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华也是天津来的，在昆明参加联大的考试，考上了历史系，是“联字号”的。她是联大剧团的活跃分子，也是群社的，群社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她和赵瑞蕻走得很近，同学中曾有一种传言，说是穆旦追张定华，张定华追赵瑞蕻，赵瑞蕻追我，我追大李先生。当然没这回事，传说总是有不少编的成分，一多半也是玩笑。这里面只有赵瑞蕻追我是真的。我在联大谁也不追，只是喜欢穆旦的诗而已。所谓张定华追赵瑞蕻更是没影子的事。张定华和我九十多岁时在北京见面聊天，子女呀什么的都不在，就我们两人，可以说悄悄话，当年事都搬出来说，想想都可笑。

她接近赵瑞蕻是想做他的工作，发展他。赵瑞蕻在温州读中学时参加过读书会，是托派的组织，大概国民党要抓他们还是什么的，后来他大老远跑到青岛读山东大学，也与此有关。这些他从来没跟我说过，我是几十年后偶然知道的，知道了也没问过他。在联大时他已经不问政治了，就像《早春二月》里的肖涧秋。他的理想就是好好念书，以后想办法出去留学。张定华接近他，也没什么用。

我和张定华关系特别好，她倒是提醒过我，说和赵瑞蕻接触要小心点，不是说他有多坏，是要防着他“得寸进尺”。老年时聊天，她说，当年我就提醒过你，你不当回事呀。我说，我哪知道“得寸进尺”是什么意思？我以为只是不大懂礼貌嘛。

女生之间走得近，闹点小别扭也是有的，我和张定华有过误会，说起来真是鸡毛蒜皮的事。我有个珠子的皮包，我姐给我的，挺漂亮，我让张定华拿去用了。我姐和母亲她们到了昆明后，没见那包，就问起，我说在张定华那儿。我姐就不高兴，说我舍不得用，给你，你倒送人。连着几天，她老叨叨这事，我就说，那我拿回来就是了。那已经是在昆明大轰炸以后，国民党也开始加强控制，地下党同学一下都“失踪”了。我不知张定华到哪去了，有次碰到另一个地下党同学，我就托她遇到张定华说一声。后来听人说，张定华很生气，说，她倒不担心我被炸死，只惦记这包？包不是送给我的吗？送人了还兴再要回去的？我是说你喜欢就拿去，的确是送她的。不是我姐老说，没办法了吗？但说我不管她死活就惦着包，实在是冤枉我了，我其实是很替她担心的，说珠子皮包的事，其实有一方面也是希望见到她。

我怎么会不惦记她呢？赵苡出生以后，她冒着敌机轰炸来看我，她演《黑地狱》送我的一张相片我一直珍藏着。但是她那次消失以后，有好多年，不知她到哪去了，当然，地下党的活动原本就是有神秘色彩的。解放后我一直在打听她，后来总算知道了她在北京人艺，是焦菊隐的秘书。但是直到“文革”以后我们才又见面，她丈夫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从那时到“文革”结束，她吃了许多苦。见面时，我们已经是地地道道的老人了。

张定华“失踪”是大轰炸以后的事，那之前联大以至整个昆明，气氛还是挺宽松的。“国共合作，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地下党的活动实际上是有点“地上”的，即使不能算“地上”，也比较公开。没人公开说出身份，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不记得张定华有没有告诉我她是C.P.，我也没问过。她和我接触很多，但没有想到要发展我入党，想要发展我的，是李之楠（当时叫“李志强”）。

李之楠是联大经济系的，高我两届。他和赵瑞蕻关系不错，这样也就和我认识了。他是天津人，家庭背景和我也有相似的地方，挺谈得来，到后来我跟他的来往比赵瑞蕻和他还多。就在那时候他大概想发展我，让我填过一个表格。那时在昆明，特别喜欢泡茶馆，我就在茶馆里拿这表格出来填，表格是刻钢板油印的。不是入党申请，就是个表格。前面姓名、性别什么的我都填了，后面还有“你怎么看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我就烦了——这不像考试吗？我最烦考试了，就没再往下填。赵瑞蕻在旁边看见了，很紧张，东张西望的，怕被人发现。他跟我说，我们是来念书的，别搞这些东西啊。我说，没什么，我没兴趣的。

三民主义是和孙中山连在一起的，但后来三民主义又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了，学校里念祷告似的，老是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也够烦人的。给我表格前，李之楠和我谈过好几次话，就在农校宿舍后面的操场上。晚上黑漆漆的，绕着操场走了一圈又一圈。我不记得他给我讲过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只记得他问我，如果被敌人抓住了你怎么办？我那时十八九岁，什么也不懂，只是说，反正我不会当叛徒。他还说，如果要你牺牲呢？我说那不就是上断头台吗，那又怎样？当时脑子里联想到的都是一些书上写到的安那其主义者。巴金是安那其主义者，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过这方面的书，我都看，年轻嘛，很容易受影响。好多安那其主义者都是被处死的，在美国，在意大利……都是上断头台，或者是绞刑，他一说到“牺牲”，我就想起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