改，那么他们就不会生病或畸变。他们的模样会和我们毫无区别，他们的体细胞会有百分之九十和我们的完全相同。”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研究细菌有它的理由，但人类拥有非标准的DNA，除了干扰法医检验之外，能有什么可信的好处呢？”

“我想到了一个好处。他们对病毒免疫——所有病毒。”

“为什么？”

“因为病毒需要与正常DNA和RNA互动的所有细胞机制。病毒依然能侵入这些人的细胞，但在侵入后无法自我复制。细胞内的一切都适应了新的体系，因此由标准碱基构成的病毒仅仅是一团毫无意义的垃圾。能伤害普通人的病毒不可能伤害拥有非标准DNA的那些人。”

“好吧，所以你假想的这些定制孩子不会得流感、艾滋病或疱疹。那又怎样呢？要是有人真的想消灭病毒性疾病，他们会集中精神研究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方法，如更便宜的药物和疫苗。这种技术在扎伊尔或乌干达能有什么用？太荒谬了！我是说，先不管能不能负担得起，他们认为会有多少人愿意以这种方式生孩子？”

蕾切尔丢给我一个看怪物的眼神，然后说：“显而易见，只有富豪精英才能享受这项技术。至于其他治疗方式，病毒会突变，新毒株会出现，药物和疫苗迟早会失去效用，但通过这项技术得到的免疫力能永远持续下去。无论怎么变异，构成病毒的都依然是古老的碱基。”

“有道理，可是……可是这些拥有终生免疫力的‘富豪精英’，虽说能免疫那些他们本来就不太可能感染的疾病，但他们是生不出孩子的，对吧？通过传统的方式肯定不行。”

“除了彼此交配。”

“除了彼此交配。嚯，要我说，这个副作用似乎有点儿太严重了。”

她哈哈一笑，忽然放松下来。“你说得对，当然了……我必须得说，我没有任何证据，这完全是我的异想天开。我需要的试剂过两天就会送来，到时候我可以检验有没有替代碱基的存在，然后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排除这个疯狂的念头了。”

发觉我少了两份重要文件的时候，已经快夜里十一点了。我没法在家用电话线接通办公室的电脑，特定保密级别的法律档案必须存放在不连接公共网络的电脑系统里。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亲自回去拷贝文件。

我在一个街区之外就发现了涂鸦者。他看上去顶多十二岁，穿一身黑衣，但似乎并不担心被看见。他的胆大妄为并非没有理由——骑行者匆匆路过，对他视而不见，而巡逻车很少光顾这片街区。一开始，我很生气。不过时间这么晚了，我还有正经事要做，没心情和他对峙。最简单的做法也许是等他离开再进办公室。

但我忽然惊醒。我不该这么无动于衷的。假如涂鸦艺术家只是在重新装饰全城的所有建筑物和地铁车厢，那我当然不在乎，但他正在输出种族主义毒素，是我每天早上要花费二十分钟时间清理的种族主义毒素。

我走近他，他依然没有注意到我。他没有关紧铁门，我径直钻进门缝，不给自己改变主意的机会。门锁几个月前就被砸坏了，我们也懒得换新的。我穿过院子走向他，他听见响动，转了过来。他向我走来，把喷枪举到眼睛的高度，我眼疾手快，一把从他手里拍掉了喷枪。我很生气，他有可能弄瞎我的眼睛。他跑向围栏，刚往上爬到一半，就被我揪住皮带拽了下来。这是为了他好。栏杆顶上的尖头很锋利，而且还生锈了。

我松开他的皮带，他慢慢转过来，恶狠狠地瞪着我，他想吓退我，却一败涂地。“少他妈碰我！你又不是警察。”

“没听说过公民逮捕吗？”我后退两步，关上铁门。好了，现在该怎么办？请他进去坐坐，然后打电话报警？

他抓住一根栏杆，显然不想放弃抵抗乖乖跟着我走。该死。我该怎么办？把他拖进去，踢打、吼叫？我对殴打儿童没有兴趣，而我的法律立场本来就不是那么稳固。

看来我们陷入僵局了。

我靠在铁门上。

“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指着墙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

他嗤之以鼻：“我他妈也想问你这个问题。”

“什么？”

“问你为什么帮他们留在我们的国家，抢我们的工作，抢我们的屋子，破坏我们所有人的生活。”

我大笑：“你说话活像我爷爷。他们和我们。毁灭地球的正是20世纪的这些狗屁东西。你以为你能环绕整个国家建造一道围墙，然后忘记外面正在发生什么吗？在地图上人为地画个圈，然后说里面的人重要，外面的人不重要？”

“大海才不管你人为不人为呢。”

“是吗？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唯一的岛州，保持着比较原始的自然风貌。]的居民一定会很高兴听你这么说的。”

他只是用憎恶的眼神瞪着我。没什么可交流的，没什么可谅解的。反难民游说者总在宣扬什么保护我们共同的价值观，这话真是太可笑了。我和他，两个澳大利亚白人，很可能在同一座城市出生，但我们的价值观简直天差地别，我们就好像来自两颗不同的星球。

他说：“又不是我们要他们像蟑螂那样繁殖的。这不是我们的错。那我们为什么要帮他们呢？我们有什么好难过的？就让他们滚远点儿去死好了。淹死在他们自己的屎尿里吧。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行吗？”

我从门口退开，让他出去。他穿过马路，然后转身朝我骂脏话。我从屋里拿来水桶和硬毛刷，结果把还没干的涂料抹得满墙都是。

等我把我的笔记本接入办公室系统的时候，我已经不生气了，甚至也不难过。我只是感到麻木。

一个文件传送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停电了，于是这个夜晚变得更加完美。我在黑暗中坐了一个小时，希望供电能够恢复，但一直没有，于是我走回了家。

情况有所好转，这一点毫无疑问。

奥尔维克法案没能获得通过，绿色联盟换了个新掌门人，所以他们还是有希望的。

杰克·凯利因为走私武器而入狱。“澳大利亚堡垒”还在到处张贴他们的白痴海报，但现在有一伙反法西斯的学生在利用课余时间清理那些海报。兰吉特和我攒够了钱，安装了警报系统，于是涂鸦和我们说了再见，最近连威胁信件都变得越来越少了。

蕾切尔和我结婚了。我们过得很幸福，工作也一帆风顺。她升职当上了实验室主管，而马特森与辛哈律师所的业务也蒸蒸日上，甚至包括有报酬的那种工作。我真的可以说是别无所求了。我们偶尔也讨论要不要收养一个孩子，但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时间。

我们很少谈到我逮住涂鸦者的那个晚上。那天内城区大停电，持续了六个小时。法医实验室整整几冰柜的样本都变质了。蕾切尔拒绝考虑任何与此有关的阴谋论。证据已经灭消失，她说，瞎猜无济于事。

但我偶尔会思考，有多少人抱着与那个走火入魔的孩子相同的观点。但他们考虑的不再是国与国或种族与种族，而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划清界限。他们不是穿弹簧鞋的小丑，为了出风头而在镜头前表演；他们有智慧、有资源，目光长远，而且非常低调。

我很想知道，他们正在修建什么样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