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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远山淡影 作者:石黑一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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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我丈夫下班回来之前,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突然听见客厅传来奇怪的声音。我停下手里的活侧耳倾听。声音又响了——是很难听的小提琴声。声音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停了。 当我终于来到客厅时,发现绪方先生正弯着腰坐在棋盘前。夕阳照射进来,尽管开着电风扇,屋里还是湿气很重。我把窗户开得更大些。 “你们昨晚没有把棋下完吗?”我走向他,问。 “没有。二郎说他累了。我猜这是他的诡计。你瞧,我在这里把他围住了。” “这样啊。” “他仰赖我现在的记性不好了。所以我在温习我的步子。” “您真是厉害,爸爸。可是我想二郎不会这么狡猾的。” “也许吧。我敢说现在你比我更了解他。”绪方先生继续研究棋盘,过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笑了笑。“你一定觉得很有趣吧。二郎在公司里辛苦工作,而我在家里等他下班回来和我下棋。我就像一个孩子在等爸爸回来。” “哦,我宁愿您还是下棋的好。您刚才的琴声实在是太可怕了。” “太没礼貌了。我还希望能感动你呢,悦子。” 小提琴放在旁边的地板上,已经放回盒子里了。绪方先生看着我打开盒子。 “我看见它放在那边的架子上,就擅自拿下来了。”他说。“别担心,悦子。我拿得很小心。” “我看不一定。正如您说的,爸爸现在像个小孩子。”我拿起小提琴仔细检查。“只不过小孩子够不着那么高的架子。” 我把琴塞到下巴底下。绪方先生一直看着我。 “给我拉一首吧,”他说。“我肯定你拉得比我好。” “那是肯定的。”我把琴重新放下,搁在一旁。“可是我好久没拉琴了。” “你是说你都没有练习?太可惜了,悦子。你以前是那么喜欢这个乐器。” “我想我以前是很喜欢。可现在很少碰了。” “太不应该了,悦子。你以前是那么喜欢。我还记得以前你三更半夜拉琴,把全家都吵醒了。” “把全家都吵醒了?我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 “有,我记得。你刚来我们家住时。”绪方先生笑了笑。“别在意,悦子。我们都原谅你了。现在我想想,你以前最崇拜哪个作曲家来着?是门德尔松吗?” “是真的吗?我把全家都吵醒了?” “别在意,悦子。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给我拉一首门德尔松的吧。” “可是你们干吗不阻止我?” “只是刚开始的几个晚上。而且我们一点都不介意。” 我轻轻地拨了拨琴弦。音已经走调了。 “我那时肯定成了您的负担,”我静静地说。 “胡说。” “可是家里其他人。他们肯定觉得我是个疯丫头。” “他们才不会把你想得这么坏。毕竟最后你跟二郎结了婚。现在好了,悦子,别说这些了。给我拉一首吧。” “我那时候像什么样子呢,爸爸?我像个疯子吗?” “你被吓坏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大家都吓坏了,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现在,悦子,忘了这些事吧。我很抱歉提起这件事。” 我再次把琴放到下巴底下。 “啊,”他说,“门德尔松。” 我就这么把琴夹在下巴下。过了几秒钟,我放下琴,叹了口气,说:“我现在拉不出来。” “对不起,悦子。”绪方先生说,声音变沉重了。“也许我不应该碰琴的。” 我抬起头来看他,笑着说:“瞧,小朋友现在知道错了。” “我在架子上看见它,想起了以前的事。” “我以后再拉给您听吧。我练习练习。” 他微微地鞠了一躬,眼里又露出了喜悦。 “我会记着你说过的话的,悦子。说不定你还可以教教我。” “我不能什么都教您,爸爸。您还说您要学做菜。” “啊对了。还有那个。” “您下次来的时候我再拉给您听吧。” “我会记着的,”他说。 那天晚上吃完饭,二郎和父亲坐下来下棋。我收拾完晚餐的东西,拿了些针线活坐下来。棋下到一半时,绪方先生说: “我刚想到了什么。你不介意的话,我要重新走那步。” “当然可以,”二郎说。 “可是这样对你很不公平。特别是现在我的形势比你有利。” “没关系。请重新走那步吧。” “你不介意?” “一点儿也不。” 他们继续静静地下棋。 “二郎,”几分钟后绪方先生说,“我在想,信你写了吗?给松田重夫的信?” 我停下手里的针线,抬起头来。二郎还在专心地下棋,他走完那一步才答道:“重夫?哦,还没。我打算写的。但是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当然,我十分理解。我刚好想到这件事,没什么。” “我最近实在是没时间。” “当然。不急。我并不是要老缠着你。只是信早点写的好。他那篇文章已经登出来几个星期了。” “是,当然。您说得很对。” 他们接着下棋。有好几分钟,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突然绪方先生说: “你觉得他会是什么反应呢?” “重夫?我不知道。我说过了,我现在跟他不熟。” “你说他加入了共产党?” “我说不准。我上次见到他时,他确实说支持共产党。” “真遗憾。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日本发生了太多事情让年轻人动摇。” “是的,的确。”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被什么思想啊、理论啊冲昏了头。不过他可能会收回前言并道歉的。及时地提醒个人的责任之类的东西也没有。你知道,我怀疑他都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在干什么。我想他写那篇文章时是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共产主义的书。他最后会收回前言的。” “很可能。我最近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 “当然,当然。工作第一。别为这件事操心。现在,是不是轮到我了?” 他们接着下棋,很少说话。有一次,我听见绪方先生说:“你走的跟我想的一样。你要动动脑筋才能从那里突围。” 他们下了好一会,突然有敲门声。二郎抬起头来,给我递了个眼色。我放下针线,站了起来。 我打开门,看见两个男人笑嘻嘻地朝我鞠躬。那时已经很晚了,一开始我以为他们走错门了。可后来我认出他们是二郎的同事,就请他们进来。他们站在玄关自顾自地笑着。其中一个矮矮胖胖的,脸很红。另一个瘦一些,皮肤很白,像欧洲人的白;但是他好像也喝酒了,脸颊上露出粉色的斑。他们系着的领带都松了,外套挂在手上。 二郎见到他们很高兴,叫他们进去坐。可是他们只是站在玄关,笑个不停。 “啊,绪方,”白皮肤的那个对二郎说,“我们可能来的不是时候。” “不会。不过你们在这附近做什么呢?” “我们去看村崎的哥哥。其实,我们还没回家呢。” “我们不敢回家,所以来打扰你,”胖胖的那个插进来说。“我们没有跟太太说我们要晚点回去。” “真是混蛋,你们两个,”二郎说。“你们干吗不脱鞋进来呢?”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白皮肤的那个又说。“我看见你有客人。”他朝绪方先生笑了笑,鞠了一躬。 “这是我父亲,可是你们不进来我怎么介绍呢?” 客人终于脱了鞋,进来坐下。二郎把他们介绍给父亲,他们再次鞠躬,又笑了起来。 “你们是二郎公司的?”绪方先生问。 “是的,”矮矮胖胖的那个答道。“很荣幸,虽然他让我们很不好过。在办公室里我们叫你儿子‘法老’,因为他让我们像奴隶一样工作,自己却什么都不做。” “胡说八道,”我丈夫说。 “是真的。他像苦役一样驱使我们,然后自己坐下来看报纸。” 绪方先生好像听得有点迷糊,但是看见其他人在笑,他也笑了笑。 “啊,这是什么?”白皮肤的那个指了指棋盘。“瞧,我就知道我们会打扰你们。” “我们只是在下棋打发时间,”二郎说。 “接着下吧。别让我们这种混蛋打断你们下棋。” “别傻了。有你们这样的笨蛋在旁边,我怎么能集中精神。”说着二郎把棋盘推到一边。有一两个棋子倒了,他看也不看就把它们摆正。“那么说,你们去看村崎的哥哥。悦子,给客人倒茶。”我丈夫说这句话之前,我已经往厨房走去了。可这时矮矮胖胖的那个突然拼命挥手。 “夫人,夫人,坐下。请坐下。我们一会儿就走。您请坐。” “不麻烦,”我笑着说。 “不用,夫人,我求您”——他越说越大声——“正如您丈夫说的,我们只是两个混蛋。不用麻烦了,请坐下。” 我正想遵照他的意思,突然看见二郎生气地看了我一眼。 “至少喝杯茶再走,”我说。“一点儿也不麻烦。” “既然坐下了,就多坐一会儿,”我丈夫对客人说。“反正我也想听听村崎的哥哥的事。他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疯疯癫癫的吗?” “他的确是个怪人,”矮矮胖胖的那个笑着说。“今晚确实没有让我们失望。你听说过他妻子的事吗?” 我欠了欠身,悄悄地到厨房去。我泡了茶,在盘子上放了几块那天早些时候做的蛋糕。我听见客厅传来笑声,我丈夫也在笑。其中一个客人又很大声地叫了他一次“法老”。我回到客厅时,二郎和他的客人们聊得正欢。矮矮胖胖的那个正在说一件趣闻,说一个内阁大臣遇见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我把蛋糕放在他们旁边,给他们倒了茶,然后在绪方先生身边坐下。二郎的朋友又开了几个政治家的玩笑,然后白皮肤的那个假装生气了,因为另一个说了一位他敬仰的人物的坏话。大家笑他,他板起脸来。 “对了,花田,”我丈夫对他说。“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听说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听说在上次选举时,你威胁你太太说要用高尔夫球棍打她,因为她不跟你选同样的人。” “你听谁胡说的?” “消息可靠的人说的。” “没错,”矮矮胖胖的那个说。“还有,你太太打算报告警察说你政治胁迫。” “胡说八道。再说,我没有高尔夫球棍了。我去年都卖掉了。” “你还有一根七号铁杆,”矮矮胖胖的那个说。“上周在你家我看到过。你可能是用那个。” “可是你不能说没有这事吧,花田?”二郎说。 “什么高尔夫球棍,都是胡说八道。” “可是你没能让她照你说的做,这是真的吧。” 白皮肤的那个耸耸肩。“这个嘛,她要投给谁是她自己的权利。” “那你为什么威胁她?”他的朋友问。 “我自然是在试着跟她讲道理。我太太投给吉田就因为他长得像她叔叔。女人就是这样。她们不懂政治。她们以为可以像选衣服那样选国家领导人。” “所以你就用七号铁杆打她,”二郎说。 “是真的吗?”绪方先生问。从我把茶拿来到现在,他都没有说话。其他三人都不笑了,白皮肤的那个惊讶地看着绪方先生。 “没有。”他突然变得正经八百,微微鞠了一躬。“我没有真的打她。” “不,不,”绪方先生说。“我是说你太太和你——你们真的投给不同的政党?” “啊,是的。”他耸耸肩,然后苦笑了一下。“我能怎么办呢?” “对不起。我不是要多管闲事。”绪方先生低低地鞠了一躬,白皮肤的那个回敬了一个。这一鞠好像成了信号,三个年轻人又开始说说笑笑起来。他们不谈政治了,聊起公司里的同事来。添茶时,我注意到虽然我端了不少蛋糕出来,但是已经快没了。我添完茶,回到绪方先生身旁坐下。 客人们待了一个小时左右。二郎送他们到门口,然后回来坐下,叹了口气。“晚了,”他说。“我得睡觉了。” 绪方先生正在研究棋盘。“我想有几个棋子摆错了,”他说。“我肯定马应该在这格,不是那格。” “很可能。” “那我把它放在这里了。同意吗?” “好,好。我肯定您是对的。我们以后再把棋下完吧,爸爸。我得赶快睡觉了。” “再走几步吧。我们很快就能下完了。” “说真的,还是算了吧。我现在太累了。” “好吧。” 我把刚才做的针线活收起来,坐着等其他人去睡觉。可是二郎翻开一份报纸读了起来。他看见盘子里还有一块蛋糕,就若无其事地拿起来吃。过了一会儿,绪方先生说: “我们还是现在把它下完吧。只差几步了。” “爸爸,我现在真的很累了。我明天早上还得上班呢。” “是的,好吧。” 二郎继续一面看报纸一面吃蛋糕。我看见有一些蛋糕屑掉在榻榻米上。绪方先生又盯着棋盘看了一会儿。 “太奇怪了,”他终于说道,“你朋友刚刚说的事。” “哦?什么事?”二郎的眼睛没有离开报纸。 “他和他太太投票给不同的政党的事。几年前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没错。” “如今的事情都太奇怪了。不过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吧。”绪方先生叹了口气。“我们急着想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这些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 “是的,确实不一定都好。” “看看出了什么事。丈夫和妻子投票给不同的政党。再也不能在这些事上信任妻子,真是悲哀。” 二郎边看他的报纸边说:“是啊,太可惜了。” “现在的妻子都忘了对家庭的忠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时高兴的话就把票投给另一个党。这事在现在的日本太典型了。人人借着民主的名义丢掉忠诚。” 二郎抬头看了他父亲一眼,很快又把目光移回报纸。“您说得很对,”他说。“不过当然了,美国人带来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 “美国人,他们从来就不理解日本人的处世之道。从来没有。他们的做法也许很适合美国人,可是在日本情况就不一样,很不一样。”绪方先生又叹了一口气。“纪律,忠诚,从前是这些东西把日本人团结在一起。也许听起来不太真实,可确实是这样的。人们都有一种责任感。对自己的家庭,对上级,对国家。可是现在人们不再讲这些了,而是讲什么民主。当一个人想自私自利时,想丢掉责任时,就说民主。” “是的,您说得对。”二郎打了个哈欠,挠了挠侧脸。 “就拿我这一行来说吧。多年来,我们有一套自己精心建立并热爱的体系。美国人来了,不假思索地把这套体系废除了、粉碎掉。他们决定要把我们的学校变得像美国那样的,我们的孩子应该学美国孩子学的东西。而日本人对这些全都欢迎,大谈特谈什么民主”——他摇了摇头——“学校里很多好东西都被毁了。” “是的,我想您说得很对。”二郎再次抬起头来。“不过当然了,旧的教育体系里也有一些缺点,其他体系也是。” “二郎,你说什么?你在哪里看到的吗?” “只是我的看法。” “那是你在报纸上看到的吗?我这一辈子都在教育年轻人。后来我看着美国人把整个教育体系都给粉碎了。现在的学校太奇怪了,他们教给孩子的为人处世之道太奇怪了。而且很多东西都不教了。你知道吗?现在的孩子离开学校时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 “这确实令人遗憾。不过我也记得我上学时的一些怪事。比如说,我记得以前老师教过神是怎样创造日本的。我们这个民族是多么的神圣和至高无上。我们得把课本一个字、一个字地背下来。有些事情也许并不是什么损失。” “可是二郎,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事情绝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们献身教育,确保优良的传统传承下去,确保孩子们形成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以前的日本有一种精神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想象一下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的。在学校里他学不到什么价值观——也许除了说他应该向生活索取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回到家里,他发现父母在打架,因为他母亲拒绝投票给他父亲支持的党。这是什么世道?” “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现在,爸爸,请原谅,我得去睡觉了。” “我们尽了全力,像远藤和我这样的人,我们尽全力教导这个国家。很多好东西都被毁了。” “确实太遗憾了。”我丈夫站了起来。“对不起,爸爸,可是我得睡了。我明天还要忙一天呢。” 绪方先生抬头看着他的儿子,脸上有些惊讶。“啊,当然。我把你拖得这么晚真是太不应该了。”他微微地鞠了一躬。 “没有的事。我很抱歉我们不能接着聊,可是我真的得去睡了。” “啊,当然。” 二郎向他父亲道了晚安,离开客厅。绪方先生盯着二郎走出去的那扇门看了好几秒钟,好像在等他儿子随时会回来。然后他转向我,表情很不安。 “我没注意到已经这么晚了,”他说。“我不是有意不让二郎睡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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