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后，我们来到元朗郊区的路上。元朗位于新界西北，虽然有发展得非常成熟的市区，但亦有不少保留乡村风貌的地段。这儿没有市区的高楼大厦，房子都顶多只有两层，疏落地散布在狭窄的马路两旁。跟港岛或九龙闹市相比，这儿就像是另一个世界，完全没有香港寸金寸土、地少人多的刻板形象。

我从车窗望出去，沿路看见零星的建筑，有些装潢得像欧式别墅，有些保留了香港古老的中式村屋风格，更有一些只用金属板搭成的临时房屋。这些房子，有些是住宅，有些是冷门行业的办公室，有些是工厂。我们刚刚经过一个兰花种植场、一间小型的塑胶废料回收工厂、一所犬只训练所和一间寺庙。每次到这些区域，我便会想什么时候树木会被砍光，然后土地被高耸的摩天大楼填满。香港是个功利挂帅的社会，机械性的、功能性的发展永远比自然的、守旧的更受重视，久而久之，我们都遗忘了这个城市的本来面貌。

在香港，无论是土地、建筑、政策，还是居民，都被打造成相同的外貌，犹如倒模一样，只讲求效果和作用。土地不够用，便把大海填平，把树木砍掉，然后兴建四十层的大厦。大厦附设购物商场，商场里放一个美食广场，让各个大型连锁食店进驻。居民如积木般嵌进这些四十层高的箱子里，每天依靠铁路，往返市中心的商业区，出卖劳力和智慧。下班回家经过住宅楼下的商场，便到恒久不变的大型超级市场购买日用品。遇上假日，便到这些商场中的电影院看一出戏，或是约朋友到戏院旁的卡拉OK唱三小时的流行歌曲。小孩子上学学习相同的知识，目标是挤进大学，而在大学里无论学习什么科目，目标也是成为下一批塞进那些四十层箱子的积木之一。

真是一成不变啊！

所以，我对选择住在郊区的人有种莫名的亲切感。我是个被现实束手就擒的家伙，无法逃离这个刻板的社会，可是我由衷地羡慕打破这种宿命的人。吕慧梅选择移居这儿，我想，她也是想逃离那个硬邦邦的格子般的环境，决心忘掉惨剧，重新开始人生。

阿沁一边放慢车速，一边探头张望。我循着她的目光，看到一个写着“小桥下路”的路牌，她说：“找到了，这边的路我也不熟。”

我们把车泊在一个破旧的巴士站对面，沿着小径往山上走。小径两旁都是斜坡，长满高壮的树木，对于生活在香港市区的人来说，这儿就像深山般陌生。走不了两分钟，我看到一片平地，有一幢两层高的旧式平房坐落在矮树之间。

“呜……汪！”一阵低沉、从喉头发出的吼叫传来后，接下来是一连串急促的狗吠声。两头差不多有半个人高的大狼狗，在铁栅栏后怒目而视。还好栅栏够高，不然它们应该已经扑过来，噬住我和阿沁的手臂。

“阿宝！阿乐！Stop！Sit！”平房的大门打开，一个身穿蓝色裙子的女人喝止了两条大狗，经过庭园来到栏栅的闸门前。

“是吕女士吗？”阿沁拿出名片，隔着栅栏说，“我是《FOCUS》的卢沁宜，早几天跟你约好……”

“我正在等你呢。”吕慧梅浅浅一笑，打开大闸。这个女人便是吕秀兰的姐姐吗？我似乎对她的样子有点印象，却不大认得，也许曾在报告中看过她的照片。她的样子和妹妹不大相似，不过眉毛和妹妹有点像，而且她应该四十岁了，看样子却仍很年轻，光这一点便和吕秀兰有够像吧。

“这位是？”她看着我。

“他是许友一警长，是当年的案件调查成员之一。我邀请他一同接受访问。”阿沁回答。我微微点头。

吕慧梅似乎皱了一下眉，她大概没想过有我这个不速之客。对案件受害人的家属来说，警察也是勾起痛苦回忆的人物之一吧。不过她很快恢复本来的微笑。

吕慧梅深深躬身，说：“谢谢您，我妹妹和妹夫泉下有知，也会感谢您替他们缉拿凶手。”

“不、不要客气，只是分内事。”

“请两位进来吧。”

我们走进房子，大厅的装潢很优雅，即使外表老旧，室内却和市区一般住宅没大分别。事实上，这么大的房子，在市区大概要花好几十倍租金吧。客厅左面的墙上挂着几个木质手工艺术品，右边的架子则放了好些异国情调的装饰物，像欧洲式的玻璃瓶、日本的木娃娃、称为“菲律宾魔杖”的棍棒、不知道来自中亚还是中东的银匕首，以及我看不出产地甚至用途的抽象摆设。吕慧梅似乎是个曾周游列国、见多识广的女士。

在放满纪念品的架子旁，有一张书桌，桌上有一些散乱的纸张、文件、书本，以及一台白色的笔记本电脑。我好奇地瞄了一眼那些书的书脊，似乎是一些工具书，有英法双译的字典、德汉双解词典、世界地图、欧洲城市图鉴之类。还有些我看不出来，因为上面写着外文，我猜是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书籍吧。

我和阿沁坐在沙发上，吕慧梅送来咖啡，再坐在我们的对面。今早醒来我只喝了一瓶矿泉水，这杯咖啡来得正好。

阿沁放好录音笔，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笔记簿，说：“吕女士，这个访问的目的主要是让公众知道林建笙事件后，相关人物都能重拾生活，如果访问过程中有什么地方令你不快，请你坦白告诉我。”

“都已经这么多年，要放下的都放下了。”吕慧梅仍挂着微笑，喝了一口咖啡。

“许警长，当我们谈到案子时，请你随便插话，不用太拘谨，我之后会好好整理访问内容。”我向她点点头。

“先请吕女士自我介绍一下吧，”阿沁边写边说，“吕女士是东成大厦命案死者的家人，亦是案件的发现者。事件发生后，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呢？”

“我本来住在东成大厦七楼，当年租住那个寓所也是为了跟妹妹一家人互相照应。案件发生后，我便迁出东成大厦。我原先在一家美国旅游杂志社的香港分社工作，搬家后便辞职了，在家里当翻译，替一些出版社翻译外文书籍和文章之类。”

我没猜错，书桌上的果然是外语词典。阿沁的笔杆不住摇动，左手偶然拨弄耳边的头发，专注地笔录吕慧梅说的话。

“那件案子令你辞职吗？”我问道。

“不，”吕慧梅笑着摇头，说，“我辞职和搬到这儿跟案件无关，是另外一些理由。如果您以为我因为事件而失去对人的信心，躲在郊区一角便错了。这儿虽然偏僻一点，但空气好，亦十分清静，对城市人来说环境简直无可挑剔吧？”

“这个也是。”我点点头。

“林建笙在逃亡时令多人死亡，后来死伤者的亲属入禀法庭，以民事途径向林建笙的家人追讨赔偿，我知道吕女士你并没有加入他们，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凶手所带来的苦痛已经够多了。如果不能及早放下，只会被噩梦缠绕。而且，林建笙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一人的罪行，追讨赔偿，不是会把他的家人拖下水吗？凶手已经折磨了很多人，我不想反过来去折磨与事件无关的人。”

“那么说，你反对向凶手索偿？”

“不，”吕慧梅认真地说，“我认为法律赋予市民追索的权利，这是他们应得的，我不反对。这只是我个人的选择，当时我希望远离事件，这样才可以早一天恢复本来的生活。”

阿沁点点头，又说：“事件发生后，有议员提出加强出狱犯人的监管，林建笙是个惯犯，有多次的伤人记录，所以不少人认为如果政府加强释囚的管理，林建笙事件便不会发生。你认同这说法吗？”

吕慧梅苦笑一下，说：“这不过是事后孔明罢了。因为一个独立事件便引申至整个情况，任何人也知道是多么的无稽。与其加强释囚的管理，不如加强犯人的心理辅导，确保他们出狱后能融入社会吧。”

我觉得这个吕慧梅很不简单。虽然事隔多年，但一般人提起这样的惨剧，也会迟疑一下，尤其是目睹家人遇害。不过，说不定她现在侃侃而谈，当年也一样哭过恨过，只是时间磨光了她的怨怼，有某些事情令她坚强起来。

阿沁围绕吕慧梅的生活、对政府的意见、受害人的想法等话题打转，偶尔也问我的意见，但我对这些项目没有什么好说的，只好回答一些公式化的答案。

“汪汪！”屋外突然传来吠声，可是不像我之前听到的那种敌对的声音，倒像是愉快的吼叫。

“妈，我回来了！”大门打开，一个背着背包的小女生走进玄关。这个女孩子扎了马尾，穿着一袭白色连身裙，看来大约十岁，是个小学生。她看到我跟阿沁，很有礼貌地点点头，向我们打招呼。

“小安，妈今天有客人，你回房间吧。午餐我们叫外卖比萨好了。”吕慧梅对那个叫小安的女孩说。

“好耶！午餐吃比萨！”小安露出灿烂的笑容，走上楼梯往二楼走去。

“她逢星期天上芭蕾舞课。”吕慧梅跟我们说。

“吕女士，原来你有女儿吗？”阿沁问道。

吕慧梅点头微笑，说：“是……是的。”

“那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吧，”我插嘴说：“她是郑咏安，你的外甥女。”

“不愧是刑警先生呢，一眼便看穿了。”吕慧梅尴尬地笑着，说：“她便是我妹妹的女儿，秀兰死后，我便收养她了。”

“她不是叫你‘阿姨’而是‘妈’？”我问。

“妹妹和妹夫死时，小安只有四岁，整天嚷着要找妈妈，于是我扮成她妈妈的样子，她才安静下来。后来她习惯了叫我‘妈’，我也觉得无所谓了。”

“她今天还以为你是妈妈吗？”阿沁讶异地问。

“怎么可能啊！”吕慧梅爽快地笑出来，说，“虽然人人也说我跟秀兰外表相像，小孩子很敏锐的，她一早已经知道她父母不在了，只是我一直担任母亲的角色，带她去学校面试，参加家长会，我和她的母亲没什么分别吧。”

原来如此，我明白吕慧梅辞职和搬家的理由了。她是为了照顾外甥女。也许这也是她坚强起来的原因，毕竟她肩负起照料小安的责任。说起来，小安的样子还有几分像吕慧梅，尤其是那双眼睛，外人把她们当成母女也不足为奇。不过，吕慧梅说她跟妹妹的外表相像？我觉得有不小的差距吧。我依然记得吕秀兰死亡时那副艳丽诡异的脸孔。

“那天……”虽然说对方不介意，提起当天的事情仍有点令我难以启齿。“案发当天，吕女士跟小安一起发现凶案，有没有令小安蒙上阴影？这些打击对小孩子不一定有即时影响，搞不好在青春期那些可怕的回忆会一一浮现……”

我听过医生说，小孩遇上这种事件，患上PTSD的可能性极大，影响可以很深远。

“小安没见过那情形。”吕慧梅摇摇头。

“没有？我记得当年的报告说你早上带着小安从七楼的家回到郑宅揭发凶案……”

“不，只有我一个人回去罢了。”吕慧梅说，“秀兰自小便十分任性善妒，我不知道她跟妹夫会不会还在吵架，所以独自去看看，打算确认他们夫妇消了气才让小安回去拿书包和校服上幼稚园。那时小安还在我家睡得很熟，她没看到那……可怕的景象。”

“幸好你想得周全……”阿沁话到一半便打住，看来她发觉这才不是什么“幸好”的事情吧。

“没关系，”吕慧梅摆摆手，说，“我也是这么想。如果小安看到那情形，恐怕会让她走不出那噩梦，没法像现在这样健康地成长。我的童年很糟，我明白小孩子的成长时期很重要，所以我想尽力保护小安。”

“你那时已经很疼小安了吧。”我特意岔开话题。

“对呢，那时候我也经常照顾小安。我想我这个阿姨蛮称职的。”吕慧梅幸福地笑着。“所以那个人来到妹夫家吵闹时，我想也没想便带小安回家了，万一他们夫妇之后打起来，也不会伤到小安。”

“他们试过打起来吗？”阿沁插嘴问道。我已经把话题带开了，阿沁却拉回来──也许刺人家的痛处是记者的习惯？

“嗯……偶尔罢了，其实都是秀兰发脾气，妹夫倒不会还手。”吕慧梅苦笑一下。“不过，我不会责怪秀兰。假如我是秀兰，知道丈夫在外面惹了一身风流债，还可能弄大了情妇的肚子，我也会发飙吧。”

“郑元达有私生子？”我稍稍吃惊，问道。

“不，我只是说‘可能’。”吕慧梅答。

“那个人……林建笙在门外扰攘时，你们应该吓怕了吧。”阿沁说。

“对，其实秀兰一早已怀疑丈夫有外遇，只是没料到对方是有夫之妇，那个老公又是这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当隔壁的胡老先生走出去跟他理论时，我担心胡老先生会被他殴打呢。”

“什么？你是说邻居曾阻止林建笙吵骂？”我又发现一项报告没提到的细节。

“是啊，胡老先生虽然年迈，但仍很大火气，骂人的话很呛又不怕死。林建笙大吵大骂，胡老先生看不过眼，走出走廊说他骚扰居民，再不走便报警。听胡老先生说，林建笙举起右手作势要打他，胡老先生不但不怕，更伸长脖子让对方揍下去，骂着对方敢打下去便报警。林建笙愤然收手，多骂几句便离开了。”

这有点不妥。那股不协调感随着吕慧梅的话再一次在我的脑海中跃动──纵使我没法弄清楚什么地方不妥当。

“卢小姐，”吕慧梅突然说，“关于小安的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写得太详细，可以的话最好连名字也不提。我不想她在学校的生活受影响，你明白，小孩子的心灵是很纤细的。”

阿沁面有难色，但仍回答道：“好的，我明白了。我只会提及你收养了外甥女，但不会详细说明。”

“谢谢你。麻烦你也别提及我们住在元朗，我怕那些长舌的家长会猜到小安的身份。”吕慧梅向阿沁鞠躬。看样子对吕慧梅来说，小安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之后再谈及一些针对治安的话题，还有对政府对刑事案件受害者的遗孤有没有足够支援的看法。

“吕女士，今天的访问也差不多了，谢谢你抽空跟我见面，也谢谢许警长的帮忙。最后我想问问两位，你们对林建笙这个人有什么感想。”

吕慧梅望望窗外，再回头说：“林建笙虽然干了好些可怕的事情，伤害了很多人，我不会说我原谅他，但我想，他的所作所为给社会带来警惕，让我们知道幸福的可贵。”

阿沁和吕慧梅望向我，我却一时语塞。我索尽枯肠，只能说出老套的台词：“香港警方会全力打击罪恶，所有市民应该引以为鉴，别跟林建笙走上同一条路。”

阿沁的嘴角微微上扬，看来她看穿了我正气凛然背后的窘态。她从手提包里拿出小巧的数码相机，说：“我想为两位拍几幅照片，选一两张刊登在专题报道里，可以吗？”

我点点头，但吕慧梅说：“我不想刊出我的样子。”

阿沁愣了愣，她大概没想到吕慧梅会提出反对。

“这个……只拍侧面可以吗？”阿沁仍不死心，毕竟缺乏照片的报道对读者的吸引力大减。

“还是不太好吧。”吕慧梅斩钉截铁地说，似是没有转圜余地。

她们二人你一言我一语，最后达成共识，便是我跟吕慧梅面对面坐着，照片会拍到我的正面以及吕慧梅的背影。没想过我突然由配角升级当主角了。

“好，请你们保持这个样子……”阿沁举着相机，站在大厅的一角，说道。

我挺直腰板，装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希望照片出来不会太滑稽。可是我撑这个别扭的笑容撑了快半分钟，阿沁仍没有按下快门，只是不断地按着相机上的按钮。

“还没好吗？”我问。

“呃，不好意思，我有点搞不懂……”阿沁狼狈地按着相机，说，“这相机是新买的水货，界面都是日文的，我似乎按错了模式……”

“让我看看。”吕慧梅站起身，走到阿沁身旁，看着相机上的显示屏，伸手按动按钮。“你要选自动模式还是人像模式？这个‘PO-TO-RE-TO’就是人像模式。照片要在杂志上刊登，分辨率选最高吧，偏色可以PS一下，反正换成CMYK四色印刷照片也会失去原来色调，但如果图片没有300dpi以上美编会难以处理……”

“啊，劳烦你了！谢谢！”阿沁说，“吕女士你连日文都懂？”

“只是一点点而已。”吕慧梅笑道。

拍过照片，我们跟吕慧梅说几句客套话后，离开了房子。阿沁突然想起某件事似的，在庭园回头跟吕慧梅说：“吕女士，请问有没有你和你妹妹一家的照片？可否让我们刊登？如果你不愿意出镜，我可以把你和小安的样子做处理模糊掉的。”

吕慧梅稍稍皱眉，说：“很抱歉，不是我不愿意，只是我真的没有这样的照片。搬家时相簿都遗失了。”

“这样吗，真可惜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阿沁的表情蛮失望的。

我们沿着小径回到阿沁的迷你车里，刚坐回驾驶座，阿沁便说：“许警长，今天真是麻烦你了。看来资料蛮丰富的，这篇报道应该能顺利交差。你现在要回西区警署吗，还是你说有事要处理？我可以载你一程。”

我本来想跟阿沁说，叫她载我到医院，可是我的头突然痛起来，刚才对话中的不协调感又一次展现在眼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渐渐看清楚问题的所在。

“刚才吕慧梅说邻居胡老先生曾跟林建笙理论？”我问。

“是啊。”阿沁似乎被我突如其来的一问弄糊涂了。

“林建笙没有对付胡老先生。为什么？”

“‘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啊？”

“林建笙为什么没有立即刺胡老先生两刀？”

“许警长你的话很恐怖耶！”阿沁一脸奇怪地说。

“我的意思是，既然林建笙是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惯犯，被一个老先生当面奚落，他应该会发狂吧？尤其那时候他骂郑元达骂得正凶，他沉不住气拿刀刺胡老先生很正常啊。”

“他的仇人是郑元达，又不是胡老先生，他没理由去伤害对方吧。”

“可是这家伙在西区逃跑时，却害死了无辜的路人。那时候他连一点恻隐之心也没有，”我把文件夹中的剪报拿出来，“目击者李先生说，他看到小孩子被撞，也没有减速。”

“或许他杀了人后，开始觉得人命不可贵吧？”阿沁侧着头说。

“不，我想理由更简单，”我盯着阿沁的双眼，说，“林建笙没有拔出刀子，狠刺挑衅他的胡老先生，是因为那时候他身上没有刀。”

“哦？就算这么说，也跟案情没有关系喔，林建笙离开后深深不忿，半夜带着刀子爬水管闯进郑宅寻仇杀人，不是很合理吗？”

“这看来很合理，当中却有一个大漏洞。”我对自己厘清了想法感到兴奋，说，“本来我打算请你载我到医院的，但现在我想继续调查。”

“医院？你身体不舒服吗？”阿沁诧异地说。

不好，我说漏了嘴。

“只……只是些小问题罢了。”我支吾以对。

“唉！今早看见你脸色已不大好，你又说头痛要吃药，我还勉强你来接受采访，真是个笨蛋！让我载你去医院，这儿最近的是博爱医院……”阿沁边说边扭车匙。

“不，只是旧患，偶尔发作罢了，趁我现在想清楚事情，我想尽快调查。”

“什么尽快啊？这案子六年前已经结案，也不差这么一点时间嘛！”

“对你来说是六年前，对我来说是上星期啊！”

阿沁瞪大眼睛看着我，只怪我冲口而出把原因说了出来。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把早上在车上醒过来，发觉街道的变化，在警署发现失去了六年的记忆的经过一一说出。

“这是很严重的失忆症啊！”阿沁大嚷，“难怪你今早怪怪的，原来你忘记了案件的后半部。”

“就是这个原因。”我叹一口气，说，“我不是要证明林建笙无辜，只是觉得案子里有一些疑点没弄清，随便把案子完结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我的医生曾跟我说，PTSD可能导致短期的失忆，或者这个‘短期’不是指失去多少时间的记忆，而是维持失忆这状态的时期。我病发至今只不过三小时，或许不一会儿便复原了。”

“PTSD？你遇到过什么重大的打击吗？”

“这个……还是别提了。”我隐瞒不说，“总之，我想打铁趁热，去调查一下林建笙这个人。”

“人也死了，如何调查啊？”

“他的妻子李静如还在世吧？”

阿沁翻开记事簿，说：“的确，她现在在旺角一间小吃店工作。”

“你有李静如的资料？”

“为了这报道我做了好些资料收集工作嘛。”她得意地笑着说，“我还查到她没再婚，现在打工的小吃店是朋友开的。死伤者索偿后，她已经一贫如洗了。我可以带你去找她，不过，你得让我随行采访。”

本来我想拒绝，但一想到我没有这六年来的记忆，而她对这案件的后续比我更清楚，我得让她当我的指路灯。

“好吧，不过接下来的便是警务工作，你得听从我的指示。”

“没问题！许警长！”阿沁把手放在额前，作势向我敬礼。

半小时后，我们来到旺角闹市。从新界的郊区回到九龙的核心地带，就像突然从抒情的古典钢琴曲转变成重金属摇滚音乐，有点叫人难以适应，也更难叫人相信两者正是香港这座小城市的不同面貌。

旺角是个怪异的地点，它一方面拥有媲美台北西门町或东京原宿的年轻人潮流中心，另一方面亦拥有香港数一数二“声色犬马、龙蛇混杂”的砵兰街，满布色情场所。近年因为大型商业购物中心朗豪坊在此落成，附近租金大幅上涨，令不少“小本经营”的风月场所陆续迁离，想不到警方扑灭不熄的罪恶之都，竟然被地产商削掉一半势力，真是讽刺。

因为区内缺乏规划，交通繁忙，旺角展现出自由市场所能呈现的繁华，也带来全港最严重的空气污染。旺角的人口密度是世界之最，每平方公里达十三万人，空气中的悬浮粒子超标两倍，还有霓虹灯造成的光污染、露天市集带来的噪声问题等，对不少外国人来说，能在这区泰然生活的市民相当不可思议。

下午一时是午饭时间，加上星期日，旺角街头车水马龙，人车争路，阿沁好不容易才在山东街找到一个停车位。

“李静如工作的店子在砵兰街。”刚下车，阿沁便说。

“是在朗豪坊附近吗？”我问。

“不，是近油麻地碧街那一边。”油麻地在旺角南面，算是个较旧式的社区。

“你打算问李静如什么？”阿沁边走边问。

“不知道。”我耸耸肩。

“不知道？”阿沁站住，意外地看着我。

“不知道，”我说，“我又不是记者，不会拟好问题。调查的目的不一定是找答案，更多时候是为了找问题。”

“哦，”阿沁和我并肩而行，说，“你总有一点想法吧？”

“待会儿你别作声，在旁边观看就好。还有，别把自己是记者的身份说出来，她以为你是警察的话，便由得她。一般市民不会对记者说真话。”

“那对警察便会说实话吗？”阿沁噘噘嘴。

“如果是心里有鬼的，也不会说。”我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说，“可是我自然有方法让对方说实话。”

我们来到一家没有座位的小吃店，卖的是热狗、炸鱼丸、煎酿三宝之类的小吃。这家店子在两家快餐店中间，显得特别寒酸。也许是地缘关系，这几家食店不如弥敦道和西洋菜街那边拥挤，我想砵兰街还是黄昏后才会真正热闹起来。小吃店只有一个顾客，他拿着一串鱼丸离开后，我和阿沁便走进去。

“先生小姐要些什么？”一个衣着朴陋、容颜憔悴的女人站在柜台后，以平板没感情的声线问道。

“请问李静如小姐在吗？”我把警员证放在她面前。

女人怔了一怔，表情变得很复杂，慢慢地说：“我……我便是。这位警察先生，请问有什么事？”

虽然店子里只有她一人，但我没想过她便是林建笙的妻子。按年岁计算，她今年也不过三十三四罢了，可是她的皮肤和样貌却像个四五十岁的老女人。

“我来是为了查问有关林建笙的事情。”我斩钉截铁地说。

“这么多年了，该说的早说完啦！你还想我说什么啊？我现在已够倒霉了，你们几时才肯放过我？建笙人也死了，我房子也没了，钱也赔了，因为我是林建笙的老婆，结果工作也丢了，现在只能在这种小店打工，一天工作十六小时只挣得几千块，你还想我说什么？”李静如颤声说道，像是为了压抑怒气。

“少废话，你是林建笙的妻子，所以你有义务回答我的问题。”我把头凑近，盯着她的双眼道。

“你……”李静如咬牙切齿，似是无处发泄情绪。她双手放在桌上，不住颤抖，无名指上的银戒指敲打着台面，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

阿沁拉拉我的衣袖，像是叫我别逼得太紧，我向她打手势，示意她别插手。

“李静如小姐，”我保持着平稳的语气说，“对你来说，林建笙犯下的事情是无妄之灾，因为他个人的决定，连累你陷入今天的环境。可是，你别忘记，当年是因为你搭上郑元达，才引起一连串事件。你的一个错误决定，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即使你不用为林建笙的罪行负责，你也得为你自己负责。你再不高兴再不满意，也要面对已成事实的过去。”

李静如像是泄了气，眼眶泛红。

“好吧，你问吧。你是不是想问我建笙在事发前几天有没有什么异样？或者他有什么藏匿的地点？六年前你们都不断问这个……”

“不，我想问你，你觉得林建笙是个怎样的人。”

“咦？”李静如诧异地看着我，“怎样的人？”

“就是你觉得他性格如何，为人如何之类。”

李静如似乎没想过警察会问这个问题，一脸狐疑。

“建笙他……脾气暴躁喽。那几年他常常犯事，一点事情便动手打人，坐牢像家常便饭，每次判个两三个月的。因为这原因他找不到长工，只能到地盘打散工，还好他死去的老爸留了个小房子给他，否则他和我只能睡天桥底。”

“你们怎认识的？”

“我十六岁时离家出走，在朋友介绍下和他认识的。不久我们便同居，我二十岁时便跟他结婚。刚结婚时还好，不过他每次打工总是不长，他老爸的遗产又吃得七七八八，我便去酒吧打工。就是那时开始吧，他越来越暴躁，我们之间的争吵也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二十一岁那年他第一次因为伤人入狱，我们的关系便越来越差了。”李静如的语气渐渐平静下来。

又是典型的故事。对男人来说，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是最难堪的事情。林建笙的收入一定不及李静如，妻子赚得比他多，他这种大男人一定接受不来，只能借暴力掩饰内心的不安。

“你那时便结识了郑元达？”

“不，郑元达是我二十六岁时的事了。”李静如说：“郑元达之前我也有几个情人，建笙每次知道后也大吵大闹，也试过向他们报复，其中一次更打断了对方两条肋骨，令他再次因为伤人罪入狱。真是个大烂人。”

“话虽如此，你今天仍记挂着林建笙。”

“什么？”李静如愕然地看着我，就连我身旁的阿沁也微微发出呼声。

“你今天仍戴着结婚戒指。”我指了指她的左手无名指上那枚简陋的银戒指。

李静如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没说半句话。

“林建笙怎么知道你跟郑元达的关系？”

“他看我的手机简讯。我一向很小心，看完郑元达的简讯都会删去，可是出事前一天我忘了带手机，而恰巧郑元达发简讯约我……那个，于是露馅了。”

“他应该暴跳如雷吧。”

“他……那时愤怒得要杀人的样子。”李静如嗫嚅道。

“他伤害过你？”

“没有，就算骂得再凶，他从来没打过我。”李静如忽然坚决地说，“建笙他不打女人的。”

我感到心头一震。

“他如何找到郑元达的住址的？”

“我在手机里有记下他的地址，他曾趁着太太和女儿不在，邀我到他的家……”

难怪林建笙这么火大，因为反过来想，搞不好自己的老婆也“礼尚往来”，让郑元达到自己的家里幽会过。

“其实我那时跟郑元达不是认真的……”李静如幽幽地说，“郑元达好像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女人，我也没想过当他的情妇，大家只是各取所需吧……”

这个郑元达其貌不扬却风流成性，或许他对女性有一套手段，把她们治得服服帖帖。

“你……有没有替郑元达生过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吕慧梅的猜测。

“当然没有！”李静如斩钉截铁地说道，“有家室的人才不会这么大意，郑元达不会笨得留下这种麻烦。”

“林建笙有什么朋友？”我改变话题。

“他年轻有钱时便有不少酒肉朋友，我们结婚后他好像蛮孤僻，顶多跟拳馆的朋友来往。”

“拳馆？”

“在油麻地的青龙拳馆，不知道是打咏春还是洪拳的。他曾在那儿学拳，但后来没学了，却仍跟那儿的人保持联络。”

学过功夫的暴躁男人，难怪常常坐牢。

“你有没有听过他提起那儿的朋友？有没有哪一个特别相熟？”

“我只记得一个叫‘阿阎’的名字，他提得较多。不过我没见过那个人。”

“全名是什么？”我掏出口袋中的记事本，写下拳馆的名字和人名。

“不知道。”

我抓抓头，没有全名比较难追查下去，但聊胜于无。

“林建笙有没有仇人？”我问。

“如果被他打过的人都计算在内的话，太多了。”李静如无奈地回答。

“除了你的情人外，他通常是为了什么事打人？”

“通常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工作上被奚落、管工对他呼喝之类。”

“那他除此之外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这很难说，但我觉得没有。”

我静默了一阵子，思考着每一个可能。

“大致上我想问的都问过了。”我对李静如说，“你刚才说的那间拳馆在哪儿？”

李静如没法说明地址，不过她画了幅地图──青龙拳馆就在三个路口外。

正当我向阿沁示意离开时，李静如从后叫住我：“警察先生。”

“怎么了？”

“这个……请等我一下。”李静如走进柜台后的休息室，一阵子后回来，手上拿着一本褐色封面的记事簿。“这是建笙的记事簿，他失踪那天没带在身上，我……我想它对你有用。”

我接过记事簿，打开一看，日期还是二〇〇三年。在不同的日期旁边写着工作的资料，也有约朋友会面的时间。我点点头，收下记事簿，离开小吃店。

“她不敢说出来。”在路上，我对阿沁说。

“不敢说什么？”她似乎对我刚才的调查感到不解。

“她不敢说‘我相信我丈夫没有杀人’。”

“什么？林建笙在众目睽睽下撞死了七个人啊！”

“即便如此，她仍然相信他没有杀死郑氏夫妇。西区的车祸，她可能认为是意外。”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察觉到我的问题背后的意义，最后还给了我林建笙的记事簿。”我把那本破旧的记事簿拿出来。“她果然对丈夫余情未了，这么多年还带着他的遗物。”

“你认为林建笙无辜？”阿沁的声调提高了八度。

“不，我只是觉得当中有疑点。”我缓缓地说，“林建笙无辜的可能，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吧。相比起他是无辜的可能，我比较在意的是他有没有共犯。”

“共犯？”

“你记得我在车上说过林建笙没用刀刺胡老先生很奇怪吧。”

“你说他当时身上没有刀子嘛。这又跟共犯有什么关系？”

“如果林建笙一心要杀掉郑元达，他冲动地拿起刀子去东成大厦是合理的。可是，如果林建笙一如我们所知般暴戾成性，他不会被一个老头威胁说报警而留手，他有刀子，一定迁怒面前的嚣张老头，即使不刺下去，也会拔出刀子恐吓对方。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只能推断他当时没有刀子，换言之他是离开东成大厦后，再去买或拿刀子，之后待半夜攀外墙到三楼杀人。这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杀人事件。我们判断林建笙是凶手，全因为在现场找到他的指纹和脚印，可是这么一来，就有个奇怪的地方──既然是有预谋杀人，凶手会不会笨得不戴上手套，留下一堆指纹？他既然有时间去准备刀子，也应该有时间去准备手套吧？”

“也许他没想到呢？”

“对，这也有可能，所以我说他无辜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二十。我猜的情形是，林建笙被胡老先生骂走后，跟朋友会合，言谈间说起这事，他的朋友怂恿他去教训郑元达，提出利用爬外墙水管的方法半夜潜入郑宅。这个朋友戴上手套先爬进室内，却因为某种原因杀死了在睡房中熟睡的郑氏夫妇，随后而至的林建笙没料到这一幕，知道自己脱不了嫌疑，于是慌忙逃走。林建笙没机会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便撞车死去，所以如果真的有共犯的话，那家伙至今仍逍遥法外。”

“这……未免想得太戏剧化了吧？”

“我说过这只是猜想而已。”我摊摊手，说，“不过当中最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林建笙为什么要杀死郑元达夫妇，还要用这么残忍的方法对付孕妇。刚才李静如也说，郑元达不是她第一个情人，林建笙也曾殴打过那些男人，为什么林建笙这一次要用刀子下杀手？我总觉得有点不合情理。”

“那么说，你怀疑那个什么‘阿阎’？”

“我不知道，所以才值得调查。”我翻开林建笙的记事簿，查看三月的日程。三月初的某几天记录着“开工：宝马山地盘”“开工：北角码头地盘”，可是在三月十一日以后的“开工”写得十分潦草，变得歪歪斜斜。唯一不同的是三月十六日本来整齐地写着“光明桌球室：阿阎”，却被圆珠笔画掉。在三月十七日──林建笙到东成大厦犯案的同一天──同样以歪曲的字体写着“阿阎”。

看到“阿阎”这名字，令我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仿佛找到了事件的关键。这种不理性的判断也许就是刑警的直觉。

“对了，”阿沁突然笑着说，“刚才你对李静如的态度令我吓一跳呢，今早你还是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想不到你对着一个潦倒的女人说得这么狠。‘少废话，你是林建笙的妻子，所以你有义务回答我的问题’，就像电影里的恶警似的。”

“刑警盘问不合作的证人时，最简单的做法是放狠话，让对方知道斗不过自己，只能言听计从。”我边走边说，“这一招通常很有效，对方投降便会从实招来。”

“如果对方还是不合作呢？”

“这个，”我握起拳头，“还有这个。”我掀开夹克，拍了拍腰间的手枪。

阿沁吐吐舌头。她大概以为警察都会讲道理，其实对付小混混，用拳头方便得多了。

我的思绪回到记事簿中的那个名字。

“阿阎”……

我的脑海里再次出现“既视感”。

就像似曾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