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直不放心我，让我到重庆去。我经历了一连串的事情，怀孕，出麻疹，得肺炎，生赵苡……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这事我也在信里问过巴金，巴金是觉得我不应去重庆的：既然上了联大，就该好好把书念完。我本人也不是没有犹豫，一方面还想着怎么完成学业，一方面想换个环境，不想老和赵瑞蕻在一起。母亲催我快去，先是寄了一千元钱来，让买机票。钱我是不管的，都到赵瑞蕻手里，他没告诉我母亲寄钱来，也不知怎么花的，就没了。他也不是乱花，并不是挥霍的人，就是好显摆，家里面拿他当宝贝，就出了他一个大学生，他也要给家里挣脸面的。

那时我姐已和罗沛霖结婚了，罗的朋友孙友余的妹妹在中航公司工作，中航在昆明有个办事处，她就在那里。母亲见我一直不到重庆，干脆就转托她买好了机票，有天她就径直到岗头村，把机票送到了我手里。不记得怎么到机场的了，应该也是航空公司的车，当年坐飞机是稀罕事，没固定的机场线之类的定点班车。那天赵瑞蕻有课，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没送我到机场，送我上飞机的是张洛英。张洛英前面提到过的，就是《诗讯月报》的副主编，告诉我邵冠祥被日本人抓走，让我快跑的那位。他后来也被日本人抓去，不知怎的又被放出来，到了昆明。他的身份是教师，在中学教书，这时改名叫张煌了。现在已想不起来他是怎么找到我的，也许是看到我发表的诗歌，就和我联系上了。从他那儿我知道邵冠祥被日本人杀害了，他还说，被抓去挺可怕的。在昆明时他常跟我通信。我到重庆后还遇到过他，在北碚时还收到过他的信，他给我寄相片应该是更后来的事，是结婚后照的，一家三口。再往后就是快解放时了，在报纸上看到太平轮遇难的消息，密密麻麻的遇难者名单里，有张煌，那时他已结过婚，有孩子，全家罹难。我看了很震动。之前我有时会怀疑他有什么背景，不然怎么邵冠祥叫日本人抓去后被杀，他被捕了就好好的？还有，他为什么要改名呢？改名还弄个那么难听的名字（张煌，听上去让人想到仓皇逃窜），又神出鬼没的。看到这消息，我又猜他在昆明、重庆是干特务的，总之是国民党的人，不然干吗去台湾，还有机会在太平轮上？我很讨厌国民党，更讨厌特务，不过还是很震动。

在香港十来天，应该不止这两张照片，但能找到的好像就这两张了，地点在铜锣湾，卞白眉家的别墅“湾景楼”附近。

在蒲草田房间里。住的时间不长，在昆明，这里是我住过的几个地方里条件最好的，房间里还有沙发，比起后来住的几个地方，简直称得上奢侈。

在昆明西山。联大还没开学，最轻松的时候。在昆明的亲戚要在西山的一座庙里搞什么活动，那天把整个庙包下了。我们就跟了去玩。是杨武拉我去的，说是“去吃他一顿”。虽然不像后来那么艰苦，但生活和在天津自然不能比了，他馋啊。照片上我穿的工装裤是在香港逛街时买的，在天津母亲再不会让我穿成这样的，现在想怎样就可以怎样了。这样式是不分男女的，后来和赵瑞蕻谈恋爱，他看了新奇，也穿过。

杨纮武和我在联大附近。Henry是纮武的英文名，我的英文名是Lucy，我不喜欢，Lucy在法语里是Lucille，我有段时间就喜欢变花样这么署名。

一九三八年，昆明正义路万籁鸣兄弟开的照相馆。正义路在闹市区，像南京的新街口，联大开学前那段时间，常去逛。在昆明，凡在照相馆里拍的，都是他家。

联大开学前在昆明大观楼，大观楼前有唐继尧的铜像，唐是云南都督，袁世凯称帝时他和蔡锷起兵讨伐，是“护国三杰”之一。我对这些历史不太清楚也不太关心，就当是一处风景而已。听说那座铜像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被弄去炼钢了，也不知现在大观楼还有没有。

八十年代，杨武在昆明青云街。身后就是我们初到昆明时住过的地方。并排的两个小门分别是我和杨武住的屋，原先都是板门。圆的门洞进去就是一进一进的院子。门洞上面是沈从文、朱自清编教材的屋子，挨着门洞的二楼（墙是木板的）是郑颖荪住的，他走后我搬上去住到联大开学，有了宿舍。照片上从外面还能一眼看出来当年的样子，比如门洞和二层以上的部分，当然也有了变化，我和杨武住处的门、窗都是改造过的，原来没窗户，都是门板。

我和纮武的住处是临街的，从门洞里进到内院，一进一进的，二进大概就是这样，杨振声一家和沈从文经常就在院里摆桌吃饭。

一九三八年秋天，在昆明莲花池。莲花池原先好像是一处私人园林，没人管理，荒了，破败的样子。联大当时借用了小西门那儿的云南农业专科学校的校舍，女生宿舍是一栋小楼。出了农校的后门，就是莲花池，课余时间，联大学生常会到那儿散步。

这张照片出自许渊冲的书，模糊不清。原片要清晰一点。我知道，因为照片原先是在我手里的。赵瑞蕻和许渊冲一直有通信联系，是他把照片寄给许的，后来一直也没还，为此我还埋怨过他。到叶公超家聚会事，许渊冲记得很清楚，那么多人，他居然能记得，还对得上号，我虽手里一直有相片，上面的人大多是对不上号的。许渊冲和我同届，照他的说法，叶公超邀的是外文系同事和三八年入学的同学，赵瑞蕻缺席也就好解释了（他高我两级）。虽是同班，我和许渊冲一直没来往，印象中他在班上并不活跃，女生之间议论起来，也很少提到他。

一九三九年在昆明。具体是什么地方想不起来了。靠近镜头的可能是金丽珠，她那时的发型就是这样的，可是样子又有点不像。

年轻时的陈蕴珍（萧珊）。我初见她时，她就是这样子，很明显的一个酒窝。

我手里没有和陈蕴珍、王树藏在昆明时的照片了。其实我们仨有过合影，是有次一起去呈贡看沈从文先生。呈贡是附近的一个小城，虽不是很远，也有几十里地，来去一趟得大半天，我们是骑一种小马去的（出城可以雇，有人跟着）。事先没有约定，当时也没电话什么的，结果他家里没人，我们跑老远扑了个空。但也没觉得扫兴，一路上骑着小马，说说笑笑的，像一次郊游。照片就是骑着马照的。可惜烧掉了。

陈蕴珍送给巴金先生的相片。按照片上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八月。我给巴先生写信是同一年，我的同学刘嘉蓁差不多也是那时候给他写信。那个年代，巴金绝对是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给他写信的读者不计其数，他给很多读者都回过信，但大多数从没见过面，刘嘉蓁就没见过。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她和巴金通过信，我们中学时就是好友的，因为这一层，两个人又莫名激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巴金住在京西宾馆，刘嘉蓁通过我约好了去拜访他，几十年前的偶像与读者终于见了面。事后她写了很长的信给我描述会面的情形，还寄了与巴金的合影给我，真的很激动。抗战时她到延安后已改名叫“林林”，解放后在新华社，“文革”后好像是对外部门的负责人。中学以后的经历她跟我说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大李先生摄于天津英租界花园。我到昆明后他在一封信里寄来的。信中说，地点是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他是特地在那儿拍的。原来的相片在“文革”中毁了，后来是李斧（巴金大哥李尧枚——《家》中觉新的原型——的孙子）在巴金遗物中发现后放大了寄给我。几十年的友谊让我和李家成员都非常熟，就像家人一样。李斧虽在美国大学当教授，和我却联系很多，有意思的是，他正好和我是同一天生日，前几年还一起过过生日。我是怕热闹的，别人要给我过寿我大多是反对，但那个生日我过得很开心。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翠湖公园的入口处。从左到右依次为金丽珠、余泽爱、我、赵瑞蕻、黎锦扬，我们都在联大外文系。同行的还有一人，拍照片的，怎么也想不起是谁了。

“我们三个人一块儿照的相，在联大新校舍一教室外摄。

纮为静如的弟弟（七房弟弟）杨纮武，联大化学系二年级，其父为北平中行总经理，现赴西安长中国银行。

---怀哥、璧姊仝存虹赠”

我和赵瑞蕻在《中央日报》上登的结婚启事，西南联大博物馆居然给找出来了。婚启是我拟的，报上登的与我记忆有出入，也许是我拟稿字数多了些，登出时图简省，或是有固定格式，删改过，反正都知道，就是走个形式。那上面赵瑞蕻写作“赵瑞”，其实是对的——是他的原名。“蕻”是后来他自己改的。他对名作家端木蕻良有点崇拜，就以“蕻”替换了“”。

结婚住在昆明西山的酒店那一阵照的。赵瑞蕻有个同学杨立达，是印尼华侨，有照相机，到西山看我们，拍了好些。我看上去有点忧郁。

在西山时因为有身孕了，照相时会有意无意膀子上搭件衣服挡着肚子。

赵瑞蕻和我，抱着的是刚出生的赵苡。这时已住在岗头村了，包裹婴儿是跟乡下女人学的，她们会扎得很紧，跟捆柴火似的，干活时就背在身后。我只会抱着，到医院去做产后检查，医生见了把我训一通，说太紧了，你不是个合格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