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忍心知道我都失去了什么吗？我冲着法官和律师们尖叫着说出了这番话。法官都戴着蠢笨的白色假发。律师则包括我自己的辩护律师和受雇前来的控方律师。他们两人都是年轻有为、衣冠楚楚的非洲人，即使在伦敦、巴黎或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出现，看起来也不会有丝毫违和感。我冲着那些好奇的看客尖叫着说出了这番话。对他们而言，我的审判不过是一场娱乐表演。不过最最要紧的是，我冲着我的家人们尖叫着说出了这番话：他们是亚当、奥莉维亚和本尼。

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控方律师强忍住微笑，因为我已经失去了自控力。法官们在茶碟上轻轻叩击着铅笔。

话说回来，去年十月十二日清晨，在翁贝雷汽车站附近的商店里，你是不是特意买了好几把剃刀？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男人，长着一簇又长又硬的胡须……我不假思索地开口说道，直到我意识到整间庭审室爆发出哄堂大笑方才停下来。我瞟了一眼奥莉维亚，发现就连她也在微笑。哦，塔希，她的神情似乎说道，就算身在此处，身在生死攸关的审讯现场，你还在编造故事！

衣冠楚楚的年轻律师说道，可否请你好好地回答问题，不要试图用你幻想出来的人生迷惑、干扰法庭上的听众，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我的幻想人生。如果没有它，我会多么害怕在世间生存。我是谁？塔希？在美国更名改姓的“伊夫琳”？还是约翰逊？

对我而言，剃刀总是和男人、胡须及理发凳联系在一起。在我去美国以前，我从不会想到要拿起一只剃须刀，用它来刮擦清洁双腿和腋下。

我对律师说道，是的，我买了三把剃刀。

为什么是三把？他问道。

因为我想要确保万无一失。

确保什么事情万无一失？

确保圆满地完成那件工作。

你的意思是杀掉那位老妇人？

是的。

我问完了，阁下。他说道。

那晚，在囚室里，我突然记起在波林根[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晚年的隐居地。]，老人的宅子里，我见过一把巨大的剃刀。是亚当把我带去那里的。它真的很大，就好像它曾是一位巨人的所有物似的。我那时就想：一个男人的脸庞怎么可能这么大，用这把剃刀修面，几乎就像是用一柄斧头在刮脸似的。它躺在屋外的凉廊里靠近壁炉的地方，老人将它和一把大大的砍刀配合起来使用，刮下木片以供生火。它黑黝黝的，十分古旧，两侧刻有青绿和古铜色的中国龙。刀片极其锋利。我看着它，几乎挪不开眼睛。老人注意到我对它的痴迷，将它轻柔地放在我的手中，带着几分保护意味地合上我的手指，盖住了它。很漂亮，是不是？他问道。不过我感到，当他看着我攥着那件东西时，眼中有一种疑惑的神情。

我拿着剃刀，眺望整个苏黎世湖。在经历了一番长途跋涉之后，亚当和我终于还是抵达了这里。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惊奇不已。

我们先乘坐飞机前往伦敦，因为奥莉维亚要在那里向神智学[一种综合宗教、科学与哲学来解释自然界、宇宙和生命等本源问题的学说。]协会发表演说。随后我们前往巴黎，再然后向苏黎世飞去。这是一座极其干净安逸的城市。实际上，如果从飞机窗户向外看去，会发现整个瑞士似乎都在静静地沉睡。万物整洁明净，人们安居乐业，甚至人们在踏上这里的土地之前，就能感受到空气中欣欣向荣的植物气息和忙于耕作的田园氛围。我能看出，一片片的森林都得到了精心的打理和照料，树木被移植出去，树苗被栽种进来。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缩国家，每一处细微的过失都能毫不费力地得到纠正。

我对亚当评论道，有件事情真是奇怪，显而易见的是，一个民族的特征是镌刻在它的山川水土上的。

他说道，可不是吗，各国各地都是如此。他紧接着说，有些民族，不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破坏那里的水土。但在这片土地上，人们以此为家、从未迁徙——他边说边指向了恢宏壮阔的阿尔卑斯山——山脉成为这里极佳的屏障。

我们在机场上方盘旋。机场位于一片田野的中间位置，四周可见牛群。随着我们慢慢降落，渐渐贴近地面，还可以看到白色的三叶草和黄色的野花。

我们乘上了一趟开往波林根的列车。它沿着轨道无声地奔驰着。驾驶员是一个红脸颊、乐呵呵的家伙，有着一头泛灰的亚麻色头发。我们看向窗外，看到成片的山地农舍、成顷的葡萄园、成户的玉米地，还有随处可见的花园。

我从未想过，瑞士也会有炎炎夏日。在我的想象中，这里总是雪花纷飞，人们总是踩在滑雪板上出行，大地总是一片白茫茫，巧克力总是散发着热气。无论是感受到太阳散发的炙热暑气，还是看到人们身着夏日的浅色衣衫，再或是瞥见某车站里的冰激凌售卖机，都让我兴趣盎然，十分开心。我自孩提时就在赤道附近的非洲长大，尤其喜欢幻想冰雪掩映下的北国风光。这时我觉得，那个孩童般的自己仿佛正在享受一场视觉盛宴。

当火车快要到站时，亚当似乎有些紧张。每当离别和抵达时，他总会有些不适。我还记得，当我们第一次抵达美国时，他很兴奋，因为我们终于“安然无恙”地回家了。他也很震惊，因为身为黑人，他总是受到各种骚扰。

不，不，他曾经纠正我说，他们如此这般行事，并不是因为我是黑人，而是因为他们是白人。

在那时看来，做出这种区分似乎很奇怪。我爱上了美国，并不觉得美国人有什么特别粗野之处。亚当的父亲曾坚持要他和奥莉维亚学习美国历史，为归国做准备。不过，我从未受过美国历史的濡染和熏陶。我觉得我能以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看待每一件事物。因为我所见到的每一件事物都令我感到新奇，我身在美国这件事本身就让我觉得够奇妙的。如果一个白人粗鲁地对待我，我就明明白白地以牙还牙，用眼睛瞪着他。我绝不会接受纵容这种粗鲁行为的体制，我也总是会直接回击冒犯我的人。我瞪他的那一眼传递出这样的讯息：你怎么这样不懂礼貌？真没教养。

我们一门心思想着漫漫旅途已经接近尾声，却不曾料到我们坐过了站，只能继续在火车上待下去，一直坐到目标地的下一站——施梅里孔。这是一个靠近湖畔、景色怡人的小村庄。我们浑身燥热、手忙脚乱地从火车上爬下来，前往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亚当点了一份三明治——我们已经一整天没有吃过东西了——我点了面包卷配奶酪、蔬菜沙拉和柠檬水。

在那里，我们坐在一棵菩提树的树荫下。我们是两个年逾不惑、身材发福的黑人。我们的鬓发已经开始变得灰白，我们的脸庞有汗珠闪闪发光。我们这副尊容，都可以做霍勒斯·皮平[霍勒斯·皮平（Horace Pippin，1888—1946），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艺术家。]画作的模特了。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她波澜不惊的凝视目光。这种目光让我害怕起来。

我们一从英格兰回来，见证我阿姨和父亲完婚，我就飞也似的横穿国土，离开了这个国家，去寻找塔希。这是一段漫长的旅途，耗费了我好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我经常需要步行，对该去往哪里又是一片茫然。在最后一个月的旅程中，我发现自己正循着一条路线前行，沿途到处可以看见交错摆放的木棍或布局古怪的石头，堆放在酒馆附近作为标记物。随后，当我终于衣衫褴褛地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进入母布雷的营帐时，我被站在那里看守营地的武士们抓住，带到一个独院，接受盘问。

我当时很天真，并未想到这样一种可能性——我可能是被一些非洲解放者抓住了。我也想到过，如果母布雷人真的存在，他们应该都说奥林卡语，或者至少是说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语属于班图语支，是非洲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后一种语言我倒是知道一星半点的。然而情况并非这样。这些自由斗士很明显来自非洲的不同地区。我之后还了解到，营地里甚至还有一位欧洲女士、一位欧洲男士，以及好几位美国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因盘问我的人既不说奥林卡语又不说英语，我花了很长时间——大约一周左右——才让他们明白，我并无恶意，只是在寻找某个人。我甚至花了一周时间打手语，连带着在地上画图。随后我发现，他们还是没有相信我的话。首先，他们对我穿的鞋起了疑心。这是一双十分结实的英式凉鞋，是我从伦敦带过来的。当然，还有我那块配有金色氨纶表带的腕表，根据他们的观念和经验，这是只有白人才佩戴得起的奢侈物件。我主动提出把表和鞋交给他们，来换取我的自由。但我很快明白过来，如果他们断定我确实不会伤害他们，也就是说，我不是间谍，他们就打算招募我加入他们的队伍。认识到这一点后，我总算稍稍安心一些了。因为我发现，与这些冷冰冰的黑人面对面时，我是惊惧交加、十分胆怯的。他们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相互之间既不开玩笑也不微笑。我以前还从未见过像他们这样的黑人。

有一天，当我用奥林卡语对着他们絮絮叨叨的时候，他们中有一个人眼神闪烁了一下。我觉得是“水”那个词引起了他的反应。在奥林卡语中，表示“水”的词汇是巴拉什，而我不得不持续向他们讨要更多水。我们待在一处被巨大的石壁环抱着的溪谷中，石壁整天都在吸收太阳散发的灼热暑气，天气十分炎热。我觉得自己口渴得要命。我知道他们不愿意把沉甸甸的一罐水送到我的棚屋来。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水罐太沉了，从河边运送过来要走好长一段路，另一部分原因是送水不是男人该干的活儿，送水是女人的工作。但话说回来，由于我是一名囚犯，而以最为隐秘的方式审问囚犯是男人的工作，因此带水过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男人的工作。

在我看到看守眼中一闪而过的光亮之后不久，一位奥林卡年轻人就被带了过来，与我交谈。他说他叫班斯。我们聊了一会儿之后，我略略记起他一些了。其实我真正记得的是他的父母，因为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也是我父亲和教会的坚定拥护者。我上次见到班斯时，他还是个小男孩。他现在也还是非常年轻，不过十五岁左右，有着高高宽宽的前额，机警的、雾蒙蒙的双眼。他说营地里有许多奥林卡人，有男有女。他说塔希当然也在他们之中，不过他觉得她是生病了。

当我听到这番话时，很难再保持镇定。我用力咬紧牙齿，心想，她还活着，这就已经足够了。这段旅程十分艰险又令人疲惫，我曾担心自己无法走完全程。同样，我几乎无法想象塔希靠着骑驴和步行，能够一路存活下来。

由于有班斯出面为我担保，看守我的人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本来刻板僵硬，一副荒诞的军国主义化的做派，好像是从希特勒本人那里学来的。而现在，他们终于松弛下来，恢复了普通非洲人优雅、绵软、从容的步调。他们又是微笑，又是打趣，又是给我递茶。

他们解释道，茶叶是营地里的欧洲人送来的。他们中有一位是一个大型茶叶种植园主的儿子。这个种植园曾经迫使上千名非洲人无家可归、四处流浪。这位种植园主家的公子名叫鲍勃，在种植园一直长到十岁，然后被送到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学习。在他们家的庄园里，他见过的所有黑人都是家里的仆人。

这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关于这位送茶叶的鲍勃的全部信息。他既知道他们的准确位置，又能够进入他们的藏身之处，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后来我甚至了解到，他在这里有自己的棚屋，就坐落在他们的棚屋之间。大多数时候，他就住在棚屋里面。

真是好茶！抓捕我的人一边大笑着，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茶里掺糖，然后端起满得快要溢出来的马克杯，祝我健康。

母布雷营地仿效非洲村落建造，只不过营地占地很广，房屋较为分散，隐蔽得也很好。没有棚屋搭建在空旷的地方。每座棚屋都安然坐落于靠近高大的树木或高耸的岩石底部之处。圈养动物的围栏同样簇拥着悬崖的崖底。这都让人想起穴居的多贡人古老的居住地。我曾经见过这些居住地的照片。然而，如果有人乘坐飞机从高处鸟瞰，也许除了一缕袅袅升起的炊烟之外，看不到任何迹象显示有人在这里居住。

塔希正待在一间由树枝搭建的粗糙的凉亭里。她躺在草垫上，草垫由营地周边生长的野草编织而成。她身子躺在那儿，头和肩膀靠在一块状如小动物的巨石上，正忙着编织更多的草垫。我无法判断她见到我是否高兴。她的双眼中不再闪烁着期盼之情。它们就像用陈旧颜料画上去的双眼一样波澜不惊、黯淡无光。她面颊的每一侧都有五道小的划痕，就像人们在玩井字棋时用来计分的记号一样。她的双腿又惨白又瘦弱，被捆绑在一起。

她开口对我吐出的头几个字是：你不应该来这里的。

我对她吐出的头几个字是：那我应该去哪里？

这个答复似乎让她无言以对。当她挣扎着想要控制自己的表情，以免流露出她受到了多大伤害时，我双膝跪地，爬到她躺着的地方，把她抱在怀里，叹息起来。

我想，他为我而来，他终于来了，尽管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他是怎样一路找来的。他衣衫褴褛，肮脏不堪，头发状如野人，或是在荒野中被困住的疯子。他就在这里。我能看出来，当他看着我的时候，他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我的感受和他一样。我的双眼看到了他，但它们并没有将他的形象映入眼底。我的双眼是干涩的，里面流不出一滴泪水迎候他的到来，就好像我自己藏身在一扇铁门的后面一样。

我就像一只捆绑待售的雏鸡。我面颊上的伤痕几乎已经愈合，但我还是必须扇着风把苍蝇驱走。这些苍蝇被我鲜血的气味吸引而来，它们迫不及待地要在我的伤口上大快朵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