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赵瑞蕻的交往，还有我的观感，我都在信里和大李先生说过。我还记得信里笑话过他太不musical。到昆明之后我和大李先生还是通信。那是天津书信来往的继续，像过去一样，什么事都跟他说，接触的人，遇到的事，看到的风景。离开家以后，对我来说，新鲜事太多了，有太多的话要跟他说。

真是什么都说，而且在哪里我都可以写信。有一次我对他说，给你写信的这会儿，劳元干等人就在旁边。他们都是从南开中学毕业的，我们在一起就会说到大李先生。在到昆明后的第一封信里，我就向他描述乘坐的太古公司的“云南号”轮船在海上航行的情形，把他说得心痒痒的。

路上走了一个多月，自然没法收信，到昆明后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中，他说他已买了船票，就是我坐的那班船，太古公司的“云南号”。收到信我很兴奋，不能说是逢人便说，但的确跟我关系近的人都知道了：我在等大李先生。我甚至还说，我要跟大李先生一起去延安。

这话在天津时我是跟他说起过的，在当时年轻人心目中，延安是革命圣地嘛。向往延安一点不奇怪，陈蕴珍也有过去延安的打算的，巴金在《怀念萧珊》里说，如果不是他的缘故，她三七年、三八年那会儿很可能就到延安去了。在信中我也提过去延安的事，大李先生好像回答得有点犹豫，他说他还是喜欢教书。他的确是喜欢教书这个职业，教英文在他是件很愉快的事。我根本没想到在延安是不是就不需要教英文，延安是什么样，到延安能干什么，一概没想过。在中西看过一部英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面写到几个主人公寻找人间仙境香格里拉，延安在我心目中模模糊糊就是那样的地方，很浪漫，当然不是想象风景多优美，是向往一种单纯的生活，一个纯洁的世界。那里与饭碗、谋生这些世俗的事是无关的。大李先生一直被生活的重担压着，自然会考虑现实的问题。其实我也只是想起来觉得新奇、刺激，并没有认真地想过，延安更像是一个梦、一个念想，说一说就过去了。

大家都知道我在等大李先生，这个“等”有各式各样的理解，周围的人都认定我是在和大李先生谈恋爱，我自己不往那上面想，直到现在有采访我的，盯着这事问，我也是否认的，说那不是爱情。我关于爱情的概念大体是从小说、电影来的，而且多半是外国电影，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爱情总要kiss过吧？我和大李先生手都没碰过。而且爱情是私密的（和闺密、特别要好的朋友谈心是另一回事），我和大李先生的交往，从来也没藏着掖着，差不多是“无事不可对人言”的。就像他的来信，我也是可以与人分享的。有一次给纮武弟看，他读出其中的几句，大嚷：“这就是love！”我说：“去去去！你懂什么？！”

杨纮武读到的是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后我收到大李先生的第一封信。因为轰炸，书信往还一下变得困难了。大李先生很长时间没收到我的信，很着急。这封来信里说：“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杨纮武就是指着这几句，一口咬定是love，我已经否认了，他还说，就是！就是！！

我在大李先生面前虽然比较放松，不像在巴金面前那样拘谨，但也是仰视的，往男女之情上扯，我就觉得那样的友情不纯粹了。巴金写信提到我时，要他把我当小妹妹看待，他是不是仅仅把我当小妹妹看，我说不清，但我真是把他当大哥看的。毕竟他大我十几岁——虽然因为母亲比父亲小十几岁，我想象的婚姻中，模模糊糊的，觉得未来的丈夫就应该比我大很多。

也不光是我有那样的“洁癖”，陈蕴珍有段时间不承认和巴金的恋爱关系，同学开她的玩笑，她很生气地跟人辩，说那样讲是对巴先生的“亵渎”，急得都哭了。

我一直在“等”的状态：既然已买了船票，就有盼头了。没想到大李先生后来有封信里说，他把船票退了，退票的原因等见了面再说。我很不开心。为什么要把买好的票退掉呢？我不免要猜，但也猜不出什么。

至于会不会是经济上的原因，当时压根没想到。我在昆明时和冯秀娥还有通信联系，她来信说了个笑话：有次大李先生和几个同学去溜冰，结束之后准备换了鞋回去。那时溜冰就是找个有冰面的地方，衣物还有换下的鞋子没有专门存放的地方，就放在一边，要自己看着。大李先生滑完了一看，皮鞋让人偷走了。没鞋怎么回家？他也不让人去重买一双，就这么穿着溜冰鞋回去了。溜冰鞋下面是冰刀，没法走路的，他走在路上一探一探的，太滑稽了。这事冯秀娥信里是当笑话说的，我看了也直乐。再没想过，买双皮鞋的钱对他不是个随随便便的数。当然他要来昆明，路上的盘缠就更是个负担了，买了船票也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些都是到后来才想起的，当时根本想不到。

还有一件事，是到很迟很迟姑夫才告诉我的。有一次我母亲和池太太，还有我姑夫他们一拨人去看电影，散场出来时遇到了大李先生，他正好也看那场。池太太那时也在南开代课，和大李先生算同事，大概听到过什么传言（无非是说我和大李先生一起散步之类），可能还和我母亲议论过，这时就指给我母亲看，说那个就是小六的李先生。我母亲看后说了句：这么老？！姑父说母亲这话说得蛮大声，距离很近，大李先生肯定听到了。他分析，肯定是池太太的多嘴坏了事。我想来想去，觉得很可能真是这样，母亲的话一定刺激到他了，而他又是自尊心极强的人。这事是在我离开天津以后，母亲他们来昆明之前。姑夫对我说时“文革”都过去了，我的“想来想去”都是后来的事，当时根本不知情。

大李先生说见了面再跟我解释，意味着昆明还要来的。但他迟迟不来，到后来也不大提起了。罗沛霖的表妹安继伦从天津到了昆明，她也是中西的，低我一班，原来就熟的，我说大李先生现在不大来信了，他情况怎么样，还抽不抽烟？问到抽烟是有前因的：还是刚认识不久，有一次在我和其他女生面前，他问可不可以抽烟。我因此知道他抽烟的。后来他答应我戒烟，有一次怎么听说他又抽了，他马上就在信里给我解释，说在教员休息室里，别人递烟给他，为了避免麻烦的解释，他就接了，只抽了半支。还说，我答应了你的，不会再抽了。安继伦回我说，他抽啊，怎么不抽？！至于其他的情况，她知道得也不多，不过听说大李先生晚上常和冯秀娥一起去溜冰。

这话传来传去，就变成大李先生和她谈恋爱了。我说不上信，也说不上不信。猜测过，大李先生退了来昆明的船票，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呢？假如是真的，为什么说还会来昆明？七十年代我到上海，去给大李先生扫墓，发现有人献过花，我还猜，那应该是冯秀娥献的花。

直到晚年，我和她相聚，还问过她，有没有和大李先生谈恋爱。她说，怎么可能？！我说，有什么不可能？——你长得这么好看。她说，你傻呀？——我和文波是家里早就给订了婚的。翁文波是翁文灏（地质学家，当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弟弟，中科院的院士。冯秀娥后来就是和翁文波结婚的。翁文波也是学地质的，解放后一直在西北。到晚年他们才回到北京。我和冯秀娥几十年没见面，“文革”后我们谈心那次，她已查出乳腺癌，我去看她，她让家人把饺子端进小客厅里，说我们就在这儿吃，关起门来聊，就我们俩。事先说好的，文波他们在那边吃。

关于大李先生，我从她那儿听到的，还有一事：他的学生到上海，都会去看他，陈荣芳去大后方路经上海，也去看他，问他，都说你和杨静如好，有这回事吗？大李先生笑着说，她和我赌气哩，一赌气就和别人结婚了。那天聊到很晚，她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一路上还不停说话。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