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重庆很久以后，才见到杨宪益和戴乃迭。他们是在丁家花园结的婚，但在那里只住了很短一阵，很快他们就到了柏溪的中大分校，我到重庆时，他们已经去贵阳师范学院教书了。他们在中大待不下去，是因为口无遮拦，在学生面前批评国民党的专制，戴乃迭干脆就说“三青团”简直像纳粹盖世太保。中大是比较国民党化的，怀疑她是英国共产党间谍，新学期开始就不给她聘书了，杨宪益一怒干脆辞职。后来他们便去了贵阳教书，但很快戴乃迭怀孕，去了成都她母亲那里生孩子（她父亲戴乐仁是教会的，后来为工合组织工作，一直在中国，她母亲也来到中国，在成都教会学校教书），杨宪益待学期结束也去了成都。

在津南村，有天晚上他们突然出现了，那天下着雨，我还记得戴乃迭穿得破破烂烂的，抱着他们的头一个孩子杨烨，用自己的衣服裹着，很狼狈。那是杨宪益出国留学后我们兄妹头一次见面。母亲的高兴是不用说的，看他们那样子，心疼，我姐那段时间正在织毛衣，母亲让她熬夜给织出来，杨敏如就笑说，孙子来了，不得了了。那毛衣是红色的，套头的，从天津带过来的毛线，挺精贵的。母亲逗赵苡，说打好了就给她穿。结果赵苡发现穿杨烨身上了。恰好那晚上，她头一次一个人睡（原来都是跟母亲睡的），结果当天晚上就尿床了。我母亲说，看见毛衣没给她穿，生气了。这么点大，太有心眼了。大家都当笑话说。

一九三四年杨宪益出国，到这时已有八年了。我看他不觉得有多大变化，毕竟他走时已是大人，在我眼中更是如此，他应该看我变化比较大，那时我还是初中生，现在不光结了婚，还有了孩子。

戴乃迭和我同岁，性格比较内向，脾气特别好，很听话的。母亲还是老规矩，觉得儿媳就应该如何如何。比如他们结婚时，内衣裤要乃迭自己做，要做中式的小裤褂（母亲当时觉得奇怪，杨宪益出国时就有自己的睡衣，乃迭怎么会没有呢），乃迭就做。我们缝衣服都是从左向右，她是反着来的，看着别扭，母亲说，怎么这样呢？后来做出来，母亲看了觉得针脚太粗，又不匀，说不像话，让拆了重做。戴乃迭就乖乖重来，对我母亲真是蛮顺从的。母亲教她待人接物，有客来了端茶递水的，得两只手捧着递出去，客人落座了自己才能坐下来，她都照着做，虽然动作不那么熟练，有时显得笨拙。

戴乃迭人还特别朴素，穿着什么的一点不讲究，统共也没多少衣服。有张她和杨宪益的合影，她穿一件大衣，挺神气的，其实主要是她身材高挑，长得漂亮，那件大衣不是新的，已有点旧了，也就那么一件。婚礼后那阵子，不断有客上门道喜，杨敏如是这边的习惯，又讲究礼数，还要强（姨太太生的，不能让人比下去），不断地换衣服，换了一套又一套，这皮子的，那皮子的。两对新人，因为都以丁家花园为新房，自然一起出来见客，母亲说，戴乃迭也不换装，就那身旧呢子大衣。

来重庆后，杨宪益起初在国立中央图书馆工作，分给他们一间宿舍，图书馆和南开中学挨着，还借了南开中学的房子，母亲是希望他们在图书馆工作的，这样一家人就在一起了。有段时间的确是这样，晚上杨宪益他们就到母亲处来吃饭。但杨宪益有点不乐意，母亲规矩大，我姐脾气大，晚年我姐自己反省过，说当年对乃迭有点态度生硬。后来梁实秋拉杨宪益去国立编译馆，他就去了，当然是他更适合那里，但他自己过更自由多少也算个原因。

国立编译馆在北碚，离母亲、我姐她们就远了。一度母亲想帮我哥管家，保姆丁妈就是她找来的。母亲管家管惯了，觉得戴乃迭完全不会过日子，经常要指点她。有次她教丁妈怎么擦地板，大概是觉得戴乃迭教保姆的不对。乃迭不高兴了，说：“It's my family.”。意思是，这是我家。她在母亲那儿都听母亲的，现在是在自己家里，她是主人。她和母亲并没有起冲突，但就此有了隔阂。母亲总觉得这是乃迭下逐客令了。大概只过了一星期，她就让人捎话让我姐接她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