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确切记得在正字学校里住了多久，应该时间不太长。因为轰炸，学校很快就办不下去了，这样赵瑞蕻又得另找饭碗。水天同把他介绍到南菁中学教英语，他接受了，这样我们又搬到了岗头村。算起来在昆明不到三年，我搬了好多次家，宿舍、旅馆不算，租房子的地方就有五六处：蒲草田，青云街，玉龙堆，凤翥街，正字学校，最后是岗头村。正字学校远离市区，毕竟还算城郊，岗头村就是地道的乡下了。刚开始宿舍没盖好，我们住在一个已经不用的灶披间里，跟个窝棚差不多。

南菁中学是龙云和云南的一些头面人物办的，要算昆明的一所贵族学校。梅贻琦的儿子、刘太太的大女儿刘自强，都在那个学校，两人就是在那儿相识、恋爱，后来结婚的。（梅贻琦的夫人八十年代回国后当政协委员，在三里河，就住罗沛霖、我姐他们楼上。）南菁中学原来是在市区的，要躲轰炸，就搬到乡下。跑警报在当时成了生活里的重要内容。乡下人有很多迷信，有人一到敌机来了就撑起一把黑伞，说那样就炸不着。我那时常咳嗽，跑警报时忍不住，咳得更凶，就会有人说，别咳了，都让敌机听见了。

我是好奇心重的，敌机来了，常往来的方向看，想看清它怎么过来的，赵瑞蕻就说，这时候了，还看什么看？！他自己是特别害怕的，都是撅着屁股躲。有一次，警报响了，他正往家走，正走到离家不远的一家面馆（我有时会在那儿吃米粉的），就躲进去，里面人都跑空了，他回来很得意地说他如何急中生智，钻到一张桌子下面。我听了就生气，心里想，你就不管我们母女，锁在屋里，真要炸弹下来，跑都没法跑。他那时不愿意我和人接触（南菁中学我熟人多），最忌讳我和别人谈得来，去上课时就把门锁上，让我在里面带孩子，看书。有一次一个朋友来看我，进不来，说，怎么能把门锁起来呢？我就在里面哭。

在岗头村时，沈从文先生来看过我。从联大那边过来，要走好远的路，有一段还要坐船。沈先生到了，在山坡下面就喊，一见到就拍着手说，我来看“狼狈的小母亲”了！他是和别人一起来的。他对我这样结婚是不满意的，不过结婚时还是送东西给我，来探望时还叮嘱我，不能有了孩子就什么都放弃了，还是要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