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之后，策太郎便没有了顾虑。

直接地讲，他的任务就是设法监视清政府的高官，别让俄国人抢先收买了。文保泰就是联系清政府高官的渠道之一。估计还有别的人和他一样，也在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秘密的活动。

策太郎一边想，目标缩小了，工作的效果会更好，一边又担心，这么一来，就难以看清整个局势了。人总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工具，都想靠自己去思考问题，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再次来到中国，虽然见到了王丽英，可不知为什么，策太郎内心总有些不安。但当那须启吾讲明了他的责任时，他却暗暗欢喜起来，因为除了找到了工作的意义，今后还有了充分的理由去接近王丽英了。

“找机会认识一些关心政治的人，也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情报吧。”年轻人经常出入于各种场所，他们知道的情报肯定很多。

李涛等人就经常在王丽英家聚会，其中不少人都曾去日本留学。他们对策太郎没什么戒心，王丽英就曾坦率地对策太郎讲过：“土井先生，我们这些人都是同情革命的。”

当时，中国的革命家们最苦恼的就是自身的孤立，因此他们非常欢迎外国友人，就连孙文也不例外。土井策太郎是日本鹿原商会的社员，他就借此身份接近革命者，开展间谍活动。

当时，书画古董一类的买卖都集中在北京外城，也就是著名的琉璃厂。以前，那儿是专门供应皇家琉璃瓦的烧窑场，久而久之，便被称作琉璃厂。文保泰委托生意的“修古堂”就开在那里。

王丽英到北京后寄居的舅父家，就在琉璃厂附近的吉祥二条胡同。后来，她舅父举家南下，迁往上海，便将房子委托王丽英代管。因此，王丽英的朋友们便毫无顾忌地到王丽英家聚会，谈笑风生，无拘无束。

策太郎本是古董商人，自然经常去琉璃厂，也常常顺道去王丽英家，两人的关系也更近了些。其实，策太郎真想天天都去找她，可又怕太明显，只能隔一天去玩玩儿。在王丽英家，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发表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也互相争论。策太郎在心里偷乐：这情报来源多好呀！

年轻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就是当前日、俄之间的矛盾。每当谈到此，几乎所有的人都愤慨地说：“想在我们神圣的国土上发动战争，真是岂有此理！”

有时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有一位年轻人的见解就很不一样，他曾就读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长长的脸，皮肤白嫩，眼神怠倦，他说：“我们应该热烈欢迎日本和俄国在关外开战。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才是满人的故土。一旦战争爆发，关外变成废墟，满族贵族们的心理和财力恐怕都要遭受打击。当然，一旦东三省成为战场，当地居民必定首当其冲，应该事先让他们避难，除此之外也没别的办法。只要鞑虏的领地荒废了，清朝也就完了。我辈革命者，应该为日俄将在关外开战一事感到高兴才对……”

他不是在慷慨激昂地辩论，而是用一种极其冷静的语气，有力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颇具说服力。

他提到的“鞑虏”一词，是汉族对满族的轻蔑称呼，“鞑”是指鞑靼人。两百多年前，女真人建立起清朝的统治。清朝的皇亲贵胄们，大多在东三省占有领地，每年靠着年贡，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倘若他们无法再从领地上得到任何东西，无疑就会衰败下去。所以，利益攸关下，他们一定会死守东三省，将其视作清王朝的“屏藩”。但如果有一天，“屏藩”不再，他们势力衰落时，谁还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呢？这样，清朝也就濒临灭亡了。

以上的论点条理清晰，也是出自那位年轻人之口。

有些人听了，频频点头道：“果然不错，见解的确独特。”

不过，那些反对的人却驳斥道：“东三省固然是鞑虏的领地，可在那块土地上耕种的不都是咱们汉族兄弟吗？一旦战争爆发，他们都会流离失所。不行，一定要制止这场战争！”

待激烈的争论略微平静下来时，李涛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说：“不管咱们再怎么争论，假设总归不是现实。诸位，我想，仗是打不起来的！这是现实。即便日本再想发动战争，他们没有借口，不也是枉然吗？”

策太郎不由得大吃一惊。李涛讲话的口气似乎很自信。

“你怎么知道呢？”王丽英问道。

说来也巧，策太郎也正想问。

“反正这就是我的看法。消息来自有关方面，很可靠，不会有错。但我不能多说，否则给我提供消息的人会有麻烦。”

“可是，为什么日本方面找不到借口呢？”王丽英追问道。

“丽英，你不了解国际形势。我认为咱们首先要对总体大局有个估计……现在庆亲王走的是李鸿章的路线，也许这样做是对的！”李涛说完，哈哈地笑了。

此刻，策太郎的心早已飞向了金鱼胡同。哪怕是街头巷尾的传说，策太郎也应当向那须汇报。倘若情报确切，那关系就重大了。

策太郎真想立刻告辞，但又怕引起别人的怀疑，只好耐心地等待着。也只有在这种紧张时刻里，他才会忘记王丽英的存在。

不久，在座之人转换了话题。策太郎机敏地抓住时机，故意伸了个懒腰，开口道：“我告辞了，还要去做生意。唉！当小职员真辛苦。各位有时间去琉璃厂时，请到敝店里坐坐……”

一出来，他就急忙坐上一辆人力车，赶紧向城里奔去。

他专程来向那须汇报重要情报，可到了那须家，却不见那须的人影。那须雇的老妈子带着南方口音：“哎呀，我家老爷出去的时候什么也没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真是的，我有事要找他，他却到外面溜达去了……”策太郎又气又急，发了几句牢骚。

但无论如何，策太郎还是要耐心地等那须回来。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那须回来了。策太郎虽然只等了三十分钟，可觉得像是足足等了半天。

那须见到策太郎，却一脸困惑和为难。

“你怎么了？我现在正忙着呢！嗯，这样吧，反正我也有事找你。你过两小时再来，行吗？”那须不耐烦地说。

策太郎顿时怒不可遏。他想，如果他听到的情报属实，那就可能是左右国家命运的大事。那须启吾那种不在意的态度，真让人气愤。

“两小时后再来？无论如何，我也等不了那么久。”策太郎严肃地说。

“哎呀！”这时，那须才感到策太郎的神态不太寻常。

“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策太郎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说道，“也许是毫无根据的谣传，但也必须立刻向您汇报，所以我才特意赶来……”

那须凝视了一会儿策太郎，然后手臂抱在胸前说：“听肯定是要听的，但你简单扼要点儿。”

“我得到的消息正是咱们一直担心的事，听说不会打仗了。”策太郎一边说，一边瞪了那须一眼。

“你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这时，那须才将胳膊放了下来。

“一位在东京认识的清朝留日学生，他的叔叔是李鸿章那一派的官员，现在好像是吏部的主事，此人一般不会信口开河。”

“嗯嗯，果然如此，又增加了一个确切的证据。”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昨晚掌握到，俄华银行最近有巨额资金流动，我们怀疑这资金是用于秘密活动的。之后袁世凯的一个幕僚也透露了点儿消息。是这么回事，据说，一个和这个幕僚相好的艺妓说害怕打仗，吓得不得了，幕僚就说：‘没关系，仗打不起来。你要是不信，我敢和你打赌。’此人平时很谨慎，不会信口雌黄。公使得知后，非常忧虑，急忙召集相关人员开了个会。我就是刚开完会回来。参谋本部第二部的长官也认为，只能设法收买相关大臣了。连坂西少佐也极力主张收买……正好，你也掌握了同样的情报。你辛苦了，干得不错。现在，文保泰这个渠道就更重要了。两个小时以后，你再来吧。我还要去开会，商量机密费用的开支。”

平时做事一向从容不迫、保持“东洋豪杰”精神的那须启吾，此刻也流露出一丝慌张。那须打开抽屉，在里面胡乱地拨来拨去，挑了几份文件，迅速塞进衣服的内袋，之后又匆忙打开公文包检查，嘟囔了几句，又将公文包合上了。

离家之前，他歪着脑袋看了看自己的屋子，依依不舍似的。此时的那须，和他经常谈到的那种小人何其相似。他一只手开门，另一只手还拍着衣服口袋，生怕漏掉什么似的，越发显得惊慌失措。

关门时，他似乎才想起来，策太郎还在自己屋里呢。“喂！我走了，等一会儿再见。我刚才说咱们几点钟见面？”可能太慌张了，他连自己刚才说的话都忘了。

“你说两小时之后再碰头。”

“哦，是吗？到公使馆开会用不了一小时，现在还不到四点，等我回来咱们一起吃饭吧。抱歉，你能不能跟老妈子说一声，准备一下晚饭？这样，我一回来就能吃上。我想一边吃饭，一边和你商量。哎呀，真是太忙了！”那须启吾说话如此慌张，真是少见。

门一关上，就听到一阵“咯嗒咯嗒”的皮鞋声，感觉到鞋的主人正急急忙忙地走下台阶。

可很快，那须又转回来了，应该是忘了什么东西。“哎呀呀，真是……太慌了，不行啊！冷静点儿！冷静！”那须回到屋里，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打开抽屉，把文件、笔记本一阵乱翻。不一会儿，总算是找到了忘带的东西，他才放心下来，小心翼翼地把一张纸放进了公文包。

或许是觉得自己的狼狈相全被策太郎看到了，那须难为情地笑了笑，说道：“你在这里等我回来，也许会觉得闷，要不你看看这个吧。”说着，他从前胸口袋里的一叠纸中抽出几张，递给策太郎。

“这是什么？”

“你看了就知道了，也算是一种学习吧。好了，这次我真的要走了。你要离开的话，一定得告诉老妈子把屋子锁上。拜托你啦！”

离开屋子前，那须故意放慢了脚步。一关上房门，脚步声立刻又变得急促起来。

策太郎独自坐在桌前，心想，现在正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连那须启吾这样的人都开始急忙行动了，不正说明事关重大吗？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忐忑起来。

他打开那须留给他的文件，像是一份名单。

文件是铅印的，很多地方已经黑乎乎的，大概是油墨未干时，不小心蹭的吧。上面列着中国人的名单，人名大都听说过，看来都是清廷要员。名单之上有铅笔字迹，周围还画着不同颜色的线条、圆圈、双重圆圈、三角形以及×号。

策太郎一边看一边忖度：这也许是某次秘密情报会议的参考资料，就清政府高官们的复杂派系和每个人物的性格加以说明。一定是会议紧急，匆忙赶印出来，墨迹未干就发给了相关人士。印出来的名单横七竖八、排得很乱。

因为都是政界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没有官职的文保泰，并未出现在名单上，但在用铅笔写的注释中，倒是有他的名字，名字上还画了双重圆圈。此外，两条平行线将他和那桐连了起来，同样的线条也连接起了那桐与庆亲王。

庆亲王与袁世凯之间则用齿状线连接。袁世凯与张之洞之间用蓝线连接，还打上×形符号，大概表明他们关系不好。

这张表连已故的李鸿章都印上了，显然是说明，虽然李已死，但他那一派人的势力还在。这些同派人的名字之间，也用各种线条连接起来。凡是用红线和李鸿章连在一起的，估计都是李的直系，像袁世凯、伍廷芳、盛宣怀等。

策太郎寻找着自己熟悉的名字，看到“那桐”时，心中还是有些惊异，心想：“那桐权势真不小啊！”他的名字像是一个车轮轴，周围布满了不同的放射状线，而且没有一条线打上×号，这说明那桐和所有人都相处得不错，怪不得传闻说“那桐是政界的游泳冠军”。那桐与庆亲王之间则特意用一条红线连起来。

在清政府的权臣中，和日本关系最密切的当属外交大臣了。

中国的历代王朝一向不重视外交工作。实际上，与其说不重视，不如说他们甚至都不认为自己需要外交，原因就在于所谓的“中华思想”，即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周围的国家都被视为蛮夷之国，因而不需要与之交流。历史上中国国力强盛，周围的小国都想得到大国的庇佑，因此会不远万里，带上贡品前来朝拜，中国不会将其视为平等的国家，而是采用慰抚的方式，即回赠更贵重的礼物，将其收为附属小国。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和葡萄牙均被视为番邦，他们在广州的贸易，也被当作带来了本国的特产给中国“进贡”，而中国为了安抚他们，也将本国的特产赐给他们，以示褒奖。

中国了解到国家平等之说，大概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的六部制度起源于北周[六部制起源于北周：三省六部制源自隋唐。原作者误作北周。]，这种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朝。清政府所设六部如下：

户部——管理税收、财务。

吏部——管理民政、人事。

兵部——管理军事。

工部——管理水利、土木建设。

礼部——管理仪式、典礼。

刑部——管理司法。

过去，中国和外国交往时，“礼部”处理礼节接待等事，“户部”则掌管进口税等财务事宜。虽然两部共管一事问题很多，但鸦片战争之后又过了很久，专门办理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才成立。

中国历代王朝一直沿用六部制度，因此人们一直对“六”这个数字很敬重。但后来不能再拘泥于“六”了，于是将兵部分成陆军部和海军部。此外，还设立了邮政部和学部。

各部长官均称“尚书”，每个部满、汉尚书各一名。户部的满尚书是那桐，而汉尚书则是“硬骨头汉子”鹿传霖。[鹿传霖（1836—1910）：清末直隶定兴人（今河北省），字滋轩，同治进士。曾任陕西巡抚、四川总督。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募兵三营护送西太后逃至西安，之后授两广总督、军机大臣。回京后，兼督办政务大臣。1909年（宣统元年）任东阁大学士。]

总之，中国的衙门相当复杂，外务部就更复杂了，除尚书外，还设有“总理大臣”和“游说大臣”。当时，外务部的总理大臣由清朝的实力派——军机大臣庆亲王兼任。庆亲王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永璘之孙。不管是论出身门第，还是真才实学，此职都非庆亲王莫属。

庆亲王名字处有铅笔注释：“此人特别吝啬。”旁边还有两个名字：

陶大均——主管行政杂务。

萨荫图——俄语翻译。

任用陶大均估计和那桐重视文保泰有关。至于萨荫图，可能是因为与俄国关系密切而设置的俄语翻译。

辅佐“总理大臣”的“游说大臣”原是王文韶，最近却改为了那桐。外务部中的汉尚书由瞿鸿机担任，满尚书则由那桐兼任。

因此，外务部是由庆亲王和那桐掌握着实权，而且二人属同一派系，可以说是沆瀣一气。文保泰与此二人关系密切，是代办杂务的重要人物。要买通这些人，钱花少了可不行，非要巨资不可。当然，庆亲王和那桐都不会直接过手。所谓代办杂务，文保泰做的就是这个。

策太郎双手置于桌上，撑着身子，一边仔细看名单，一边思考各种问题。他越看越觉得，日本似乎马上要被卷入到巨大的旋涡里，顿时，眼前一片昏暗，身体也不由得发起抖来，过了许久仍然无法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