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说道，你的痛苦就好比一个粗心大意的木匠，抡起自己的铁锤，砸中了自己的拇指。

他已不再主动承担作为心灵医者的职业任务。他之所以给我看病，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非洲女人，并且我这个病号是他的侄女、我丈夫的朋友兼情人——法国女人莉塞特引荐给他的。亚当每年两次探访巴黎，而她也一年一次地来到加利福尼亚，探望亚当。一想到亚当和莉塞特这些年来会怎样谈论我，我就觉得很煎熬。当她前来拜访时，我经常需要强作镇定。我偶尔会主动登记入住韦弗利精神病院。经营这家医院的人隶属于亚当负责的教区，在这里我总能弄到病房。

我很快喜欢上了这位老人。我喜欢他个子高高、后背微驼的样子；我喜欢他总穿着那件花呢夹克，衣服因为宽大而在他瘦削的肩膀上晃荡；我喜欢他红润的粉色面庞和小小的蓝色眼睛，那双眼睛注视某人时极具穿透力，被盯上的那个人忍不住会掉转头去，看看他透过自己看到了什么；我甚至喜欢他本人偶尔流露出的疯癫神情，这种神情我自己也有——不过这是一种非常温和的神情，似乎是在他目光所及之处发现了某种宏大的、难以想象的空间设计，令人十分费解。换句话说，他看上去仿佛将不久于人世。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些许的安慰。

最初，她只是提及，她有些时候会产生一种想要自残的奇怪冲动。这之后的一天清晨，我醒来后，发现我们的床脚沾满了鲜血。她说，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她在做什么，对她所做的事情也毫无知觉。这时，她已经将被切割开的戒指、血淋淋的手镯或是手链，缠绕在了她的两只脚踝上。

我并不害怕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并不害怕他的房子。这房子从外观上看像是中世纪欧洲的建筑，尤其是房子的角楼和用小片石板铺成的庭院，特征尤为明显。房子中间有一间圆圆的石头小屋，屋内装有大大的壁炉和板石筑成的灶台。清晨和夜晚时，他会跪在那儿，双膝因为年老力衰而咯吱作响，然后点燃炉火，烹制食物。有时，他在我眼中就像是一位年迈的非洲祖母——不知怎的，在这片更为寒冷的异域化身为一位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的巫医。他几乎总是穿着不同质地的围裙。当他劈碎木头，或是在凉廊对面的湖边雕刻立在那里的石柱时，他会穿皮质的围裙；当他烹制那些绝妙的瑞士薄煎饼和香肠，高高兴兴地想要款待我们时，他会穿上一件厚厚的棉质围裙。

他的头发略显稀疏，颜色淡淡的，如同蓟草一般。在我们到访的日子接近尾声时，我有时会悄悄藏在他身后——他正与亚当坐在一起吸烟，眼神掠过湖面，看向彼岸——然后将他的烟吹灭。这一举动逗得他反手伸到背后，抓住我的两只胳膊，把我拉上前来，抵着他宽大的后背和肩膀。他抱住我，我的脑袋像一轮月亮般停靠在他的脑袋上，这时他大笑起来。

我们——亚当和我——曾告诉他，姆泽（老人）[原文为Mzee，东非尊称，意为元老、长老或老人家。]，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然而他只是从我们中的一人看向另一人——神色非常肃穆——然后他会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道，不是的，这样说不对。你们自己是你们最后的希望。

他开始让我绘画。我所绘的第一幅场景是我母亲在路上遇到花豹的一幕。毕竟，这一幕代表着我的诞生。我由此步入现实世界。于是，我先是绘形，然后涂色。画出来的花豹有着两条腿，我受惊吓的母亲倒有四条腿。

为什么会是这样？姆泽问道。

我不知道。

本尼告诉我，报刊媒体上、街头巷尾间，人们都在议论纷纷，说什么既然我多年来都是一位美国公民，奥林卡政府是否仍有权力审判和裁决我。他觉得我有可能会被引渡回美国。他有些紧张地坐着，把他所做的和这一话题相关的笔记读给我听。

有时我会梦到美国。我深深眷恋并极度思念着这个国家。这可能会令我所熟识的一些人烦忧。在我所有的梦境中，那里有着清澈湍急的河水，欣欣向荣的绿树。街道宽阔，路面铺得平平整整。在梦里，当夜晚降临时，透过高悬于路面之上的窗户，可以看见灯火闪烁。我很清楚，隐于窗户之后的那些人都是暖暖和和、干干净净的，还有肉糜可以饱腹，过得安心又坦然。而我在这里惊恐不安。每每醒来，扑面而来的都是不洁净的气味，等待我的总是传统的麦片粥配水果作为早餐，自我离开美国就从未更换过。只是我的食物总是准备得妥妥当当，食材新鲜又令人胃口大开。这都多亏了奥莉维亚。她在监狱的后厨里给人塞了不少好处，所以很受欢迎。

我问道，如果我被引渡回美国，会接受二次审判吗？

本尼查阅了一下他的笔记，回复说，他也不是很确定，不过他觉得会的。他又高又瘦，一身褐色皮肤，总是容光焕发。可是此刻，他因为恐惧变得迟钝黯淡起来。

回美国再经历一次全部的审判流程，这对我毫无吸引力。

他们所谓的我犯下的罪行在美国完全没有意义。只有在这里才有意义。

产科医生弄坏了两把工具，想要开一道口子，大到可以让本尼的脑袋钻出来。随后他操起了一把手术刀。接着，他又操起一把剪刀，这种剪刀一般用于把软骨从骨头上切割下来。当我醒来时，他告诉了我这一切。他说这话时，一种恐惧的神情在脸上挥之不去。他竭力想借玩笑话掩饰这种神情。

约翰逊太太，我想知道，这么大的宝宝（本尼那时有九磅重）是怎么到达那里的？他咧开嘴，笑呵呵地说道，就好像他从未听说过精子的进攻性运动似的。虽然一点都不想，但我还是试图挤出一丝微笑，先是冲着他笑，然后低头冲我臂弯里的孩子笑。孩子的脑袋又黄又青，形状极为奇怪。我完全不知道该怎样让它形状规整起来。我只能希望医生离开后，我可以凭直觉知道该怎样做。我也完全无法设想该怎样寻求医生的指导和帮助。

亚当站在床边，十分尴尬，一言不发。每当他觉得尴尬或是紧张的时候，他都会咳嗽。而现在，他反复清着自己的喉咙。我将自己得空的那只手伸向他。他走近了些，但并没有触碰我。他喉咙里的声音让我如鲠在喉。片刻之后，我将手缩了回去。

我好像听到一声很大的声响，就像是什么东西在坚硬的地板上摔得粉碎，声音在我、亚当、我们的孩子和医生之间回响。然而，事实上我们能听到的只有一片沉寂中夹杂着的嗡嗡声。片刻之后，声音就变得像是猴子的尖叫声，听起来十分古怪。

当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我怀孕了时，他苦涩地说道，这就解释了清白受孕是怎么来的。他不愧为圣经专家。我们尝试了三个月，他都无法刺入我的身体。每当他触碰我时，我都会流血。每当他向我求爱时，我都战栗着避开。他做的每件事都让我感到痛苦不堪。然而，不知怎的，我还是怀上了本尼。我们经历了将本尼“送到那里”的痛苦后，又惊惧不安地等待着他的降生。

不管我在孕期是多么不适，我都自己照顾自己。一想到那些步伐敏捷的美国护士会盯着我看，就好像我是她们难以想象的某种生物时，我就觉得无法忍受。尽管如此，到最后，我还是成了那样的生物。因为即便是在我生产的时候，成群结队的护士、好奇的医护人员和医学专业的学生都围聚在我的床边。这之后的若干天里，每当医生为我做检查时，全市的医生护士——天晓得是不是还有全国各地的医生护士——都会赶到医院来，从我医生的肩膀上看过来。还有人询问该怎样处理“那个洞”。我无意中听到医生这么称呼它。他丝毫没有为我考虑，让措辞尽量委婉些。

最终，亚当叫停了这场我身体的杂耍秀。在住院的最后三天里，我紧紧抱着本尼，轻柔地、悄悄地抚摸着他的脑袋，让他头部的轮廓长得更正常些（我凭直觉感到，这应该是我用舌头完成的工作）。有时，当护士把他抱走后，我转过身去，面朝墙壁，很快便沉沉睡去。我酣睡良久，当喂奶时间到时，总是需要护士把我摇晃着唤醒。

我的医生又为我缝合了伤口，伤口的位置和我原先固定伤口的地方相吻合。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伤处就会留下一道裂开又无法治愈的伤口。不过，医生缝合伤口的手法非常巧妙，预留出了一些空间，现在我可以更容易地排出小便和经血了。医生还说，生产之后，我可以和我的丈夫过夫妻生活了。

本尼是个容光焕发的褐色宝宝，和亚当长得一模一样。可是他滞留在了医院里。他大脑中某处细小却至关重要的部分在难产的过程中受到了挤压。不过，谢天谢地，在我住院期间，甚至在这之后若干年间，我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他们在她身下的沙土里挖了一个小洞，那就是专门供她使用的厕所。

当我到来时，她正呆呆出神。只有一位来自奥林卡的老妇人利萨妈妈在一旁帮她。苍蝇四处飞舞，可以嗅到一股轻微却确凿无疑的腥臭味。

利萨妈妈絮絮叨叨地抱怨着必需品的匮乏。她说，要是在早些时候，塔希什么都不会缺少。那时会有许多适龄少女和她一起接受“启蒙”，她们的母亲、阿姨和姐姐会负责烹饪（饮食很关键，因为在这样一段时期，应该吃些专门的食物，保持大便柔软，从而缓解排泄时的痛楚），打扫屋子，浆洗衣物，给塔希的身体涂上香油和香料，等等。

除了见面时打招呼，我之前从未和利萨妈妈说过话。我从塔希那里得知，正是利萨妈妈把她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我还知道，在奥林卡人中，她是一流的稳婆，也是一流的医者。不过那些皈依基督教也接受西医治疗的人很排斥她。在母布雷营地里见到她时，我觉得很吃惊，主要是因为她既年老力衰，又腿脚不便，而非出于其他意识形态色彩更浓厚的原因。她拖着一只跛足，穿着破衣烂衫，是怎么从家乡一路走来，来到这么远的地方的呢？

一直到下午晚些时候，她照料了一整天营地里的其他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这里时，才和我说上话。她一边说着话，一边把塔希挪过来，为她清洗伤口、涂抹膏油。自始至终，她都不肯将伤处称为伤处，而是称它为治愈之处。她告诉我，开始的时候，她一直待在奥林卡边境的一个难民营中。她说，那是个可怕的地方，充斥着将死的奥林卡人。在母布雷起义军和白人政府军交战时，他们从战场上逃了出来。政府军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来自憎恨奥林卡人统治的黑人少数民族部落。她从未见过像他们那样冷酷残暴的人，特别擅长将战俘们的四肢砍下来。在营地里，她只能徒手工作，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工具。尽管如此，那里还是很需要她。那里没有草药，没有膏油，没有抗菌药物，有时甚至连水都没有。她曾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接生过，接过骨，用石头抚平过截肢后突出的软骨。她无法获得任何助力，只能靠她的病人们神色凄厉地忍受这一切。她说，她的头发就是在难民营里变得全白的。也正是在那里，她几乎谢顶了。她一边说着，一边自嘲似的用粗糙的手前前后后梳拢着头发，现在，我已经光秃秃的，好像一枚鸡蛋了。

在利萨妈妈看来，营地里的其他女人都已经在合适的年纪接受了“启蒙”。时间不是在出生后不久，就是在五六岁的时候。不过，在青春期开始时，也就是十到十一岁左右，她们肯定已经完成“启蒙”了。她曾经与塔希的母亲，也就是凯萨琳争执过，想要在塔希适龄的时候也为她做手术。然而，凯萨琳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对她的建议置若罔闻。利萨妈妈做出一副终于得以正名的苦相，说道，你看你看，现在是成年后的女儿主动找上她，要求做这个手术，只因她认识到这是奥林卡传统遗下的唯一的、确凿的印记。她又补充道，当然现在，塔希不必承受嫁不出去的耻辱了。

我说，我想要娶她。

她说，你是个外国人，想要就这么把我打发走。

我说，我还是想要娶她，说话间我牵起了塔希的手。

利萨妈妈似乎很困惑。她的人生阅历还从未教会她该如何应对这种可能。

我从来没有在营地里见过其他女人。利萨妈妈告诉我们，她们都外出执行解放任务去了。塔希说，她觉得这些女人的任务是寻觅食物和洗劫种植园。这些种植园目前大多留给忠实的非洲家仆们看管照料。实施突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招募新武士，充盈母布雷起义军的行伍。

她觉得，她自愿接受的这场手术将她和这些女人联系在了一起。她把她们想象成强大而不可战胜的。她们是彻彻底底的女人、非洲人和奥林卡人。在她的想象里，在去往营地的漫长旅途中，她们看上去极其勇敢、极具革命精神，也极富自由意志。她看到她们在面对攻击时迅速做出反应。直到有一天，利萨妈妈终于松开她被捆绑的双腿，告诉她可以坐起来，试着走几步。这时她才注意到，她骄傲矫健的步伐没有了，她只能贴着地皮曳脚而行。

现在，她每次小便都要花上一刻钟，月经期要持续十天。每个月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都要忍受阵阵绞痛的折磨，几乎丧失行事能力。首先，她要忍受经前绞痛；此外，还有经血几乎无法从利萨妈妈留下的小孔中流出而引发的绞痛。利萨妈妈将塔希阴道的刺痛处用几根荆棘条绑在了一起，还插入了一根稻草。这样一来，伤口愈合的时候，痛处的血肉就不会长拢，也就不会把小孔完全封住。最后，由于残余经血既没有向外流出的通道，又不能再次被她的身体吸收，无从排出，这同样会引起绞痛。她的身体还会散发出血液变质的气味，在我们抵达美国之前，无论她怎样用力擦洗，都无法将这股味道清洗掉。

他们回来后，塔希变得极为消极被动。我亲眼见到这一情形，心都要碎了。她不再欢欢喜喜，也不再古灵精怪。她的举止曾经非常优雅敏捷，一举一动都彰显着鲜活的个性。而现在，她的优雅尚存，但一举一动变得迟缓和审慎，就连她的微笑也是如此。她似乎再也不会不假思索地冲你微笑。任何人，只要凝视她的双眼，就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到，她在精神上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就在我们将要动身前往美国的前夕，亚当把她带回了家。尽管塔希抗议说，在美国，亚当会因为她脸上的伤疤觉得她丢人现眼，但他还是在父亲的主持下娶她为妻。在婚礼的前夜，亚当在自己的面颊刻上了同样的奥林卡部族印记。他英俊的面庞肿胀起来，伤口留下的疼痛让他无法微笑。并无人提及塔希纤细双腿间另一道隐秘的伤疤。这道伤疤赋予了她奥林卡妇人的典型步态，双脚似乎总是曳地而行，从未抬高到路面以上。也无人提及，因为这道伤口，她如厕的时间总是那么漫长。更无人提及伤处散发出来的气味。

回美国后，我们用一支状如小个儿火鸡滴油管的医用注射器，清洗伤疤后的区域，从而解决了气味的问题。此举让塔希彻底摆脱了一桩尴尬事的困扰。在此之前，她习惯于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回避人际接触，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