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行三，下面是四姐，二姨太只生了她一个。我老是想起她，不止一次想写她，种种原因，最后还是没写。老想起她，是因为她的经历太惨了。家里很多人都是悲剧，其实说“悲剧”这个词，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四姐，其他有的人也许说有悲剧色彩吧，以现代的眼光看，有某一段不如意。比起来，四姐的一生，包括最后的结局，整个就是悲剧。

说四姐，要从她母亲二姨太说起。二姨太进杨家的时候只有十四岁。她原是别人家的丫鬟，那家人要巴结差事，送给父亲的。父亲原本并没有再纳妾的意思，对二姨太一直比较疏远，看她没母亲懂事，像教母亲念书这样的事是没有的，父亲病中也不要她伺候。二姨太和父亲只生过一个女儿，父亲去世前立下的遗嘱，说二姨太年纪轻，别让她守着了，女儿是杨家的骨血，留下来，她可以再嫁。但是后来宣布遗嘱，这条没了。也许家里还是觉得杨家的妾嫁人了，没面子。

二姨太在花园街住了好几年，如果不是三叔与人合伙贩私盐弄没了我们家钱的事，她就一直这么过下去也说不定。出了那事后，她跟我母亲说，该去闹，头撞墙什么的，定要讨到一个说法，意思是父亲留下的遗产，不能就这么没了。我母亲不肯，说她不管别的，只要能把三个孩子养育成人，家里管这个就行。

二姨太不干，还要闹。这时有人给她出主意，让她去找妇女救济院。她当真就到天津妇女救济院去求助。妇女救济院给她出头，让她就在那边住下。报上也登出来了：“前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一小妾不堪大妇虐待……”指名道姓的，这就太让我们家丢脸了。

也不知怎的就扯到“大妇虐待”上。“大妇”当然是指娘，其实娘是脾气很好的人，也没主意，你让她虐待她也不会。而且她对二姨太挺好的，有一阵，因为母亲生了我哥，无形中似乎威胁到娘的地位，娘对二姨太还多少有点笼络的意思，“虐待”真是无从说起。二姨太这么一闹，得罪了娘，也得罪了整个杨家，不好收拾了，她自己倒浑然不觉，住在救济院，还等着家里叫汽车接她回去。我们家没汽车，当时天津有个四大车行，中国银行办的，可以租汽车，家里要用车的话，就打电话过去，车到家门口候着。

也不知听了谁的，二姨太以为她这么一闹，有妇女救济院给她撑腰，家里拿她没办法。她也不想想，接她回来，她有面子，不就算她闹得有理了吗？这边怎么可能去接呢？她有面子，这边的面子往哪儿搁？都被她气得不行哩，没人理她，由她在那边待着。

最着急的是她的女儿，我们叫她“四姐”。二姨太跑到妇女救济院，住在那里，四姐一人待在花园街家里，没人对她不好，但她当然难受。她替她母亲向娘求情，跪在娘面前，哭得泪人似的，大姑妈是她干妈，她也向大姑妈哭诉。最后是谈好了条件，二姨太离开花园街自己过，其实也就是和杨家断了。二姨太得到了两万元钱，这也是原来父亲遗嘱里说的数：二姨太一万，四姐的嫁妆钱一万。立了规矩的，第一年只准用利息，不准动本。另外，原来是要留下四姐，让二姨太一人离开杨家的，四姐自己还是要跟着母亲，这样她们母女就搬了出去，在张庄大桥租下一处两楼两底的房子。

从救济院回到花园街到搬出去过这段时间里，二姨太接待过一个来客，说是朋友，住救济院时认识的。二姨太在妇女救济院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包括窑姐。那次带来的人，一看穿着举止就不对头。也是想到大户人家来看看，开开眼吧。来了就待在二姨太屋里说话，别处是不让她们溜达的。那个窑姐躺沙发上，看着房间里的陈设，很羡慕，说这样人家，你还要往外跑？

她领朋友来，也就那一次，家里上上下下都看着不顺眼，老仆潘爷是瞅见那女的躺沙发上的，说，什么样子，没一点规矩，都把什么人弄家里来了？！当时那种情况下，二姨太还把人往家里带，简直就像挑衅了。娘发了话，说，以后不准领家里来。当然，就再没来过。而且不久以后二姨太就搬出去了。

二姨太人比较活泼，大大咧咧的，她屋里时常会传出她唱歌的声音。我母亲是没什么声音的，相形之下，二姨太那边就热闹了。她守寡时年纪轻轻，爱热闹，唱唱歌，再自然不过。她也没什么等级观念，对下人没架子，也许和他们在一起，她更自在些。只是她没脑子，容易受周围的人影响。她在妇女救济院待过一阵，接触了一些人，回来后就唱些小调，这就让家里更不待见她。她自己后来弄得一团糟，把四姐也给害了。

四姐叫杨聪如，大我四岁，大我姐一岁，也是念的中西女校。虽然在一个学校，我姐和她却很疏远，从来不在一起玩，觉得不是一路人。四姐长得很漂亮，特别爱打扮，穿着很时髦，成绩又好，毛笔字是她那届的第一名。气味不投之外，我姐多少也有点嫉妒吧。小时候她常和我们一起玩，特别是一起扮戏。我太小，都是跟我哥我姐和四姐后面。只有一回，我哥要扮《游龙戏凤》，没别人，就让我充个数。那出戏是说明朝正德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的事，他在梅龙镇投宿李龙家，被李龙妹妹吸引了，就调戏她。杨宪益去正德皇帝（“去”就是扮演的意思），我就去凤姐。里面有凤姐绣花带子掉地下皇帝踩着不放的情节，母亲还特地找了个绣花布带当道具。我什么也不会，只会拖着声叫一声“来——了——”。

四姐在的时候就复杂了，穿戏服，还系了用珠花什么的制作的行头。扮过《武家坡》《四郎探母》……当然都是她去主角，在她眼里，我们都是“小儿科”，教我们该怎么着怎么着，她正经学的嘛。她学戏挺起劲、挺认真我们都是知道的，但谁也没想到她后来真的唱戏了。

她本来念书念得好好的，搬出去后没多久就不上学了。那时她已经念到高中了，把精力都放在了票戏上，成为天津有名的票友。当时《北洋画报》捧她，登了整版，相片里有写真，也有戏装的，“前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女公子杨维娜”什么的，称她是“著名票友”。四姐的英文名是Verna，“维娜”就成了她的艺名，唱戏都是用这名，“杨聪如”是不用的。那一版上还有她的毛笔字“艺术至上”。画报主编捧她，除了银行家女儿的身份，还有猎奇的成分，唱戏的通常文化水平不高，四姐是教会学校的，能讲英文，又写一笔好字，也算是个异数了。

四姐票戏，会请家里人去看。我跟着母亲去看过两次。看《武家坡》那次，七婶、姑姑都去了。开演之前，二姨太看到我们，赶紧就到我们座位上来招呼，觉得很有面子。就是那次，七婶看出她有点不对头——她老用斗篷遮在肚子那儿。她一走，几个大人就嘀咕，怀疑她有身孕了。

七婶没看错。按后来知道的情况推断，二姨太怀上的应该是陆二的孩子。陆二是我父亲在世时的年轻男仆，就是旧小说里说的“小厮”那种。他父亲就在我们家做的，类似《红楼梦》里说的“家生子”。父亲去世后他还在我们家，和我哥的奶妈姘上了。那个奶妈长得极难看，一张马脸，真是像马，陆二倒长得白净清秀，还有点文化。两人这种关系，家里绝对是不容许的，于是两个人都被打发走了。二姨太和陆二原先在我们家里就认识，搬出去后不知怎的就到了一起。陆二和那个奶妈并没断，后来居然都住在一起，一大家人靠二姨太的钱过活。

在花园街时，我母亲和二姨太关系不错，她们是以姐妹相称的。二姨太闹财产，还有之后的种种作为，母亲都不赞成，不过她最可惜的是四姐。有一次她带我去看四姐演《女起解》，四姐扮苏三，套着枷一出场，母亲看着就流泪了。和剧情没直接关系，她就是觉得四姐跟着二姨太现在这样，很不幸。

这以后她就再没看四姐演戏，说看了难过。看《女起解》回来，她还想着四姐，娘不管，以她的身份，也不好过问。她就指望我们，说四姐这样了，你们一起念书的，要劝劝她呀。母亲是最看重念书的，四姐好好的就从中西退学，在她看来太糟糕了。于是我哥我姐就给四姐写信，我姐一下写了四五页纸，我哥写了两页。都有了，我哥又对我说，你也写两句。我还是小学生，不知怎么劝。我哥说，就写多想想再做决定。我忽然想到老先生才教的“四书”，写了句“子曰：三思而后行”。就这么秃头秃脑的一句，后面写上“小妹”。

我们的信当然不起什么作用，四姐没回我们的信，也没再回到学校，反倒比票戏更进一步，干脆下海了。这在杨家，等于又是一桩丑闻。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其实是看不起“戏子”的，票戏是玩玩，不能当真，真拿唱戏当饭碗，就失了身份。《北洋画报》上登四姐的照片，她还是“名媛”的身份，虽然她们已经离开杨府，但她毕竟是杨毓璋的女儿。如果当时她已下海，恐怕就不会用一个整版来捧她了。

既然唱戏丢人现眼，中国银行就跟戏院打招呼，不许捧四姐。银行界捧戏子是有名的，不让捧谁，戏院也得买银行的账。虽然不是封杀令，但杨家发了话，比较像样的戏院就不敢让四姐演了。我们那次看四姐票戏，是在“春和”，中国大戏院建好之前，春和差不多是天津最好的戏院，四姐下了海，就再不能在春和唱了。春和在法租界、日租界的戏园子要差一等，后来她在日租界的戏园也站不住脚，只好到“中国地”的“下天仙”这样的地方唱——听名字就知道，那是下等的戏院。

在天津唱不出名堂，四姐只好到外地去唱。我知道她去过南京，还到过山东的济南。但是她不懂唱戏是要拜码头的，而且她还拒绝唱堂会，达官贵人喝着酒吃着饭，让她在那儿唱，她不干。也不是没唱过堂会，但都是唱完了就走，陪酒什么的就不干了。好像是在山东，据说韩复榘还是什么人，反正是个军阀，土皇帝式的人物，让她去唱，像叫条子似的，她就拒绝了，说她“卖艺不卖身”。她还到过伪满洲国，又不肯给日本人唱。这样在哪儿都站不住脚，又回到了天津。回来之后比之前情况更糟了，只能在等级最低的小戏园唱。

这时她已不能不唱了，因为一大家子都指着她。那个奶妈和陆二有两个孩子，陆二和二姨太又生了俩还是仨，那么多口人，全靠她养着。她们刚从花园街搬出去时，住的地方在英租界，当然贵，后来就住不起，也不知搬到了哪里。

二姨太的钱早花完了，四姐要置办行头，要请人教戏，都要花不少钱。她不是童子功，只能靠苦练，学刀马旦的戏很苦，一直就那么撑着。最后一次唱戏，早上刚打了胎，晚上就登台。

打胎是因为她和一个北昆名角好上了，怀了他的孩子。其实一直有人追她，追她的人里，还有大学生，她有文化，会说英文，会唱戏，人又长得漂亮，挺拿得出去的，但是她偏偏喜欢上了那个名角。那人是北昆的头牌，早有家室，将四姐明媒正娶是不可能的，有了孩子，只能打掉，何况她也不能不唱戏养家。

据说那天晚上唱完了戏，到后台她就倒下了，大出血。她躺在地板上，用草纸垫着，十刀草纸也不够用，全浸透了，简直就是躺在血泊里。四姐就这么没了。

这些都是解放后听说才知道的。抗战后，二姨太、四姐她们完全没了音信。事实上二姨太她们搬出去后，和杨家基本上就断了来往，只是在四姐票戏那阵子，来请了，去看过她的戏，四姐当真下海唱戏，就彻底断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四姐还是三八年离开天津以前，是有天下午，我去中西，算是对母校最后的告别吧。车夫小本儿（因为驼背，也喊他“罗锅”）拉着车忽然慢下来，对我说，看，是四姑娘吧？一辆洋车过来，车篷拉着的，因是迎面而来，我还是马上认出了四姐。从看她票戏《女起解》之后，几年了，再没见过她。我吃惊不小，她变化太大了。她大概是下了戏回去，很浓的妆，脸色憔悴，显老，穿着旗袍，下面是缎子带花边的大脚裤，颜色搭配很俗艳，有一种风尘感，就像人们印象里的那种下等戏子。

我们对视了一下，她肯定是认出我了，但装作没看见，我没和她打招呼，小本儿也只是顿了一下，很快就过去了。回家后他把遇到四姐的事跟我母亲说，母亲叮嘱他，下次老远见着就绕道走，还跟我说，如果再见着四姐，也别招呼。虽然如此，母亲心里其实一直挺可怜四姐，替她惋惜，后来不止一次跟我说，当年二姨太离开时，若是硬留四姐，也就留下了（父亲遗嘱里说她是“杨家骨血”嘛），要是留下来，她就不会下海，更不会死得那么惨。

当然这都是假设，人的命运经常是料不到的。母亲的叮嘱对我也是多余的了，因为我很快就离开天津，再也没见过四姐。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次街上的相遇，是我见四姐的最后一面。几十年过去，我好多次想起她，也曾想把她的故事写出来。那时我姐还在，她不反对我写二姐（事实上我也写了），写四姐她却不赞成，觉得有点家丑外扬。我倒不觉得这算什么“家丑”，四姐，还有二姨太，都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不过也就没写。没写，还是老想起，她在家里扮戏的情形，《北洋画报》上她的照片，最后是她坐在洋车上的样子，那是最后的定格，连细节都清清楚楚，就像电影画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