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自己不喜欢当官，也不叫我父亲当官。从日本留学回来后，父亲去了沈阳做电话电报局的局长。照现在的官本位，什么都是官，校长也是官，局长当然也是官了。过去是有区别的，电话电报这样新派的带些专业性技术性的，不算官，离官场远，离商反而近些。几年后他回到天津，当中国银行的行长，跟官场来往很多，但本身还是商。

父亲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的是什么系，我不知道，说是学实业、经济什么的。学什么不重要，反正在日本他也没有好好念书，时间都花在吃喝玩乐、和艺伎瞎混这些事情上了，肯定是没拿到过文凭什么的。他写过不少情诗，给艺伎的，让我母亲收着，还讲给她听。母亲一直放在一个盒子里收着的，还拿给我看过，可惜后来都烧了。

祖父当然不希望父亲过公子哥式的生活，回国以后就严格管束他，后来父亲确实也戒了各种不良嗜好，改邪归正了。他那个沈阳电话电报局局长的差事，据说是杨士骧给弄的，几年后当中国银行行长，肯定也和杨家的背景有关，不过至少到任职天津中国银行的时候，他已经很是“务正业”了。而且他很能理财，中国银行在他手上办得有声有色的，家业也大了许多。以过去的眼光看，他要算他那一辈里最能为杨家光宗耀祖的了。

他对自己办的中国银行特别有信心，虽也在天津置办了一些产业，绝大部分的资产却存在中国银行里。人家有钱都变成金银珠宝什么的，他不信这些，不认为黄金翡翠之类就可靠，也不是相信钞票，他是对中国银行有自信，都往行里一存。说起来后来我们家的败落，也多少与此有关，除了叔叔私自拿钱贩私盐之外，也和日本人来了之后强令中国银行里的钱都变成储备券有关，换成不值钱的储备券，我们家的钱等于全没了。

中国银行是官办的，父亲当然要与官场打交道，北洋政府的许多要员都和他熟。他在天津有地位，人家说起来杨大爷怎样怎样的，说到底，还是与此有关。记得家里有一幅很大的画，有大衣柜那么大，说是舌画，用舌头蘸着墨汁画的，不知是什么人画的，应该是个名人或名画家，要不也不会一直挂在那里。两边是一副对联，“自非北海孔文举，谁识东莱太史慈”，徐世昌的字。孔文举就是让梨的那个孔融，和太史慈都是三国人物，太史慈发迹前孔融帮助过他，徐世昌用这典故，是比喻父亲的中国银行对北洋政府的资助。支持北洋，就是拿出钱来帮他们打内战呗。那副对联一直挂在客厅里，我走来走去老是看见，就记住了，意思是后来听人解释了明白的。徐世昌我也不知是谁，一直到很迟，不知听人提到多少回了，才记住北洋时期他当过总统。袁世凯、徐世昌，还有其他北洋的人，都把中国银行当他们的钱袋子。那两句是摘的苏东坡一首诗里的句子，做了对联，反正是客套、寒暄就是了。

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父亲得了一场病，是伤寒，本来已经好了，又赶上杨宪益得了白喉还是猩红热，夜里哭闹，他披衣服起来看，又感风寒，复发了。这一回病得很厉害，但还是可以治的。坏就坏在家族里人多主意多，一会儿请这个名医，一会儿请那个高人（中医、西医都请的，有日本医生，还有德国医生，大体上还是按西医的来，父亲自己是更信西医的，母亲受影响，也是更信西医），请来的人各是各的治疗方案，先是照这个做，后来又照那个做，结果病情反而加重，终于不治，就这么没了。所以后来家里议论父亲的病故，都说是给医生治死的。

其实医生一人一个主意，我做一个胆结石手术，病区主任和副院长还一个说要做，一个说年纪太大风险高，不做为好。说到底还是家里人乱出主意，请了那么些名医来，也是因为家里有钱，假如是寻常人家，没准倒治好了。

我出生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关于他是什么样一个人，都是从家里人的闲谈中拼凑出来的，特别是我母亲。

我得到的一个印象是父亲特别好玩，吹拉弹唱什么的都喜欢，还有就是唱戏听戏。他编了一本《历代帝王像》，自费印制的，花了很多钱，做得很讲究，每一张像前面都有玻璃纸，像那种洋派的大画册。还有一张《升官图》，应该算是他发明的一种游戏吧，上面有各种官位，在碗里掷骰子，掷出几点来，就做什么官，官位的排列很复杂，一级一级往上升，还有降的。升到最后是一个圆，那就表示进宫里了。画在一张很大的纸上，过年时才请出来，恭而敬之的，说是老爷留下来的，是老爷的心血。过年时大人那边在赌钱，推牌九打麻将，我就很高兴玩这个，运气总是很好，升得很快，可惜我对那些什么什么官一点没概念。

这两样都是父亲带着弟弟们编的，他是老大嘛。他这也是找点事做。长子不能远游，他得守在家里，再说他有过在日本寻花问柳的前科，祖父也不允许他离开家。闷得慌，就得找个玩法。

父亲去世时是立了遗嘱的，我母亲因为最后一直在伺候他，几乎寸步不离，所以知道遗嘱的内容。不是父亲写，是他说，一个师爷在旁边记。她文化程度不高，遗嘱又是用文言的，有些内容她也不是很清楚，但有两条，一是关于“大公主”，一是关于二姨太的，后来当着大家念的时候，母亲发现没有了。应该是七叔和娘商量后改掉了。

因为父亲去世得太早，别人跟我说起父亲去世会难过，没了父爱什么的，我就不大能够体会——我太小了，对于我，父亲就像是没有存在过。我当然也很少会想到父亲，倒是成年以后，有一次从报上看到，或是听说天津那边谁谁又当了汉奸的事，就跟我哥说起过父亲。当时北洋政府的一些高官都出任了伪职，其中不少人与父亲是朋友，或是熟人，比如王克敏与父亲就很熟。我就问杨宪益：要是父亲还活着，他会不会当汉奸？他仰头想一下说，不会的。再想一下，又说，也难说——说不准。不过最后还是说，不会的，他根本就不想当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