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开代课，教的是初一的英语。我和学生相处得很好，他们挺喜欢我，还起了个外号“小白豆”，当面当然不这么叫，叫我“小杨先生”（我姐是“杨先生”）。只教了一个学期就停了，新学期开学，没再给我聘书。教务长跟我母亲解释：南开的教师都是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我在这里只能是代课，现在有正式教职的人来了，就得让人家上课。等我拿到了大学文凭，就可以正式聘我。

如果还能代课，我会不会再不念书了，真的很难说，我真的是无所谓的。那事对母亲却是个刺激，她让我回学校念书，给她争气（她最喜欢的说法是“做脸”），孩子她帮我带。我不可能回联大复学，重庆的学校，中央大学是最好的，于是就决定到那里借读。据说现在没这回事了，当时是可以的，各校的学分是互相承认的，在中大修满了学分，可以拿联大的文凭。

虽然是借读，也是要通过考试的，考试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并不对外，就十几个人，都是要借读的，考试很简单，是范存忠先生监考，他是中大外文系的系主任，我那时也是第一次见到他。这样在休学一年多以后，我又做回了学生。代课时我住在津南村，到中大借读后自然搬到学校去，重新过集体宿舍的生活。借读的两年，赵瑞蕻在柏溪，我住校，赵苡在津南村由母亲带着，中大和南开中学虽然都在沙坪坝，走路过去二十分钟的样子，但我一般是不回去的，除非周末，不然就是吃了晚饭再回去，所以仿佛一家人在三个地方。

沙坪坝就在嘉陵江边上，有个码头，叫“中渡口”，从那里坐船可以到柏溪，再往上还可以到北碚。我后来到北碚的兼善中学教过书（杨宪益工作的国立编译馆就在北碚），现在回想起来，在重庆五年，城里没去过几次，沙坪坝、柏溪、北碚都是郊外，而且都挨着嘉陵江。中大在沙坪坝，分校在柏溪，学校是有校船的，不然教师两边上课就太不方便了。中文系的罗根泽教授家在柏溪，要到沙坪坝来上课，就是坐船。校车好像是没有的，如果要从沙坪坝坐车去柏溪，得先坐长途车到城里，再转坐到柏溪的车，绕远，反而麻烦。

校船是木船，走得很慢，从柏溪下来是顺水，快一些，从沙坪坝过去是逆水，要两三个小时，有的地方行船艰难，岸上就有纤夫出现。他们待在岸边等活儿，船上有人招呼了，就把纤绳在船上绑定了，弓下身拉纤，身体几乎要贴到地上。到北碚就是机器的船了，沿着水有几个地方停靠，岸边很简陋的码头。校船是免费的，到北碚的船就要买票了。

虽然有校船，柏溪我是不大去的。津南村就在沙坪坝，虽然离中大所在的松林坡有点远，相对说来，我回去的还是比较多，基本是每个周末都回去看赵苡。毕业后除了短暂地住过北碚和柏溪中大赵瑞蕻的宿舍，我都是住在津南村，和我母亲在一起。算起来，就是宿舍和津南村住得久。

我姐家里很热闹，她好客，又有母亲帮着张罗，我回去时常遇见客人，大都是来唱昆曲的。常来的有胡小石、吴伯匋、陶光、陶强。他们当中，陶光是年轻的，三十来岁，长得有点像演电影的陶金。因为是平辈，我和他比较熟。他是清华出身，在西南联大当过助教、讲师，后来云南大学聘了他。他在重庆应该是在中大教书。陶光是单身，据说在追“四小姐”（张充和），也有说张喜欢他的。

他常来我姐家唱昆曲，据说得到过红豆馆主溥侗亲授，嗓子又亮，唱昆曲数一数二的，有些曲目，俞振飞都唱不过他。但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只知他能唱，这几年才晓得圈内这么说他。我跟他熟，是那时经常一起散步，他替我抱着赵苡，边走边说话，什么都说。母亲是男女授受不亲的老观念，总觉得男女单独相处要不得，以为这下糟糕了，我要和陶光好了，我是结过婚的人，有婚外情怎么得了？只要与异性有单独接触，她就操心，怀疑来怀疑去的，真要像她想象的，我也不知和多少人好过了。

陶光后来娶了一个滇剧名伶，人称“滇剧皇后”的。到那时，“戏子”还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任教的学校将他解聘，多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夫妻两人就到台湾去了。在那边还是教书，又被解聘了，生活没着落，据说最后是“冻饿而死”——台湾那边热，冻也冻不死人，但据说真的到最后粥也喝不上了，很惨。我想他要是不去台湾，恐怕不会那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