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那年夏天，绪方先生跟我们待在一起那么久的用意很明显。知子莫若父，他一定已经猜到二郎要怎么处理松田重夫那篇登在杂志上的文章惹出的事情；我丈夫只是在等绪方先生回福冈，这件事就会被忘掉。而他可以继续欣然同意：这种侮辱家族名声的事应该迅速地、坚决地予以回应；这件事不仅是他父亲关心的，也是他关心的；他一有时间就会给他的老同学写信。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二郎面对可能的尴尬局面时的一贯做法。如果多年之后，他在面对另一场危机时不是采取同一种态度，我也许不会离开长崎。但这是后话了。

我在前面已经讲了有天晚上，我丈夫的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同事来到家里，打断了他和绪方先生下棋。那晚我铺床时，很想就松田重夫的整件事情和二郎谈谈；我并不希望二郎违心地写这封信，但我越来越强烈地希望他能把他的立场更清楚地告诉他父亲。但结果，那晚，和前几次一样，我最终没有说出口。一来，我丈夫会觉得对这件事情我不应该说话；二来，晚上的那个时候，二郎总是很累，和他说话只会让他不耐烦。总之，我们夫妇间从不开口讨论这样的事情。

第二天，绪方先生一整天都待在公寓里，时不时研究那盘棋，他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棋下到关键时候被打断了。到了晚上，晚饭后约一小时，他又把棋盘拿出来，开始研究棋子。忽然，他抬起头来对我丈夫说：

“那么，二郎，明天就是大日子啦。”

二郎把眼睛从报纸上移开，笑了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胡说。明天可是你的大日子。当然了，为公司尽全力是你的本分，但要我说，不管明天结果如何，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你的资历不深，就能叫你代表公司，这事在今天，也是很少见的。”

二郎耸了耸肩。“是不多见。当然了，即使明天进行得异常顺利，也并不保证我能获得提升。可是我想经理应该会对我今年的业绩感到满意。”

“要我说，大家都觉得他对你很有信心。你觉得明天会怎么样？”

“我当然希望一切顺利。现阶段需要参与各方通力合作。这只是为秋天的正式谈判做准备。没什么特别的。”

“我们就等着瞧吧。现在，二郎，我们把这盘棋下完怎么样？我们已经下了三天了。”

“哦，对了，下棋。当然了，爸爸，您知道不管明天我多成功，都不一定保证我能获得提升。”

“我当然知道了，二郎。我自己也是从残酷的职场竞争中过来的。我再清楚不过了。有时那些哪方面都比不上你的人却被选中了。但你不能让这些事妨碍你。你只要坚持，最后一定会成功。现在，把棋下完吧。”

我丈夫瞥了一眼棋盘，却没有要上前去的意思。“我没记错的话，您快赢了。”他说。

“局面是对你不利，可是是有办法化解的。记得吗，二郎，我第一次教你下棋时，是怎么一直警告你不要太早出车的？你现在还是犯同样的错误。看出来了吗？”

“车，是啊。您说得对。”

“还有，顺便说一下，二郎，我想你下棋前没有先想好步子，是吧？记不记得以前我是怎么费老大劲教你至少要先想好三步？可是我想你没有。”

“先想三步？不，我没有。我不像您那么会下棋，爸爸。反正我想您已经赢了。”

“其实，二郎，这盘棋你老早就没有先想好步子，真叫人心痛。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一个好棋手得想好了再走棋，至少要先想好三步。”

“对，我想是这样。”

“比如说，你为什么要把马走到这里来？二郎，看过来，你连看都没看。记得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走到这里来吗？”

二郎瞥了一眼棋盘。“说实话，我不记得了，”他说，“那时可能很有理由应该那么走。”

“很有理由？胡说八道，二郎。前几步，你是想好了步子，我看得出来。你那时其实是有一个战略的。可一旦我打乱了你的战略，你就放弃了，你就开始走一步想一步了。你不记得我以前总是跟你说：下棋就是不停地贯彻战略。就是敌人破坏了你的计划也不放弃，而是马上想出另一个战略。胜负并不是在王被将时决定的。当棋手放弃运用任何战略时，胜负就已经定局了。你的兵七零八落，没有共同的目标，走一步想一步，这时你就输了。”

“很对，爸爸，我承认。我输了。现在让我们忘了这件事吧。”

绪方先生瞥了我一眼，又转向二郎。“这是什么话？今天我很认真地研究了这盘棋，发现你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以解围。”

我丈夫放下报纸。“请原谅，可要是我没理解错，”他说，“是您自己说：不能始终贯彻战略的棋手就一定会输。而您也一再指出：我走一步想一步。那就没必要再下了吧。现在请您原谅，我要读完这篇报道。”

“什么，二郎，这纯粹是投降主义。我说了，你还没输呢。你现在应该组织防守，稳住阵脚，然后再向我进攻。二郎，你从小就有些投降主义。我真希望把它从你身上根除，可到头来，还是老样子。”

“请原谅，可我看不出这跟投降主义有什么关系。这只是一盘棋……”

“也许这确实只是一盘棋。但是知子莫若父。一位父亲能看出这些讨厌的特征的苗头。你的这种品格，我可一点儿也不觉得骄傲，二郎。第一个战略失败了，你就马上放弃。现在要你防守，你就生气，不想再下了。啊，这跟你九岁时一模一样。”

“爸爸，胡说什么啊。我一整天有很多事要做，哪有时间想下棋的事？”

二郎说得很大声，把绪方先生吓了一跳。

“对您来说没问题，爸爸，”我丈夫接着说。“您有一整天的时间来想您的战略和计划。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说完，我丈夫又回到报纸上。他父亲则一直吃惊地盯着他。最后，绪方先生笑了起来。

“好了，二郎，”他说，“我们像两个渔夫的妻子在吵架。”说着又笑了一声。“像两个渔夫的妻子。”

二郎没有抬起头来。

“好了，二郎，我们别吵了。你要是不想下了，我们就别下了。”

我丈夫还是没有听到的样子。

绪方先生又笑了一声。“好了，你赢了。我们不下了。但是让我来告诉你怎么走出这小小的困境。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最简单，而且对此我束手无策。看，二郎，看这边。二郎，看，我在教你。”

二郎仍旧没有理他父亲，一副专心致志地看报纸的样子。他翻了一页，继续看。

绪方先生对着自个儿点点头，轻声笑了笑。“跟小时候一样，”他说。“不称心时就生气，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看了我一眼，苦笑着，然后又转向他儿子。“二郎，看，至少看看这个。很简单。”

突然间，我丈夫扔下报纸，朝他父亲的方向直起身。很明显，他是想把棋盘和上面的棋子统统打翻。可一个不小心，还没打到棋盘，先把脚边的茶壶给踢倒了。茶壶侧滚，壶盖哐当一声开了，茶水立刻流到了榻榻米上。二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转过头来瞪着流出来的茶水，然后又转回去盯着棋盘。看见棋子还立在格子上好像让他更加恼火。一时间我以为他会再去把它们打翻。可是他站起来，抓起报纸，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我赶紧朝茶水流出来的地方跑去。有些水已经开始渗到二郎坐的垫子里去了。我拿开垫子，用围裙的角擦了擦。

“跟以前一个样，”绪方先生说，眼角泛着淡淡的微笑。“孩子长成了大人，却没有变多少。”

我跑到厨房去找了一块布。回来时，绪方先生仍那么坐着，眼角仍浮着微笑。他盯着榻榻米上的水渍，陷入沉思，似乎着了迷。我犹豫了一下才跪下来把它擦掉。

“你千万别为这件事生气，悦子，”他终于开口说道，“没什么好生气的。”

“是。”我一边擦地板一边说道。

“好了，我想我们也赶紧睡吧。偶尔早点睡对身体好。”

“是。”

“你千万别为这件事生气，悦子。二郎明天早上就会忘了整件事的，你看着吧。我记得很清楚他这种一时的脾气。其实，真让人怀念啊，看见这种小小的场面。让我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来。对，真是让人怀念。”

我仍旧擦着地板。

“好了，悦子，”他说，“没什么好生气的。”

到第二天早晨之前，我没有再和我丈夫说话。他一边吃早饭一边扫几眼我放在碗边的早报。他很少说话，对于他父亲没有出现也没有说什么。而我仔细地听绪方先生房里的动静，但什么也没听到。

“我希望今天一切顺利，”我们好几分钟没有说话，我打破沉默说。

我丈夫耸耸肩，说：“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他抬起头来看着我说：“我今天本来想系那条黑色的丝绸领带，可你好像拿去弄什么了。我希望你别老乱动我的领带。”

“那条黑色的丝绸领带？和其他领带一起挂在架子上啊。”

“刚才没有看见。我希望你别老乱动它们。”

“丝绸的那条应该也在那里的，”我说，“我前天烫好了，因为我知道你今天要戴，我肯定放回去了。你确定不在那里吗？”

我丈夫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低头看报纸。“没关系，”他说，“这条也行。”

他继续默默地吃着早饭，与此同时仍不见绪方先生出现。最后，我站起来，到他的房门口去。我站了一会儿，没有听见任何动静，于是准备开个小缝看看。这时我丈夫转过来，说：

“你在干什么呢？要知道我可没有一早上的时间。”说着递出茶杯。

我再次坐下，把他吃完的碗盘放到一边，倒上茶。他很快地抿着，一边扫着报纸的头版。

“今天对我们很重要，”我说，“我希望事情顺利。”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低着头说。

可是，那天出门前，二郎却在玄关那里的镜子前仔仔细细地照了照，整了整领带，看了看下巴，检查是不是刮干净了。他离开以后，我再次来到绪方先生的房门口听动静。还是什么都没听到。

“爸爸？”我轻声叫道。

“啊，悦子，”我听见里面传来绪方先生的声音。“我该猜到你不会让我睡懒觉。”

我松了一口气，回到厨房，新泡了一壶茶，然后把绪方先生的早饭准备好。当绪方先生终于坐下来吃早饭时，他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想二郎已经走了吧。”

“哦是，他早走了。我正准备把爸爸的早饭倒掉。我以为他懒得中午前都不想起床。”

“啊，别那么不近人情，悦子。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会想偶尔放松一下。再说，跟你们在一起，我就像放假一样。”

“好了，我想就这一次，可以原谅爸爸这么偷懒。”

“回到福冈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像今天这样睡懒觉了，”他拿起筷子说，接着，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想我差不多该回去了。”

“回去？可是不急啊，爸爸。”

“不，我真的差不多该回去了。还有很多工作要接着做。”

“工作？什么工作？”

“这个嘛，首先，我得给阳台装上新的护板。再就是假山。这个我都还没开始弄呢。石头几个月前就运来了，放在花园里，等着我回去。”他叹了口气，开始吃早饭。“回去以后我确实没有机会像今天这样睡懒觉了。”

“可是没有必要急着回去不是，爸爸？假山可以再等一等。”

“你太好了，悦子。可是时间紧迫。你瞧，我想我女儿和她丈夫今年秋天又会南下，我得在他们来之前把所有的事做完。去年和前年，他们都在秋天时来看我。所以我想今年他们会再来。”

“我明白了。”

“没错，他们今年秋天一定想再来。那个时候对纪久子的丈夫最方便。纪久子在信里总是说她多想看看我的新房子。”

绪方先生不由自主地点点头，然后端起碗接着吃饭。我看了他一会儿。

“纪久子真是个孝顺的女儿啊，爸爸，”我说，“大老远地从大阪过来。她一定很想念您。”

“我想她是觉得有必要偶尔离开一下她的公公。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她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

“您太坏了，爸爸。我肯定她是想您了。我要把您的话告诉她。”

绪方先生笑了。“可这是真的。老渡边像个军阀似的统治他们。每次南下，他们都要说他变得多么的让人难以忍受。我自己是相当喜欢这位老人的，但不可否认他是个老军阀。我猜他们会喜欢一个类似这里的地方，悦子，一间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寓。不是什么坏事，年轻夫妇跟父母分开住。现在越来越多的夫妇这样做。年轻人不想一直受专制的老人的统治。”

绪方先生好像突然想起碗里的饭，赶紧吃了起来。吃完早饭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背对着我，看着窗外的风景。然后他调整了一下窗户，让更多空气进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您喜欢您的新房子吗，爸爸？”我问。

“我的房子？怎么，是的。正如我说的，有这里那里还需要弄一弄。但它小多了。长崎的房子对一个老人来说太大了。”

他依旧看着窗外；在早晨强烈的阳光下，我看不清他的头和肩膀。

“可那是栋好房子，旧的那栋，”我说。“我要是往那里走的话，还会停下来看看它。其实，上周我从藤原太太那里回来时就路过了。”

他没有做声，依旧看着外面的风景，我就以为他没有听见我的话。但过了一会儿，他说：

“老房子怎么样了？”

“哦，跟以前差不多。新住户一定是喜欢原来的样子。”

他微微转向我。“那那些杜鹃花呢，悦子？还在门口吗？”亮光仍旧使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是我从他的声音听出他在微笑。

“杜鹃花？”

“啊，我想你不会记得的。”他转回去，伸了伸胳膊。“我那天种在门口的。事情最后定下来的那天。”

“什么事情定下来？”

“你和二郎结婚的事。但是我从来没有告诉你杜鹃花的事，所以我想我不应该指望你记得它们。”

“您为我种了一些杜鹃花？多好的想法。可是没有，我不记得您提起过。”

“可要知道，悦子，是你要我种的。”他再次转向我。“事实上，你断然要求我种在门口。”

“什么？”——我笑了——“我要求您的？”

“是的，你要求我的。把我当成雇来的花匠。你不记得了？当我以为终于一切都定下来了，你终于要成为我的媳妇时，你对我说还有一件事，你不会住在一所门口没有杜鹃花的房子里。要是我不种杜鹃花，整件事就都告吹。所以我能怎么办呢？我立刻出去，种了杜鹃花。”

我笑了笑，说：“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像是有那么回事。可是太可笑了，爸爸。我从来没有强迫您。”

“哦不，你有，悦子。你说你不会住在一所门口没有杜鹃花的房子里。”他离开窗户，再次在我对面坐下。“没错，悦子，”他说，“当成雇来的花匠。”

我们俩都笑了，我开始倒茶。

“您瞧，杜鹃花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花，”我说。

“是，你说过。”

我倒完茶，我们静静地坐着，看着蒸汽从茶杯里冒出来。

过了一会儿我说：“那时我对二郎的计划一无所知。”

“是啊。”

我伸出手去把一碟小蛋糕放在他的茶杯旁。绪方先生微笑地看着它们。最后，他说道：

“杜鹃花长得很漂亮。可是那时，当然了，你们已经搬走了。但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年轻夫妇自己住。看看纪久子和她丈夫。他们想搬出来自己住，可是老渡边让他们想都别想。他真是个老军阀。”

“现在想想，”我说，“上周门口是有杜鹃花。新住户一定同意我的看法。房子门口一定要有杜鹃花。”

“我很高兴它们还在。”绪方先生呷了一口茶。然后他叹了口气，笑了一声，说：“那个渡边真是个老军阀。”

早饭后不久，绪方先生建议我们应该去长崎逛逛——用他的话说“像游客那样”。我立刻同意，我们坐电车进城。我记得我们先在一个美术馆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快中午前，我们去参观离市中心不远的一个大型开放公园里的和平纪念雕像。

这个公园一般被叫做“和平公园”——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不是它的正式名称——而确实，尽管有孩子和鸟儿的叫声，这一大片绿地上却笼罩着一种肃穆的气氛。公园里常见的装饰，诸如灌木和喷泉，少之又少，而且都很朴素；平坦的草地、广阔的夏日天空以及雕像本身——一尊巨大的白色雕像，纪念原子弹的遇难者——占据了公园的主要部分。

雕像貌似一位希腊男神，伸开双臂坐着。他的右手指向天空，炸弹掉下来的地方；另一只手向左侧伸展开去，意喻挡住邪恶势力。他双眼紧闭，在祈祷。

我一直觉得那尊雕像长得很丑，而且我无法将它和炸弹掉下来那天发生的事以及随后的可怕的日子联系起来。远远看近乎可笑，像个警察在指挥交通。我一直觉得它就只是一尊雕像，虽然大多数长崎人似乎把它当作一种象征，但我怀疑大家的感觉和我一样。如今我要是偶尔回忆起长崎的那尊大白色雕像，我总是首先想起我和绪方先生去参观和平公园的那个早晨，以及他的明信片的事。

“照片上看起来不怎么样，”我记得绪方先生举起他刚买的雕像的明信片说。我们站在离雕像五十码开外的地方。“我一直想寄张明信片，”他接着说，“虽然现在我随时都会回福冈去，但我想还是值得寄的。悦子，你有笔吗？也许我应该马上就寄，不然一定会忘记。”

我在手提包里找到一支笔，我们在附近的长椅上坐下。我发现他一直盯着卡片空白的那面，笔拿在手上，却没有写。我感到奇怪。有一两次，我看见他抬头看看雕像，像是在寻找灵感。最后我问他：

“您是要寄给福冈的朋友吗？”

“哦，只是一个熟人。”

“爸爸看上去做贼心虚，”我说，“我在想他会是在写给谁呢。”

绪方先生惊讶地朝上一看，然后大笑起来。“心虚？真的吗？”

“真的，很心虚。我在想要是没有人看着爸爸，他会干什么呢。”

绪方先生大笑个不停，笑得我觉得椅子在晃。等他笑得不那么厉害时，他说：“很好，悦子。你抓住我了。你抓住我在给我的女朋友写信”——“女朋友”这个词他用的是英语。“当场抓住。”说着又笑了起来。

“我一直猜想爸爸在福冈的生活很精彩。”

“是，悦子”——他仍轻轻地笑着——“很精彩的生活。”接着他深吸了一口气，再次低头看明信片。“你知道，我真的不晓得该写什么。也许我可以什么都不写，就这样寄出去。毕竟我只是想让她看看雕像长什么样。但话说回来，这样可能太随便了。”

“啊，我不能给您建议，爸爸，除非您告诉我这位神秘的女士是谁。”

“这位神秘的女士，悦子，在福冈开一家小饭馆。离我的房子很近，所以我经常去那里吃晚饭。有时我和她聊聊，她人不错，我答应要寄给她一张和平纪念雕像的明信片。恐怕事情就是这样。”

“我知道了，爸爸。可我还是不相信。”

“人很不错的一位老太太，但过一会儿就让人觉得烦了。如果只有我一个客人，她就整顿饭的工夫站着，讲个不停。不幸的是附近没有多少合适的吃饭的地方。你瞧，悦子，你要是像你答应过的那样教我做饭，我就不必忍受她那种人了。”

“可这是白费力气，”我笑着说，“爸爸不可能学会的。”

“胡说。你只是怕我超过你。你太自私了，悦子。好了我想想”——他再次看看明信片——“我该跟这位老太太说些什么呢？”

“您还记得藤原太太吗？”我问，“她现在在开一家面馆。在爸爸的老房子附近。”

“是，我听说了。太遗憾了。像她那种地位的人开起了面馆。”

“可她很喜欢。面馆让她有事可做。她经常问起您。”

“太遗憾了，”他重复道。“她丈夫是个很有地位的人。我很尊敬他。可如今她开起了面馆。不可思议。”他沉重地摇摇头。“我想去拜访她、向她问好，可我想这会让她觉得很难堪。我是说就她的现状。”

“爸爸，她并不觉得开面馆是件丢脸的事。她觉得自豪。她说她一直想做生意，不管是多么小的生意。我想您去看她，她会很高兴的。”

“你说她的店在中川？”

“对。离老房子很近。”

绪方先生似乎考虑了一会儿。然后他转向我说：“那好，悦子。我们去看她吧。”他匆匆地在明信片上写了几句，把笔还给我。

“您是说现在，爸爸？”我被他的突然决定吓了一跳。

“对，干吗不呢？”

“很好。我想她可以给我们午饭吃。”

“对，也许。但我可不想让那位好太太觉得丢脸。”

“她会很乐意做午饭给我们吃的。”

绪方先生点点头，没有说话。沉默片刻后，他慢慢说道：“其实，悦子，我早就想去中川了。我想拜访那里的一个人。”

“哦？”

“我在想这会儿他在不在家。”

“您想去拜访谁，爸爸？”

“重夫。松田重夫。我一直想去拜访他。他可能回家吃午饭，这样的话我就能找到他。比去学校打搅他好。”

许久，绪方先生凝视着雕像的方向，脸上露出有点拿不定主意的表情。我不做声，看着他把明信片拿在手里转啊转。突然，他拍了一下膝盖，站起来。

“好，悦子，”他说，“就这么办吧。我们先去找重夫，然后去拜访藤原太太。”

我们搭上去往中川的电车时一定已经是中午时分了；车厢内又挤又闷，车厢外的马路上满是吃午饭的人群。但当我们渐渐离开市中心时，乘客越来越少，电车到达终点站中川时，就只剩下几个人了。

走出电车，绪方先生站了一会儿，摸着下巴。很难说他是在品味重回这里的滋味，还是只是在想松田重夫家怎么走。我们站在一个水泥院子里，周围停着几辆空电车，头顶上是横七竖八的黑色电线。太阳很大，照得油漆的车身十分晃眼。

“真热啊，”绪方先生擦了擦额头，说道。然后他迈开步子，朝电车庭院那头后面的一排房子走去。我跟着他。

几年来，这一带并没有变多少。我们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山上哪儿能盖房子，房子就矗立在哪儿，其中的很多房子我依然熟悉；有的站在斜坡上摇摇欲坠，有的挤在看不见的角落里。很多阳台上挂着毯子啦、洗的衣服啦。我们走着，经过几间看上去气派一点的房子，但我们既没有经过绪方先生的老房子，也没有经过以前我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房子。事实上，我怀疑绪方先生是不是故意选了一条避开它们的路。

我猜想我们最多走了十或者十五分钟，但太阳和陡坡让我们筋疲力尽。最后我们在一个陡坡的中央停了下来，绪方先生拉我到人行道旁一棵茂密的树下乘凉。接着他指着马路对面一栋旧式大斜瓦屋顶、样子舒适的老房子，说：

“那就是重夫家。我跟他父亲很熟。就我所知，他母亲仍跟他住在一起。”说完，绪方先生又开始摸下巴，像刚下电车时那样。我没说什么，只是等着。

“他很可能不在家，”绪方先生说，“他有可能和同事一起待在教研室里午休。”

我仍旧是等着，不做声。绪方先生依然站在我旁边，凝视着那所房子。最后，他说：

“悦子，这里离藤原太太那多远？你知道吗？”

“几分钟就到了。”

“我在想，也许最好是你先过去，我去找你。这样可能最好。”

“好的。要是您希望如此。”

“其实是我做事太欠考虑。”

“我不是弱不禁风，爸爸。”

他笑了一声，然后又瞥了一眼房子。“我想最好这样，”他重复道，“你先过去。”

“好的。”

“我不会很久。其实”——他又瞥了一眼房子——“其实，你干吗不在这里等着，我去按门铃。要是看见我进去，你就先到藤原太太那里去。我太欠考虑了。”

“一点儿都不要紧，爸爸。现在您听好了，不然您永远也别想找到面馆。您记得以前那个医生的诊所吗？”

但这时绪方先生已经没有在听了。马路对面的大门开了，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走出来。他穿着衬衫，腋下夹着一只小公文包。走到太阳底下时，他眯了眯眼睛。接着他转向公文包，开始找东西。松田重夫比我之前见过的几次看起来更瘦、更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