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陈樨，在昆明那段时间，我还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王树藏和陈蕴珍（就是后来巴金的夫人萧珊），虽然不在一个系（王树藏念的是政治系，陈蕴珍先在外文系，后来转到历史系），因为都和巴金、沈从文熟，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

我和王树藏是在青云街认识的。她那时的身份已经是萧乾的女朋友了。萧乾在《大公报》编副刊，是沈从文提拔的。沈从文租住在青云街8号，王树藏到昆明考联大，大概是萧乾托付过沈从文，也住到这院里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萧乾，是他到昆明为《大公报》组稿。大概是在一家茶馆里吧，长条桌，陈蕴珍、王树藏和我几个女生坐一边，穆旦、林蒲、赵瑞蕻几个男生（大都是高原社的）坐另一边。沈先生给萧乾撑场子，说了不少话，说的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桌上放了点糖果零食，老有苍蝇在上面飞。他一面说，一面挥手赶，一挥手，袖子那儿就有棉絮往下掉，塞回去又掉出来（他穿的棉袍太破旧了，张兆和不在，破了也没人给缝补），我看了只想笑又不敢笑。

我和萧珊是巴金信上介绍认识的。萧珊也是巴金的读者，跟巴金通信相识。那时我和巴金还没见过面。因为我到昆明已有一段时间，萧珊到联大读书，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巴金就让我照顾她。他在信中还说，萧珊和我有些像，大概是说我们都天真又有些任性吧。我和萧珊见面后很快成了好朋友，但其实我们俩有些地方不大一样。我比她封建保守得多。

萧珊是宁波人，特别开朗活泼，爱热闹，爱交朋友。因她比我低一级，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她小我一岁，后来才知道她其实比我大。她是那种外向型的性格。有段时间，联大的一些学生在金碧街那儿合租了房子，一起住，萧珊、王树藏、刘北汜、汪曾祺他们都住那里，搭伙吃饭，同学没事就跑那儿去玩，热闹得很。就跟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似的，晚上回不去了或是不想走了，就在那儿挤一挤。男的就往男生那边挤，女的就往女生这边挤。陈蕴珍住楼上，和王树藏、“毛儿妈”（缪景瑚，因演过话剧里一个角色，就成了“毛儿妈”）三人住一间，我从岗头村进城看电影什么的，在她们那儿挤过好几回。巴金在昆明也是住在那儿，虽然已是成名作家，照样挤男生宿舍。

照彭小莲的说法，金鸡巷要当成巴金向陈蕴珍求爱之地了。彭小莲是彭柏山的女儿，上影的导演，曾经想拍一部巴金的传记片，恋爱当然是重头戏。她到南京来采访过我，我挺喜欢她（她那本写她父亲一辈人经历的书太好了），不过她对我的话加了好多想象。我跟她是说过，有次去那里，也没敲门就进去了，就见陈蕴珍躺在床上，巴金蹲在地下，就着陈蕴珍在说话。我说了声“对不起”，挺窘的。巴金也挺窘，陈蕴珍倒没什么，直招呼我。看上去他们俩已经比较亲密了——也就这样吧？到彭小莲那里，我见到的那一幕变成了巴金跪在地下向陈蕴珍求婚。李小林跟我打电话说起，说彭小莲说的，就是从我嘴里听来的——这是哪跟哪呀？就像李小林说的，她爸爸那么拘谨的人，哪会跪地求婚，一直是她妈追她爸的。

后来陆陆续续，各种原因，都搬走了，最后只剩下萧珊和刘北汜两人。他们一起去买菜回去做饭，一男一女的，就有人议论。萧珊不管，朋友嘛，坦然得很。其实刘北汜对她是有意思的，“文革”后我见到刘北汜，说起往事，又说到“文革”中萧珊的遭遇，他还有些伤心，眼睛红红的。大概他是向萧珊表白过的。我跟他讲，这事可不要对人说啊。我当然是怕影响不好。他说，我们是老熟人老朋友，这事我怎么会对别人说呢？谁又知道这些旧事？

那段时间我们和沈先生接触很多——他和巴金是老朋友，又和萧乾熟，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总想着照顾着点。请我们吃小馆子就有好多回。记得有一回，去一家羊杂碎小馆，很简陋的那种，门上挂着羊头，血淋淋的，看着挺吓人。他要了羊眼羊腰口条什么的，别的还罢了，羊眼（当地说法叫“灯笼”）我和陈蕴珍碰都不敢碰。沈先生看我们一脸惊恐的表情哈哈大笑，连说，勇敢些，勇敢些！结果我和陈蕴珍还是不敢，只有王树藏吃了。

三姐（张兆和）来了之后，沈先生住到了大西门内的北门街。要从城外学校女生宿舍去看他，进出城门得花不少时间，但陈蕴珍、王树藏和我还是相约去看沈先生的新居。北门街比离翠湖不远的青云街更僻静，他们的新家在一栋旧式小楼的楼上，窗明几净，比原来的住所温馨舒适多了。这当然是三姐的功劳。我还记得三姐让我们吃大肉包子，说是联大有位师母为了补贴开了一个小吃店，林徽因先生来看他们，就带了些过来。那包子是什锦肉馅的，果然有些特别，和我们在当地吃到的不一样，我们贪嘴，吃了一个又一个。沈先生对我们大谈林徽因的才气，说她才是真正的女诗人。

沈先生是有机会就要鼓励我们努力上进的，他说要读的书太多了，还有生活这本大书。他也关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想家了就到他这儿来。那天正好是除夕，我们和沈先生、三姐一起守岁，在昏黄的油灯和烛光里聊了吃，吃了又聊，特别开心尽兴，把还要赶回宿舍这茬子事忘得一干二净。等到忽然想起，已是午夜时分了。我们恋恋不舍地起身告辞，三姐说太迟了，不让走，怕我们遇上“强盗”。我们嘻嘻哈哈满不在乎，说我们有三个人，三人一起，对付一个坏人不成问题，不怕！沈先生笑眯眯，夸我们是“三个勇敢的少女”。就像他给我们打气，让我们“勇敢些”对付羊杂碎一样，“勇敢些”一样是他给我们开的方子。他还给我们甘蔗，开玩笑说可以用来防身。三姐到我们起身时还在不停地说“不行，不行，我实在不放心”，我们还是辞了行，当真舞着两三尺长的甘蔗往回走了。

那时昆明郊外的公路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说是不怕，心里还是怕，萧珊紧紧挽着我，也不大说大笑了，彼此好像都能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偶尔听到有脚步声，就更是紧张，赶紧把手中的“明子”（点着的火把）晃一晃，给自己壮胆。只有树藏是真的不在乎。后来她提议啃甘蔗，我们便吃起来，一路只听到我们撕啃甘蔗皮的声音，王树藏吃着嚼着，不住地“呸呸”吐着，在夜里特别响亮，让我们一时忘了害怕，大笑起来。笑过了继续害怕。萧珊忽然说，要是树底下忽然跳出个人来怎么办？树藏一边继续“呸呸”不停，一边说：“打！拿甘蔗打！”其实甘蔗已被啃掉老大一截了。

树下跳出人来会是个什么情形我们想象不出来，我能联想到的都是电影里的情景，好莱坞片里的蒙面大盗。当然，除了联大男生在后面赶路，脚步声让我们虚惊之外，没什么事情发生。等到终于看见女生宿舍的灯光，我们算彻底放松了，忽然就大声唱抗日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