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烧酒胡同并不适合开秘密会议，只要有一点儿迹象，人们就能猜出来里面在干嘛。

密谈这种事，反而适合在人多的地方进行，不大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庙会时，人来人往，最合适不过了。这么热闹的地方，遇上熟人很正常。因此，和别人说话，也不担心被误解。

张绍光就选了隆福寺庙会的日子，和某人约定在寺内见面。

隆福寺，是明朝景泰年间耗资几十万两白银修建的大型寺院。寺庙在东四牌楼附近，每逢初九、初十都有庙会。隆福寺庙会的热闹景象，可以称得上北京各庙会之冠。

根据《天咫偶闻》一书介绍，以前，隆福寺算是一个比较文雅的交易场所，人多买卖书画古董的拓本，物美价廉，不像如今，尽是些卖杂货、摆地摊又或是变魔术、变戏法一类的江湖人。

该书还提到，隆福寺还以花市出名，这里售卖各种应时的盆景花卉。春天有海棠、迎春、碧桃，夏天有夹竹桃，冬天有牡丹、梅花。现在则是菊花盛开的季节，菊花尤其受人喜爱。

张绍光在隆福寺里一边闲逛，一边装作若无其事地搜寻着约见的人。

“肯定会来的。”他非常确定。

不来，就说明对方没有收到信。收到信，一定会来的。

张绍光的信是这么写的：

悠悠馆中丢失的二十五万日元，目前已略有眉目，愿意奉告。

收信人是土井策太郎。

文保泰死后，张绍光和工巡总局的警察们立即奔赴现场查看，并与那须和策太郎见了面，听了他们对情况的介绍。对案子大致了解以后，他想进一步了解那笔巨款的来历和性质，以便更深入地调查案子，弄清真相。可他觉得那须启吾有些滑头，所以便选择了策太郎，想和他打打交道。

张绍光一边等人，一边观赏着寺内的建筑。庙宇已经陈旧不堪，不见往日模样，屋檐倾斜，有些地方甚至快要塌了，然而庙会却依旧繁华热闹。

东城的隆福寺和西城的护国寺并列称为“北京双庙”，他们也是朝廷的香火院。

日本的庙会别名叫“夜市”，主要是夜间做生意；而中国庙会的高潮，则在白昼。近郊的农家妇女们，一般都会来庙会采购日用杂货；王公贵族们也会挤在人群里闲逛。

《藤阴杂记》曾将隆福寺、护国寺两处庙会的鼎盛之时描述为：

百货俱陈，目迷五色。王公亦步行评玩。

诗人鲍西冈也曾以对句描绘庙会之繁盛：

三市金银气，

五侯车马尘。

金银之气与车马之尘，实际是说市井俗气弥漫寺庙。然而菊花的芬芳和附近书坊的书香，又恰好弥补了庸俗的气氛。

北京外城的书坊都集中在琉璃厂，内城的书坊则集中在隆福寺。

“啊！”突然，张绍光下意识地“啊”了一声，停了脚步。他条件反射一般，立刻扭转身子想藏起来。

他看见了文家的侍女芳兰。其实，在这儿见到芳兰不足为奇，文保泰家所在的铁狮子胡同就离这儿不远。

隆福寺有三间书坊最有名，分别是三槐堂、宝书堂、聚珍堂。书坊大体上也做拓本生意，与文家也有联系。

芳兰走进了三槐堂。

若是平时，张绍光大可不必回避她，可今天却不愿让她看到自己。见芳兰进书坊后，他放心地舒了一口气，又慢慢溜达起来。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头一看，土井策太郎正故作严肃地站在他身后。

“咱们边走边谈吧。”张绍光小声地说了一句，立即向前走去。

“好的。”策太郎赶上前去与张绍光并肩而行。

“有没有闻到，汗臭味儿和土味儿中，还夹杂了菊花的香味？”张绍光说。

“是吗？”策太郎板着面孔回答，“不好意思，我的嗅觉不太灵敏。”

“今年出了什么新品种了？”

“我对菊花一窍不通。”策太郎回答说。

栽培菊花是士大夫之间非常流行的一种雅兴。菊花品种繁多，据说有三百多种，每一种都被赋予了一个优雅的名字。每年，菊花接枝后还会有新品种产生。而且一定时期内，新种菊苗的利润都很高。

“您收到我的信了吧？”这时，张绍光改用日语说了。

“看了，就是因为这个才来的呀。”策太郎语气有些不快。

“别啰唆了，赶快言归正传吧。”策太郎心里想。

张绍光像是知道策太郎在想什么似的，干脆直接点出了问题。

“我可以把情况告诉您。但……有没有回报呢？”

一切都如策太郎所料。

他一收到张绍光的信，立刻赶往那须启吾家商量。

“反正咱们都将钱如数交给文保泰了，咱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那须说。

不过，话是这样说，但贿赂这件事总归没办成。文保泰是一座联络的桥梁，如今桥梁断了，钱也丢了，就无法继续收买了。

芳兰作为见证人，已将一切情况都如实报告给了那桐。但那桐的回应却是：“这事太奇怪了，简直难以置信。”

内田公使说：“之前咱们已经花了一百万日元，可这回的二十五万元一丢，前功尽弃。不过，如果他们还要的话，咱们再付上二十五万元也可以。”他觉得，钱丢了是小事，能否成功地收买清政府的高官们，才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这可是钱换不来的。所以，他已经命令谍报小组立即寻找新的联络员，将钱交给对方。

“咱们本来都认命了，不过要是能找回来，当然最好不过了。反正，一切麻烦你了。”那须对策太郎说。

策太郎轻轻地咳嗽了一下，尽量平复了下心情，然后回答说：“你找到现金，我就给你五万块钱。”

“你的意思是，我要是找到那笔钱，就能拿到五万块钱，是不是？”

“是的。能如数找回二十五万块钱，最好不过了。”

“哈哈哈哈……”张绍光大笑起来。

周围的人纷纷向他们投去好奇的目光。谁也想不到他们是在谈如此机密的事。

“可如果我能找到，我为什么不自己拿走所有钱呢？”张绍光笑着说。

正如他所说，这笔钱来自哪里，要交给谁都不能公开，实际上是黑市交易。如果张绍光找到钱，即便他全吞了，别人也不能说什么。

“您给线索，我们来找，找到后送给您五万元，您看这样行吗？”

“要是你们耍赖呢？不过，你们拿没拿到手，我们也能调查出来，估计你们也不至于骗我。可是才给五万块钱，太少了吧？”

“少吗？您只是提供一下线索罢了，我们给五万元已经是很难得了。”

“也不多啊，按理说你们也没受什么损失，这钱也不是你们自己掏的腰包。”

“五万元够多了。”

“你们不是本来就打算给文保泰五万元吗？现在他死了，就把那个钱给我……呵呵，你们真是一点儿利益都不让啊。我要是不给你们线索，恐怕你们一分也找不回来。”

“这个……”策太郎无话可说。

现在的情形确实如张绍光所说。

策太郎想，反正钱都丢了，本来也没想过还能找回来。于是，他便下了决心：“那么，给您八万，怎么样？”

“干脆点儿吧，凑个整数，十万块钱。”

“嗯……”策太郎哼了一声。略停片刻，他叹了一口气，说：“好吧！”

“可要是我说了线索，你们还是找不到钱怎么办？”张绍光问道。

策太郎虽然接受了任务，可没有任意支配钱的自由。只能在找到二十五万元的前提下，在许可的范围内用钱。

“那样的话，就只能很遗憾了。找到钱，我才能给您钱，否则我也没办法。”策太郎老老实实地回答。

“你们果然只顾自己，我早就料到了。”

“这……说实话，这件事挺丢人的。我们也没有搜查的权利……在公使馆内，自然另当别论。我们是外国人，钱能不能找到，这不好说。”

“哈哈哈，日本人在侦察上不是挺厉害吗？”张绍光讽刺地说。

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设立了京师警务学堂，教师几乎都是日本人。

“唉，不……这种事……”策太郎极其尴尬。

这时，张绍光诚恳地说：“好吧，我就当是赌一回。我先给你们提供线索，酬金可以后来再付。不过，我希望您能把这笔钱的来龙去脉告诉我，行吗？”

“我只不过是跑腿的，怎么可能了解详细情况呢？”

“干脆这么办吧，我提问题，您只需要说一声‘是’或‘不是’就行了。我不会为难您的。”

“嗯。”

“那么我先问搜查方面的吧，问谁呢……这样吧，我先问一个人。”

这时，张绍光停下了脚步。

“好，您说吧。”策太郎说着也停了下来。

可是，张绍光又继续走了起来。

突然，右边传来了一阵说话声：“哎呀呀，到底，到底……这些人嘛，到底还是读书太少，又染上江湖习气，禀性野蛮，忘恩负义。他们下场究竟如何，且听我慢慢道来……”说完，打竹板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一个留着蟹爪胡须的老头开始唱起了大鼓书。

唱大鼓书的一般都是路旁的说书艺人，唱的多是劝人为善、惩恶扬善的故事。据说，道士从前传道用的就是这种说唱的形式，后来被说书艺人所继承。说书人用的鼓叫渔鼓，即在竹筒两头贴上鱼皮做成。说书艺人一边用手敲打渔鼓，一边用竹板打拍。

这时，有个男青年嘲笑地说：“哎哟喂，怎么到隆福寺里唱大鼓书了呢？”

“你说什么？”唱大鼓书的老头恼怒地说了两句，然后又敲起渔鼓来。

那个男青年迅速跑掉了，看热闹的孩子哄然大笑。

大鼓书的旁边是耍武术的，只见那个人挥舞起双刀，招揽着顾客，展示着自己多么孔武有力。

穿过卖艺的人群，张绍光爽快地说：“就是那个丫头！”

“丫头？”策太郎反问道，“文家有好几个丫头呢。”

“可是能出入悠悠馆的丫头，不就只有一个吗？”

“您是说芳兰？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她和你们一起从悠悠馆出来的？真的是一起出来的吗？可我听说她是稍晚出来的啊！”

“哦，那是文保泰让她把屋子收拾收拾，但就只晚出来一会儿。”

“悠悠馆里不是有个竹编的纸篓吗？为什么还要把碎纸放到桶里去呢？……也许是文保泰让她收拾，她就趁机把钱都扔进了桶里，再用碎纸杂物盖在上面，然后再跟着你们出来。这不过是瞬间的事，所以你觉得她和你们是同时离开的！”

“假如真的是……不，不可能。想想看，那么多钞票，一只手根本拿不了。不管手脚多麻利，也不可能在文保泰眼皮子底下把钱扔到桶里去。何况钱刚刚交接完，文保泰肯定会非常留意。这个假设太不切合实际了。”

“确实如此。”张绍光点了点头，似乎已经有了肯定的结论，“一般情况下，这当然不可能，可我们应该多设想一下，我是说只要具备了某种条件，这件事做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什么条件呢？”

“这一点我现在还不想说。我和您谈的只是钱的下落，而不是杀害文保泰的罪犯。”

“我知道了。只是我个人很感兴趣，想知道那种条件可以是什么。”

“哈哈，这很简单。就是说，要是文保泰和她合谋，丢失二十五万元就不足为奇了。”

“合谋？”

“不，或许不仅仅是合谋，说不定还是主犯呢。当然，我这样说没有证据。但可以设想，面对二十五万元的诱惑，有没有可能，文保泰想把这笔钱据为己有呢？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芳兰和他合伙也是有可能的。”

“那样的话……”策太郎本想反驳张绍光，但仔细想想又觉得不无道理，甚至可能性很大。

“你们二位离开悠悠馆时，是背朝他们走向大门口的。当时，只剩下文保泰和芳兰两人。芳兰把钞票塞进桶里，文保泰说不定还帮了忙。”

“嗯，很可能！”策太郎咽了口唾沫，继续说道，“完全有这种可能。但是，您有证据吗？”

“我想，只有我说的这种情况，才能解开丢钱的谜团。这些不就是证据吗？当然，别的情节也有可能。”

“比如说呢？”

“也许他们最初的计划是这样的：芳兰设法先把钱藏在安全的地方，然后文保泰从悠悠馆出来装作去上房拿东西，等他再回悠悠馆时，就贼喊捉贼……”

“您是说，他喊钱丢了？”

“是的，他可以说‘抓贼了’或者说看到贼的背影了。这样，全家都会骚动起来。不过，当时通知文夫人的，真的是您吗？”

“嗯，是的。其实我很不愿意做这种事。”

“听说，您曾经说过，当时文夫人非常冷静，是吗？”

“是啊。她进悠悠馆之前，一直不慌不忙，十分冷静。我觉得特别奇怪。”

“后来她看到文保泰躺在地上，才开始慌的。对吗？”

“对。从冷静到慌，界限太明显了。”

“那么，就是文保泰只向夫人说了实话。他们本来的计划是：你们拜访他之后，悠悠馆遭贼，引起骚乱。文保泰估计已经把这个流程告诉了夫人，所以您通知文夫人时，她并不吃惊。因为这都在设想之中。可她没想到，文保泰真的死了。所以，一见到丈夫躺在地上，浑身是血，她就真的慌了。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文夫人前后态度的差别那么大。”

“如果像您说的这样……”

“我想说的是，芳兰可能与二十五万元丢失一事有关。估计是文保泰引诱她参与了此事。可文保泰之死跟她是否有关，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死亡一事跟她无关，那毫无疑问，这笔钱就会全部落在她的手中。若有关，那她就是提前设计并参与了侵吞二十五万元的阴谋。”

“我想，她与杀人案件无关吧。我们三个人离开后，悠悠馆的大门才关上，当时文保泰还闩上门闩，我记得很清楚。”

“但无论是哪种可能，她都知道这笔钱的下落。这个线索，不知道有没有用呢？”

“嗯，当然有用。”策太郎回答说。

根据张绍光的分析，可以明确断定文保泰是主犯，但不幸被同案犯杀人灭口。策太郎目睹了文夫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禁深深叹服张绍光的破案才能。

“如果您同意我的分析，就该轮到我问您了。这二十五万元，是不是日本公使馆拿出来的？”

“我只是个跑腿的。”策太郎说，“我不知道这笔钱来自哪里。但如果您非问我是或不是呢，根据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

“看来，这笔钱与中俄重新签订撤兵条约有关吧？”

“是的。”事到如今，策太郎觉得隐瞒下去，也无济于事。

“你推测那笔钱是要给谁呢？”

“也许是那桐，也许是庆亲王父子……”

“那袁世凯呢？”

“可他是天津的啊。不过，也有可能……”策太郎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回答的。

张绍光一直注意着他的表情，心想，看样子策太郎不像说谎，估计他了解的也只限于这些。

突然，一种无以名状的空虚感袭来，张绍光觉得一切似乎都很无聊。人生真是冷酷无情啊，没有人能够抵御这突如其来的虚无感。两人谈了这么多，也当是消愁解闷吧。

他想，已经到了和策太郎分别的时候了。

他又想起了另外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