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有，我是不关心政治的，哪一派我都不是，哪一边都有朋友，不过还是和偏“左”的人关系更好。其实“左”、右也没分那么清，大多数人都比较讨厌国民党而已。

有一次联大剧团改选，张定华喊我和赵瑞蕻去参加，我对话剧一向是热心的，就跟了去。那一次好像是选剧团团长。我们到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一坐，最后是表决，大家举手，前面有人看着举起的手计数。整个过程已经记不大清了，反正最后张定华这边失败了，她是地下党，选出来的是“三青团”的。

张后来对我说，你们坐错地方了。原来同样立场的人是坐一起的，这一片是“左”的，那一片是右的，我哪闹得清？起先一起唱歌的时候都挺起劲，唱抗日歌曲，那时有集会都这样，后来我就头昏了，没注意坐在哪边。我和赵瑞蕻离开得也早，回去的路上经过“新教室”（联大盖了两排铁皮屋顶的平房做教室，我们称为“新教室”，就是现在云南师大校园里的“西南联大遗址”），里面也有活动，我好奇，就凑到窗户跟前看，看到训导长查良钊领着一些人举着拳头在宣誓——是“三青团”在搞加入的仪式。里面有我认识的王祖德，他和赵瑞蕻熟，我也就认识了。

我这人是不严肃的，第二天遇到王祖德，我就开他玩笑，大嚷：“你参加‘三青团’了？昨天看见你们宣誓了！”周围都是人，弄得他不好意思。在联大，大多数人对国民党、“三青团”是没什么好感的，说起来都是取笑的口吻。训导长查良钊是国民党的人，其实也不怎么坏，因为经常代表国民党立场说话，就让人反感，被看成“党棍”。“党棍”是指搞党务的那些人，没本事、没学问，属于“吃党饭”的。查良钊和穆旦（查良铮）都是浙江海宁查家后人，有亲戚关系，查良钊是穆旦的堂兄，同学提到这层关系，穆旦就不高兴，一是他希望一切靠自己，二是查良钊在同学中被嘲笑，他不愿沾上。同学之间喜欢开玩笑，只要一提这个，他马上脸就一绷。

我的感觉，大多数同学都是中间派。联大不是有个民主墙吗？各种倾向的报和画都在墙报上贴出来。有一幅漫画，上面画了三个学生模样的人，左边一个说，我是“左派”，右边一个说，我是“右派”，中间一个表情最滑稽，说，我是“颠三倒四派”。画得很传神。不知谁画的，我觉得是黎锦扬。黎锦扬高我两班，和赵瑞蕻一个班的，他们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就是同学，很熟。黎锦晖是他哥哥——黎锦晖三四十年代写过很多流行歌曲，《桃花江》《毛毛雨》什么的，到处都能听到。黎锦扬后来到美国，用英语写小说，《花鼓歌》成了畅销书，在联大时没听说过他写小说，倒是知道他调皮得很，喜欢画漫画。他在我的纪念册上留下的就是一幅漫画，填色的，墨笔勾的边，画得好极了。那时我已结婚了，他画的是带孩子的情景，一个穿着老式裙袄，梳个巴巴头，保姆模样的人在哄孩子，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脸上架一副眼镜，在大哭，眼泪纷飞，喷射状飙出来，旁边还写了一行英文：“I don't want you，I want my poetess，I want my poets！”。保姆模样的人是我，赵瑞蕻外号young poet，书生模样的当然画的是他了。大家看了都笑，赵瑞蕻认为讥讽他，很恼火。他有点小心眼，觉得丑化他了。缺少幽默感，这也是大家不大喜欢跟他玩的一个原因。

我估计民主墙上的画是黎锦扬画的，一是因他喜欢乱涂乱抹，一是他自己就是“颠三倒四派”。我也应该算是“颠三倒四派”。不过我和左派的同学比较接近，从联大到中大，都是这样。关系特别好的朋友，陈蕴珍、王树藏，都“左”倾，陶琴薰她们虽是国民党高官的子女，也都是进步的，有的还是地下党。在联大时，好朋友中李之楠、张定华都是C.P.，我当时就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