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些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事情可能不是我记得的这个样子。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神秘的咒语把我们两个定住了。天越来越暗，我们呆呆地站在原地，盯着远处河边的那个影子。突然间，咒语解除了，我们两个都跑了起来。跑近时，我看见万里子缩成一团侧躺着，背对着我们。佐知子比我早一点到那里，我怀着孕，行动不方便，等我到时，佐知子已经站在孩子身边了。万里子的眼睛睁着，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死了。但是后来我看见她的眼睛动了，用奇怪的、空洞的眼神盯着我们。

佐知子单腿跪下，扶起孩子的头。万里子还是那么盯着。

“你没事吧，万里子？”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到。

她没有回答。佐知子也不做声，检查着她的女儿，把她在怀里翻来翻去，好像她是一个易碎的、没有感觉的洋娃娃。我发现佐知子的袖子上有血，再一看，是万里子身上来的。

“我们最好叫人，”我说。

“不严重，”佐知子说。“只是擦伤。看，伤口不大。”

万里子躺在水沟里，短裙有一面浸在黑色的水里。血从她大腿内侧的伤口流出来。

“怎么了？”佐知子问她女儿。“出什么事了？”

万里子还是盯着她妈妈看。

“她可能吓着了，”我说。“现在最好别问她问题。”

佐知子扶万里子站了起来。

“我们很担心你，万里子，”我说。小女孩狐疑地看了我一眼，转过去，走了起来。她走得很稳；腿上的伤看来并无大碍。

我们往回走，过了木桥，沿着河边走。她们两个走在我前面，没有说话。我们回到小屋时，天已经全黑了。

佐知子把万里子带进浴室。我点燃主室中间的炉子泡茶。除了炉子，刚才佐知子点亮的一盏吊着的旧灯笼是屋子里唯一的亮光，屋里大部分地方都还是漆黑一片。角落里，几只黑色的小猫仔被我们吵醒，开始骚动不安。它们的爪子在榻榻米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再次出现时，母女两人都换上了和服。她们进了隔壁的一间小房间，我又等了一会儿。佐知子的声音透过隔板传了出来。

最后，佐知子一个人出来了。“还是很热，”她说，走过房间，把通向走廊的拉门打开。

“她怎么样了？”我问。

“她没事。伤口没什么。”佐知子在拉门旁坐下来吹风。

“我们要不要把这件事报告警察？”

“警察？要报告什么呢？万里子说她爬树，结果摔倒了，弄了那个伤。”

“这么说她今天晚上没有和什么人在一起？”

“没有。她能和谁在一起呢？”

“那个女人？”我说。

“哪个女人？”

“万里子说的那个女人。你现在还认为是她编出来的吗？”

佐知子叹了口气。“我想不完全是编的，”她说。“是万里子以前见过的一个人。以前，她还很小的时候。”

“可是这个女人今晚会不会在这里呢？”

佐知子笑了笑。“不会的，悦子，不可能。不管怎么说，那个女人已经死了。相信我，悦子，说什么有个女人，都是万里子发难时的小把戏。我已经很习惯她这些小把戏了。”

“可是她为什么要编这些故事呢？”

“为什么？”佐知子耸了耸肩。“小孩子就喜欢做这些。悦子，你自己当了妈妈以后也要习惯这些事情。”

“你肯定她今天晚上没有和什么人在一起？”

“很肯定。我很了解自己的女儿。”

我们都不说话了。蚊子在我们周围嗡嗡叫。佐知子用手掩住嘴打了个哈欠。

“你瞧，悦子，”她说，“我很快就要离开日本了。你好像不是很在意。”

“我当然在意了。而且我很高兴，要是这是你所向往的。不过不会遇到……很多困难吗？”

“困难？”

“我是指，搬到另一个国家，语言、习惯都不同。”

“我明白你的意思，悦子。但是说真的，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瞧，我听说过很多有关美国的事，对美国并不完全陌生。至于语言嘛，我已经会说很多了。我和弗兰克都说英语。我在美国住一阵子后，就能像美国女人一样说话了。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我知道我能行。”

我微微鞠了一躬，但没说什么。两只小猫朝佐知子坐的地方走来。她看了它们一会儿，然后笑了笑。“当然了，”她说，“有时我也在想事情会怎么样呢。但是真的”——她对我笑了笑——“我知道我能行。”

“其实，”我说，“我担心的是万里子。她会怎么样呢？”

“万里子？哦，她没问题的。你了解小孩子。他们比大人更能适应新环境，不是吗？”

“不过对她来说仍是个很大的变化。她准备好了吗？”

佐知子不耐烦地叹了口气。“说真的，悦子，你觉得我难道没有考虑过这些吗？你以为我决定要离开这个国家前没有首先考虑女儿的利益吗？”

“当然，”我说，“你一定会仔仔细细地考虑。”

“对我来说，女儿的利益是最重要的，悦子。我不会做出有损她的未来的决定。我已经仔细地考虑过了整件事情，我也和弗兰克商量过了。我向你保证，万里子没事的。不会有问题的。”

“可是她的学习呢，会怎么样呢？”

佐知子又笑了。“悦子，我又不是要到深山老林去。美国有学校。而且你要明白，我的女儿非常聪明。她爸爸出身名门，我这边也是，我的亲戚都是很有地位的人。悦子，你不能因为……因为眼前的事物就认为她是什么贫农的孩子。”

“没有。我从来没有……”

“她很聪明。你没有见过她真正的样子，悦子。在眼前这种环境里，小孩子自然有时有点笨拙。但你要是在我伯父的家里头看见她，你就会发现她真正的品质。大人跟她说话时，她回答得清楚、流利，不会像很多小孩子那样傻笑或者扭扭捏捏。而且绝没有这些小把戏。她去上学，跟最优秀的孩子交朋友。我们还给她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老师对她的评价很高。她这么快就能赶上真是叫人吃惊。”

“赶上？”

“这个”——佐知子耸耸肩——“很不幸，万里子的学习总是时不时地被打断。这个事，那个事，我们又经常搬家。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困难，悦子。要不是战争，要是我丈夫还活着，万里子就能过上我们这种地位的家庭应有的生活。”

“是的，”我说。“没错。”

佐知子可能是听出我的语气不大对，抬起头来看着我。当她往下说时，语气变紧了。

“我不用离开东京的。悦子，”她说。“但是我离开了，为了万里子。我大老远地来我伯父家住，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对我女儿最好。我本来不用这么做的，我根本用不着离开东京。”

我鞠了一躬。佐知子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转头凝视着屋外漆黑的一片。

“可是如今你离开了你伯父家，”我说。“现在又即将要离开日本。”

佐知子生气地看着我。“你为什么这么说话呢，悦子？你为什么不能祝福我呢？就因为你妒忌？”

“我是祝福你的。而且我向你保证我……”

“万里子在美国会过得很好的，你为什么不肯相信？那里更适合孩子的成长。在那里她的机会更多，在美国女人的生活要好得多。”

“我向你保证我替你高兴。至于我自己，我再心满意足不过了。二郎的工作很顺利，现在又在我们想要的时候有了孩子……”

“她可以成为女商人，甚至是女演员。这就是美国，悦子，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弗兰克说我也有可能成为女商人。在那里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我相信。只是就我而言，我对我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

佐知子看着那两只小猫在她身旁的榻榻米上乱抓。有几分钟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话。

“我得回去了，”我打破沉默。“他们要担心我了。”我站起来，可是佐知子仍然看着那两只小猫。“你们什么时候离开？”我问。

“这几天。弗兰克会开车来接我们。周末我们就会坐上船了。”

“那么我想你不会再去给藤原太太帮忙了吧。”

佐知子抬起头来看我，冷笑道：“悦子，我要去美国了。我不再需要到面店工作了。”

“我知道了。”

“其实，悦子，要请你转告藤原太太。我不会再见到她了。”

“你不自己跟她说吗？”

她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悦子，难道你不能体会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每天在面店里工作有多讨厌吗？不过我不抱怨，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现在都结束了，我不想再见到那个地方了。”一只小猫在抓佐知子和服的袖子。佐知子用手背重重地拍了它一下，小家伙急忙往回跑过榻榻米。“所以请向藤原太太转达我对她的问候，”她说。“也祝她生意兴隆。”

“我会的。现在请原谅，我得走了。”

这次，佐知子站起来，送我到玄关。

“我们离开前我会去道别的，”我穿鞋时她说。

一开始这好像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梦；我梦见了前一天看见的事——我们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公园里玩。第二天晚上，我又做了同样的梦。其实，这几个月里，我做了几次这样的梦。

那天下午，我和妮基到村子里去时，看见小女孩在玩秋千。那是妮基来的第三天，雨小了，变成毛毛细雨。我有几天没有出门了，走在蜿蜒的小路上，户外的空气令我神清气爽。

妮基走得很快，每走一步，窄窄的皮靴子都咯咯响。虽然我也可以走得很快，但是我更喜欢慢慢走。妮基，我认为，应该懂得走路本身的快乐。再者，虽然她在这里长大，却体会不到乡下给人的感觉。我们边走，我边把我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说给她听。她反驳说这里不是真正的乡下，只是迎合住在这里的有钱人的一种居住模式。我想她说得对；我一直没敢到英国北部的农业区去，妮基说，那里才是真正的乡下。尽管如此，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喜欢这些小路带来的平静和安详。

到村子后，我带妮基去我有时光顾的茶馆。村子不大，只有几间旅馆和商店；茶馆开在街角，在一家面包店楼上。那天下午，妮基和我坐在靠窗的桌子，我们就是从那里看见小女孩在底下的公园玩。我们看见她爬上一个秋千，朝坐在旁边长椅上的两个女人喊。她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穿着绿色橡胶雨衣和小橡胶雨靴。

“也许你很快就会结婚生孩子，”我说。“我怀念小孩子。”

“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了，”妮基说。

“好吧，我想你还太年轻。”

“这和年不年轻没关系。我就是不喜欢一群小孩子在你旁边大喊大叫。”

“别担心，妮基，”我笑了，说。“我不是在强迫你生孩子。我刚刚突然心血来潮想当外婆，没别的。我想也许你能让我当上外婆，不过这事不急。”

小女孩站在秋千上，拼命拉链子，可是不知怎么，就是没办法让秋千荡得更高。但是她仍旧笑着，又朝那两个女人喊。

“我的一个朋友刚生了孩子，”妮基说。“她高兴得不得了。我真不明白。那小东西乱喊乱叫的。”

“至少她很开心。你的朋友几岁？”

“十九岁。”

“十九岁？比你还小。她结婚了吗？”

“没有。这有什么差别？”

“可是这样子她肯定不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就因为她没结婚？”

“是的。还有她才十九岁。我不敢相信这样她会高兴。”

“她结没结婚有什么差别？她想要孩子，所有的事情都是她计划好的。”

“她告诉你的？”

“可是，妈妈，我了解她，她是我的朋友。我知道她想要孩子。”

长椅上的女人站了起来。其中一个喊那个女孩子。小女孩从秋千上下来，跑向她们。

“那孩子的父亲呢？”我问。

“他也很高兴。我记得当他们发现他们有孩子了，我们全都出去庆祝。”

“可是人们总是假装高兴的样子。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在电视上看的那部电影。”

“什么电影？”

“我想你没有在看。你在看你的杂志。”

“哦那个。那电影很烂。”

“是很烂。但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肯定没有人在知道有孩子时会像电影里的人那样。”

“说真的，妈妈，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能坐得住看那种垃圾。你以前都不习惯看电视。我记得以前我电视看太多，你总是叫我把电视关掉。”

我笑了。“你瞧，我们的角色变了，妮基。我相信你是为我好。你一定不能让我像那样浪费时间。”

我们离开茶馆往回走时，空中乌云密布，雨也变大了。我们刚走过一个小小的火车站不多远，就听见后面有人喊：“谢林汉姆太太！谢林汉姆太太！”

我回头看见一个穿着大衣的小个子女人正急急地走过来。

“我猜是你，”她追上我们，说。“你最近好吗？”她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

“你好，沃特斯太太，”我说。“很高兴又见到你。”

“看来又是坏天气。哦，你好，景子”——她碰了碰妮基的袖子——“我没注意是你。”

“不是，”我急忙说，“这是妮基。”

“妮基，没错。天啊，你长这么大了，亲爱的。难怪我弄混了。你长这么大了。”

“你好，沃特斯太太，”妮基舒了口气，说。

沃特斯太太住在附近。现在我偶尔才见到她，几年前她教我的两个女儿钢琴。她教了景子好几年，而妮基只在小时候教了一年左右。我很快就发现沃特斯太太的钢琴技术有限，而且她对音乐的总的看法也常常让我生气。比如说，她把肖邦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都称为“动听的旋律”。可是她为人和蔼可亲，我不忍心把她换掉。

“你最近怎么样，亲爱的？”她问妮基。

“我？哦，我住在伦敦。”

“哦，是吗？你在那里干什么呢？读书？”

“我其实也没干什么。只是住在那里。”

“哦，我知道了。不过你在那里很开心，是吧？这是最主要的，不是吗？”

“是的，我很开心。”

“那就好，这是最主要的，不是吗？那景子呢？”沃特斯太太转向我。“她最近怎么样？”

“景子？哦，她搬到曼彻斯特去了。”

“哦，是吗？听说那个城市总的来说还不错。她喜欢那里吗？”

“我最近没有她的消息。”

“哦，好吧。我想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景子还弹琴吗？”

“我想还弹。我最近都没有她的消息。”

沃特斯太太终于看出我不想谈论景子，尴尬地笑了笑，放开这个话题。景子离开家的这几年来，每次遇见我，沃特斯太太总是要问起景子。我很明显不想谈论景子，而且到那天下午都还讲不出我女儿在什么地方。但是沃特斯太太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很可能以后我们每次见面，沃特斯太太还会笑着向我打听景子的事。

我们到家时，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

“我想我让你丢脸了，对吗？”妮基对我说。我们又坐在沙发上，看着外面的花园。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说。

“我应该跟她说我正在考虑上大学什么的。”

“我一点都不介意你说自己什么。我不觉得丢脸。”

“我想你不会。”

“不过我想你对她很不耐烦。你从来都不太喜欢她，不是吗？”

“沃特斯太太？哦，我以前很讨厌上她的课。无聊死了。我常常睡着，然后耳边不时有小小的声音，叫你把手指放在这里、这里或这里。是你的主意吗，让我上钢琴课？”

“主要是我的意思。你瞧，以前我对你期望很高。”

妮基笑了。“对不起我没学成。可这得怪你自己。我根本没有学音乐的天赋。我们屋里有个女孩是弹吉他的，她想教我几个和弦，可是我根本就不想学。我想沃特斯太太让我这辈子都讨厌音乐了。”

“将来有一天你可能会重新爱上音乐，那时你就会感激上过那些课了。”

“可是我把学的全忘了。”

“不可能全忘的。那个年纪学的东西是不会全丢掉的。”

“反正是浪费时间，”妮基嘟囔道。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转向我说：“我想很难跟别人说吧。我是指景子的事。”

“我那样说最省事，”我答道。“她着实吓了我一跳。”

“我想是这样。”妮基又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景子没有来参加爸爸的葬礼，对吧？”她终于说道。

“你明知道她没去干吗还问？”

“我随口说说，没什么。”

“你是要说因为她没有参加你爸爸的葬礼所以你也不参加她的葬礼？别这么孩子气，妮基。”

“我不是孩子气。我是说事实就是这样。她从来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既不在我的生活里也不在爸爸的生活里。我从没想过她会来参加爸爸的葬礼。”

我没有回答，我们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然后妮基说：

“刚才真是不自在，和沃特斯太太说话的时候。你好像很喜欢？”

“喜欢什么？”

“假装景子还活着。”

“我不喜欢骗人。”也许是我的话蹦得太快，妮基好像吓了一跳。

“我知道，”她轻声说。

那天晚上雨下了一整夜，第二天——妮基来的第四天——仍旧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今天晚上我换个房间可以吗？”妮基说。“我可以睡空房间。”我们刚吃完早餐，正在厨房里洗盘子。

“空房间？”我笑了笑。“这里现在都是空房间。你要睡空房间当然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你不喜欢你的旧房间了？”

“睡在那里我觉得不自在。”

“太没良心了，妮基。我本来希望你还把它当作自己的房间的。”

“我是这么想来着，”她急忙说。“我不是不喜欢那个房间。”她不说了，用干毛巾擦着刀子。最后她终于说：“是另外那间。她的房间。就在正对面，让我觉得不自在。”

我停下手里的事，板着脸看着她。

“我忍不住，妈妈。一想到那间房间就在正对面我就觉得怪怪的。”

“睡空房间去吧，”我冷冷地说。“可是你得自己铺床。”

虽然我对妮基换房间的要求表现得很生气，但是我并不想难为她。因为我自己也曾对那个房间感到不安。在许多方面，那个房间是这栋房子里最好的房间，从那里看果园视野极好。但是很长时间里，它一直是景子极小心守护的私人领域，所以即使在她已经离开了六年后的今天，那里仍然笼罩着一股神秘的空气——这种感觉在景子死后更加强烈。

在她最终离开我们的前两三年，景子把自己关在那个房间里，把我们挡在她的世界之外。她很少出来，虽然有时我们都上床睡觉后我听到她在房子里走动。我猜想她在房间里看杂志，听广播。她没有朋友，也不许我们其他人进她的房间。吃饭时，我把她的盘子留在厨房里，她会下来拿，然后又把自己锁起来。我发现房间里乱糟糟的。有发霉的香水和脏衣服的味道，我偶尔瞥见里面，地上是成堆的衣服和无数的时尚杂志。我只得连哄带骗叫她把衣服拿出来洗。最后我们达成共识：每几个星期，我会在她房间门口看见一袋要洗的衣服，我把衣服洗了，拿回去。后来，大家渐渐习惯了她的做法，而当她偶尔心血来潮冒险到客厅里来时，大家就都很紧张。她每次出来无一例外地都是以争吵收场，不是和妮基吵架，就是和我丈夫吵架，最后她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我没有见过景子在曼彻斯特的房间，她死的那个房间。作为一个母亲，这么想可能有点病态，但是听到她自杀的消息时，我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甚至在我感到震惊之前——是：在他们发现之前她那么吊着多久了。在自己家里，我们都一连几天看不见她；在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陌生城市里，更别指望会很快被人发现。后来，验尸官说她已经死亡“好几天了”。是房东太太开的门，她以为景子没有交房租就离开了。

我发现这个画面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女儿在房间里吊了好几天。画面的恐怖从未减弱，但是我早就不觉得这是什么病态的事了；就像人身上的伤口，久而久之你就会熟悉最痛的部分。

“在空房间里睡我至少能暖和些，”妮基说。

“妮基，你晚上要是觉得冷，把暖气打开就好了。”

“我知道。”她叹了口气。“最近我总是睡不好。我想我老做噩梦，但是醒来后就想不起来了。”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说。

“我想可能跟这里的安静有关。我不习惯晚上这么安静。”

“我梦见了那个小女孩。昨天我们看见的那个。公园里那个。”

“我在车上就能睡着，可是我不记得怎么在安静的地方睡觉了。”妮基耸耸肩，把一些餐具扔进抽屉里。“也许在空房间里我能睡得好一点。”

我跟妮基说起这个梦，在我第一次做这个梦的时候。这也许表明我从那时起就觉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我肯定从一开始就怀疑——虽然不确定是为什么——这个梦跟我们看见的那个小女孩没多大关系，而是跟我两天前想起佐知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