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光长得白白净净，双眸明亮，有一种说不出的迷人之处。从小时候起，他就非常惹人喜欢，如今二十八岁了，还是一样引人注目，可以说是人缘好吧。他外表俊朗大气，外人看不出，其实他一直有心病在。

过去张绍光家还比较殷实，因而能供他先后到英国、日本等国家留学。不料，张父性格太过执拗，因为无法和本地官员搞好关系，被扣上“诽谤当今圣上”的罪名，关进了监狱。张母为了不让儿子担心，一直未将此事告诉在外留学的张绍光。她为了营救丈夫，四处奔走，转卖田地，花了不少钱，才将张父救出。但张家的家境也随之衰落。张父在狱中受尽折磨，回家后就患了重病，卧床不起，不久便与世长辞了。

张绍光对此一无所知，他本来怀着美好的憧憬，期待着与家人久别重逢，可一踏上故土，就看到了破败的家和重病的老父，一时刺激较大，心里就这样坐下了病。

他常想，父亲太过“顽固”，是这个家败落的主要原因。可顽固，似乎也没有可指摘的地方，毕竟父亲只是忠于自己的信念，不阿谀奉承。实际上，这正是他的美德所在。

虽然心中有很多想法，但张绍光丝毫不露声色。埋葬亡父之后，为了养活母亲和妹妹，他来到了北京。

张绍光在国外专攻法律，可在清朝，法律是最不受重视也最无用的学科。清朝末期，不光京官们为所欲为，地方大员们也借助武力横行霸道、贪污受贿。他们用这样的手段管理国家，自然，法律就毫无意义了。因此，如果有人问起张绍光在国外学习的专业，他总回答说：“我是学破案的。”

张绍光口才不出众，但有时兴之所致，也能侃侃而谈。而平时，他总是沉默寡言。这也是他讨人喜欢的原因。

既然专业在国内无用武之地，他只好根据自己的性格另谋出路。

他托关系拜访了一些有权势的人。事情开始时不太顺利，有人甚至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接见他，只不过是看介绍人的情面而已。但交谈起来，就对张绍光逐渐有了好感。于是，便对他说：“有事你就来吧，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到后来，简直就把他当作亲人了。

为了生活，张绍光必须四处拜访，他实在很厌烦，可又不得不这样做。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再撒大网了，他准备在那些要拜访的权贵之中，选上几个人专门发力。当被引见给振贝子后，他就下定决心说：“好，就是他了。”

庆亲王如今是朝廷里最有权势的官员；他的大公子振贝子也是个聪明人，对待下属也还过得去。张绍光心想，目前依靠他还可以勉强混下去。当然，投靠振贝子也有不好的地方，毕竟这位贝子可是出了名的讨厌汉人。

张绍光觉得，振贝子的大满族主义只不过是偏见罢了。

如今在满族里，才华出众之人罕见，这已是事实。从人口比例来说，满族在中国属于少数民族。而且在清王朝统治中国的两百多年中，满族人一直备受优待。他们不用工作就有俸禄，生活无忧，后代自然只会享乐，大多都成了纨绔子弟。满族本是马上的民族，可世袭的骑兵将校不会骑马已不算什么稀罕事了。满族的很多高级将领都只在一年一度的“秋季大检阅”中才穿上军服。

某种意义上，艰苦的环境反而能造就优秀的人才。

这时，满汉之别业已形成。

清朝的乾隆皇帝当政时，曾屡发圣旨告诫满族子弟：

△不许模仿汉族人的穿着。

△勤奋学习满文不得怠惰。

据说颁布上述圣谕，是因为入关后，满族子弟纷纷穿起优雅宽敞的汉服，渐渐摒弃了本民族半游牧风格的服装；另外，能说满语者也越来越少。事实上，满族已被汉族同化了。朝廷出于“满族至上”的观念，希望能借圣令改变上述的现象。

振贝子虽然讨厌汉人，但张绍光才华出众、颇有魄力，倒令振贝子有些欣赏。振贝子曾想让张绍光做自己的幕僚，但被婉言谢绝。张绍光说：“我现在这样就很好，比较自由，也方便我多学习一些知识。”

振贝子因此更加赏识他了。“他没什么野心，虽然是汉人，但却是一个罕见的人才。”振贝子在庆亲王面前对张绍光大加赞赏。

张绍光并不在意是否能立刻升官发财，他敏锐地感觉到，时代正在改变，不必急于求得一官半职。

他经常开玩笑说自己在国外学破案，但没想到振贝子信以为真，还向主管警察的官员们介绍，说他是破案的权威人士，甚至说：“各位如果有什么疑难案件，可以找张先生帮忙。”

张绍光虽不急于做官，但为了报答振贝子的知遇之恩，他便经常向警察们介绍一些外国破案的事例。其实介绍案例并不费劲儿，他只需要将外国的案例翻译过来再介绍就行，但警察们却都钦佩不已。

文保泰神秘死亡后，张绍光作为“破案专家”，自然要被请去协助办案，还到了现场勘查。这件怪案确实如振贝子所说：“一般警察都难以胜任。”

去现场勘查后，振贝子对张绍光说，有一些大官们对这件案子很关心，希望张能将现场调查的情况向他们做一番介绍。于是，张绍光就被带到了烧酒胡同。

进门之后，他被带进一间宽敞的屋子，当时只有他一个人，他立即感到这个地方不同寻常。振贝子让他在此等候，并将今晚参加秘密会议的名单告诉了他：

庆亲王

振贝子

外务部尚书那桐

直隶总督袁世凯

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

陶大均

一共六名。

“看吧，这可都是当今朝廷里响当当的人物！”振贝子得意扬扬地说。他也是其中一位，心情怎能不好呢。

此前，张绍光只知道他要介绍文保泰一案的调查结果，至于向谁汇报，怎么汇报，他一无所知。得知名单后，他想，也许这六个人先要密谈，然后再听自己汇报吧。

“他们要谈什么呢？”

张绍光自称在国外专攻破案，本来只是想以此自嘲。可接触了北京的警察后，他觉得振贝子的嫌弃很有道理，他们确实都很无能。久而久之，他开始相信自己真的是一个破案能手。他的自信不是毫无根据：在他的协助下，警察确实破获了两三宗案子。

张绍光抱着胳膊想：“这个地方可疑，开会的人也奇怪……”

在等待的过程中，他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这六个大人物开会的目的，以及把他叫来的原因。

他已经知道，悠悠馆的杀人案件涉及二十五万元丢失之事。去文家调查时，那两个在现场的日本人和侍女芳兰曾将此事告诉了他，并一再叮嘱，不要将此事告诉警察。这就可以推断出，丢失的二十五万元，是一笔不能说的暗钱。

张绍光想：“芳兰为什么要瞒着警察，从却又将此事泄露给我呢？”

“也许是因为自己用日语和那须启吾、土井策太郎二人交谈过，她以为我和他们关系密切吧。

“不过，更主要的还是……

“也许是因为我和她曾在庆亲王的王府里见过面，所以她认为我是庆亲王这条线上的人，这才将秘密告诉我。

“而那两个日本人是听了芳兰的介绍后才相信我的。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二十五万元与庆亲王有关。”经过初步推断，张绍光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今晚，六个大人物秘密开会，证明丢失的钱不仅与庆亲王有关，同时也涉及这个小集团的利益。本来大家要平分的钱不翼而飞了，这事必须说清楚才行。若只说钱突然丢了，估计谁都不会答应。至于钱到底是怎么丢的，找张绍光来的目的大概就在于此了。

他们必定与文保泰有重要的关系，否则一介平民，怎么能让这些大人物如此感兴趣，急切地想了解真相呢？袁世凯等人是不在乎人命的，他们残酷地杀害了谭嗣同和林旭等一批热血青年。其他人也一样，他们不会为一个死人奔走，平时也不曾听说他们对破案有兴趣。

庆亲王父子和秘书陶大均是一条线，估计那桐也是他们的人。

袁世凯和他的幕僚唐绍仪则是另一派系。唐绍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名义上只是幕僚，实际上却负责着外交事宜。

“这么看来，这二十五万元还涉及外交问题了。”张绍光从出席会议的人物分析起，不断地往更广、更深处想。这笔钱的性质大体上明朗了，暗中授受的钱财，除了是用于贿赂，不会有其他可能。

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可以推断出日本和俄国都在花钱收买清朝官员。既然这笔钱来自日本，俄国这条线索可以暂时不考虑，那就是日本想要阻止中、俄之间达成撤兵协定。拥有外务部实权的是庆亲王和那桐，而袁世凯又强烈主张要重新缔结《中俄撤兵条约》，日本收买的对象当然就是他们两大派系的人了。

“一切都说得通了。”张绍光情不自禁地笑了。

用来分摊的巨款突然丢失了，这一伙人必然要查明真相。同时负责联系和接受这笔钱财的文保泰也死了。而案件发生后立即到现场侦察的是张绍光，自然要找他来介绍情况了。

这时，陶大均过来叫张绍光去汇报情况，振贝子没来。

六个人中，只有袁世凯和唐绍仪，张绍光还没见过。

张绍光走进密谈的房间，只见袁世凯身材矮小、前额突出，眼神略有些呆滞，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听说，袁世凯这个人不简单，不能掉以轻心。虽然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但估计是为了降低别人的戒备心装出来的。”张绍光一边看着他，一边思考着。

“文保泰死后，你和工巡总局的警察一起到过现场，你就把你当时看到的情况向在座的各位介绍一下。”振贝子说。

振贝子的头衔是新设的“商部”尚书，算是个年轻的阁僚。他们六人端坐在朱漆椅子上，张绍光却只能站在他们面前，连个座位也没有。

“真是岂有此理，这么对待我。”他内心愤愤不平。

“从哪儿说起好呢？”张绍光问道。他决定要像袁世凯那样装一装傻，心想：最好让你们觉得我傻里傻气的。

“把你看到的全都说出来。”振贝子说。

“是吗？那让我想一想啊……”张绍光装作仔细思考的样子。

这时，那桐觉得坐在椅子上有些不舒服，便晃了晃他那肥胖的身躯，插话道：“介绍情况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件事。那里又有一个案子，也许和文保泰之死有关，你知道吗？”

“您是说文家的刘姓男仆被杀的事吧。我听说，他被人打死在一个很隐蔽的角落里。”张绍光回答说。

那桐提这个问题，是想看看张绍光有多了解这个案子。听完回答后，那桐点了点头，像是放心了似的。

那桐还是小官时，他的眼睛就细得像一条线。如今，他身居要职，越来越胖，眼睛就越发显得小了。他非常讲究饮食，饭量也大，估计还会继续胖下去。

根据当时的记载：

——那桐善食，非佳肴不可，每餐必备人参鱼翅，啖之立尽。其庖人月领菜金多达六七百元——

那桐满意的表情就像是刚刚饱餐了一顿美食；张绍光只要一看他，似乎就能听见他吞咽口水的声音。

张绍光简单扼要地介绍了案情。

“我本来不迷信，可这案子太诡异了，真像是撞了邪。”袁世凯边说边眨巴眼睛。

“文保泰不像是会自杀的人。可现在看来，只有自杀才能解释所有现象。”陶大均说。

“不，我想，他绝对不是自杀。”张绍光斩钉截铁地说，“首先，凶器长约八厘米，将近一半戳在他身上，这必须要很大力气才能做到。其次，如果他是自杀，用刀疯狂地往肩膀戳，那他的手指一定会沾满了血，可被害者的双手上没有任何血迹。而且，据说他平时写字、工作，一向习惯用右手。可当时他的右手还拿着纸呢，还是大扇料纸，估计是正准备裁纸呢。他旁边还放着一把剪子，要是自杀，与其用那种不足十厘米的小刀，倒不如用剪子更顺手。所以，我觉得自杀不能成立。现场还有其他证据，就是凶器上涂有剧毒。我想，光是涂毒药也要一段时间吧。”

“这么说来，这案子就破不了了？”庆亲王“啪”地拍了一下椅子的扶手说。

“你肯定是破不了了，我当然能破。”张绍光强忍着没说出这句话，只是略微点了点头。

“可文保泰确实是死了呀！”那桐歪着头说。

“说书的常常提到贼可以从天花板悄悄溜进屋子里！”振贝子说。

“悠悠馆是西式建筑。屋顶平铺着石棉瓦，虽然有些倾斜，但斜度很小。屋顶和天花板之间的空间特别小，人不可能藏到里面去。屋顶上有一个镶着玻璃的天窗，但这个天窗和天花板里层之间，相隔也只有十几厘米，几乎是重叠在一起，所以从天花板溜进屋子里是不可能的。”张绍光从容地回答说。

“武侠小说里不是常常提到秘密机关和洞穴什么的吗？”那桐自言自语地说道。真看不出来，他还爱看武侠小说。

“简易排水口的水管是直径三厘米的铅管，除了排水口以外，再没有别的洞眼了。”

“这不是和工巡总局的报告一样嘛。”庆亲王对袁世凯说，“看来，这个案子是破不了了。”

二十五万元丢得奇怪，大家想分钱是不可能了，还是暂时忍耐一下吧。庆亲王用眼神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袁世凯微微地皱了皱眉头，耸了耸肩膀说：“唉，那也没办法。”

这次开会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袁世凯和唐绍仪的谅解。

“不能因为没办法就这样算了吧。”振贝子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不想半途而废。从小到大，只要是他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他可不愿意在这件事上放弃。只是现在他面对的，确实是个“谜”。他决心，不解开这个“谜”誓不罢休。

“张君，屋子里就没有别的异常之处？”振贝子从椅子里探出身子问道。

“悠悠馆是文保泰取拓本的地方，既没有书架也没有箱子、柜子，只有三张日本席、顾客送来的几块石碑、一张紫檀木桌和三张椅子。水池里有两个水桶，还有一个大纸篓扔在了墙角。一般的家庭会将纸篓放在柱子边上。悠悠馆的柱子紧贴着墙壁，是用石块砌成的，凸出墙面约五十厘米。

“一个水桶是空的，另外一个只装了半桶水。纸篓是竹编的，里面只有一些碎纸、两支用旧了的秃毛笔，还有三个用过了的棉花球。别的就没有了。”张绍光越谈越显得郑重其事。反应敏捷的人，大概能感觉到他话里话外带着揶揄吧。

时代变了。

在国外生活过的张绍光，毫不怀疑这一点。只是他不确定，时代的变化到底能给自己带来多大影响，也就是说，他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现在，他可以从庆亲王父子那里白领薪水，但在新时代里，这样的工作可能就不会有了。不过那时，自己在国外学到的新知识肯定非常受欢迎。

如果只考虑眼前的利害关系，不管将来如何，自己怎样处理这个案子才最有利呢？张绍光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他将文保泰一案的来龙去脉毫无保留地说出来，或许庆亲王父子会高看自己一眼，但这样做未必是上上策。张绍光反复思考后，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

他越想越忧心。这个案子背后的水太深，可他不愿就此放手。他希望自己能像小孩玩翻花线那样，把错综复杂的线抽出一两根来看看。振贝子叫他来时，他就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了。

于是，他只向这六个大官汇报了当时的情况。

北京的秋夜，寒气逼人。

张绍光缩着脖子、弓着背，从烧酒胡同走向北小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