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有那么多人要回去，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来不容易，要走也难。飞机绝大多数人是坐不了的，我们要往南京去，都是坐船，沿着长江下去，哪有那么多船呢？只有等，大家都是等的状态，等到最后，把一股兴奋劲都快等没了。各显神通吧，当然是军政先走，要赶回去接收呢。中央大学属公教系统，还算是好的，也等了差不多一年，杨宪益在的国立编译馆走得更迟。我母亲、我姐她们是地下党帮助离开的，先坐飞机到上海，从上海到南京停留几天，看看我哥和我再北上，到天津。

中央大学是大单位，包了一艘大轮船回去的。人多，舱里根本安顿不下，只能按等级来。教授住二等舱（胡小石就住二等舱）、三等舱，赵瑞蕻他们这样的年轻助教，都睡在甲板上。事先就在甲板上用粉笔画好了，一家一块地方，也就一米宽吧，铺一张席子，白天晚上，好多天就那么待着。我们四口人，睡觉也睡不下来，只能轮着睡。刮风下雨是没处躲的，下雨时就拿准备好的雨布顶在头上或是盖在身上。幸好是夏天，不会觉得冷。

我们还算是准备比较充分的，走之前腌了一批鸭蛋，还备了点咸菜，船上供应饭，到时候就去打，菜却是没有的，好多人只能吃白饭，看我们有鸭蛋咸菜吃，还真羡慕。赵苡一直跟着婆婆，从没过过苦日子，上了船问，我们就睡地上呀，地上怎么能睡呢？多脏。船过三峡，看见纤夫赤身裸体的，弓着腰吃力地拉纤，头都要碰到地上了，她看不明白，问，他们怎么在地上爬？我也很少见这样的情景，被生活的艰苦大大地震惊。

从重庆到南京，在船上好多天，就在甲板上生活，待在粉笔画定的一小块地方。赵蘅不到一岁，当着人喂奶，这在我是不可想象的，但那时有什么办法？喂奶时赵瑞蕻或赵苡挡着点，也只能这样了。赵蘅上船前正发着烧，我母亲知道船上条件艰苦，直摇头，说那么长的路，这孩子要活不成了。她的担心一点也不夸张，死人太寻常了。胡小石先生的一个儿子得了盲肠炎，船上没法治，又不像在陆地上，轮船慢，等到到了汉口送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还有个校工，五十来岁，得了痢疾，这病照说是要隔离的，但船上没条件，只能让周边的人挪开一点，勉强保持一点距离。老头一个人躺那儿哭，真要死了，是要扔到江里去的，当时都是那么处理。还好，他挺过来了。赵蘅命也大，因为早产，身体很弱的，下船的时候，病居然好了。

船是下午到的南京，一看见下关码头，船上的人就激动起来。船上有许多是南京本地人，南京是他们的家，九年了，有家不能回，这时见了家乡，大哭起来，好多人一起哭，泪流满面。我想起三八年从越南那边入关的情形，当时大家见着国旗，兴奋得又哭又跳。那时我十九岁，现在人到中年，有了两个孩子，没有那样的兴奋了。不是南京人，我对这里是陌生的，只是想，船上的日子结束了，流亡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生活该安定下来了吧？

罗沛霖、杨敏如晚年重访津南村。津南村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校内，住户多为南开教职工。津南村2号（二人身后的房子）即分给杨敏如的宿舍，有两间房。罗沛霖在资源委员会上班，平时住城里，母亲和杨敏如，还带着赵苡，一直住这里。隔壁，津南村3号，是张伯苓家。有文章说抗战期间张一直住在这里，我虽说在中央大学借读时住宿舍，每到周末是要到津南村看赵苡的，印象里却不大见到他（不知是不是还有其他住所），只知道他太太总是在，她也在南开任教。

一九四四年我在中央大学的学籍卡。南京大学和中大不是一回事，现在的东南大学才是当年中大的校园，而且好多院系都分出去“另立门户”了，不过还要数南大与中大才是“一脉相承”，中大的档案就是南大接了去，这张表就是热心人从南大档案馆找来复制了给我的。我发现上面好些栏都空着没填，“入校前肄业及毕业学校”一栏里填的是“西南联大肄业”。另一张“国立中央大学学业成绩表”附着“审查表”和“覆核表”，“审查结果”：如本学期选修各课均及格，准予毕业；“覆核结果”：俟“英国文学专题研究”之论文交系及格后，送该生原校审查。

我最早发表的文字可能是《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上的一首诗《我的小狗》，就是我抱着照过相的“小花”死了，我很伤心。写东西总要有个笔名吧，杨宪益说，就叫“晓黛”。他说什么我都觉得好，就用了。以后用得最多的是“杨苡”。林黛玉几乎是才女的代称了，他是希望我成个才女吧。其实他不喜欢《红楼梦》，我随他，觉得林黛玉老哭哭啼啼的，不喜欢，我姐才那样。但这个名字我不反对，这个黑本子是我用来写诗的，署名就是“晓黛”。里面的诗大都是上大学那段时间写的，比较私人化的十四行诗，从来没投过稿。与发表的《破碎的铁鸟》那样的抗战诗不一样，这些都是写给自己看的。题词“记忆或可使生命缩短，且低首看忧郁的进展”也是当时的心境吧。

抗战时哪个大学条件都差，不过比较起来，中央大学比西南联大还是好一些，校舍更像样，还有个大礼堂。大礼堂周末常放电影，还举办音乐会、话剧演出。毕业典礼一类的活动，蒋介石训话，当然也是在这里。

大学毕业后在沙坪坝一家天津人开的照相馆照的。到重庆后已很少照相，这次进照相馆是为了毕业证上需要的一英寸照片。通常毕业证上是用戴方帽子（学士帽）的那种，帽子照相馆都备着的，像道具。但那张毕业照“肃反”时让赵瑞蕻给烧了（那时他特别要求进步，恨国民党，过去的东西恨不得都烧了才好），这张捎带着照的倒留下来。穿的那件毛衣是陶强送我的，她妹夫是国民党军官，去了台湾（或是日本），带了好多东西回来，那毛衣当时还蛮稀罕，照相馆的人撺掇我另拍一张，就拍了。这时和查良铮又有了通信联系，有次通信我就寄了一张给他。他回信说，看了照片，“So strange and so familiar.”。

九几年马大任（左一）和我在南师大外事办公室门前。颜生的妹妹读的是金陵女子大学（南师大前身）家政系，那时在美国不能回来参加校庆，马正好回国，就代表她前来参加。

大李先生这张照片像是在码头拍的，当年我并没见过。不知道是不是坐船到上海，我从天津坐船到昆明，第一次停靠的就是上海。不过照片上不大像天津的码头。那时候出远门常常是这样的，自带着铺盖卷，他还带着大木箱，应该是全部家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