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到的有关蒙古的消息，是乌兰巴托市中心的苏赫巴托尔广场即将改名成吉思汗广场。过去该市以成吉思汗命名的重要地标主要是一家高档饭店和郊区的国际机场，现在最具象征意义的中心广场也要改名了。革命领袖和现代蒙古国缔造人的名字，正从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象征符号中淡出，而遥远过去的蒙古英雄已然孤峰独峙，显示后社会主义时代蒙古的国家认同建构是多么依赖对历史资源的发掘。如果把视野扩大到中国的内蒙古，你轻易就会发现以成吉思汗命名的城市中心广场竟远远多于蒙古国—呼和浩特、呼伦贝尔、鄂尔多斯、锡林浩特、乌兰浩特、乌海……

最伟大的蒙古英雄没有第二人。不仅蒙古人这样看，在世界范围内，成吉思汗不仅足以当作蒙古的代名词，而且，他甚至比蒙古更有名。

这是八百年来种种历史发展的结果。内亚史地研究的先驱之一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说过，如果不是因为恰好生在一个适当的时候，以及刚好活动在一个适当的地理区域，仅仅以成吉思汗的天生禀赋，他本来成不了这么大的气候。这当然比那些一味沉迷在伟人的克里斯玛中寻求神秘历史解释的研究者高明，但其实拉铁摩尔自己也浸润在成吉思汗孤独的伟大传统中：成吉思汗如此伟大，以至于他在蒙古人的历史中成为一个孤独的英雄，一座突兀的高山。

成吉思汗的这种孤独地位，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特别在元朝不是如此。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忽必烈才是蒙古英雄的天字第一号：“大可汗（忽必烈），是一个最智慧，在各方面看起来，都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他是各民族和全国最好的君主。他是一个最贤明的人，鞑靼民族从来所未有的。”虽然马可波罗没有赶上成吉思汗的时代，但他对忽必烈的赞颂，至少反映了那时元朝宫廷和官僚舆论中，存在着把忽必烈描述为蒙古历史第一人的倾向。这种倾向或史学实践，在忽必烈后裔失去汗位以后，势必发生重大逆转。成吉思汗历史地位的变迁过程，无疑也是蒙古史的一个有趣的课题，那种把今日成吉思汗独特地位视作理所当然的观念，当然是非历史的。

专业的蒙元史研究者当然不会花心思去给历史人物排座次，但许多学者还是明确表示忽必烈与成吉思汗同等重要。著有《忽必烈传》的李治安教授说：“与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堪称蒙元一代的伟人。……成吉思汗以征服武功震撼世界，忽必烈则以文治著称于天下。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继承者中最杰出的政治家。”蔡美彪先生说，撰写《忽必烈传》实际上相当于写半部元史。李治安教授的《忽必烈传》的确可以当作半部元史来读。不过，以挑剔的眼光来看，元史是传统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部传记所写的，也还是中国历史脉络中的忽必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样高度评价忽必烈历史地位的杉山正明教授，在其名著《忽必烈的挑战——蒙古与世界史的大转向》中，描摹出一个世界史视野中的忽必烈，迥然有异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元世祖。杉山这部书当然没有写成半部元史，但可以当作13世纪后半叶世界史的半部概论来读。

学界说起杉山正明，一般都会首先提起他的语文能力，他自己也喜欢强调学习和掌握多种语文对于研究蒙元历史的重要性，特别是波斯文，用杉山的话说，对研究蒙元史而言波斯语文献与汉语文献同样重要。他如此高看非汉文特别是波斯文史料，当然与过去研究者偏多信赖汉文文献有关。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abi）在1989年出版的《忽必烈汗》中，就已经批评研究者对于汉文以外的史料利用不足。杉山把这一批评推向了极致，而且他自己也似乎努力学习了尽可能多的语言。他说：“有关蒙古时代应该使用的史料经典就多达二十多国语言，并且重要的是，东西方专门研究者的工作，都想要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图像。”他认为，以汉文为中心的东方史料与以波斯文为中心的西方史料，把研究者也分成了两个集群，由于“两个文献群各自背负着的巨大文化传统完全不同”，比克服“史料之墙与语言之墙”更困难的，就是跨越“说不定远较前两者为大的意识之墙”。据说杉山的办公室就是蒙元史研究的最佳图书馆，参观者通常会惊骇于如此丰富、如此稀见的多语文史料竟会汇聚在此，也难怪杉山会在书中对哈佛的图书馆颇有微词。

多语文史料的掌握，当然是杉山蒙元史研究的一大特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成功就在于他使用了不为他人所知的材料。他的著作里的确有很多出自波斯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非汉文的材料，但这些材料本身并不是由他发掘出来第一次使用的。他的确在不少地方巧妙地利用了多语文史料驳斥旧说或建立新论，但这些材料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并不是那么陌生。在我看来，杉山是在武装了炫人耳目的多语文工具的同时，和许多成功的历史学家一样，也具备极为开阔的知识视野和求新求变的理论勇气，事实上正是后者使他写出了一系列有着独特视角的历史论著。

以《忽必烈的挑战》为例，决定了此书一炮打响的，并不是杉山使用了多少条稀见的多语文史料，而是他在书中以习见史料论述了蒙古时代所开创的世界体系这个亚洲史乃至世界史的命题。他所谈的忽必烈，不仅是蒙古的大可汗，也不仅是元朝的创建者，而是塑造了从地中海到西太平洋巨大范围内新型政治经济体系的关键人物，而这就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蒙古帝国为这个世界体系提供了结构骨架和运转动力。忽必烈不仅继续并完成了成吉思汗所启动的帝国进程，他还重新设计和编织了这个帝国的网络，使得东西世界之间的联系不再是偶发的、随机的和间隔断续的，摆脱了古典丝绸之路情怀的东西交流，第一次具有了整体的、持续的和息息相关的意义。这就是本书副标题“蒙古与世界史的大转向”的真意所在。因此，这本书超越了传统蒙元史的范畴，而成为一种亚洲本位的世界史论述。

读者不难发现，作者为了建立这个亚洲本位的世界体系论述，不得不专辟章节批判欧洲本位的世界体系说，这便是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社会学家所创建的近代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认为，自16世纪开始，世界经济存在着以西欧为中心，以西欧以外为层级递减的边缘的结构，中心区域有国与国的区别，国家内部有地区与阶层的区别，某地区内有城乡的区别。中心与边缘涉及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地理关系及垄断与自由竞争的关系，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历程，就是主导世界体系、把全世界各边远地区都吸纳进这个世界体系的过程。世界体系的发端可追溯至15世纪末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从那以来的历史可以说就是这个世界体系实现和展开的过程。杉山在书中批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是“不确切的体系论”，但他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辩驳，而只是指出沃勒斯坦理论对亚洲历史的关照过于薄弱，过于“图式主义”，在史料和具体论证上不具有说服力，“特别是连东亚与中亚，甚至是中东伊斯兰世界及俄罗斯方面，都欠缺基本的历史知识与认识”。因此，给出一个充分考察了亚洲历史经验的世界史论述就变得必要。在浮皮潦草地批评了流行的世界体系论之后，杉山就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新世界体系论了。

有趣的是，杉山对沃勒斯坦的批评，不但在学理上无多新意，而且也部分地掩盖了他自己的世界体系的来源。在我看来，杉山本人深受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影响，这本《忽必烈的挑战》不仅写作灵感来自沃勒斯坦，而且其具体论述也有赖于世界体系论原有的海上通商、中心边缘、金融网络和分工物流等重要概念。当然杉山并没有掩饰沃勒斯坦学说给他的冲击，“这真是一套波澜壮阔的历史论述……对读者而言真的是有不容招架的压倒性魅力”，而他的回应则是以沃勒斯坦的概念与方法，本着“以全球的视野来总括亚洲全体”的目的，建立一套新的世界体系论述。这个新的世界体系，就是蒙古时代以忽必烈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其基本杠杆是蒙古人的军事力、中华社会的生产力和中东和中亚穆斯林商团的营商力。

受到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冲击的杉山，把这一套分析方法和论述模式应用到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就诞生了本书所表述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是以欧洲特别是西欧为基点的，是一种欧洲本位的世界体系；杉山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以蒙古帝国为核心展开，是一种亚洲本位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开启于15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勃发于16世纪，前波后浪连绵不绝以至于今；杉山的世界体系则提前至13世纪后半叶，虽然维持的时间不太长，但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至少间接地影响了14世纪以后东西方历史的进程，特别是近代世界体系重构的进程。

杉山一方面赞赏沃勒斯坦的“（历史）书写真的是可怖的”，另一方面指出由于“他不了解蒙古”，所以不知道“国家在其和缓的主导下，拥有组织力主动掌控物流，自身也凭借通商利润而存立的这个模式，在世界史上忽必烈国家恐怕是第一个”。杉山从多角度论证忽必烈的通商帝国“以世界规模而展开”，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历史论述，这一论述足以借助世界体系这样时髦的理论解说，把忽必烈时代蒙元史的意义充分放大，空间上不仅超越中国史，还超越亚洲史，时间上则不仅超越忽必烈个人的统治时期，还超越蒙元时代，与近代的全球史直接连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还不得不说，杉山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计划。

《忽必烈的挑战》与杉山其他广受好评的著作一样，可读性、知识性与思想性，堪称圆融完满。杉山著作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视野开阔和知识丰富，在欧亚大陆的东西南北之间跳跃来去毫无窒碍，细节叙述妙趣横生。姚大力先生说：“就我记忆所及，他前后写过近十种性质类似、话题或聚焦点略有不同的历史读物，每本都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独特视角与新鲜见解。”姚先生所说的“独特视角与新鲜见解”，正是杉山最成功的地方。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他的著作都有或明或暗的理论来历，都受到国际学界某种流行议题的影响或启发，而且都是对这些议题某种程度的回应。在蒙元史领域的学者中，不仅日本，即使世界范围内，他这个类型的也相当罕见。对后辈特别是年轻学者来说，注意到杉山正明这样无时不在标榜语文和语言重要性的成功者，其实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着包括社会科学理论在内的国际学术新说，并且在自己的写作中接受其影响的同时又积极予以回应，也许会是更有启发的。

当然这不是赞赏或提倡理论先行、以论带史，杉山的著作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他处理好了理论与实证的关系，他的某些著作甚至表面上并没有理论追求，或没有受理论影响的明显痕迹，他挑选的细节才是抓住读者的第一因素。但他能成为如此一个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历史学家，理论关怀与理论勇气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我不是蒙元史专家，本没有资格判断杉山的世界体系论是否在史学上成立。从一个读者的阅读体验说，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有点浪漫，把机会主义的财富追求说成了深思熟虑的经济规划，把沟壑纵横彼此对立的蒙古政治说成共享帝国成果的太平世界，多多少少，是证成并拔高了他自己批评过的Pax Mongolic （有时又称为Pax Tatarica）。杉山笔下的忽必烈，对西起地中海东至太平洋的广大世界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能够制作超越时空局限的经济与政治的战略安排，总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惊讶。那样的历史人物是难以理解的。当然，《忽必烈的挑战》所论述的蒙古时代的世界体系，多大程度上是杉山发现的，又在多大程度是他发明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应该承认的是，能够挑起这个话题，这本书就已经成功了。

我对忽必烈的兴趣当然与我自己的知识局限直接相关。接着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问题，即忽必烈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的比较，我想，先不管当时及后世的评价（那必是各执一词、言人人殊的），我们应该看看忽必烈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历史地位是如何预期的。

忽必烈对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在漠北时已然。徐世隆说：“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由于完全依靠翻译和听讲，他的历史理解能到什么程度，当然不可估计太高，但哪怕有限的知识也大有助于他日后进入中原后的施政与统治。虽然有材料说他尤为钦佩唐太宗，对唐代历史特有兴趣，对《资治通鉴》情有独钟，但研究者都同意，对他施政影响最大的主要是金代历史知识，《大定政要》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而元朝是由草原南下的征服者所建立的这个事实，不可能不在忽必烈的历史兴趣中无所反映。那么，他对辽金之前情形类似的北魏的历史有多少了解或有多少兴趣呢？

许衡建议忽必烈推行汉法时，就是从北族政权统治华夏这个角度说的：“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者，必行汉法，可以久长。”中国历史上，这种以草原征服者的身份“奄有中夏”的前代王朝，有哪些是成功的呢？就是拓跋魏、契丹辽和女真金。许衡说：“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显然，北魏成功的历史经验早已进入忽必烈的知识视野。郝经对忽必烈说：“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灿然与前代比隆。”

我在这里讨论忽必烈对北魏历史的了解，或他对北魏历史的兴趣，目的是想解释他具体从北魏历史里学习了什么。他以“元”为国号，或许真的如他自己的解释直接出自《周易》彖辞的“大哉乾元”，其灵感并不来自北魏孝文帝为拓跋皇室改姓为“元”的故事，但另外一个看似巧合的一致，就值得深思了。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初定太庙七室之制”，尊皇祖成吉思汗为太祖。五年后又定太庙为八室，加上皇曾祖也速该·把阿秃儿，尊为烈祖，并给太祖成吉思汗上谥号为圣武帝，给烈祖也速该·把阿秃儿上谥号为神元帝。这种谥号在以前王朝的帝王谥号里并无重复，除了北魏。北魏始祖拓跋力微的谥号是神元帝，力微之父诘汾的谥号是圣武帝，这些都是北魏开国君主太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追赠的谥号。力微与其父被谥为神元帝、圣武帝，成吉思汗与其父被谥为圣武帝、神元帝，看起来似是一种巧合，但一个难以抗拒的联想，就是忽必烈和他的谋士们从北魏史获得了灵感。

这个联想最大的史学价值，即忽必烈怎么看成吉思汗。他是否把把成吉思汗看成完成建国大业的人呢？元代文士奏疏文字里，说起“国朝奄有天下”的具体年数，多是从灭金算起的，而那时成吉思汗已经不在，实现灭金大业的蒙古大汗是窝阔台。这种算法一定反映了忽必烈本人对蒙元历史的认识。在忽必烈的蒙元历史观里，成吉思汗大致相当于北魏历史上的拓跋力微，创立了草原时代的伟业；窝阔台至蒙哥等，大致上相当于北魏道武帝以下平城诸帝；而他自己，应该就是要以孝文帝的气概，创造远超孝文帝的事业。在这个历史观里，忽必烈本人是把自己看作蒙元历史第一人的。

杉山在《忽必烈的挑战》中一再强调元朝并不是一个中国的王朝，可是回到忽必烈本人的历史认识中，我们看看，他在三代至宋金的历史之外寻找任何历史认同了吗？他建立的元朝，不就是要接续宋金的历史吗？他并没有企图否定或遮掩元朝的草原起源，但他显然把草原时代的历史与入主中原的历史分成了截然不同的阶段。成吉思汗只是草原创业时代的英雄，而蒙古最伟大的事业还有待元朝的建立与传承，这在以往的历史中已有很多先例可循，其中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就是一个榜样。正因为这样，他才把拓跋力微父子的谥号同样施用于成吉思汗父子，透露出他对成吉思汗及他自己历史地位的认识或期待。

据说忽必烈特别推崇唐太宗。唐太宗不是唐朝的开国君主，却最终获得了唐朝历史第一人的地位。这或许是忽必烈喜欢提到他的原因之一。如果他那时已经具有“世界体系”的眼光，给出一个类似《忽必烈的挑战》的宏大叙事，那他实在不必为自己的历史地位怀有任何疑虑了，因为这种疑虑本身，说明他还是置身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那在杉山的欧亚历史观里当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局限，可是，从草原帝国的成功转型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