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婚事家里是不乐意的，母亲不用说了，我哥我姐也都反对。事实上母亲到了重庆不久就写信让我过去，这里面有她觉得昆明条件太艰苦，还有希望全家人在一起（我哥要回国了）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想让我和赵瑞蕻分开。在昆明时杨家好多人都跟她嘀咕，他们拐弯抹角听说了赵瑞蕻在追我，我又老是有心事的样子。此外她见了赵瑞蕻，印象不好。所以急着催我，希望我到成都华西坝继续念书。抗战后，一些教会学校内迁，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这些教会大学都迁到了华西坝。我和我姐原先读中西，我姐后来读燕京，母亲心目中，还是教会学校好，条件好，也规矩。

我哥我姐也是不乐意的。即使结了婚，他们认为这婚姻也是长不了的。但我姐是坚定地要我结婚的，她挺封建的，奉子成婚得成啊。我哥一直在国外，想得最简单：结就结，结了再离呗。孩子还没出生，名字他已经给想好了，说就叫“苡”，我叫杨苡嘛，叫“苡”表示从“苡”，以后就跟我。

那时结婚是没有结婚证的。只有婚书，婚书上有介绍人、证婚人盖的印，这就比较正式了。还有就是登报。我和赵瑞蕻就是在报上登个启事，很简单，说“赵瑞蕻、杨静如，兹订于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在西山饭店结婚。国难当头，一切从简，特此敬告亲友”。一般婚启都有“情投意合”之类的套话，我也没有。那天好记，“八一三”，几年前日本进攻上海的日子。我们在饭店住了一星期，没举行婚礼。我母亲本是主张要办的，证婚人准备请中国银行在昆明的行长，姓高的——证婚人是要在婚礼上出现的。但后来并没有办婚礼。

母亲虽然不高兴，但觉得结婚没个婚礼怎么行？赵瑞蕻也希望有个婚礼的，没确定不办之前，他甚至已经写信跟家里说，中国银行什么人会主持婚礼，谁当证婚人，又是谁谁谁会来。但我坚持不要有婚礼。当时结婚启事上通常都有“情投意合”这样的套话，我也不让有——因为怀孕，那段时间我一直心烦意乱的。

真的是“一切从简”，除了登报，就是在西山订了个旅馆，我们就算结婚了。有意思的是，我的同学三三两两，你今天我明天地到西山来贺，杨周翰他们都来过。他们是好奇，因大家都还没有谈婚论嫁嘛。我们就请他们吃客饭，没婚礼也就没婚宴，那时请客倒请得不少，跟流水席似的。

巴金那时还没去重庆，也到西山来看过我。巴先生是一个人来的，陈蕴珍大概是有课还是有事，没一起来。那天赵瑞蕻正好不在，我们坐在房间里，巴金一向是没什么话的，我也拘谨，要是陈蕴珍在还好些，这时都没话，结果就这么干坐着，后来也没吃饭，就走了。隔段时间巴金、陈蕴珍他们倒是请我和赵瑞蕻吃过顿饭，席上还有巴金的四川老乡。吃饭时他们没宣布什么，事后我才悟过来，那顿饭是表示他和陈蕴珍订婚了。

在西山住了大概有十几天吧，那个旅馆，下面就是滇池。风景很好，但我心情坏极了。同学、朋友来看我的时候热热闹闹，不觉得什么，到他们一走，静下来了，就很难过。学业没了，还有了孩子，母亲不高兴……有一次甚至想，不如跳下去算完，什么也不用烦了。推开窗子跳下去很容易的。但又想到死了漂上来会很难看。这上面我大概是受我母亲影响。她不止一次说到曾经想寻死（父亲去世后她有过好几个坎），结果都罢了，除了想到死了孩子怎么办之外，还想到死的样子太难看：投水吧，人最后涨成那样，要是不被捞上来倒好，谁也看不到，但肯定是要捞上来的；上吊吧，舌头拖那么长……割腕我是不敢的，我特别怕疼。

当然，就是一念，也没真想死。只是有时忍不住会这么想想，好像这么想想也好受点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