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接受一项任务，人都喜欢弄明白这任务的前因后果以及意义为何，策太郎不断追问那须启吾就是如此。

如果知道自己正站在一个历史意义非凡的舞台上，任何人都免不了兴奋。可舞台之上，重要的只是极个别人，多数人只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人世间这个舞台过于巨大，即便小角色也重要如机器中的齿轮，缺一不可，可还是没人看得到、看得起。小小的齿轮，身处庞大的机器里，不分昼夜地转动，无比孤寂。

策太郎从整个人类起一直想到个人的命运，深深感到做一个齿轮的悲哀与凄凉。

那须之前说要两个小时以后才能回来，可还不到一小时他就回来了。

“您回来得真快，我还没让老妈子做饭呢。”策太郎说。

“现在也来不及吃饭了。情况紧急，咱们得分秒必争，稍有疏忽，就会被俄国搞垮。你怎么还这么悠闲呢！快！咱们马上走。”那须说完，抓着策太郎的手腕就往外走。

“上哪儿去？”

“文保泰家。”

“去干什么？”

“一直唠叨地问为什么，真烦！得了，咱们边走边说吧，现在没法坐着慢慢讲。”

看来，一定是有紧急的事发生了。

那须连拉带扯地把策太郎拉了出去。一出胡同口，就看到近处停着一辆马车。

那须指了指马车说：“那是公使馆派来的车，咱们说话要小心，千万不能让车夫听见。干脆，上车之前，我就把你的任务交代清楚。”

“这么几步路就能讲清楚？”他们离马车最多不过三四十米。

“你的任务是，”那须快速地说，他走得极慢，说话却像连珠炮似的，“把钱交给文保泰。为了阻止清政府和俄国签署第二次撤兵协定，我们必须用重金收买清朝的权臣。”

“钱在哪儿？”

“我拿着呢。”那须说完，略微打开皮箱给策太郎看了下。这已经不是一小时前他拿出去的那个皮包了，而是一个很高级的旅行皮箱。

“怎么给他。”

“只要交给他就行了。”

“一共多少钱？”

“分两次给。今天给庆亲王七十万、那桐三十万，总共一百万。”

“您说的‘万’指的是？”

“日元。”

“啧啧……”

当时，有一千日元就能称得上是富裕之家了。即便在城市，拥有万元家产者也是极少数。如果是百万日元，当真是巨资了。

“第二次交钱，再给他们两人各十万元就够了。此外，文保泰提出要咱们给他五万日元。”

“他？他又没什么实权，要那么多钱，太过分了。”

“现在气愤也没用，他也不会白做中间人吧。”

“要是耐心跟他讲价，肯定能少掏点儿。这家伙开口要五万日元，简直是开玩笑！”

“你要和他磨嘴皮，他也许会让让步，少要一点儿。但现在来不及了，已经没有讲价钱的时间了。俄国公使莱萨和庆亲王已经就撤兵达成协议，都签字了。”

“那怎么办？”

“幸亏还没有办完批准手续。”

清政府所谓的批准，就是要得到西太后的许可。不过，自义和团事件以来，西太后尝到了苦头，极少插手外交事务。所谓批准，仅仅是形式而已。只要庆亲王确定了，就八九不离十了。

“什么时候正式批准？”

“今天庆亲王拿着协定书，进宫晋见西太后。真险啊！据说，知道内情的人以为事情马上要办妥，就放心了，可不知在哪儿就把秘密泄露出去了。他们以为即便日本知道，也措手不及了。可其实我们早已掌握了不少情报，你不是也知道一些吗？”

“那庆亲王见到西太后了？”

“这事也是巧了，没想到，西太后感冒了，没有见成。庆亲王说，等明天西太后病好了再办，就退了出来。我们得到这个情报后，立刻研究对策。”

这时，两人距马车只有五米远了。那须干脆停了下来。

“看来，对策的效果不错？”策太郎看着那须手里的皮箱，问道。

“唉，当时是不管怎样也要想办法，问题是给多少钱和怎么给。至今也没了解到俄国的动静，但一定要瞒过他们。和银行打交道，也是无比小心，生怕张扬出去。咱们也不可能全部付现款。总算结果还比较好。”

“谁去交涉钱？”

“我上司。当然，名字不能说，他也不是公使馆的正式职员。”

“那他和谁交涉呢？”

“一个叫陶大均的老头子，他是庆亲王的秘书。交钱时，双方各派两人，其中一人可由对方指定。咱们只能指定文保泰，而对方则指定了你。真不错啊，我把你从东京叫来，到底是派上用场了！”

“是吗？”从遥远的东京来到北京，仅仅是当交钱的证人，这是策太郎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

策太郎有些惭愧，自己虽然间接了解到俄国的计划，但没从文保泰那里得到更多有用的消息。不过，就连参谋部派来的情报专家，对于俄国的动态也是一无所知，外行的自己又能怎么样呢。

话虽如此，交涉贿赂款的工作却交给了自己。这项任务本应由比那须更高一级的人物来做的。

策太郎反复思考之后悲凉地想，自己只不过是齿轮上的一个齿。

那须此时非常高兴，毕竟是自己把策太郎从东京找来，关键时刻又起了作用。可策太郎却感觉像是一阵冷风穿透了胸膛。

“现在该明白了吧，你是对方指定的证人，我只是随从而已。对方除文保泰之外，也派一个人做证。”

“嗯，明白了。”

“那咱们就走吧。”

那须一时起了兴致，踢了下石子，向马车跑了过去。可毕竟跑不了多快，他手里的皮箱实在太沉了。

策太郎追了上去。

马车从金鱼胡同奔向铁狮子胡同。这两个地方相距并不算远。

明朝崇祯年间，嘉定伯府邸前蹲着两只石狮子，据说，这就是铁狮子胡同的由来[铁狮子胡同：一说是因为元朝时某贵族门前的一对铁狮子而得名。]。传说中，狮子可以除魔，很多富裕之家都喜欢在门前摆上狮子。

“对方要求我们来时不要引人注目，当然我们也希望如此。他们说，可以秘密造访那里，你是知道的。”那须在马车里小声说道。

“嗯，我知道。”策太郎回答道。

对方的意思是从后门进入悠悠馆。

策太郎为马车夫引路。

文家的后门果然站着一个看门人，晒太阳似的等着他们的到来。

车到了门口，看门人连声说：“请进！请进！”说着，把他们带了进去。策太郎一看，果然是悠悠馆。

文保泰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

他坐在日本席上，面前横放着一座崭新的、近似半圆形的石碑。石碑最长处约一米。

当时的富贵人家，为了光耀门庭，一般都请当代最知名的文人雅士为其祖先撰写碑文。

照理说，为不相识的死者歌功颂德，本是问心有愧。可巨额酬金，对那些文人来说，吸引力极大。一般将这种做法称作“谀墓”，即对死人谄媚。清朝中叶，大文豪袁枚就专门谀墓以致富，后来他买下了“随园”——当时有名的庭园之一，经常在其中饮宴作乐，还将席中的肴馔记录下来，著成《随园食谱》一书。

还有一些人，花重金聘请著名文人或是书法家撰写碑文之后，还会特意从碑上取下拓本，分送众亲友，意为传颂祖先功德。虽然此类碑文和“谀墓”用的碑文有所不同，但也要花不少钱。

这块新运来的石碑，大概属于后者吧。

文保泰身边没有放水桶、墨汁、棉花球，看来，他还没打算开始工作，或许是专门在等策太郎等人吧。反正他也知道，只要策太郎他们一来，钱就来了。

“欢迎光临！”文保泰慢腾腾地站了起来，“请坐！”

策太郎和那须在紫檀木椅子上落座。文保泰隔着桌子，坐在他俩对面。

不一会儿，芳兰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香茗。看来，茶已提前沏好，客人刚落座就端了上来。

“这件事咱们还是早办早结束好，您觉得呢？”那须先开了口。

他没有寒暄一番，也不曾自我介绍，单刀直入地讲了出来。在秘密场合，以随从身份出席的人，不做自我介绍更好。

“请喝茶！我也希望尽快办好。”

“不是应该还有一个人吗？”那须问道。

按照事先的约定，双方指定的人和随从都是交钱的证人。

“随从吗？”文保泰听后嗤笑着说。

“对啊，不是事先约好了吗？”那须感到有些不安，向策太郎递了个眼色说。

“我知道，我们也信守承诺。我不是说了吗，咱们已经开始了。”

“嗯？那证人在哪儿？”策太郎急切地问道。

“这不就是嘛！”

文保泰的脸转向斜上方，视线所落之处竟是芳兰。此时，她的脸蛋似乎更红嫩了，朱唇紧闭，可爱极了。

“芳兰吗？”策太郎问。

“是啊。怎么，不行吗？”

“行，行，可以的。”策太郎仓皇答道。

“喂！你……”那须在旁用日语低声地说，“这个小姑娘可靠吗？咱们把钱交给他们，可拿不到正式收据，证人非常重要！那个姑娘是干什么的？”

“她是那桐推荐来的，肯定与那桐有关。”策太郎低声回答。

“是吗？”此时，那须才放下心来，把皮箱摆到膝盖上。

芳兰依然站着，紫檀木椅只有三张。可说也奇怪，她整个人的感觉完全变了，在那须和策太郎看来，她已经不再是卑下的仆人，而是一位出色的证人了。

那须将钥匙插进皮箱的锁眼儿，轻轻一转，发出清脆的咔哒声。他似乎是故意让旁边的人着急，慢腾腾地打开了皮箱。

策太郎明显地感到，对面的文保泰正屏息注视着皮箱。

皮箱内放满了各种纸币和金条。那须从箱盖的夹层里取出装有银行支票的文件袋。

按照双方事先商定，凡是英镑、美元、俄国卢布，汇丰银行(香港汇丰、上海汇丰银行)发行的纸币，均需要按比率兑换成日元后再支付。至于金条，全都刻上了记号，也都是按照标准行情支付。

芳兰站着，手拿笔记本不停地计算着，面部几乎没有表情。

策太郎在数钞票。数着数着，打开箱子前的紧张心情，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大概是只顾着数钞票、算汇率，都忘了自己很紧张。他暗自苦笑，心想：“难道我是为了数钞票才来北京的吗？”

芳兰算得相当快。

一开始，面对这一大堆钞票，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才能算完，心中难免有些烦躁。可没想到，换算很快就结束了。中途，芳兰也协助点数钞票，她动作迅速，不禁让人猜想她是否在银行工作过。

工作全部结束了。策太郎如释重负地说：“可算弄完了！”

交接巨额钱财，没有收据可谓美中不足。然而既是收买，又不能给收据。

文保泰令芳兰准备纸笔，研好墨。他思索片刻，拿起毛笔蘸足了墨汁，用苍劲有力的笔锋写上：“北京绝景值百万。”后又在纸的一角潦草地签上自己的姓名，交给了策太郎。

“北京绝景值百万”暗指收到一百万日元，不过文字晦涩不明，基本等于毫无价值，可总比没有任何凭据好些。

“光是把这么多钞票运出去就够呛。”策太郎开玩笑地说。

“唉，王爷那边已经派人来取钞票了。”

王爷自然是指庆亲王。

交钱后，那须和策太郎乘坐马车回家，那须兴致勃勃地对车夫说：“喂！回去的时候比来的时候轻松多了吧？”

车夫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日本人，他当然无法理解那须的诙谐，“你们来的时候是两个人，回去也是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马车夫一本正经地说。

“哈哈……”那须放声大笑。

策太郎顿时觉得浑身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