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要算回去得比较早的。抗战胜利后，巴金急着回上海，因他问过李尧林身体怎么样了。打电报的，就两个字“安否？”——打电报是按字算钱，都是尽量简短的。回说是大病初愈，要他速来上海相见。巴金知道不妙。但那时大后方的人都急着回去，飞机票比船票、车票更是一票难求。后来是戴季陶的一个侄女弄的票，她也是巴金的崇拜者，给巴金写过信。通过她的关系，票有了。陈蕴珍都没能同行。

到上海见到李尧林，他已瘦得脱了形。原先是肋膜炎，没钱治，一直拖着，转成了肺结核。起先他还不肯去医院，过几天虚弱得不行，起夜都觉没力气了，才对巴金说，还是去医院吧。这样就住进了医院。巴金因他住进医院，松了一口气，满以为这样就好了，谁知住进去第二天人就没了，医院通知到他时，李尧林已经去世。巴金和两个哥哥感情很深，因为家里一直是他们在支撑，大哥自杀了，李尧林接过担子，从不要求他什么，没想到抗战胜利，刚看到希望，人又不在了。

巴金一直都有负罪感，到晚年还是如此。他的妹妹瑞珏对我说过，“文革”后巴金的书一本一本地出，或是再版，得到好多版税，有一次又有一大笔版税来，她就开玩笑说：“老兄，你发财了！”（在家里她习惯喊他“老兄”。）巴金突然大哭道：“两个哥哥都不在了，要钱有什么用？！”家里人都在，起先好好的，忽然这样，全都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

李尧林去世时，我住在柏溪，赵蘅刚出生几个月，还在喂奶。是陈蕴珍写信告诉我的。她没见到李尧林，巴金是一人赶回上海的，她还在重庆，显然是巴金跟她通信时说的。我还记得她信里的话：“李先生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缩略语似的“你别”是她写信常用的说法。）

但是怎么可能不难过呢？只是刚看到信时还来不及难过，觉得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很少流泪的，那时整整哭了三天，不吃不喝，而且是毫不掩饰的，宿舍里的人会不会听见，赵瑞蕻会不会不高兴，这些全都顾不得了。赵瑞蕻的确不高兴，曾对我说气话：我死了你也不会这么哭。我说，那当然，我现在只想哭，你别和我说话！

自从我在昆明轰炸中写了那封发泄情绪的信之后，大李先生就再不给我写了，我曾经写过信想托巴金有什么机会给他，但那时上海沦陷，信也带不到。我很想念他，有时还会陷入幻想，幻想他忽然出现。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他说，还有好多事要问他。他究竟为什么退了船票不来昆明，一直也没有答案。虽然再见面一直是遥遥无期的，过了一年又一年，但我相信总有见面的一天，那时就可以痛痛快快把想说的都说出来，所有的疑惑也会有了答案。现在，万万想不到的，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百岁以后，我还好多次梦见过大李先生。有个梦特别奇怪，梦里的背景并不是我家，像北京的房子，四合院那样的。他喝了酒，发脾气，在前面砸门，老潘子抵着门不让他进来，他就嚷嚷：我找她说两句话有什么不可以？！而后就把门踢开了。进来站在院里对后面喊：我只说一句，说完就走。他跟我说的一句是：我不是赖斯基！我回了一句：这里也没有马克！

赖斯基和马克都是他翻译的冈察洛夫小说《悬崖》里的人物，他的译本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巴金送给过我。我看书特别容易对号入座，看完《悬崖》后认定李尧林就像想热爱艺术但性格软弱的赖斯基（巴金也这么说）。赖斯基喜欢表妹韦拉，但韦拉只把他当兄长看待，她爱上的是革命的马克，马克是不要婚姻，只愿和她同居的，后来两人也分手了。

这梦太奇怪了，大李先生不喝酒，从来都是很绅士的，我哪见过他发脾气？梦里成了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