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满脑袋还是乔治·巴恩威尔的身世遭遇，因此开头不免认为这次姐姐突遭袭击，我也少不得有些牵连——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总是她的至亲，谁都知道我受了她不少恩惠，因此我当然要比旁人多一些嫌疑。不过到了第二天早上，在光天化日之下重新考虑了这件事，又听了各处七嘴八舌的议论，便另有了一种较为合情合理的想法。

据说昨天晚上，乔在三船仙酒家抽烟，从八点一刻待到九点三刻。他外出的那阵工夫，姐姐是站在自己厨房门口，有个农民回家路过我们家门，还和她道过晚安。据那人说，他看见我姐姐时，准是在九点钟以前；再准确些，可就说不上来了（他自己何尝不想尽量说得准确，可是愈搞反而愈糊涂）。九点五十五分，乔赶到家就看见姐姐给人打得躺在地上，便连忙叫人来帮忙。当时炉火并不见得怎么不旺，没剪的烛花也不见得怎么长，只是蜡烛已经给吹灭了。

屋子里上上下下不短一件东西。点蜡烛的那张桌子正好是在门口和姐姐之间，她被凶手击倒时，正面朝火炉站着，烛光是在她背后。厨房里除了蜡烛给吹灭了之外，要说还有什么别的混乱，也无非是她自己倒下时撞乱了些东西，地上还有些血迹。现场倒是留下了一件大可注意的罪证。事情是这样的：她是被人用圆头的重家伙打的，后脑勺上和脊椎骨上着了几下，她就扑面倒在地上，这时凶手就又拿个什么重家伙使劲扔在她身上。乔抱起她时，在她身旁的地上发现了一副用锉锉开了的、罪犯戴的脚镣。

乔用铁匠的眼光仔细察看了这副脚镣，说这件家伙锉开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了。事情追到了水牢船上，水牢船上来人查看了这副脚镣，完全证实了乔的看法。脚镣无疑是水牢船上的东西，至于是什么时候从水牢船上带出来的，来人也不敢断定，不过他们认为这肯定不是昨天晚上那两个逃犯戴的。何况，那两个逃犯之中有一个已经被逮住，他腿上的脚镣明明还在。

我心里有数，这时自己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我认为这副脚镣就是我那个逃犯的一副——他在沼地上锉脚镣，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可是我认为这一次拿脚镣伤人，绝不是他干的。我又想到另外两个人身上去：一个是奥立克，一个是上次在酒店里故意拿锉向我一露的那个陌生人，我认为这副脚镣一定是落在他们哪一个的手里，这一回就拿来行凶了。

先说奥立克：那天他的确到镇上去了，我们在关卡上遇到他时，他跟我们说的的的确确都是实话；有人看见他整个黄昏都在镇上逛荡，上过好几家酒馆，跟好些人在一起喝过酒；而且他又是跟我和伍甫赛先生一同回来的。因此，他除了上午跟姐姐吵了一架之外，便再没有什么疑窦可言，何况姐姐跟他吵架向来就是家常便饭，姐姐跟谁没吵过几架呢！再说那个陌生人：如果他是回来取那两张钞票的，那根本不会引起什么争执，因为姐姐早就想要归还给他了。而且，事实上当时也并没有发生什么争吵，凶手进来悄无声息，出人不意，姐姐还没有来得及回过头来，就给打倒在地上了。

一想到这件凶器竟是由我供给的，虽说并非有意，总也不免毛骨悚然；可是，要说不是我提供的吧，又难以自圆其说。心里说不出的不自在，一再反复考虑，究竟要不要把童年时代附在我身上的那股邪魔索性彻底驱除，原原本本向乔说明那件事的曲折经过。这样一连好几个月，每天都是考虑再三，最后做出决定，认为断不可说穿，可是到第二天早上，一切又得重来，又得重新跟自己打肚皮官司。肚皮官司打到最后，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件秘密已经年深月久，和我结为一体，血肉难分，我怎能忍痛割下这块肉呢！这件事既已招来了这样大的乱子，一旦说穿，乔要是信以为真，那可比不得往日，他一定非和我疏远不可，这是我第一层顾虑；不仅如此，我所以欲言又止，还另有一层顾虑，那就是我怕乔根本不相信有这回事，会说这又是小狗、小牛肉片那一套，完全是异想天开的捏造。当然，最后还是苟且因循，不了了之。（遇到这种事，人总是要在正道和邪道二者之间彷徨不定，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决心今后如果再有机会可以帮着查获凶手，一定不失良机，把真相和盘托出。

地方巡警和来自伦敦弓街[弓街：在伦敦沽文园附近，现仍为市中心警察法庭所在地。]的警官（这看得出来，因为当时伦敦警察都还穿红背心，这种装束目前已经绝迹）在我们家的周围转了一两个星期，我听人讲到、从书上看到，凡是这一类官府遇到这一类案子，都有一套例行的公事，在这方面他们倒是干了不少。他们拘捕了好几个人，可显然都捕错了，原来他们脑筋动了不少，却尽打些错主意，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想办法出主意，却是死活要叫实际情况凑合自己那一套主意。他们还在三船仙酒家门口布置了岗哨，脸上的神色一个个都是既机灵又稳重，引得附近的人们无不赞叹；喝起酒来也很神秘，几乎和他们捉拿凶犯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这个比方也不尽贴切，因为犯人根本没有拿获。

这些官府老爷撤走以后又过了好久，姐姐还是病势沉重，卧床未起。她眼睛出了毛病，明明是一件东西会看成好几件，手边明明没有什么茶杯酒杯，竟会动手去拿茶杯酒杯；记忆力也大有问题；说起话来谁也听不懂。后来虽说有些起色，可以让人扶着下楼了，可是还得随身带着我那块石板，以笔代口，向人传话达意。但是她的拼法马虎得要命（且甭提她的字写得有多坏），乔的读音又随便得出奇，双方打起交道来往往纠缠不清，无奇不有，只得要我去解决。我自己也往往会出错：“药物”错当成“羊肉”，“乔”当成“茶”，“咸肉”当成“面包师” ，这种误会还算是最微不足道的呢。

她的脾气倒是大大改好了，耐得住性子了。她的手脚挪动起来变得哆哆嗦嗦，好像犹疑不定的样子，这个毛病不久也就生了根了。后来，她往往每隔两三个月一次，总要用手捧住脑袋，之后便显出一副闷闷忧忧的模样，大有精神失常之态，要过一个星期左右才好。我们不知道该找个怎样的人来侍候她才合适，最后总算机缘凑巧，才丢下一件心事。原来伍甫赛先生的姑奶奶那种养成已久、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现在终于彻底丢掉了，于是我们便把毕蒂请到家里来服侍姐姐。

大约是姐姐重到厨房一个月以后，毕蒂提着她那只斑斑点点、装着她全部家当的小箱子来到了我们家里，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福星。对乔来说，尤其是福星，因为我这位可爱的老朋友好不可怜，成天看着他那瘦得不成样子的妻子，心都碎了，晚上侍候她时老是回过头来，一双蓝眼睛泪汪汪的，对我说：“匹普，她从前是个长得挺好看的女人呀！”毕蒂一来，就由毕蒂照料姐姐，她十分灵巧解事，好像姐姐从小就让她摸透了性格似的；从此乔的日子才算过得安宁些，不时到三船仙去调剂调剂，裨益身心。只有干警察那一行的人性格特别，他们对于可怜的乔都或多或少有些怀疑（幸亏乔本人一直蒙在鼓里），并且全体一致认为他们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乔这样莫测高深的人。

毕蒂一担任起这项新的职务，就解决了一个我怎么也解不开的难题，立下了第一件功劳。说起这个难题，我不能说没有勉力以赴，可惜毫无成效。事情是这样的：

姐姐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石板上写出一个奇形怪状的字母，有点像个“T”字，写完就迫不及待地要我们一定把这个给她找来。我猜不出这究竟是件什么东西，从Tar（柏油）猜到Toast（吐司），猜到Tub（桶），凡是“T”字打头的东西都猜遍了，结果都是枉费心机。后来又想到她这个符号看上去像一把锤子，便朝她耳朵里兴冲冲地喊：“锤子！锤子！”她居然用手捶起桌子来，那神气好像表示我有点说对了。于是我把家里所有的锤子一把又一把都拿到她的跟前，结果还是劳而无功。接着我又想到丁字形的手杖跟她画的那个符号形状十分相像，便到村里去借了一根来，蛮有把握地送到她面前。她一看就把头大摇特摇，弄得我们都吓坏了——她身子已经衰败到这个地步，三摇四摇怕不会把脑袋从脖子上摇下来！

幸亏后来姐姐发觉毕蒂善于体会她的心思，便把那个神秘的符号又重新画在石板上。毕蒂望着这个符号沉思默想，听着我的解释，望着姐姐沉思了一会儿，又望着乔沉思了一会儿（“乔”这个字头一个字母是“J”；石板上总是以“J”字代表乔），然后就奔到打铁间去，乔和我两个人也跟着去了。

毕蒂兴高采烈地嚷道：“有了，准错不了！你们还不明白吗？她是要找他！”

奥立克！不是他是谁！原来姐姐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只得画出他的铁锤来做代表。我们向奥立克说明了缘由，要他到厨房里去一次，他慢吞吞放下铁锤，先用胳膊抹了抹脸，然后又撩起围裙来抹上一把，这才磨磨蹭蹭走出打铁间，像流浪汉一般怪模怪样、有气无力地屈着两个膝盖，叫人一看就认出了他。

说老实话，我本以为姐姐要申斥他一顿，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禁大失所望。姐姐反而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和他言归于好；一看见终于把他叫来了，就显得十分高兴，还做了个手势叫我们拿酒给他喝。又端详着他的脸色，仿佛一心指望能够从他脸上看出他乐意接受这次款待；总之，想尽了一切办法表示希望与他和解，一举一动之中都流露出学童向严厉的老师低声下气告饶求和的样子。从那天起，姐姐简直没有一天不在石板上画铁锤，奥立克也几乎没有一天不磨磨蹭蹭走进来，倔头倔脑地站在她跟前，好像也跟我一样摸不清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