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越来越热，公寓区旁的那片空地也让人越来越不能忍受。大部分的土干得裂开了，而雨季里积的雨水却还留在凹下去的沟和坑里。空地滋生各种虫子，其中蚊子最多，随处可见。公寓里的人一直在抱怨，可是几年以后，对那块空地的愤怒逐渐变成了听之任之、冷嘲热讽。

那年夏天我经常要穿过那块空地到佐知子的小屋去，这段路真够讨厌的；虫子飞进你的头发，地面的裂缝里看得到大大小小的蚊子。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段路，那一趟趟来回——还有对即将做妈妈的担心，还有绪方先生的来访——使得那个夏天与众不同。可是除此之外，那个夏天跟别的夏天没什么两样。很多时候——后来几年也是——我都呆呆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晴朗一些的日子里，我能看见河对岸的树后面淡淡的山的轮廓，映着白云。那景色还挺好看，有时还能带给我难得的消遣，打发我在公寓里的那一个个漫长、无聊的下午。

除了空地的事，那年夏天小区的人还关心其他话题。报纸上都在说占领快结束了，东京的政客们忙着吵来吵去。公寓里的人也经常谈论这件事，但跟讲起空地一样，带着冷嘲热讽。大家更关心的是儿童谋杀案的报道，案件震惊了当时的长崎。先是一个男孩，后来是一个小女孩发现被殴打致死。当发现第三名受害者时——又一个小女孩被吊死在树上——小区里的妈妈们几乎惊慌失措。虽说事件都发生在城市的另一头，但这丝毫不能减轻人们的恐惧：小区里几乎看不见小孩子的身影，尤其是在晚上。

我不清楚当时的那些报道让佐知子担心到什么程度。诚然她似乎不像以前那样把万里子一个人留下，可是后来我怀疑这更主要的是因为她生活中的其他进展；她收到了她伯父的回信，说愿意让她们回去住，之后我很快就发现佐知子对小女孩的态度变了：她对孩子似乎更有耐心、更加随和了。

收到她伯父的来信后，佐知子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一开始我毫不怀疑她会回去。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开始怀疑她的打算。一方面，收到信后的几天，我发现佐知子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万里子。后来，几周过去了，佐知子不仅没有准备离开，我发现她也没有给她伯父回信。

要不是佐知子特别不愿提起她伯父家，我想我不会去想这个事情。我越来越好奇。虽然佐知子三缄其口，我还是知道了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伯父似乎并不是佐知子的血亲，而是她丈夫那边的亲戚；佐知子是在到他家来的几个月前才知道他的。这个伯父很有钱，他的房子不是一般的大——而且就只住着他、他女儿和一个女佣——所以足以腾出空间来让佐知子和她的小女儿住。其实佐知子不只一次地说到那所房子大部分都是空的，静悄悄的。

我对这个伯父的女儿特别好奇。据我所知，她与佐知子年纪相仿，没有结婚。佐知子很少提起她的表姐，可是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一次交谈。当时我认为佐知子之所以迟迟不回她伯父家去是因为她和她的表姐不和。那天早上我一定是试探着跟佐知子说起这个，因而打开了她的话匣子，佐知子很少直说她在她伯父家里的生活，那次是少有的几次之一。那次交谈如今仍历历在目；那是八月中旬的一个没有风的、干燥的早上，我们站在山顶的桥上等进城的电车。我不记得那天我们是要去哪里，也不记得是在哪里离开万里子的——我记得孩子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佐知子看着远处的风景，举起一只手来挡着脸，遮住太阳。

“我搞不懂，悦子，”她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恰恰相反，安子和我是最好的朋友，我也很想再见到她。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想得刚好相反，悦子。”

“对不起，我一定是弄错了，”我说。“不知怎么的，我觉得你不大想回那里去。”

“没有的事，悦子。我们刚认识时，确实是，那时我正在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可是一个母亲应该考虑出现的、给孩子的各种机会，难道应该为此受到责备吗？只是有一阵子，我们似乎有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进一步考虑之后，我放弃了。事情就是这样，悦子，现在我对这些计划都没有兴趣了。我很高兴事情有了最好的结局，现在我盼着回到我伯父家去。至于安子，我们都十分尊敬对方。我不明白是什么让你有相反的想法，悦子。”

“真的很抱歉。我只是记得有一次你提到了吵架什么的。”

“吵架？”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脸上露出了笑容。“哦，我知道你指什么了。不，悦子，那不是吵架。那只是小小的口角。为了什么来着？你瞧，我都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事了，太小的事了。哦对了，没错，我们在争谁来准备晚饭。对，没错，就为了这个。你瞧，悦子，那时我们轮流做饭。女佣做一个晚上，再来是我表姐，然后轮到我。一天轮到女佣做饭，她却病了，安子和我两个人都争着要做。你千万别误会，悦子，我们通常相处得很好。只是当你老是见到同一个人、见不到别人时，有时难免会有摩擦。”

“是的，我很理解。对不起，我误会了。”

“要知道，悦子，当有女佣帮你做所有的杂事时，时间就过得出奇的慢。安子和我都找些这样、那样的事来做，可是整天除了坐着聊天以外实在是没什么好做的。那几个月，我们一起坐在那所房子里，几乎见不到什么外人。我们没有真的吵起来真是奇迹。也许吧，我的意思是。”

“是的，确实如此。之前是我误会您了。”

“是啊，悦子，恐怕你是误会了。我记得这件事只是因为这是在我们离开之前不久发生的，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表姐了。不过说那是吵架还真是好笑。”她笑了笑。“其实，我想安子要是想起这件事也会笑出来的。”

也许就是在那天早上我们决定在佐知子离开前，要找一天一起去哪里走走。而事实上，不久之后的一个炎热的下午，我陪佐知子母女去了稻佐山。稻佐山是长崎的山区，俯视港口，山上的景色很有名；稻佐山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其实我从公寓的窗口看见的就是稻佐山——可是那时候，我极少外出，去稻佐山就成了一次远足。我记得那时我盼了好几天；我想这是我那些日子的美好回忆之一。

我们在下午最热的时候坐渡船到稻佐山去。港口的嘈杂声跟随着我们的船——铁锤的叮当声，机器的轰鸣声，时不时传来的低沉的船的汽笛声——在那个时候的长崎，这些声音可不是什么噪声；它们是重建的声音，当时仍然可以振奋人心。

到了对岸，那里的海风比较大，天气没有那么闷热了。我们坐在缆车站空地的长椅上，仍旧可以听到风传来的港口的声音。凉风习习，空地上还有难得的遮阳的地方，我们心里更加感激；这里只不过是一块水泥空地——那天空地上大多是母亲带着孩子——像个学校的操场。空地的一边，在一排旋转栅门后是缆车靠站的木站台。有好一会儿，我们坐在那里出神地看着缆车上上下下；一辆缆车慢慢地向山上升去，渐渐地变成空中的一个小点，而另一辆则越来越低，越来越大，最后停在站台上。栅门旁的小屋里，一个男的在控制一些操作杆；他戴着一顶帽子，每次缆车安全地停下来以后，他都要探出身来和围过来看的孩子们聊天。

我们决定坐缆车到山顶去，由此那天第一次遇见了那个美国女人。佐知子和女儿去买票，我一个人坐在长椅上。突然我注意到空地的另一头有个卖糖果和玩具的小摊。我想说不定可以买糖给万里子，就站起来走过去。两个孩子在我前面，争吵着要买什么。我等着他们，发现玩具里有一副塑料双筒望远镜。那两个孩子还在吵，我回头看了一眼空地。佐知子和万里子还站在栅门旁；佐知子好像在和两个女人讲话。

“您要什么，夫人？”

孩子们走了。小摊后站着一个穿着整洁的夏季制服的小伙子。

“我能试试这个吗？”我指了指双筒望远镜。

“当然可以，夫人。虽然只是玩具，但是能看得挺远的。”

我举起望远镜，抬头看山坡；望远镜居然能看得很清楚。我转向空地，发现佐知子母女在镜头里。佐知子今天穿着一件浅色和服，系着一条精致的腰带——我想那腰带是特殊场合才拿出来系的——她的姿态在人群里很优雅。她还在和那两个女人讲话，其中一个像是外国人。

“又是一个大热天啊，夫人，”我递给小伙子钱时他说。“你们要坐缆车吗？”

“我们正要去坐。”

“上面的风景很棒。山顶上那个是我们建的电视塔。到了明年，缆车就能直通那里了，直通山顶。”

“太好了。祝你今天过得愉快。”

“谢谢您，夫人。”

我拿着双筒望远镜走回去。虽然那时我并不懂英语，但是我马上猜到那个外国女人是美国人。她很高，一头红色的波浪发，戴着一副边角往上翘的眼镜。她在大声跟佐知子说话。看见佐知子那么自如地用英语回答她我很是吃惊。另外一个女人是日本人；胖胖的，四十岁上下，身边有个八九岁的敦实的小男孩。我走过去，向他们鞠躬问好，然后把双筒望远镜递给万里子。

“只是个玩具，”我说。“不过可以看见不少东西。”

万里子打开包装，认真地研究望远镜。她举起望远镜，先是看看空地，然后抬头看山坡。

“说谢谢，万里子，”佐知子说。

万里子只顾着看。然后她放下望远镜，把塑料绳套到脖子上。

“谢谢悦子阿姨，”她有点不情愿地说。

那个美国女人指着望远镜，用英语说了什么，笑了。双筒望远镜同样引起了那个敦实的小男孩的注意。他原本在看着山坡和下降的缆车，现在走近万里子，眼睛盯着望远镜。

“太谢谢了，悦子，”佐知子说。

“没什么。只是一个玩具。”

缆车到了，我们走过栅门，走上凹下去的木板。好像除了我们以外，那两个女人和那个男孩便是仅有的乘客了。戴帽子的男人走出他的小屋，引领我们一个个走进缆车。车厢里光秃秃的，就是个金属壳子。四面都有大窗户，两面长的墙壁下各有一条长椅。

缆车没有马上开动，而是在站台上停留了几分钟，那个敦实的小男孩开始不耐烦地走来走去。在我身边，万里子跪在长椅上看窗外。从我们这边的窗户可以看见空地和聚集在栅门旁的小观众们。万里子像是在测试望远镜的性能，一会儿把望远镜拿到眼前，一会儿又拿开。这时，敦实的小男孩走过来，也跪在她旁边的椅子上。一开始两个孩子谁也没有理谁。最后，那个男孩说：

“现在我要看。”说着伸手去要望远镜。万里子冷冷地看着他。

“阿明，不能这样要东西，”他妈妈说。“好好地跟小姐姐要。”

小男孩把手拿开，看着万里子。万里子回瞪着他。小男孩转身走到另一边的窗户去。

缆车启动了，栅门旁的孩子们朝我们挥手。我本能地抓住窗户旁的铁栏杆，那个美国女人紧张地叫了一声，笑了。空地越变越小，接着，山坡在我们底下移动；我们渐渐升高，缆车轻轻地摇晃着；有一会儿，树顶像是擦着窗户，突然我们的脚下空了，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山壑，我们悬在空中了。佐知子轻轻地笑了笑，指了指窗外的什么东西。万里子又拿起望远镜看。

缆车到了终点，我们小心翼翼地一个接一个出来，像是不能肯定自己已经到了坚实的地面。上面的这个站台没有水泥地，走出木地板就是一小片草地。除了引导我们出站台的穿着制服的男人以外，看不见其他人。草地后立着几张野餐用的木桌，几乎掩映在松树林里。草地的这边，我们下车的地方，有一道铁栅栏围住悬崖。我们大致搞清楚所在的方位后就走到栅栏边去看缓缓向下的山坡。过了一会儿，那两个女人和那个男孩也走了过来。

“太壮观了，不是吗？”那个日本女人对我说。“我带我的朋友饱览风光。她以前没来过日本。”

“这样啊。我希望她在这里玩得开心。”

“我希望如此。可惜我的英语说得不好。你的朋友说得比我好多了。”

“是啊，她说得很好。”

我们俩都看了一眼佐知子。她和那个美国女人又用英语聊开了。

“受到这么好的教育真好，”日本女人对我说。“好了，祝你们今天全都玩得愉快。”

我们互相鞠了鞠躬，日本女人朝她的美国客人招了招手，示意他们该走了。

“我能看一下吗？”敦实的小男孩生气地问，再次伸出手去。万里子像在缆车里那样盯着他。

“我想看，”小男孩说得更凶了。

“阿明，记住好好地跟小姐姐要。”

“求你！我想看。”

万里子又看了他一小会儿，才把塑料绳从脖子上拿下来，把望远镜递给小男孩。男孩举起望远镜朝栅栏那边看去。

“这个一点都不好，”他看了好一会儿后跟他妈妈说道。“没有我的那个好。妈妈，你看，都看不清楚那边的树。你看啊。”

他要把望远镜给他妈妈。万里子伸出手去拿，可是男孩一把闪开，又递给他妈妈。

“你看啊，妈妈。都看不见那边的树，近处的那些。”

“阿明，把望远镜还给小姐姐。”

“这个没有我的那个好。”

“好了，阿明，这么说话没有礼貌。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幸运。”

万里子伸手去拿望远镜，这次男孩放手了。

“跟小姐姐说谢谢，”他妈妈说。

小男孩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他妈妈笑了笑。

“谢谢你，”她对万里子说。“你真好。”接着她又依次对佐知子和我笑了笑。“景色很漂亮，不是吗？”她说。“祝愿你们今天玩得愉快。”

山路上满是松针，沿着山坡蜿蜒而上。我们慢慢地走，时不时停下来休息。万里子很安静，而且——让我很意外——一点都没有要淘气的样子，只是奇怪不愿意跟她妈妈和我走在一起。她一会儿落在后面，让我们担心地回过头去看；一会儿又跑过去，走在前头。

在我们从缆车上下来约一个小时以后，我们第二次遇到那个美国女人。她和她的同伴正从山上下来，认出了我们，高兴地打招呼。胖胖的小男孩走在她们后面，没有跟我们打招呼。美国女人走过去时用英语跟佐知子说了什么，听了佐知子的回答以后笑了起来。她好像想停下来交谈，可是日本女人跟她儿子没有停下脚步；美国女人挥挥手，继续往前走。

当我称赞佐知子的英语时，她笑了笑，没说什么。我注意到这次偶遇在她身上产生了奇怪的效应。她变得很安静，边走边陷入了沉思。当万里子又冲到前面去时，她对我说：

“我父亲是个很受人尊敬的人，悦子。德高望重。可是他的海外关系差点毁了我的婚事。”她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说，“真奇怪，悦子。现在这些都恍若隔世。”

“是啊，”我说。“一切都大变样了。”

山路转了一个大弯，又是上坡。树木变少了，突然在我们周围天空豁然开朗。前头，万里子叫了起来，指着什么东西，然后兴冲冲地往前跑去。

“我很少见到我父亲，”佐知子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在欧洲和美国。我小时候曾经梦想有一天我会去美国，去那里变成电影明星。我妈妈笑话我，可是爸爸说我要是把英语学好了，就能很容易地成为一个女商人。我以前很喜欢学英语。”

万里子在一个像是平地的地方停下来，又朝我们不知道喊了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佐知子接着说，“我父亲从美国带了一本书给我，英文版的《圣诞颂歌》。它成了我的目标，悦子。我想学好英语，看懂那本书。可惜没有机会实现。结婚以后，我丈夫不准我继续学。事实上，他让我把那本书扔掉。”

“太可惜了，”我说。

“我丈夫就是这样，悦子。很严厉，很爱国。他从来不是一个体谅别人的人。但是他的家庭出身很好，我父母觉得门当户对。他禁止我学英语时我没有反对。毕竟没有意义了。”

我们走到万里子站的地方；小路的边上有一块突出去的四方形平地，周围围着几块大石头。一根倒下来的巨大树干表面被刨光、弄平，做成长椅。佐知子和我坐下来歇口气。

“别太靠近边上，万里子，”佐知子喊道。小女孩已经走到大石头那里去，拿起望远镜看。

坐在山的边缘俯视这番景色，我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我们底下很远的地方可以看见港口，像个掉在水里的精密的机器零部件。港口过去，对岸是通向长崎的群山。山脚下房屋密布，高高低低。远处右手边是港口的入海口。

我们在那里稍坐片刻，歇口气、吹吹风。这时我说道：

“你不会想到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不是吗？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生机勃勃。可是下面那一整片”——我朝底下的景色挥了挥手——“那一整片在炸弹掉下来的时候受了多么严重的打击。可是看看现在。”

佐知子点点头，然后笑着转向我，说：“你今天心情真不错啊，悦子。”

“到这里来走走真是太好了。我决定从今往后要乐观。我以后一定要过得幸福。藤原太太一直对我说往前看是多么重要。她是对的。假设人们没有往前看，那么这里”——我又指了指底下的景色——“这里就都还是废墟一片。”

佐知子又笑了。“是啊，你说得对，悦子。这里就都还是废墟一片。”说完，她又回头看着下面的风景。过了一会儿她说：“对了，悦子，你的朋友，藤原太太，我想她在战争中失去了她的家人是吧。”

我点点头。“以前她有五个孩子。她丈夫还是长崎的重要人物。炸弹掉下来的时候，除了大儿子以外都死了。她一定受了很大的打击，可是她还一直坚持。”

“是啊，”佐知子慢慢地点着头，说，“我猜有这类事情。那她一直都是开面馆的吗？”

“没有，当然没有了。她丈夫是个要人。是后来，她失去了一切以后才有面馆的。每次我看见她，都对自己说：我应该像她那样，我应该往前看。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说，她失去的比我多。毕竟看看我现在。我要开始组建自己的家庭了。”

“是啊，你说得太对了。”风吹乱了佐知子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她捋了一下头发，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说得太对了，悦子，我们不应该老想着过去。战争毁了我的很多东西，可是我还有我的女儿。正如你说的，我们应该往前看。”

“你知道吗，”我说，“我是最近几天才认真地想这件事的。我是指为人父母。现在我没有那么害怕了。我要高高兴兴地迎接它。从今往后我要乐观。”

“你就应该这样，悦子。毕竟你还有很多盼头。其实你很快就会发现，是做母亲让生活变得真正有意义。住在我伯父家里闷了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要给我女儿最好的。我们要给她请最好的家庭教师，她很快就会把功课赶上。正如你说的，悦子，我们必须对生活乐观。”

“你这么想我真高兴，”我说。“我们俩真的都应该心存感激。我们也许在战争中失去了很多，但是还有那么多盼头。”

“是啊，悦子。还有很多盼头。”

万里子走过来，站在我们面前。也许她听见了我们的一些谈话，因为她对我说：

“我们又要和安子阿姨一起住了。妈妈有没有告诉你？”

“有，”我说，“她告诉我了。你很想再回到那里去住吗，万里子？”

“现在我们可以留着小猫了，”小女孩说。“安子阿姨的房子很大。”

“这件事还要再看，万里子，”佐知子说。

万里子看了她妈妈一会儿，然后说：“可是安子阿姨喜欢猫。再说，反正圆圆本来就是我们从她那里拿过来的。所以那些小猫也是她的。”

“是没错，万里子，可是我们还得看看。我们得看看安子阿姨的爸爸怎么说。”

小女孩生气地看了她妈妈一眼，然后又转向我，表情严肃地说：“我们可以留着小猫。”

下午快过去的时候，我们回到了下缆车时的空旷地。我们的午餐盒里还有一些饼干和巧克力，我们就在一张野餐桌上坐下，吃了起来。空地的那头，一些人站在铁栏杆旁，等下山的缆车。

我们坐了几分钟，突然听见有人叫我们。那个美国女人大踏步地从空地的那头走过来，笑容满脸。她一屁股坐下，一点儿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朝我们一个个笑了笑之后就跟佐知子说起英语来。我想她很高兴有机会交谈，而不是用手比划。我朝周围看了看，果然看见那个日本女人就在附近，在给她儿子穿外套。她不是很想跟我们一起的样子，但最后还是微笑地走过来。她在我对面坐下，她儿子坐在她身旁，这时我发现母子俩的体型很像，都是圆圆胖胖的；最明显的是两个人的脸颊都有垂肉，有点像斗牛犬。美国女人一直高声地跟佐知子讲个不停。

在陌生人到来之前，万里子已经打开她的素描本，开始画画。胖脸女人跟我寒暄过后转向小女孩。

“你今天玩得开心吗？”她问万里子。“这上面很漂亮，不是吗？”

万里子仍旧低着头画画。可是女人一点儿也没有在意。

“你在画什么呢？”她问。“很漂亮的样子。”

这次万里子停了下来，冷冷地看着日本女人。

“很漂亮的样子。可以让我们看看吗？”女人伸手拿过素描本。“是不是很漂亮，阿明？”她对她儿子说。“小姐姐是不是很聪明？”

男孩趴到桌子上来，好看得清楚些。他饶有兴趣地看着万里子的画，但是没说什么。

“真是漂亮。”女人翻着素描本。“这些都是今天画的吗？”

一开始万里子没有答话。但过了一会儿，她说道：“这些蜡笔是新的。今天早上才买的。新蜡笔比较不好画。”

“这样啊。是啊，新蜡笔比较不好画，不是吗？阿明也画画，是不是，阿明？”

“画画很简单，”男孩说。

“这些小画是不是很漂亮，阿明？”

万里子指着翻开的那一页，说：“我不喜欢这一张。蜡笔还磨得不够。下面一张比较好。”

“哦是啊。这张真漂亮！”

“这张是在港口画的，”万里子说。“可是那里又吵又热，所以我匆匆忙忙地画的。”

“可是画得很好。你喜欢画画吗？”

“喜欢。”

佐知子和美国女人也都转过来看素描本。美国女人指着上面的画，大声地用日语说了好几次“太棒了”。

“这是什么？”胖脸女人又问道。“是蝴蝶啊！把蝴蝶画这么好一定很不容易吧。蝴蝶不会一直呆着不动。”

“我记得它的样子，”万里子说。“我之前看见一只。”

女人点点头，然后转向佐知子。“你女儿真聪明。我想一个小孩会用记忆和想象是很值得表扬的。这个年纪的很多孩子都还只会照着书上的画。”

“是啊，”佐知子说。“我想是这样。”

佐知子的语气里带着轻蔑，让我很是惊讶，因为她一直在极其友好地跟美国女人说话。敦实的男孩趴得更近了些，用手指指着画页。

“那些船太大了，”他说。“如果那个是树的话，那船应该要画得小很多。”

他妈妈想了想，说：“啊，也许。可这幅画还是很漂亮。你不觉得吗，阿明？”

“船画得太大了，”男孩说。

女人笑了笑。“你可千万别生阿明的气，”她对佐知子说。“你瞧，他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美术家庭教师，所以他明显比大部分同龄的孩子在这些方面更有眼力。你女儿有教画画的家庭教师吗？”

“没有。”佐知子的语气仍旧很冷淡。可是那个女人丝毫没有察觉。

“请人来教画画根本不是什么坏主意，”她接着说。“我丈夫一开始不同意。他觉得阿明有数学和科学的家庭教师就够了。但是我认为画画也很重要。孩子应该从小培养他的想象力。学校的老师也同意我的看法。可是他学得最好的是数学。我认为数学很重要，你说呢？”

“是，确实，”佐知子说。“我相信数学很有用。”

“数学能提高孩子的智力。你会发现大多数数学学得好的孩子其他方面也都很好。关于请数学老师我丈夫和我没有异议。结果很值得。去年，阿明在班上一直是第三、第四名，可今年一直是第一。”

“数学很简单，”男孩说道。接着他问万里子：“你会九九乘法表吗？”

他妈妈又笑了。“我猜这个小姑娘一定也很聪明。从她的画就能看出来。”

“数学很简单，”男孩再次说道。“九九乘法表简单得不得了。”

“是啊，阿明已经会整张乘法表了。很多同龄的孩子只会算到三或四。阿明，九乘以五得多少？”

“九五四十五！”

“那九乘以九呢？”

“九九八十一！”

美国女人问了佐知子什么，佐知子点点头，美国女人就拍了拍手，又用日语说了几次“太棒了”。

“你女儿看来很聪明，”胖脸女人对佐知子说。“她喜欢上学吗？阿明几乎喜欢学校里的所有科目。除了数学和画图，他的地理也很好。我的这位朋友很惊讶地发现阿明知道美国所有大城市的名字。是不是，苏西小姐？”女人转向她的朋友，说了几个结结巴巴的英语单词。美国女人没听懂，但是朝男孩赞许地笑了笑。

“可阿明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是不是，阿明？”

“数学很简单！”

“这个小姑娘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呢？”女人再次转向万里子，问道。

万里子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也喜欢数学。”

“你也喜欢数学。太好了。”

“那九乘以六是多少？”男孩生气地问她。

“孩子喜欢学校的功课真是太好了，不是吗？”他妈妈说。

“快点啊，九乘以六是多少？”

我问：“阿明君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阿明，告诉这位阿姨你长大以后想当什么。”

“三菱公司的董事长！”

“他爸爸的公司，”他母亲解释道。“阿明已经下定决心了。”

“是，我知道了，”我笑着说。“多好啊。”

“你爸爸在哪里工作？”男孩问万里子。

“好了，阿明，别问东问西的，没有礼貌。”女人又转向佐知子。“很多同龄的男孩子都还只会说想当警察啊、消防员啊。可是阿明很小的时候就想到三菱工作了。”

“你爸爸在哪里工作？”男孩又问了一次。这次他妈妈没有阻止他，而是好奇地看着万里子。

“他是动物园里的饲养员，”万里子说。

一时间没有人说话。奇怪的是，万里子的回答似乎挫了男孩的锐气，他阴沉着脸坐回椅子上。这时，他母亲有点不知所措地说：

“多有意思的职业啊。我们都很喜欢动物。你丈夫的动物园在这附近吗？”

佐知子还没来得及回答，万里子就窸窸窣窣地爬下椅子，一声不响地朝附近的树丛走去。我们都看着她。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女人问佐知子。

“我只有一个。”

“哦，这样。这也不是什么坏事。独生子女更独立。而且我想独生子女通常也更刻苦。我们这个”——她把手放到男孩的头上——“和老大相差六岁。”

美国女人惊呼一声，拍起手来。万里子正稳稳地爬上树枝。胖脸女人在座位上转过身去，担心地看着万里子。

“你女儿真像个假小子，”她说。

美国女人开心地重复了一遍“假小子”，又拍起手来。

“这样安全吗？”胖脸女人问。“她可能会掉下来。”

佐知子笑了笑，对那个女人的态度突然变得热情得多。“你不习惯孩子爬树吗？”她问。

胖脸女人仍旧担心地看着万里子。“你肯定这样安全吗？树枝可能会断掉。”

佐知子笑了一声。“我肯定我女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谢谢你的关心。你真好心。”说着优雅地鞠了一躬。这时美国女人跟佐知子说了什么，她们俩又用英语聊开了。胖脸女人把视线从树上收回来。

“请千万别怪我多管闲事，”她一只手搭在我的胳膊上，说，“可是我忍不住注意到，这是你的第一胎吧？”

“是的，”我笑着说。“预产期在秋天。”

“多好啊。对了，你丈夫也是饲养员吗？”

“哦，不是。他在电器公司工作。”

“真的？”

胖脸女人开始给我一些照顾婴儿方面的建议。这时，我越过她的肩膀看见男孩离开桌子，朝万里子爬的树走去。

“应该让孩子多听好的音乐，”女人说。“我肯定效果很明显。孩子从一开始就应该听好音乐。”

“是的，我很喜欢音乐。”

男孩站在树下，抬头困惑地看着万里子。

“我们大儿子的音乐鉴赏力没有阿明好，”女人接着说。“我丈夫说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没有听够多的好音乐，我认为他说得对。那时的广播放了太多的军乐。我确信一点儿好处都没有。”

胖脸女人说话时，我看见男孩试着在树干上找一个踏脚的地方。万里子爬下来一些，像是在教他。在我身旁，美国女人一直大笑不停，时不时蹦出几个日语单词。男孩终于成功地离开地面；他一只脚踩在树缝里，双手紧紧握住一根树枝。虽然离地面只有几厘米，但他看上去很紧张。很难说万里子是不是故意的，只是万里子在下来时，狠狠地踩在了男孩的手指上。男孩尖叫一声，笨重地摔了下来。

他母亲惊恐地转过头去。佐知子和美国女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都看了过来。男孩侧躺在地上，号啕大哭。他母亲赶忙跑过去，跪下去检查他的腿。男孩不停地哭。空地那头等缆车的乘客都往这边看。大约一分钟以后，男孩呜咽着被他妈妈带回桌子这边。

“爬树很危险，”女人生气地说。

“他摔得不重，”我安慰她说。“他根本没有爬多高。”

“他可能摔断骨头。我想应该阻止孩子爬树。爬树太愚蠢了。”

“她踢我，”男孩哭着说。“她把我从树上踢下来。她要杀我。”

“她踢你？小姑娘踢你？”

我看见佐知子瞥了她女儿一眼。万里子又爬到高高的树上去了。

“她要杀我。”

“小姑娘踢你？”

“你儿子只是脚踩滑了，”我赶紧插嘴说。“我都看见了。他根本没摔着。”

“她踢我。她要杀我。”

女人也转过头去看那棵树。

“他只是脚踩滑了，”我重复道。

“你不应该做这种蠢事，阿明，”女人生气地说。“爬树很危险。”

“她要杀我。”

“你不准再爬树。”

男孩继续抽泣着。

比起英国，日本城市里的旅馆、茶馆、商店似乎更加喜欢夜幕降临；天还没黑，窗户上的灯笼、门口的霓虹招牌早早就亮了起来。那天傍晚，当我们重新走上长崎的街道时，已经灯火通明了；我们快傍晚时离开稻佐山，在浜屋百货公司里的美食街吃了晚饭。晚饭后，我们还不想回去，在巷子里慢慢地溜达，并不急着去电车站。我记得那时的年轻情侣流行在街上手牵手——我和二郎从来没有过——我们一路走着，看见很多这样的情侣在寻找晚上的娱乐。夏季傍晚的天空变成了浅紫色。

路旁有很多卖鱼的小摊，傍晚的这个时候，渔船都回港了，你经常能看到肩上扛着满满一箱刚打上来的鱼的男人穿梭在拥挤的巷子里。就是在这样一条有很多垃圾和悠闲漫步者的巷子里，我们遇到了那个抓阄儿的小摊。我从来不去那种小摊凑热闹，在英国也没有那种小摊——也许集市里有——所以要不是想起那个傍晚，我可能已经不记得那种东西了。

我们站在人群后面看。一个女人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台上，一个绑着头巾的男人弯下腰来，好让男孩能够到碗。小男孩好不容易从碗里抽出一个签来，却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把签捏在手里，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一张张笑脸。绑着头巾的男人把腰弯得更低，对小男孩说了什么，惹得旁边的人想笑。最后，母亲把孩子放下来，拿过他手里的签，递给那个男人。小男孩抽中了一支口红，女人笑着收下了。

万里子踮起脚尖看小摊的后面摆着些什么奖品。突然她转向佐知子，说：“我要抽一次签。”

“这纯粹是浪费钱，万里子。”

“我要抽一次签。”她显得很急迫，真让人奇怪。“我想试试这个抓阄儿。”

“给你，万里子。”我递给她一个硬币。

她有点吃惊地转向我，然后接过硬币，挤到人群的前面去。

又有几个人试了试手气；一个女人抽中一块糖果，一个中年男子抽中一个橡皮球。接着轮到万里子。

“好了，小妹妹，”——男人慢慢地摇了摇碗——“闭上眼睛，努力地想那边的那只大熊。”

“我不要熊，”万里子说。

男人做了个鬼脸，大家都笑了。“你不要那只大毛绒熊？好，好，小妹妹，那你要什么呢？”

万里子指着小摊的后面，说：“那个篮子。”

“那个篮子？”男人耸了耸肩。“好吧，小妹妹，紧紧地闭上眼睛，想着你的篮子。准备好了吗？”

万里子抽中了一个花盆。她回到我们站的地方，把奖品递给我。

“你不想要吗？”我问。“你抽中的。”

“我要那个篮子。小猫们现在需要有自己的篮子。”

“好了，别在意。”

万里子转向她妈妈。“我想再试一次。”

佐知子叹了口气。“天晚了。”

“我想再试一次。就一次。”

万里子再次挤到台子那去。我们等她时，佐知子转向我，说：

“真奇怪，我对她的印象不是那样的。我指你的朋友，藤原太太。”

“哦？”

佐知子侧过头去看了看抓阄儿的人群，说：“不，悦子，恐怕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我的印象是你的朋友已经一无所有了。”

“不是的，”我说。

“哦？那她还有什么指望呢，悦子？她靠什么活下去呢？”

“她有一家店。虽然不大，但是对她来说很重要。”

“她的店？”

“还有她的儿子，事业正蒸蒸日上。”

佐知子又转过头去看着小摊。“对，我想是这样，”她疲惫地笑了笑说。“我想她还有她的儿子。”

这次万里子抽中一支铅笔，生气地走回来。我们要走了，可万里子还在看着抓阄儿的小摊。

“走了，”佐知子说。“悦子阿姨要回家了。”

“我想再试一次。就一次。”

佐知子不耐烦地叹了口气，然后看看我。我耸耸肩，笑了笑。

“好吧，”佐知子说。“再试一次。”

又有几个人抽中奖品。有一次一个年轻女子抽中一个粉饼盒，大家觉得这个奖品太适合她了，鼓了鼓掌。看见万里子第三次出现，绑着头巾的男人又做了一个鬼脸。

“啊，小妹妹，又回来了！还想要那个篮子？你不觉得那只大毛绒熊更好吗？”

万里子没有回答，默默地等着男人把碗递给她。万里子抽出一支，男人仔细地看了看，然后瞥了一眼身后放奖品的地方，又仔细地看了一次万里子的签，最后终于点点头。

“你没有抽中篮子。不过你抽中了——一个大奖！”

四周响起笑声和掌声。男人走到小摊的后面，拿来一个像是只大木盒子的东西。

“给你妈妈装菜！”他说——不是对万里子，而是对人群——并把奖品展示了一小会儿。我身旁的佐知子笑了出来，跟着鼓起掌来。大家让开一条路让万里子拿着奖品出来。

我们离开人群时佐知子还在笑，笑得流出了泪珠儿；她擦了擦眼睛，然后看着那个盒子。

“真是个怪模怪样的东西，”她一面递给我，一面说。

那盒子跟装橙子的盒子一般大，异常的轻；木头很光滑，但没有上漆，盒子的一侧有两块铁丝网做的滑板。

“也许会很有用，”我打开其中一个滑板说。

“我抽中了大奖，”万里子说。

“是，干得好，”佐知子说。

“我有一次抽中过一件和服，”万里子对我说。“在东京，我有一次抽中过一件和服。”

“啊，你又抽中了。”

“悦子，能帮我拿一下包吗？我好把这个东西带回去。”

“我抽中了大奖，”万里子说。

“是，你做得太好了，”她妈妈轻声笑着说。

我们离开抓阄儿的小摊。街上丢着废报纸和各种垃圾。

“小猫们可以住在里面，不是吗？”万里子说。“我们可以在里面放些垫子，就成了它们的家了。”

佐知子不确定地看着怀里的盒子。“我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喜欢这东西。”

“盒子可以做它们的家。我们要搬到安子阿姨家去时，可以把它们放在里面。”

佐知子疲惫地笑了笑。

“可以吧，妈妈？我们可以把小猫们放在里面。”

“是，我想可以，”佐知子说。“是，好。我们到时把小猫们放在里面。”

“这么说我们可以留着小猫咯？”

“对，我们可以留着小猫。我想安子阿姨的父亲不会反对。”

万里子往前跑了一段，等着我们。

“那么我们再也不用帮它们找家了？”

“对，现在不用了。我们要搬到安子阿姨家去，所以我们可以留着小猫。”

“那我们不用帮它们找主人了。我们可以把它们全留着。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盒子里，对不对，妈妈？”

“对，”佐知子说，把头向后一仰，又笑了起来。

我经常想起那天晚上回家的电车上万里子的脸。她看着窗外，额头贴在玻璃上；男孩子气的脸，被窗外不断闪过的流光溢彩照亮。万里子一路上都没有说话，佐知子和我也说得不多。我记得她问了我说：

“你丈夫会不会生气？”

“很可能，”我微微一笑，说。“不过昨天我已经告诉他我可能会晚回。”

“今天玩得真开心。”

“是啊。二郎只能坐着生气。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我们以后一定要再出来玩，悦子。”

“是啊，一定。”

“我们搬家以后你要记得来看我。”

“会，我会记得。”

之后我们就没有说话了。不久，电车减速准备靠站，我感到佐知子突然吓了一跳。她看着下客门，那里站着两三个人。其中一个女人在看着万里子。女人三十岁上下，消瘦的脸，疲惫的神情。她很可能只是无意地看着万里子，要不是因为佐知子的反应，我想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万里子一直在看着窗外，没有注意到那个女人。

女人注意到佐知子在看她，就转了过去。电车靠站了，门开了，女人下了车。

“你认识那个人？”我轻声问。

佐知子笑了笑。“不，我认错了。”

“你把她当作别人了？”

“就一小会儿工夫。其实一点都不像。”她又笑了一声，然后瞧瞧外面，看我们到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