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杨宪益比我大五岁。他的出生不单对我们这一房，对整个杨家，都是不得了的大事。父亲是长子，他是长房长孙嘛。可不是现在这样简单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概念，那就跟太子似的。当年没有“小皇帝”一说，但我哥是真正的小皇帝，关起门来，就是个小溥仪。还很小的时候，说句话家里人就都得听。

“母以子贵”，母亲当然沾了他的光，因为生了我哥，她在家里的地位上升了，家族里对她的态度也有变化。但他首先是属于娘的，生下来就抱走了，娘住楼上，他就住楼上，娘搬到楼下了，他也住到楼下。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不知道姆妈才是他的生母。有一次，那时娘带着他已经长住楼下了，我和我姐要从楼上下来，就见他拿了根麻秆在楼梯口拦着，嘴里喊：姨太太生的，不许下来！我还小，对这事一直不太敏感，他堵着，我就骑在扶梯上，刺溜滑下来，我姐气得要命，记了一辈子，到老了提起来，还说：你说哥哥可气不可气？！

再大一点，他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对我姐和我就特别亲。但是这事谁也不说破，就当不知道一样。他从外面回来了，还是先到娘那里去说一声我回来了，而后才过来跟母亲说。母亲带我们去看电影，会跟娘说，我带他们仨去看电影了。平时带我或我姐出去，也会说一声，那就是打个招呼，要是里面有我哥就不一样了，要特别说明的，像正式的禀报，小少爷哪能随随便便就带出去呢？娘倒也从来不拦着，都是许的，大家心照不宣。

我哥说什么姨太太不姨太太的，是出于男孩的顽皮，并不是真的歧视，他是没有等级观念的，到后来就更是反感。他对我从来就特别好，我比他小五岁，小时候是很大的差距了，他就当我是小不点，喜欢想出各种花样带我玩，逗我。我也喜欢跟着他，到哪儿都跟着，他说什么我都信，都听。结果家里人都笑话我，说我是我哥的跟屁虫、哈巴狗。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我哥都会想着我。他的早餐和我们都不一样的，丰盛得多，他常让潘爷悄悄到楼上喊我下去到他房间里，拿这拿那给我吃。我到他房间，往往他正在起床，那也是挺可笑的。伺候他和伺候娘是一个等级的，起个床，两个用人在边上，给他端洗脸盆，给他拧毛巾，拿漱盂接着他的漱口水。还要帮他穿衣服，里面的穿好了，裤子系上了，最后是拿了上衣站他身后候着，他要做的就是两条胳膊往袖筒里一伸，所以他到好大了都不大会自己穿衣。老式的房子没有卫生间，都是床边有个帘子，后面是马桶痰盂，他穿好衣服就进去小便，用人在帘子外面候着。我不懂，还好奇，有次要跟进去看看，让用人给拦下了。

小皇帝就是小皇帝，什么都不会，因为什么都有人侍候。从吃饭到穿衣。比如吃饭，吃鱼的话，鱼肚子那块一定是给他的，鱼刺一定是去掉了才放他跟前。什么叫“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杨宪益小时候就是的。穿系鞋带的鞋，他都是脚放进鞋里就往前一伸，等着人给他系。有时身边仆人不在，母亲就指派我姐和我蹲下去给他系。我姐会发脾气：凭什么要我给他系？！我是不敢反抗的，有一回小声说了句他自己会，母亲就拿手指头戳我一下：帮你哥系一下鞋怎么了？！

不是他懒，是家里就那么个气氛。留学到国外，没人侍候了，还不是自己就会了？他吃西餐溜得很，吃中餐才会笨手笨脚，我姐老笑他：你怎么那么笨？八十年代初他到南京开一个翻译方面的会议，我请他在南大餐厅吃螃蟹，他不知道怎么下手，我剔剥好了给他吃，他一副吃惊的样子，问我，你怎么会的？

母亲对我特别严，对我姐就不说那么多，对我哥则是另一回事，他不会有错的。母亲尽夸他，比如我哥眉毛长得不好，八字眉，往下耷拉，到母亲嘴里就是好的，还成了标准，说谁谁眉毛长得好，就说，跟你哥眉毛一样。说我长得不好，标准也是我哥：你长得一点不像你哥，你怎么就不像杨家人呢？其实我长得像她，但她把自己看得很低，杨家的才是好的。我姐和我哥长得比较像，她又要说，你长得就是没你哥好看，他黑眼珠比你大。

哥哥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他是跟随着娘的，娘带他，我们当然是跟着母亲。我们住楼上，娘难得上来一趟，都是前前后后许多人。我哥要上来动静也大，还没抬腿，下面已在大呼小叫的：“少爷要上来了！”

我最爱跟在他后面去逛街，逛书店。我哥出去逛，都是用人跟在后面，他看中了什么，就去付钱，而后就是大包小包地拎东西。他是根本没有钱的概念的，反正要什么买什么，我的待遇连他的零头都不到，要这要那的，母亲绝对不允许，但跟在我哥后面，就是另一回事了。每逢我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我就在后面拉拉他的衣服，他回头问一句，想要？我点个头，他吩咐一句，要这个。就全解决了。

那时法租界有个天祥市场，类似于上海的大世界，有吃的有玩的有唱戏的，什么都有。越往里走越热闹，几层楼里挤满各种摊位，戏园子、茶馆，吆喝声此起彼伏。又有一处叫“中原公司”的，完全洋味，有电梯上下，听不见吆喝声，只听见店员按电铃叫人。这里的亮堂、安静和天祥市场的乌暗、嘈杂正好是个对比。有一天我跟着我哥就是逛的那儿。

那次在中原公司楼里一通瞎逛，走到一个摆满各式外国洋娃娃的大货架跟前，看见一个德国造的，天蓝色的缎子衣裙，金色的披肩，鬈发上扎着缎带蝴蝶结。我马上就走不动了。我哥瞅我一眼，咕哝一句：“想要吗？”而后就对跟着的用人做个手势，店员将那娃娃装进盒子，我赶不急地抢过来抱在怀里，就这么一路抱回家去，再不肯让用人帮着拿。

直到吃完晚饭，我还是一团高兴，却见我哥坐在那儿发怔，闷声不响，好像还眼泪汪汪的。过了好多年我忽然悟出他是玩累了，大概打过哈欠，弄得“热泪盈眶”了。当时没想到这些，马上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大叫：“哥哭了！”就这一句，顿时全家大乱。问他问不出名堂，男女老少就一起来问我，刨根问底，要弄明白我哥为什么不高兴，有人欺负他了吗。

我哪知道呢？挡不住一个一个的追问，只好把下午的事说了一遍。他们怀疑是不是只顾了给我买洋娃娃，他自己想买的忘了买，生气了，于是进一步细细盘问，去了哪儿，在哪儿停过，看过些什么？我想起在中原公司卖电器的地方，我哥曾让店员递给他一个很大的手电筒，挺讲究，装三节电池，开关推上去，雪亮雪亮的。他还拿在手里掂了掂，不过摆弄一阵，又还回去了。大人一听，觉得这案子破了，老仆人潘爷连忙坐了家里的黄包车奔中原公司，个把小时后气喘吁吁回来，手里一个大纸盒，里面正是我描述的手电筒。谁知我哥拿过来掂掂，咕哝一句，真重，我才不要哩！

这等于宣布白忙活了，全家都很沮丧。他不开心，事情就不算完，又重新紧张排线索，这时我忽然又想起一茬，大叫：“还看过一个小巴儿狗，在天祥市场。”于是又一通关于那狗长相的盘问，什么白色带黄花，狮子卷毛这些特征都问清楚了，再派了个年轻仆人直奔天祥市场卖狗的摊子，果然一条狮子狗抱回了家里。那狗颈上系着红缎带，带上还拴只小铃铛，两眼黑亮黑亮，东看西看，真是漂亮又可爱。我高兴坏了，可我再喜欢也没用的，得我哥喜欢才算数。那是只母狗，我哥说：“我喜欢公狗。”

直到几天后，家里又买了条黑底白花的小巴儿狗来，这番折腾才算告一段落。这回是个“壮丁”了，我哥挺认可，还给起了个名，叫它“小花”。训练“小花”成了我和哥哥的一个乐子，我们费好大劲教它两条前腿一拱作揖，作完了就给它块饼干，还教它盘腿坐着拜，甚至还教它保持沉默，不许它乱叫。等它长得肥壮了，我哥让我抱着，在屋顶露台上用他喜欢的柯达方盒子相机照了张相。也算是“小花”在我们家留下痕迹了。

父亲去世得早，家里没男的，气氛是不一样的。有句话叫“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那是说皇帝，杨宪益当然不能说是“生于深宫之中”，但可以说是“长于妇人之手”。家里上上下下围着他转，一味地呵护他。养尊处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是没自由的，比我姐和我更没自由，哪儿也不让去，也没人玩，整天关在家里。二姐到北戴河去治病，娘也过去避暑，这事我们是没份的，杨宪益也不叫去，则是怕他游泳出事。他气得不得了，在家里闹，后来他出国留学前我们一家子到香山避暑，就是那次给他许的愿。

我还记得一件事：难得的，有一次许他到李家花园去溜冰，我一起去的，潘爷跟着。李家花园是天津有名的李善人家的，他家每到冬天都在门口摆一口大缸，施粥，当然还做其他的善事。李家花园好大，里面有水面很大的水塘，要不就是有小河，冬天结冰，就成了溜冰的地方。我哥到了上面不知所措，潘爷就怕他摔着，那还得了？就弄了把椅子来叫他扶着。这还怎么滑？他干脆就一屁股坐在冰面上，这也让他开心。我们是带了照相机去的，他就伸直了腿坐着让我给他照，还说照片洗出来要拿给娘和母亲看，就说是摔倒了。其实并不是摔倒，他故意要我那么说，是淘气，也是他对家里成天管着他的一种反抗吧。

后来果真我就拿给母亲和娘看了，都照他说的。这下坏了，她们问我怎么搞的，还把用人找去问。都说没摔跤，我也“招供”了，说是我哥让我那么说的。没摔跤怎么坐地下了呢？大冷天，冻着了怎么办？就这样，以后再不许他溜冰了。溜冰鞋是定做的，挺贵的，就用了这么一次，再没穿过。

他念书，起先也是请先生到家里教的，不让他上学，怕路上遇到坏人，怕在学校里磕着碰着。到他十岁，总算让进学校了，他很兴奋。每天早上上学前，母亲都要检视一番才让走，天冷的时候，给他戴上厚厚的帽子，再围上围巾，穿上大衣，最后还要拿手绢给他抹一下眉毛，而后说，去吧。这是她的习惯，像个仪式似的。

捂得那么严实，是怕他着凉。其实哪会？后来我们也是坐黄包车上学，车上有车毯，搭在身上，一点也不冷，他是车毯之外还有条狗皮褥子，暖和着哩。在学校，他裹成那样都被同学笑话，他烦这些，又拗不过大人，后来每次往学校去，在门房那儿就把帽子、围巾、大衣都给甩了而后再上车。黄包车在外院门口等，母亲是在内院送他，不会到外院，所以也不知道。等放学回到家，他重新穿好了再进屋里见母亲和娘。

上高中时，他看同学打篮球，跃跃欲试的，但家里不让，怕撞着碰着，说要打的话在家里打。很快买了篮球架，竖在院里。篮球几个人一起玩才有意思，家里没别的男孩，他一个人玩很无聊，四哥、五哥来了，他就很兴奋。有一次他们在院里玩，天气好，娘好兴致，让用人端椅子到外面，坐着看他们打球，丫头端来水烟什么的在边上伺候。她才看一下，就让四哥他们别跟我哥抢。看他们互相传球，又急了，怕球扔过来打着我哥，要打在脸上还得了？就让不要扔，要走过来把球递给他。这球还打个什么劲呢？我哥就是这样被重点照顾，常被管得垂头丧气的。

老被管，又没人玩，我倒是受益者。我姐只比他小两岁，比较严肃，不爱玩，又有自己的主意，经常不听他的，我就不同了，听话，他说什么是什么，所以他喜欢带我玩。四哥、五哥来和他玩，我也跟在后面。有次他们来，让我骑在四哥腿上，五哥掏出一把指甲钳，作势要夹我，那时候指甲钳还是新鲜的洋玩意儿，我没见过，吓得直往后躲，他们就笑个不停。好像就是那次，他们又问我会不会用英语叫我哥。他们都在上中学，又都在外国人的学校，我还没上学，当然不会。他们就教我，要我喊杨宪益dear brother，我不会。他们说，那就中西合璧，叫“dear哥”吧，我怎么也发不出dear的音来，一说就说成der，他们笑得不行。后来要捉弄我，说，干脆你就喊“哥der”。北方话里是常有儿化音的，这发音和“咯噔”很像，“咯噔”本是象声词，说上楼梯的脚步声，就会说“咯噔咯噔”，还有“心里咯噔一下”之类的。他们觉着这么叫好玩得不得了，我哥也觉得有趣，后来我当真经常就这么叫了，一直叫到老。写信给杨宪益，抬头也会写“亲爱的哥der”，就为这么写好玩儿。他过九十岁生日，我给他的生日贺卡上也是这么写的。

我对我哥是有些依赖性的，不光是老跟着他，还崇拜他，有什么事都问他，觉得他什么都懂，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三四年他去英国留学后，我老想他，在家里觉得越发的寂寞。我母亲都看出来了，要安慰我，给我买了桌上高尔夫球，很贵的。以前哪会专门给我买那么贵的东西呢？那是因为我和我哥有次到国民饭店，在楼上玩过室内高尔夫，玩得很开心，回家兴奋地跟母亲讲过。但是哥哥不在身边了，哪有什么东西能替代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