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毕业了，当然要继续念大学。中西的学生是可以保送名校的：三年的成绩平均九十分可以保送清华，八十五分的话可以上燕京。我姐姐是八十五分，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我均分是八十分，但是也没觉得不好，八十分可以上南开。我母亲当然希望我上更好的学校，不过上南开她也很高兴。南开就在天津，这样我就还是在她身边。我姐的目标是在燕京念研究生，母亲觉得家里总得有一个人。

虽然是保送，入学还是要考一下的。我报的是南开的中文系，要考中文和英文，这对我不是问题。其实我还考了燕京。我是不想考的，因为燕京要考数学，还要考智力。我智力那门考的分数挺高，但我数学缺考了。一考数学我就紧张，结果生病，发起烧来，我母亲就说我是装病。后来我姐去打听，说因为智力考试我的分很高，数学只要有个成绩，即使分数差也准备取我了。缺了考根本没成绩，也就免谈了。

即使成绩够，我也不想去燕京：我都读了那么多年教会学校，虽然很留恋中西的生活，大学也该换换了吧？如果要上教会学校的话，我也宁可去金陵女子大学，那样就可以远远离开家了。要是完全凭我自己的兴趣，我最想学美术，那时候我已经写信要了美专的招生章程，上海美专的，北平艺专的，杭州艺专的……章程都寄到家里来了，我母亲就说，这也叫念书？新鲜！我母亲觉得画画不是不可以，但是书还是要念的。她认为画画就不是念书。还有一样，就是男的、女的在一起画，成什么样子？她倒是没有想到模特儿、画裸体什么的，她只想到男的留长头发，那时候男的画家是这样的，在她看来就不对头。

我对绘画一直有兴趣，从小就喜欢画小人，在中西喜欢美术课，老师觉得我在这上面是有天分的。没事也喜欢自己画着玩。这时闲着，我就去上私人开的暑期绘画班。天津有个才女叫刘文娴，长得很漂亮，家里好像也是没有父亲，学成回来开绘画班。还有一个班教刺绣、绘画、手工，就是把你培养成lady。这些都在我们附近，我母亲都同意。第一，老师是女的，第二，很近，我可以走过去。我母亲也认为应该学这些，在她看来，都算“学本事”，学本事总是好的。还跟另外一个老师学过画，应该是一年毕业，结果我那时水平已经很好了，那个老师非常喜欢我。过了十一年，三十岁回到天津，她正好住在我们这个里弄，碰上了，她还是单身，叫郑德茵。我想如果我不到大后方的话还是会继续画的。

除了绘画、刺绣，那阵子我还上了各种班。毕业了，还没进大学，整天待在家里实在太闷了。学踢踏舞，学画画，学钢琴，至少有一半原因是为了不待在家里。学踢踏舞是在小白楼，那儿是很热闹的商业区，也是吃喝玩乐的地方，因为有好多白俄，天津人叫那里“俄国城”。我上的踢踏舞班是一个白俄开的，广告上说她是去过好莱坞的。我是和颜枬生、桂慧君、吴华英一起去学的，这一条对我母亲也是有说服力的。学了一阵，有一天老师让我们去英租界的“蛱蝶”电影院跳舞，回家一说，几个家长都不答应，就算了。在我母亲看来，“学本事”是一回事，跳给人看好比票友下海，就是另一回事了。

“蛱蝶”就是后来的“大光明”，天津的一等影院，好莱坞电影第一轮都是在那儿放。那时放电影中间有休息，interval，大概十分钟，观众可以去上厕所，或是喝咖啡，吃点心、冰激凌，这时候台上的丝绒幕布就会放下来。让我们去跳踢踏舞，就是在休息的时候给观众助个兴，就像球赛中场的啦啦队表演。白俄老师想要我们去，可能是可以从中赚点小钱吧。我母亲常在“蛱蝶”看电影，看到过白俄舞女休息时跳舞，我也去跳，成什么样子？

听上去我的生活挺丰富多彩的，事实上那段时间我很苦闷。我的苦闷并不是毕业了之后才有的。上高中时我就经常有这感觉了，特别是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以后。母亲对我的管束特别严，哪也不许去。平津一带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我的好朋友刘嘉蓁可以自由自在地参加各种游行示威和集会活动，我也有参加的冲动，谁甘心做亡国奴呢？但我是根本出不了家门的，对那些同学只有羡慕。

刘嘉蓁在我的好朋友里是有些特别的。她是东北流亡学生，长得瘦小，人却很热情，高中时她进了中西，很快就和我熟了。她比我低一班，但那时有几门课两个班一起上，我们座位离得不远。因为家乡被占领，她特别恨日本鬼子，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活动，集会、营火晚会什么的，回来之后会激动地跟我说。有一次上课时她跟我传纸条，上面写着：“来吧，到群众队伍中来吧，欢迎你！”我回她：“毁灭吧，世界！”那是无政府主义的调调。现在听上去很幼稚，当时不管是她这么说还是我听着，都是很投入的。我只是情绪上投入，事实上只能旁观。有时在教室里，我们会听着游行队伍喊着口号过来，大家都激动，一下子跑到窗口去看，老师并不阻拦——中西的教育里有一条，就是要爱自己的国家。但是也就止于此了，从学校上街游行是不许的，刘嘉蓁不住校，从家里就去了，我是家里绝对不许的。

上高中时，只有一次，家里答应了我参加在香山的夏令营。那次也是磨了半天，母亲知道了崔莲芳、吴华英、颜枬生、钱伯桐、梁爱敌她们几个都去，才答应了我。记不得是哪里组织的，不光是中西，参加的人里有南开的，还有北平的中学的。里面有很多活跃分子，共产党的，国民党方面的，都有。谁也没明说，但我们模模糊糊的，心里大概都有数。比如有个叫余恩溪的，是北平一所学校的，她大概觉得我有点“左”倾，就和我交谈，问我读过些什么书，跟我谈巴金，谈茅盾的《子夜》。挺认真地谈过两次，她劝我多和社会接触，认识更多的人就是认识世界，有好处的。她肯定是有背景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后来在报上见到过，说是失踪了，我猜她多半是地下党。我记不得有没有老师带队去，直接领着我们的是高年级的叶楚生，她哥哥是叶楚伧，国民党的高官。我觉得她是有“三青团”背景的，她曾叮嘱过我，跟人接触要小心，别随便和人交往。我大概是这么划分的，比较开放的，劝多和人交往的，是“左”倾的；比较保守，总是说要小心谨慎的，一般是向着国民党那边的。年轻人喜欢集体生活，我们在香山搞营火晚会，唱歌、写诗、朗诵，玩得很开心。中西是女校，我们去的当然都是女生，不过别的学校有男生，认识了，后来还通信。有个男生就写信给钱伯桐，我也收到过信，不过那个男生是给我们几个人都写信的，如果只给我写信，没准我就不敢回了。

有个男生，家就在昭明里我们家那一带，原来并不认识的，在夏令营认识了，回到天津后老是追我和梁爱敌，他大概是精神有点毛病的，会骑着自行车冲着我们的窗户哇啦哇啦喊，吓得我和梁爱敌一度出门都胆战心惊的。母亲更是害怕，当成那次夏令营出的一桩事，对我管得更严了，参加游行、集会之类的活动，想也别想。她总是说，你们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好好念书，将来考个好大学才能报国。

其实我母亲很有爱国意识，那一阵，她领着家里亲友为前方赶制棉军衣，家里到处放着一堆堆灰色棉袄的成品半成品，从早到晚她忙个不停，缝纫机一直转动，我站一边看她忙，一面觉得母亲真了不起，一边又气她自己支援前线，却不让我参加抗日的活动。

越是管着我，我就越发郁闷。有一次，不大登门的三叔到我们家来，吃午饭时对娘说，大嫂，你还记得高凌霨吗？大哥在时认识的，他现在做了“维持会”委员长，出面“维持”地方，请我出来做事。这倒是个机会，可以弄个差事做做。大嫂你看怎么样？他说的高凌霨就是后来在日本人扶持下做了伪河北省省长、伪天津特别市市长的大汉奸，过去在北洋政府里任高官，曹锟的心腹，做到过国务总理。娘是长嫂，虽然不管事，面子上在家里是有地位的，但三叔其实是兴奋了过来显摆，哪是征求什么意见？问也问不出名堂来——娘哪闹得清楚这些？她满脑子里都是打牌的事，只顾和母亲说头天晚上牌桌上的事，没怎么接三叔的话。

但三叔说的我是声声入耳的，什么“维持”“差事”的，说白了不就是当汉奸吗？！我听着都觉得是奇耻大辱，搁下碗筷噔噔噔就上楼去了。楼上有架租来的钢琴，我就坐下使劲弹，学过的都是《蓝色多瑙河》一类的曲子，我觉得没劲，不解气，就开始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会的抗日歌曲轮着唱了个遍，一边唱还一边跺脚，拿铅笔盒敲桌子。

娘和三叔吃完后坐在客厅沙发上说话，我的位置就在他们头顶上，我在上面闹，下面不得安静，过一阵老潘子就上楼来，垂手立在旁边对我说，六姑娘，太太让你小声点——正和三叔说话哩。母亲从她卧室里掀帘子出来问怎么回事，而后说，小孩子家嘛。过去我有点小错母亲也会训斥我的，现在哥哥留学在英国，我姐在北平念研究生，大公主搬出去自己住了，身边就我一个，算个人物了，待我温和了许多，这次更是没说我，只说了句，你也是的，惹他们做什么？

我得承认，学踢踏舞、刺绣、画画，甚至自己上街去shopping，这些事都挺让我开心的。我十八岁时中学毕业了，母亲说，现在算大人了，该有零花钱了。以后我每个月就有十二元钱的零花。之前要什么都是家里给买，我没有一个人逛过街，身上也没钱。第一个月拿了钱，我跑到唱片行，买了四张红心唱片，三元钱一张，很贵的，拿回来开心得不得了。但是这一类的快乐消除不了我的苦闷，反而有时苦闷得更厉害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过的完全是两种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过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觉得很“醉生梦死”。

这些跟母亲是说不通的。对她我从来不敢反抗，甚至没想过要反抗。除非是到外地去，只要还在这家里，我想不出怎么能不听母亲的，也想不出我的状况会有什么改变。

就是在一团苦闷中，我开始给巴金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