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井策太郎出了一身冷汗。

没多久，李涛和张绍光一起出去了。策太郎松了一口气。

王丽英同伙是否知道策太郎和李、张两人待在同一个房间，策太郎不得而知。

这两人走后，又过了一小时左右，一个男人进来卸下了策太郎的手铐，把他带回了客厅。

“你虽是日本人派来的间谍，但并未做出有损中国之事。”王丽英说。

策太郎揉着手腕上手铐的印痕：“请你们尽快调查清楚。”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王丽英说。

“哦，我以为现在才开始呢……”

“不，不是，已经调查完了。今天什么都别说了，你回去吧。”王丽英几乎是用了哀求的语气。

于是，策太郎便遵命回去了。

两天以后，他又去了吉祥二条胡同，但怎么敲门都没人应声。“难道没人在家？”策太郎想。当天傍晚，他又去敲了很久，依然没人应门。第二天，他又去了一次，还是一无所获。

“也许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有了这样的预感。

果然如他所料。二十五万元巨款到手后，李涛他们把钱用作革命经费，全部人都从吉祥二条胡同撤走了。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王丽英和李涛。

翌年，日俄战争爆发。

在此之前，策太郎已经离开了北京。尽管日本政府得到的情报并不是他提供的，但他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策太郎再次回到了鹿原商会。这一回，他决定专门经营古玩字画，希望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又过了若干年，他父亲引退，他便辞去鹿原商会的工作，正式继承父业。

同一年的10月，也就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腐朽不堪的清王朝终于寿终正寝。

策太郎一边看着报纸上刊登的消息，一边回忆着王丽英和李涛等人。他想，在革命的史诗里，应该有他们的辉煌篇章。

“以前，李涛是革命组织的领导者，那在新时代的新政权里，他应该依然是权力的中心吧。”策太郎浮想联翩，同时非常留意报纸，希望能从中发现李涛的名字。然而，一无所获。

王丽英现在怎么样了呢？那个勇敢的杀人犯芳兰呢？

不过，策太郎倒是发现过张绍光的名字。

那是在“一战”末期，有一张报纸报道了上海市政府和租界的工部局就治安问题举行协商会议的消息。当时，策太郎正漫不经心地浏览这则消息，忽然就在上海市政府代表的名单里，发现了张绍光的名字。

“不会同名同姓吧？”策太郎想。

张绍光这个名字在中国人中很常见。治安问题肯定与警察有关。张绍光过去是警察那边的人，报纸上的名字，说不定就是他。

因为业务关系，策太郎又多次回过中国，而且经常在北京逗留很久。对策太郎而言，北京就像是自己的故乡，金鱼胡同、烧酒胡同、吉祥二条胡同和隆福寺，尤其是铁狮子胡同里文保泰的故居，每一处都充满了回忆。每次重回北京，他都感到无比留恋。

文保泰的故居早已易主。他抱着怀念的心情重游旧地，走到门前，久久地望着里面，可悠悠馆已经看不到了，房子安上了烟囱，估计是不适合住人就被改建了。一切都与原来不同了。

然而，他想不到，有朝一日，还能再次遇见留着八字翘胡子的那须启吾。

“一战”后，策太郎受一个古玩商之托，到美国参加中国陶瓷器的拍卖。在归途中，他途经洛杉矶的日本街，没想到在街头碰到了那须启吾。原来，日俄战争之后，那须就到美国定居了。

“去我家吃饭吧。”那须热情地把策太郎请到家里。那须的家在洛杉矶市郊，非常豪华。

“恭喜啊，现在生活得这么好，事业一定很成功吧。”故友相逢，分外高兴，更何况那须的日子过得如此红火。

“哪里，哪里……只能说混得还行吧。”那须有些不好意思，频频地捋着他的八字胡。他比以前胖多了，显得更加魁梧健壮，只是胡须的形状丝毫未变。

在那须的盛情款待下，策太郎住了整整三天。

两人的畅谈自然少不了追忆往事，不过那须更愿意谈他到美国后的发家之路。

“您还是做那方面的工作吗？”策太郎试探地问道。他还以为那须是日本政府派到美国的间谍呢。

“不，我早就洗手不干了……你想想看，要是我做那种工作，能住这种地方吗？”那须回答道。

看样子不像是撒谎。

除了那须，策太郎不曾见过吉祥二条胡同的那些朋友们。可不久后，他却在东京和张绍光重逢了。

一个有关治安的国际会议在东京召开，张绍光是中国代表之一。策太郎一从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就立刻按照报纸上的地址给张绍光打了个电话。不巧，他出去了。于是，策太郎便将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告诉服务员，还拜托服务员了解一下，此人是否就是当初在北京悠悠馆的那个张绍光。

当天，策太郎就接到了回电。他的确是策太郎所认识的张绍光。

张绍光回话说，等他工作结束后再找个地方慢慢叙旧。于是，三天之后，他们在东京的一家饭馆见了面。这次会面，距悠悠馆一案已经过去了十五年。

策太郎感慨地说：“岁月如梭啊，可是您看上去依旧这么年轻。”

“哪里，哪里！我也老了，只是不太明显而已。”张绍光微笑着说。

以前，张绍光脸上总像是蒙了一层暗淡虚无的阴影，整个人显得很忧郁。岁月飞逝，他虽然年龄长了几岁，但反而容光焕发，看上去更年轻了。

策太郎告诉张绍光，当年他和李涛对峙的时候，自己也在那个屋子里，隔着屏风偷听。

“哦，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这样的话，文保泰一案的来龙去脉，你都了解了。”

“嗯，是的，托您的福。要不是我碰巧听到你们的对话，恐怕这辈子也解不开那个谜。当时的那些人，你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吗？”

“那两个人在一起了。”

“哪两个人？”

“李涛和王丽英。”

“嗯？他们在一起了？”

策太郎如今已是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父亲了，可听到王丽英结婚的消息，他内心仍旧泛起了一丝微澜。策太郎应该也能料到，按王丽英的年龄，她肯定早就结婚了。不过人总是自私的，他希望自己喜欢的王丽英一辈子都单身。既然她投身了革命，就该如此。

“他们不仅结了婚，而且还成了大富翁。”张绍光说，“他们经商赚了一大笔钱。不过，其实他们本身就很有钱……嗯……现在住在香港，生活很奢华……”

“哦，这样啊。我还以为他们既然是革命家，就应该一直在枪林弹雨中过日子呢……”

“真正在枪林弹雨中生活的倒是芳兰。您还记得吧？那个在文保泰家中当侍女的姑娘。她很惨的，最后没能活下来，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

“哦，那个芳兰呀！”

“我曾遇到一位熟悉芳兰的人，了解到了她牺牲的情况。她非常了不起，平时工作极其认真，越是危险的事，她越是抢着干。”

“那她不是自寻死路吗？悠悠馆那件事也是。”

当时，文保泰一案，虽说是李涛带领的革命集团设计的，但用来杀人的工具，刀、细绳、水泥块，以及反复试验杀人机制，都是由芳兰亲自做的。这样，不管能不能查到背后的革命集团，芳兰都逃脱不了干系。难道她没为自己考虑过吗？

想来，她肯定也有考虑过，只是为了革命，她宁愿牺牲自己。

对这件事，张绍光如此评价道：“其实，她并不觉得杀死文保泰是不对的，是一种犯罪；相反，在她心中，文保泰给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们做了走狗，就是坏人。革命对于她，是至高无上的事业，所以她应该为革命筹划经费……正因如此，她才一心一意地要杀死文保泰。心中保持着对革命的信仰，她才能视死如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后来，袁世凯残酷镇压国民党人，在上海杀害了宋教仁。芳兰也是在上海惨遭毒手，饮弹而亡。”

中华民国建立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作为国民党核心人物的宋教仁强烈抨击袁政府。他曾和日本人北一辉[北一辉（1883—1937）：日本的右翼政论家，曾支持日本军人发动政变未遂被处死。]有过深交。北一辉在《中国革命外史》一书中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角不是孙文，而是宋教仁。后来，宋教仁在上海遭到了暗杀。芳兰也遭了毒手。死的时候，她还很年轻。

“真可怜啊！”张绍光说，“芳兰虽然出身一般，但她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不夸夸其谈，不大讲革命道理，为了革命愿意做任何工作，甚至去杀人。与她相比，李涛之流，只不过是写写革命的剧本罢了。”

“所以他最后脱离了革命，挣钱发财去了。”

“他只是口头闹革命罢了，不，一开始，他们是不是真心革命，还是个问题呢……哎，我倒想问问，当初和您一起把二十五万巨款送到悠悠馆的日本人，后来怎么样了？”张绍光转变了话题。

“他呀，他发财了，在美国呢……前几年我偶然在洛杉矶碰见他。他和李涛一样，挣了大钱，生活过得特别好，真是想不到啊！”

“其实，这没什么可吃惊的，他们这种人，总是能赚到钱的。他们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了钱啊……土井先生，您说您已经听过我对悠悠馆事件的分析了？”

“是啊，您分析得很透彻，解答了我所有疑问。”

“惭愧啊，事实并不是我猜的那样。”张绍光微笑着说。

促膝谈心的过程中，策太郎觉得，张绍光的容貌虽然没变，但言谈举止却与以前完全不同。过去的张绍光，性情乖僻，对一切都冷静旁观。如今，他处处透露着对生活的信心，事业上既积极进取又稳重沉着，就像一棵大树在这个世界上深深扎了根，不再有往日的疏离之感。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事实不是那样的？”策太郎问。

“听我给你说说。”张绍光说，“就算是文保泰一案中最关键的部分，我也只是摸到了表象而已。至于真相，我过了好久才弄清楚。”

“那真相是什么呢？”

“当时，我眼力明明不够，却装出一副通达世故的样子，太浅薄无知了……您知道吗？其实那须启吾才是真正的凶手。”

“嗯？怎么？”

张绍光突然提到那须启吾，策太郎一时反应不过来，竟没想到他说的就是自己认识的那个那须。等到反应过来，也是难以置信，总觉得自己听错了。

“意外吧？”

张绍光将盘着的脚左右调换了一下，继续说道：“等我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时，我大吃一惊，不住地反省自己。原来的我太浮躁了，摸到了皮毛，就那么自以为是。从那以后，我经常提醒自己要稳重。案子是这样的：当时，中俄要是签订了第二次撤兵协定，日本就没有宣战的借口了，所以日本急需拉拢清朝的大官。那须启吾是日本的间谍，自然知道这次贿赂很重要，钱肯定也很多。所以，他就和袁世凯秘密谋划了一条发财之道，一手策划了文保泰一案。”

“是那须向袁世凯提的？”

“是的。当他得知清政府要和俄国商量撤兵一事时，他故意把这个情报透露给日本。日本自然马上展开收买活动，力图阻止中、俄达成协议。袁世凯这边便与庆亲王、那桐商量，最终向日本政府敲诈了一百二十万元。至于那须启吾，他拿其中一成分利，也就是十二万元。他真是发了一笔大财啊！”

“真的吗？”策太郎自觉有些失礼，但他还是无法相信这样的事实。

“真的。后来，我调查了袁世凯身边的人，这才知道。不仅是第一次，就连第二次丢失的二十五万元，也是他和袁世凯以及李涛那一群革命派计划作的案。”

“和革命派？”

“是啊，他们的计划是，先由革命派设法把钱抢出去，然后和袁世凯分赃，那须启吾可以拿到……”

“哎呀，真是难以置信啊！”

“众所周知，袁世凯早就和革命派有所接触。他老奸巨猾，不管世道怎么变，他都能活得很好。他和革命派平分那笔巨款，其实是为了借这个机会和革命派搞好关系。”

“所以李涛也参与了？”

“嗯，他们三人合谋杀死了文保泰。袁世凯曾说，为了钱，杀个人不算什么。李涛在其中，就是设计怎么杀人。当时，我向他剖析文保泰被杀的经过时，他没说实话。其实，这只是他们阴谋中的一部分而已。

“而且，芳兰实际是提前杀了文保泰。您和那须启吾交完钱后离开悠悠馆，后来又折了回去，那须叫住芳兰，这其实都是剧本里早就安排好的。知道真相后，我特别生气。所以，我才下定决心，以后查案不弄清真相决不罢休。也是因为这个，我才正式做了警察。”

“哦，这样啊……”策太郎回味着张绍光的话，思考了很久，最后拿起酒杯说，“张先生，请！我敬您一杯！”

“多谢！往事如烟啊，每次想起那件事，我就感慨万千，总想借酒消愁。估计土井先生和我一样，只想痛饮几杯吧？”张绍光说完，微笑地望着策太郎。

此时此刻，策太郎心中像是被冷风吹过似的惆怅凄凉。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人和事如此失望，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吧。

张绍光一直保持着淡淡的微笑，或许经过一番交谈，他知道现在的策太郎已经与往日不同了吧。

“我们还是继续喝酒吧？”策太郎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好！”张绍光回答说，“干杯！为那全心全意为革命献身的芳兰姑娘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