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两侧有两个著名的胡同：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清朝时，衙门几乎都设在这两条巷子中。其中，东交民巷后来成了外国使馆区，也叫治外法权区。六部本设在此处，但义和团事件后，清政府迫于列强的压力，无奈把兵部和工部迁出。外务部不在使馆区内，也就免去了搬迁之劳。

咸丰十一年（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才成立，专门管理外交事务。设在东堂子胡同，房子直接沿用了原来的“铁钱局公所”（即制造局）。

新成立的机构还有同文馆，是清政府为了培养外语人才以及供归国的外交官们居住的教育机构。为此，还特意改建了“铁钱鑢房”（即货币铸造所）。

后来，同文馆被撤销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改为外务部。民国成立后，外交部迁至邻近的石大人胡同，位于原“宝源局”内。但这都是后话了。

光绪二十九年时，外务部还在东堂子胡同的那所又老又旧的房子里。外务部总理大臣兼军机大臣的庆亲王事务繁多，不可能每天到外务部办公。但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的那桐却几乎每天都去视事。

那天，庆亲王又没来部里，那桐正昏昏沉沉地睡着，突然，俄国公使莱萨前来拜访。

俄国公使馆也在东交民巷中。中、俄两国就划分国境线和通商问题，已接触了多年，各国使馆未设立之前，就已有“俄罗斯馆”常驻北京。之后，俄国直接将该馆改为了公使馆。

显然，莱萨来访就是为了敦促清政府赶快批准撤兵协定。

仔细想想，这事颇为微妙。

一般情况下，都是被出兵的国家敦促出兵的国家迅速撤兵，但如今事情却反了，俄国反而催起清政府早日批准撤兵协定。当然，这都是为了对付日本。

俄国好不容易才占领了东北三省，自然是不想退兵。可为了不让日本有借口挑起战争，也为了争取时间做战前准备，俄国便先发制人，希望重新签署一份撤兵协定。过去不曾履行撤兵协定，将来也未必会，一切都只是外交手段罢了。

其实，清政府也明白俄国的心思，因此没有认真对待此事。日本为了阻止批准协定，才花了大价钱收买那桐和庆亲王。俄国人不知道收买一事，他们只收到情报说，西太后确实患了感冒。昨天，俄国人却产生了疑心。他们觉得庆亲王是有意回避会见莱萨公使。

昨夜，莱萨公使派人到庆亲王府上联系拜访一事。可出乎意料，下人却说庆亲王正准备外出，无暇接待。虽然这样的情况也很正常，使者却因此怀疑起来。其实，俄国人在庆亲王身边也布置了谍报网。他们用小恩小惠收买王府里的仆人，表面上是为了了解王府的生活动态和家中喜丧大事，以便前去祝贺，实际上是把仆人们当作线人。

“为什么要避开我呢？”莱萨公使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撤兵协定延迟批准一事。

庆亲王不善于说谎，喜怒哀乐都表现在脸上，他也不愿意掩饰自己的感情。在政治上，这绝对是弱点，庆亲王自己也知道，有自知之明便是他比其他皇家子弟强的地方。他明白，如果自己会见莱萨公使，极有可能会露出破绽，因此借口公务缠身，让那桐代为接见更好。这样的事情，那桐擅长。每次他一眯缝起小眼睛，别人就猜不到他在想什么了。

“据说是字句问题，有几处用法不当，被军机处卡住了。”那桐厚着脸皮，回答了莱萨公使的问题。

莱萨通过翻译进一步询问。

“我也是听说的。一涉及军机处，我们也搞不清楚，只是间接听到了一点儿消息。”

西太后垂帘听政，凡是重要的决策都要在皇帝垂询下，由几名军机大臣商量决定。外务部和其他六部一样，都是行政机构，只是按照军机处的决定办事。

军机处是军机大臣平时聚会的场所。每天早晨，军机大臣要在乾清宫议事和休息。军机处实际上是个休息室，并不是正式的衙门。

那桐随机应变，将责任推到有名无实的军机处。莱萨公使气得面红耳赤。但不管怎么问，那桐始终不给正面回应，莱萨最后愤然离去。

不一会儿，庆亲王的使者陶大均来访。

“王爷（指庆亲王）说今天晚上开会的地点照旧，还在烧酒胡同。天津方面也有人来。听说有人为了那件事（指丢失二十五万元一事）还带了警察来呢。”陶大均悄悄地说。

昨夜，庆亲王避开俄国公使莱萨后，就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二十五万元丢失一事。陶大均正是为了通知此事而来。

“那个……那个警察是谁啊？”那桐问道。

“我不大清楚。听说是一个曾在日本和英国留过学、学过破案的人，叫张绍光。”陶大均回答说。

“哦，庆宽那样的人！”那桐点了点头。

庆宽是紫禁城内专门从事密探工作的头目，他不只会搜集情报，还会暗杀人，神秘莫测。西太后和别的权贵们都曾找庆宽调查和暗杀过自己的政敌。因此，那桐一听来了个侦探，立马想到了庆宽。

“应该就是那类人吧。”陶大均说。

“为什么找他来呢？”那桐问道。

庆宽这样的人属于谋士，虽有特殊的权力，但只能暗中行事。那桐非常重视体面，认为侦探属于卑贱的下等人，不够资格与士大夫同席。

“哎呀，”陶大均一歪脑袋说，“我也不知道。王爷不知从哪儿听说了这个张某，对他特别感兴趣呢。”

“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过就是猜猜谜嘛。要是这种身份来历不明的人都能……”那桐耸耸肩说。

不管怎么说，今晚的秘密会议不该随便让人参加。那桐属于一步登天的人，富贵来之不易，因此才会非常在意与会者的资格问题。

“听说振贝子好像给那人做了保……”

“是吗？少爷是保证人啊。”那桐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他知道，只要是大公子振贝子说的话，庆亲王总会言听计从。

“这事，好像天津来的人也赞成。”

“哦，你说项城啊……”说到此处，那桐缄口不言了。

“天津来的人”指的是袁世凯。直隶总督的衙门在天津，外国人一般称他为天津总督。“项城”则是袁世凯的别号，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以出生地做别号，是中国人的习惯。

当时在日本，当官的都希望到中央政府任职。从中央转至地方叫左迁，由地方到中央叫荣升。清朝自然也是如此。人们将中央的官吏称作“京官”，相比地方官，京官的地位更高。

但太平天国之后，就不一样了。为了镇压太平军，地方官员们纷纷培养和扩大了自己的军队，他们有了军权，讲话就更有分量，就像曾国藩有湘军，他的部下李鸿章则有淮军。到了清末，京官和地方官的实力已经颠倒过来了。直隶总督就是管辖了包括北京在内的直隶省（今河北省）、山东和山西的地方官。当时能与之匹敌的，只有掌管富饶之地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

袁世凯身为直隶总督，也是北洋新军的缔造者，拥有全国最精锐的军队。他是此次与日本方面交涉的重要人物之一。袁世凯常因公赴京，但这次却是应庆亲王之邀来参加这次秘密会议。

参加会议的全是清朝政府的高官权臣，可一想到有一个当侦探的张某，那桐心中就很不痛快。“让那个来历不明的张某……”说到此处，他咂咂嘴，把话停了下来。

“不过张某会立即退席的啊。”陶大均劝解道，“文保泰死得那么惨，不把这件案子查清楚，各位老爷都不会安心的。”

“那个姓张的，有没有说这件案子是怎么回事呢？”

“这点我倒不清楚，今晚他来好像就是要汇报调查结果。还有，万一今晚开会之事被泄露出去，我们就对外说，是文先生的朋友们为了弄清他的死因而开会。”

“嗬！连防止泄密的事都考虑到了，想得真周到……”那桐终于笑了起来。

那桐心想，只要姓张的立即退席，不参加讨论，倒也无妨。庆亲王这么做，也是为了以防万一，将来也好有借口说只是为了研究案子，这也算是一种策略吧。想到这里，那桐就渐渐安心了。

会议在晚饭后召开。

那桐回到金鱼胡同，吃罢晚饭，准备稍事休息，再去开会。这时，侍女领班拿来了一封信。

“老爷，这是刚才芳兰托人送来的。她说见不到您也没关系，要说的事情都写在信上了。”

那桐拆开了信。信上的字写得很小，可看上去却像是男子的笔迹。

信上写道：

昨夜，文家的男仆老刘不知被谁打死在院子里。终年四十一岁。

那桐将信揉成一团，扔进火炉。

那桐做事极其谨镇，对来往信件一概不保存，阅后立即处理。芳兰信里写的老刘的事，虽然没什么大问题，但在他看来，白纸黑字留在身边总不妥当。这就是那桐，事无巨细，都以小心谨慎为上。

他想：老刘是谁呢？他常到文家，文家的男仆都是四十岁左右；他从未听说过谁是老刘，也不认识这个人。

老刘的死本与那桐无关。可他想来想去，脸上露出了平时少有的忧郁表情。

“万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万一老刘之死和文保泰之死有关，那么自然牵连那桐。芳兰信中既然说“不知被谁打死了”，就是说凶手是谁至今还是个谜。

“怎么怪事都出在文家呢？”那桐自言自语地说。

那桐按时间去了烧酒胡同，那里面临北小街，在弓箭营之南。烧酒胡同既是他们的俱乐部，又是他们聚赌密谈之地。出入口和院子很多，但都是独门独院。

策太郎也租住在这里的民房中，当然，他肯定不知道这些大官们今晚要在这里开会。

从外面看来，他们密谈之地与一般的民房并无两样。院内柳枝低垂，有些伸出了墙，随风摇曳，分外妖娆。那桐来到门口，顺手拽了一根杨柳枝，左右看了一下，就推门进去了。

两个负责接待的女仆正在门口候着。

“大家都来了吗？”那桐问道。

“差不多都来了，只有王爷还没到，估计也快了。”其中一个女仆回答说。

那桐满意地点了点头。今晚的会议，除了庆亲王，别人都在自己之下，要是有人比自己晚到，那是绝对不容许的——这完全是“权力暴发户”的虚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