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式大家庭里，关系很复杂，我说的还不是人际关系的难处——单是这一房那一房，大排行小排行，七大姑八大姨的，要弄清楚就挺费劲。

大房就是长房，祖父是长子，父亲也是长子，一直是长房。大排行就是不管哪一房的，男的就按照年岁一起排下来。祖父再往上，我就弄不清了。祖父兄弟八人，比如我父亲那一辈，父亲、三叔、七叔、八叔，还有瑗叔（记不清他的排行了）、十八叔……是祖父生的，五叔是四爷爷生的，四叔是五爷爷生的……排在一起，一共是十八个。正出和庶出是排在一起的，比如瑗叔、十八叔，就是祖父的姨太太生的。他们长我一辈，而十八叔只比我大一点点。过去的家庭，辈分高年岁小的情况很多，姨太太年轻，就更是如此了。

大排行是从祖父那儿开始，再往上就不排了，解放后论出身是“查三代”，祖孙三代，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祖父生了八个儿子，杨宪益的大排行，就是与祖父其他几个儿子生的男孩按出生先后顺序排，不再和叔爷爷家的孙辈“混编”。

男尊女卑，家谱里的排行只有男的，女的就在一房一房内部单另排了，比如我们这一房，大太太生了大姐二姐，母亲生了我姐和我，行五行六，二姨太则生了四姐。

各房单另排，就叫“小排行”了。杨宪益出生后，因为说女的好养活，就把他和我们排一块儿，所以家里我有大姐、二姐、四姐，亲姐姐杨敏如是五姐，并没有个三姐，“三姐”是跳过去的，行三的就是杨宪益。

我记事时，各房已经不大来往了，好多亲戚只限于过年时去拜个年，即使爷爷这一房，我们也只是和七叔家关系密切，三叔我只见过几面。再长一辈的，听说过六爷爷。母亲说，他在花园街住过一阵。照说各房分开过了，各有各的家，但若是有了什么事，还是大房管。父亲是长子，因此爷爷不在了以后，姨太太是跟大房过，和我们一起住在花园街。六爷爷住花园街，是因他精神出了问题，在我们家养病。他混得不好，杨士琦是袁世凯的红人，他就想让杨士琦帮他谋个差事，杨士琦没理他，他就抱怨。母亲常见他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念念有词的，瘆得慌。这位六爷爷后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下文。

家族中官做得最大的是杨士骧，做过直隶总督。我也不知自己见过他没有，就是见过也不记得了。只记得玩过他的像章。大概是给他办丧事的时候，做过一批像章，陶瓷的。也不知娘抽屉里怎么会有那么些。我喜欢跳房子，可以一个人玩很长时间，觉得像章用来跳房子再好不过，比瓦片什么的好多了。母亲看到了说，怎么拿这个玩？！我说娘让我随便玩的呀。娘有个抽屉，里面一大堆玩意儿，有玉石，有翡翠，四爷爷的像章就杂在里面，翻来翻去很麻烦，娘就让我底朝天倒出来，让我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结果我就挑了一模一样的好多个像章。现在想来挺可笑，我和四爷爷的交集，居然就是把他的像章踢来踢去。

稍有印象的是二婶。二叔是五爷爷杨士琦的儿子，娶的是袁世凯的女儿——杨家和袁家通婚，好像还不止这一桩。二叔家在北京，住在一个王府里。七叔过五十大寿时，我正好中学毕业去玩儿，就由正在燕京念书的我姐领着去拜寿。那次二婶也来了，我姐指给我看，那就是二婶。二婶前呼后拥的，穿戴、排场，完全是贵妇的派头，七叔恭恭敬敬的。更早我们在天津住花园街的时候，她好像来过一次，也是很大的排场，下人都在小声议论，似乎大气都不敢出，说话都是窃窃私语的，说她和我们家的关系，说她是袁家的女儿……无非是如何既富且贵吧。我对她长什么样一点印象没有了，只记得不管哪次，她一出现，大家都屏声敛气的。

二叔二婶住在北京。我们和亲戚的亲疏远近，也和是不是住在天津有关，好多亲戚都住在北京，也就不怎么来往了。祖父早早就不做官，又不喜做官，住在天津离官场就有点距离了。杨家做大官的，比如杨士骧、杨士琦，当然要在北京，朝廷在那里，后来到民国，北洋政府也在那里。杨家的不少后人，都是靠祖产生活，整天什么事也不干，还看不起人，母亲不希望有来往（因为是姨太太的身份，交往中往往被歧视）。她看不起没本事的人，总是强调要“学本事”，能自立。这多少也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应该又是受到祖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