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姐杨敏如比杨宪益小两岁，比我大三岁，按我们这一房的排行，行五，我在家里叫她“五姐”，从小叫惯了，改不过来，年轻人听了不解，我还得解释。后来我开玩笑，在信里谐音称她“吾姐”。叫她“吾姐”其实特别对，她和我是亲姐妹。

我们同胞兄妹三个当中，在家里我是最不受待见的。我刚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妨父”这个罪名，不定什么时候就拿出来说事。虽说我母亲、我娘后来对我都很好，年老之后，我姐还对我说，其实母亲最喜欢的是我，可我不这么认为，小时候更不会这么想，因为母亲一直对我很严厉。我印象中她从来都是不苟言笑的，总是训斥我。我们三个当中，她和哥哥比较远，因我哥一生下来就抱到我娘那儿去了，平时碰都不让她碰，我就没见她抱过我哥。她和我姐最亲，是她自己带大的，自己喂的奶——男尊女卑，我哥抱到娘那儿去了，女孩是不会有这待遇的（虽然这待遇对我母亲是一种残忍）——等于是她的头一个，当然不一样。除了上中西住堂（住校），还有在北平上燕京那段时间，我姐一直和母亲一起生活，我姐成家后，母亲跟她过，直到去世。

在花园街那个家，她们睡在一个房间。朝南的一个大房间，两张德国产的席梦思，她们一人睡一张，我一度羡慕死了。后来四九年的时候，我在拍卖行看见一张席梦思，不太贵，和小时我见的一模一样，我马上就给买下了，也是圆自己当年的一个梦。

母亲什么事都跟我姐说，在一起就一直说一直说，也不知哪来那么多的话。两人也会吵架，有时还吵得挺厉害，母亲会对我说，你看你姐多凶。但她们就是亲。

我姐性子急，好胜心强，比我自信多了，我一直是比较自卑的。她喜欢读书，中西、燕京一直念下去，成绩比我好，所以母亲一直认定她和我哥是读书的料，我贪玩，母亲总说，比不了你哥哥，学学你五姐呀！她在我姐面前也是有点自卑的，我姐念到燕京的研究生，她只念过两年小学，她喜欢的那些，比如大鼓书、地方戏什么的，我姐觉得是小市民的东西，不屑一顾，所以凡是看这些，母亲都是带我去，我姐是不去的。

因为大我几岁，我姐总是管着我，我也总是很顺从，一直到老都是如此。“文革”后我开始写散文，有些是回忆家里的事，她看到了会说我，写这些干什么？有些事情，比如四姐的遭遇，还有二姨太的事，她认为是“家丑”，不该“外扬”，我虽不以为然，却也不大和她辩。一些想写的人与事，怕她看见了不高兴，也就不写了。邵燕祥曾经对我说，你写了不让她看就完了嘛，我想想还是罢了。就像到老都怕我母亲一样，我习惯了听我姐的。虽然我们其实关系很亲密，她去世前几年，我们隔三岔五通电话，一说就是一个小时。

虽然怕她，有时我也不服的，跟她抬杠，她就更气。我喜欢唱歌，她不喜欢唱，我在家里唱她就嫌烦。有次我唱当时流行歌曲《关不住了》，“我们永远地相爱，地老天荒也不分开……海枯石烂也不分开……爱情在心里大叫，它说是春天来了，爱情哪爱情，心扉也关不住了”，叠句就是“爱情在心里大叫，心扉也关不住了”，我姐听了就大叫：妈，小妹在唱靡靡之音！母亲掀帘子出来看看，说，她想唱就叫她唱去，你管她呢。母亲不管我就得意了，原来还是哼着唱，这下放开嗓子大声唱。其实流行歌曲很好玩的，我觉得有意思，一点也不恶心。当然我姐更生气了。

虽然偶尔跟她抬抬杠，一般情况下我还是不敢惹她的。我哥不管，就是要逗她急。我姐特容易哭，他就偏要逗她哭，成功了他就得意。有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玩，我哥挑了张唱片让我放，我就到唱片柜那儿，从厚厚一摞里找出来，See My Tears Falling Down，一首很悲的歌，向上帝祈祷的：看我的眼泪正在往下流，生命多么残酷，我的心都碎了，求求你，只有你能救我……我们都会唱，我姐也喜欢。我哥摆摆手示意安静，一本正经说，让我们来听音乐。那时还不是电唱机，要用手摇的。我姐没听几句眼泪就下来了，过会儿发现我们没动静，一看，我哥和我笑嘻嘻的，我哥还朝我挤眉弄眼的，马上知道是在捉弄她了，大叫：妈，哥哥和小妹又欺负我！母亲从卧室里出来说，你们又逗她做什么？我哥一脸无辜：没有啊。又使眼色让我去拿手绢，我从卧房抽屉里拿了手绢给他，他用手指头捏一个角，提溜着到我姐跟前说，哭吧，哭吧！我姐恼得更哭得一塌糊涂了。过后我哥还跟我说，知道吧，这也是一种玩法。

从很早起，家里的事，母亲就总是和我姐商量，让她帮着拿主意。事实上因为家中没有男的，我哥当他的少爷，上上下下围着他转，后来又出国了，大公主在家事方面是不能指望的，所以好些事都要靠我姐，比如我娘那边要记账，就都是她的事。到后来，她在家里就更重要了，和外面打交道，经常是她出面，最后大公主都怕她几分。

我姐一直念的是教会学校，但最后的专业是古典文学。最早和杨宪益在家跟老先生念古书时，她就喜欢上文言文和旧体诗词了。她特喜欢引经据典，跟我转文，有时问她问题，她就拿文言答我，我想，教我们的老先生都不这么跟人说话，不是欺侮我吗？夏天我们都用扇子，为了不出汗。她不肯说“凉快”那样的大白话，说那难听，要说“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我不懂，不知“冰肌”是什么鸡。我因老是跟在我哥后面，家里人常笑话我是他的小狗，哈巴狗。有次又说，逗我，我急了，说我不是，我哥说整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不是小狗似的？我就说，五姐说了，我是“冰肌（鸡）”。还问他，“冰鸡”是什么样的，他先也不明白的，等知道是“冰肌玉骨”，笑坏了。有次我学她转文，她不知为什么事笑，我就说五姐“妈然一笑”。繁体字的“妈”很像“嫣”的，我识字不多，“嫣”给念成“妈”了。他们都乐坏了，到处讲我说“妈然一笑”。

我不喜欢古典文学，和我姐有很大关系，她老卖弄，捉弄人，让我对古典文学也反感了。

说我姐就不能不说姐夫罗沛霖。他们是一九三四年在香山熊希龄的别墅梯云山庄认识的——就是我哥出国前母亲领我们三兄妹去避暑那次。

熊希龄在香山有好几处别墅，最有名的是双清别墅，因为毛泽东住过。据说主席一向喜欢住得高，香山别墅里，数梯云山庄位置最高，靠“鬼见愁”最近，就想让他住那里，后来发现别墅年久失修，太破了，卫生间也没有。双清别墅不一样，熊希龄避暑，都是住在那里，所以维护得很好，后来就选择了双清别墅。

其实三四年我们在梯云山庄避暑时，那里已经比较旧了，不过重新裱糊粉刷了一下，还不错。那次租下梯云山庄，我们去了好多人，母亲、我哥、我姐、我、池太太、厨子、保姆，还有一个烧饭的，真像是安营扎寨。七叔家的人一拨一拨轮着来玩，池太太的丈夫周末也会从天津过来。罗沛霖是我七叔的儿子五哥杨占武（大排行行五，生在上海，我们又喊他“沪哥”）在南开的同学，正放暑假嘛，五哥就带他到梯云山庄来找我们玩。那是头一次见到罗沛霖，他长得很帅，也不知什么发型，脑门上桃子似的。他特别聪明，十七岁就考上上海交大，喜欢音乐，能唱男高音，会吹长笛，小提琴也会拉一点。但是容易害羞，动不动就脸红，不大说话。

那天吃饭一大帮人，总有十几个，下饺子。吃完了年轻人坐一块儿聊天，表演节目。五哥就说罗沛霖歌唱得好，让他唱。他忸怩了半天，站起来唱Only Rose。这是首爱情歌曲，“Only a rose I give you……”，后面还有“Only a word……”，声音就轻下去，像云飘走了，没唱出来的词当然就是love了。我觉得他是喜欢上我姐了。我发现了什么都会跟母亲讲的，就跑母亲跟前说，罗沛霖喜欢我姐，我姐也喜欢他。我姐那时十八岁。母亲是愿意的，门当户对嘛。

罗家在天津也是大户人家，罗沛霖的父亲当年和我父亲算是共过事的，都在沈阳的电话电报局，我父亲是局长，他父亲地位稍微低一点，副局长什么的，我父亲叫杨毓璋，他父亲叫罗云章。后来我父亲办银行，他父亲做了其他什么生意，做得挺大，两人还共过事，这不是巧了吗？不光门当户对，好像还知根知底了。

回天津后，罗沛霖就请我们兄妹到他家去做客。他家在原来的意租界，很大的房子，中西合璧的，有个大大的阳台。比我们家房子大——那时我们已搬到兆丰里了，看了都很羡慕。

但其实罗家早已给罗沛霖订了婚了，是冯国璋侄女。订婚时罗沛霖才十二三岁。他是受新文化影响的，思想很进步，当然不愿意，要反抗。他的做法有意思：也不和家里闹，却比大闹还厉害。他熬到十八岁，法定成年人了，正在上海交大念书呢，突然给家里来了一封信，宣布解除婚约。其实不是信，也不是他写的。他在上海找了律师，好像是中国第一位女律师，很有名的，信就是她写的。就是一封律师公函嘛。里面写令郎已满十八岁，对婚姻有自主权，过去的婚约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违背本人意愿，今决意解除。大概是这意思。律师出面，就是告知一下，不是来商量的，不答应就要打官司了。

律师函不是走邮局，而是有人专门送来的。送来的那天正好是罗云章做寿，大宴宾客，打开一看，气坏了，罗沛霖人没出现，却等于大闹寿宴。罗沛霖在罗家是最宝贝的，因为他是正室生的，偏偏闹出这么档子事，但也拿他没办法。这事就这么过去了，照说罗沛霖喜欢我姐，前面的婚约黄了，就该议这事了，没想到这次轮到家长不答应了：他母亲反对。他们打听过了，知道我姐是姨太太生的。我母亲知道后不服气：怎么就门不当户不对了？当年你爸爸还是他父亲的上司呢。

母亲这么说当然没用，人家没说这个，计较的是正出、庶出，我姐因此一辈子都有个情结，她说她要的是“平等”，这里面首先就是母亲的姨太太身份带来的歧视。但是罗沛霖是真的爱上我姐了，家里根本拦不住。他和我姐交往，谈起了恋爱。他们一直通过书信谈恋爱，到四一年在重庆结婚，好几年时间，一共也没见上几面。我还记得有一年他从上海回来，到我们家来找我姐，两人要一起出去，母亲对我直使眼色，她对两人发展关系虽然支持，却又不放心，让我在后面跟着。正好我在中西的好朋友颜枬生、崔莲芳、吴华英在我家玩，就一起跟在后面，保持一段距离。他们在前面走，并排走，却隔了老远，也不拉手，更不要谈勾肩搭背了。母亲只叫我们跟着，跟着干什么呢，也没交代。老跟着，没事干，也无聊，我们就打打闹闹，哇啦哇啦唱歌。后到家母亲问，听见他们说什么了，我说隔得远，听不到。母亲就生气：你们跟后面干什么了？我说，唱歌呀。现在想想，他们这恋爱谈得真是好玩。

其实直到结婚，他们两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我姐在北平念书，罗沛霖在上海念书，只有放假见几面。还有一次，燕京大学的唱诗班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去演出，唱亨德尔的《弥赛亚》（两所学校都是美以美会的），我姐是唱诗班的，也去了，罗沛霖从上海到南京看她，见了一面。再往后罗沛霖毕业去了广西参加抗日，又从广西到南京，从南京到西安，从西安到延安，又受命从延安到重庆，在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任职，到处走，根本没机会在一起。

他们谈恋爱，只能更多在纸上谈了。好玩的是，罗沛霖写给我姐的信，我看过。我想不起是什么缘故了，我姐在燕京念研究生时，罗沛霖来的信会寄到家里。母亲就拆开看，还让我念给她听——信寄到家里，她都要看。有次是用银色的墨水写在蓝色的信笺上。母亲凑到灯下看也看不清，还说，这个小罗沛霖，墨水淡成这样，让我怎么看？我想人家那是情书，谁让你看了？但我们的信她是要检查的。我姐虽然平时老顶母亲，这上面也不敢反抗，说起来倒是因为信的内容，在母亲面前少有的理不直气不壮的。

母亲让我念，我不敢不念。信上有几句我还记得，大概是写我姐到车站送他：“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你一点一点地离我远了……”母亲一边听，一边要点评：“‘一分钟一分钟’——还要数哩？新鲜！”我姐放假回来，我就背几句给她听，她听了又急又气，但这事她不敢跟母亲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