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真正是“多事之秋”，就在那一年，我毕业了。毕业是件大事，中西的传统，总是很隆重的。

我们班是历届人数最多的，毕业的活动搞得特别热闹。中西没有校服，平时各穿各的，只有为了某个活动会去做统一的服装，白绸旗袍应该就是我们的校服吧。这次为毕业，我们做了班服，绿色的，象征春天的气息。选择了绿色和银白色作为班色，大家到天津的国货售品所去买一种上海生产的面料，绿色的带有很密的本色小方格的薄纱。穿这薄纱做的旗袍，下面是白皮鞋。毕业典礼上，我们就是穿这一身一个一个上台去，向校长、教务长鞠躬，恭恭敬敬双手从他们手中接过毕业文凭。文凭白底上烫着金字，卷成筒状用缎带系着，接过时我们又兴奋又激动。

典礼上全班人唱起了“班歌”。这好像也是中西的传统，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班歌，一般是用现成的曲子填上新词。我姐她们班的班歌是我哥写的，我们班的班歌是我姐给写的，用的是Flotow的歌剧《玛尔塔》里的咏叹调“像一道光”。我姐姐喜欢古典文学，写得文绉绉的，我到现在一句都不会了。她还在的时候问过我，说你们班歌你还记得吗？我就说都忘了，只记得最后是“去矣去矣”，谁叫你写得那么文乎？

这是老年忆旧，当笑话说，当时可笑不出来，十年学校生活，就要结束了，激动啊，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是流着泪唱的。我后来参加婚礼，还有其他什么典礼，都没这么激动过。四四年我大学毕业，学校没有搞毕业典礼，而且我是借读，不算中央大学的。中国的学校不大重视这个，据说现在都有了，可没有那样的氛围。在电视上看到现在的中学高考誓师大会，敢死队似的，还有的毕业了一起把课本撕了，对母校没什么留恋，真是奇怪。

我想还是因为中西是教会学校，自然而然地就有庄重的气氛，那个时候我们是真有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的。家长在下面也很感动，都为自己的孩子骄傲。我母亲是当大事的，准备了一个大大的花篮。我哥在英国，也订了花给我。那时我照的相片，放在前面的是母亲的花篮，捧在手上的就是我哥送的，另外颜伯母还送了一个花篮，人家都是一个花篮，我有两个，另外还有一束，心里说不出的得意。母亲很要面子，她送的那个花篮特别大，很显眼。有的同学也用来做道具，拍照留念，她就嘀咕：怎么把我们的拿去了？

中西还有个传统，每一届毕业班照例向学校赠送纪念品，费用由班上同学自由分摊，家境好的多出点。前面有一届送过一个落地的报时大钟，就放在教学楼的瓷砖过道上，我们从初中起在那楼里进进出出，每天都看见，每隔一刻钟、半小时、一小时就会长短不一响一阵，直到现在我都还能想起报时的低沉的声音。还有一届送的是几只亮闪闪的铜铃，每张饭桌的角上都装一只，要唱谢饭歌时老师就用筷子敲一敲，大家就静下来，加添饭菜或有事找服务员、老师时也敲一下，免得大喊大叫的了。我们都觉得这礼物送得很有趣。

我们班送什么呢？想到了送旗杆。好像是我提议的，想不起我们是否想到过送别的，反正一说旗杆，大家一致同意。原来的旗杆用了十几二十年了，已经破旧不堪，每次升旗时摇摇晃晃的。大礼堂建成以后，那旗杆就更显得不像样了。不过我们想到送旗杆不光是为这个，更多是因为当时高涨的爱国情绪。其实平时是不升旗的，重大节日时才升起来，仪式不见得有多庄严正式，我们也没多少特别的感觉。但是日本人侵略以后不一样了，我们特别想看到国旗飘扬起来。我们班是受一二·九运动影响最深的一个班，这在送给学校的礼物上也能看出来。

旗杆很快竖起来了，水泥的基座，比原来的旗杆高大，像模像样的。可惜上面没挂几天国旗。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天津，虽然还没进租界，但中西在“中国地”，已在日本人控制范围内。这时国旗不让挂了，逼着挂日本旗，中西也被要求的，当然要抵制。美国教会为了保护校产，就挂起了美国国旗。我要离开天津去学校辞行的时候，旗杆上挂的就是美国国旗。

范教士很伤感，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每个学生来辞行的时候她都这么问，形势越来越糟，她说她要回美国了。她在中西的时间最长，真是看着我们长大的，虽然平时很严肃，对学校、对我们真是有感情的。（她很快就回美国了，回国之前，她到北平去看望中西的学生，中西很多学生后来念了燕京，我姐也是，范教士到那儿见到了许多她教过的学生。她特别带了蛋糕去，路上通过日本人的关卡，要检查，怀疑蛋糕里藏着发报机，就拿手指头捅，这样蛋糕还成个什么样子？范教士气得要命，和我姐她们说着，眼泪都出来了。）

我看范教士她们伤心的样子，心里也有点难过，但年轻，正要离开家去更大的天地，新鲜又好奇，而且我们都相信现在已经全民抗战了，很快就会赶走小日本的。我信心满满地对她说，等旗杆上升起国旗了，我就回来了。当时形势真的很紧张，七月初毕业，紧接着就来了七七事变。事变之后就挂上了美国国旗，因为学校不在租界，租界以外的地方，都很危险了。那时日本还没跟美国宣战，挂美国国旗是保护学校。别的学校，除了租界的，日本人都已派了教官去了，在“中国地”的，只有中西还没有日本人进来。后来一些学生就从别的学校转到中西来念书，躲开日本鬼子。我说那话不是针对美国，意思就是等到赶走日本鬼子再回来。

那时虽没对她说多长时间，我心里想的是一年，很多人都这么想的。没想到我再回到天津，已是十一年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