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田重夫扣上公文包的扣子，然后一边心烦意乱地看看周围，一边朝马路这边走来。他扫了我们这边一眼，却没有认出我们，继续往前走。

绪方先生看着他走过去。当年轻人走了几码远时，他才喊道：“啊，重夫！”

松田重夫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然后迷惑不解地朝我们走来。

“你好吗，重夫？”

年轻人透过镜片细细看来，接着高兴地笑了起来。

“啊呀，绪方先生！太意外了！”他鞠了一躬，然后伸出手来。“真是个惊喜。啊，还有悦子！你们好吗？真高兴又见到你们。”

我们互相鞠了躬，他还和我们都握了手。接着他对绪方先生说：

“你们是要去找我吗？太不巧了，我的午休时间快到了。”他看了看表。“但我们还可以进去坐几分钟。”

“不，不，”绪方先生赶忙说。“别让我们打搅了你的工作。我们只是刚好路过这里，我想起来你住在这里，正把你家指给悦子看。”

“不客气，我能腾出几分钟来。至少喝杯茶吧。这天外面热得要命。”

“不，不。你得工作。”

一时间两个人站着对视。

“最近怎么样，重夫？”绪方先生问。“学校里怎么样？”

“哦，老样子。您知道的。而您，绪方先生，但愿您退休后过得愉快？我不知道您在长崎。我和二郎现在几乎都失去联系了。”接着他转向我，说：“我一直想写信，但老是忘记。”

我笑了笑，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两人又对视着。

“您看上去气色真不错，绪方先生，”松田重夫说。“您喜欢福冈吗？”

“喜欢，一座好城市。我的老家，你知道。”

“真的？”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绪方先生说：“千万别让我们耽搁了你。你要是赶时间的话，我很理解。”

“不，不。我还有几分钟。真可惜您没有早点路过这里。也许您离开长崎前可以来找我。”

“好，我尽量。可我有很多人要去拜访。”

“是，我理解。”

“还有你母亲，她好吗？”

“是，她很好。谢谢您。”

一时间，两人又不说话了。

“我很高兴一切都好，”绪方先生打破沉默，说道，“对，我们刚好路过这里，我在告诉悦子你住在这里。事实上，我刚刚想起你以前常来我们家和二郎玩，你们都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松田重夫笑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不是吗？”他说。

“是啊。我刚还在跟悦子说呢。事实上，我正要告诉她一件奇怪的小事。我看见你家时突然想起来的。一件奇怪的小事。”

“哦，是吗？”

“是的。我看见你家时刚好想起来，就这么回事。是这样，有一天我读到一篇东西。一本期刊里的一篇文章。我想是叫《新教育文摘》。”

一时间年轻人没有做声，过了一会儿他调整了一下在人行道上的站姿，放下公文包。

“嗯哼，”他说。

“读了以后我有点吃惊。事实上是很惊讶。”

“是。我想您会的。”

“文章很奇怪，重夫。很奇怪。”

松田重夫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看着地板。他点点头，但没有说什么。

“我早想来找你谈谈，”绪方先生接着说，“但自然了，我把这件事忘了。重夫，老实告诉我，你相信你写的东西吗？解释一下是什么让你写那些东西。解释给我听，重夫，这样我才能安心地回到福冈去。现在我很迷惑。”

松田重夫用鞋跟踢着一块小石头。最后他叹了口气，抬头看绪方先生，正了正眼镜。

“这几年很多事都变了，”他说。

“啊，自然是这样。我看得出来。可这算什么回答，重夫？”

“绪方先生，让我解释给您听。”他停顿了一下，又低头看地板，中间挠了一下耳朵。“您瞧，您必须理解。现在很多事都变了。而且还在变。我们现在的生活和过去……过去您是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时不一样了。”

“但是，重夫，这和事情有什么关系？时代可能是变了，但为什么写那种文章？我做了什么冒犯你的事了吗？”

“没有，从来没有。至少对我个人没有。”

“我想也是。还记得那天我把你介绍给现在学校的校长吗？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吧。或者说那也是另一个时代的事？”

“绪方先生”——松田重夫提高了嗓门，神态里似乎透出一丝权威——“绪方先生，我真希望您早一个小时来，那样我也许能解释得清楚些。现在没有时间把整件事情讲清楚。但是让我就说这么多。是的，我相信我文章里写的每一个字，现在仍然相信。您那个时候，老师教给日本的孩子们可怕的东西。他们学到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最糟糕的是，老师教他们不能看、不能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

“我们也许是打了败仗，”绪方先生打断他说，“但不能因此而照搬敌人的那一套。我们打败仗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枪和坦克，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民胆小，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浮浅。重夫，你不知道我们多么辛勤地工作，我们这些人，像我，像远藤老师，你在文章里也侮辱了他。我们深切地关心我们的国家，辛勤工作让正确的价值观保留下来，并传承下去。”

“我不怀疑这些。我不怀疑您的真诚和辛勤工作。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这点。可是您的精力用在了不对的地方，罪恶的地方。您当时不会发觉，但恐怕这是事实。如今一切都过去了，我们惟有感激。”

“太奇怪了，重夫。你真的相信这些？谁教你说这些的？”

“绪方先生，坦诚一些吧。您一定心知肚明我说的都是真的。而且说句公道话，不应该责备您没有认识到您的行为的真正后果。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局势发展的方向，而那些少数认清时局的人却因直抒己见而被投进监狱。不过现在他们被释放了，他们将带领我们走向新的黎明。”

“新的黎明？胡说八道些什么？”

“好了，我得走了。很抱歉我们不能多谈谈。”

“这是什么话，重夫？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你显然不知道像远藤老师这样的人为工作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那时你还是小孩子，你怎么可能知道事情是什么样的？你怎么可能知道我们付出了什么，取得了什么？”

“事实上，我碰巧熟悉您的职业的某些方面。比如说，在西坂小学解雇并监禁了五名教师。我没记错的话是1938年4月。不过现在那些人被释放了，他们将帮助我们迈向新的黎明。现在请原谅。”松田重夫拎起公文包，朝我们依次鞠了躬。“代我向二郎问好，”他补充道，然后转身离去。

绪方先生看着年轻人走下山去，消失不见。之后他仍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当他最终转向我时，眼角泛着微笑。

“多么自信的年轻人啊，”他说，“我想我以前也是一样。坚持己见。”

“爸爸，”我说，“现在我们该去看藤原太太了吧。我们该吃午饭了。”

“哎呀，当然了，悦子。我太粗心了，让你这么大热天地站着。对，我们去看那位好太太吧。我很高兴能再见到她。”

我们走下山，接着走过一条小河上的一座木桥。桥下有一群孩子在河边玩耍，其中几个拿着鱼竿。路上我对绪方先生说：

“他都是在胡说八道。”

“谁？你指重夫？”

“都是些可耻的话。我觉得您根本不用在意，爸爸。”

绪方先生笑了笑，但没有回答。

和平时一样，那个钟点，那一带的商业街挤满了人。走进面馆阴凉的前院时，我欣喜地看见几张桌子上坐着客人。藤原太太看见我们，走了过来。

“哎呀，绪方先生，”她一眼就认出他来，惊呼道，“再次见到您真是太好了。很久不见了，不是吗？”

“确实是很久了。”绪方先生回敬藤原太太的鞠躬。“是啊，很久了。”

看见他们如此热情地打招呼，我很是感动，因为据我所知，他们并不熟识。他们没完没了地鞠躬来鞠躬去，最后藤原太太才去给我们取东西吃。

她很快就端来两碗热腾腾的面，抱歉说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来招待我们。绪方先生感激地鞠了一躬，吃起来。

“我还以为您早把我忘了呢，藤原太太，”他微笑着说。“说真的，好久了。”

“像这样久别重逢真是件高兴的事。”藤原太太在我那张长凳的角上坐下，说，“悦子跟我说您现在住在福冈。我去过福冈几次。很好的城市，不是吗？”

“是的，没错。福冈是我的老家。”

“福冈是您的老家？可是您在这里生活、工作了那么多年。难道长崎没有值得您留念的吗？”

绪方先生笑了，把头歪向一边。“一个人也许会在一个地方工作、奉献，但是到了最后”——他耸耸肩，怀念地笑了笑——“到了最后，他仍旧想回到他生长的故乡去。”

藤原太太点点头，表示理解，然后说道：“绪方先生，我刚刚在想您当秀一学校校长的那时候。他以前可怕您了。”

绪方先生笑了。“是，我清楚地记得您的秀一。一个聪明的男孩子。很聪明。”

“您真的还记得他，绪方先生？”

“是，当然，我记得秀一。他学习很用功。是个好孩子。”

“是啊，他是个好孩子。”

绪方先生用筷子指了指碗，说：“太好吃了。”

“瞎说。很抱歉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来招待你们。”

“不，真的，很好吃。”

“让我想想，”藤原太太说。“那个时候有个老师，她对秀一很好。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想是铃木，铃木小姐。您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吗，绪方先生？”

“铃木小姐？啊，是，我想起来了。但是很遗憾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她对秀一很好。还有另外一个老师，名字叫黑田。一个很棒的年轻人。”

“黑田……”绪方先生慢慢地点点头。“啊，是，黑田。我记得他。是位好老师。”

“是啊，一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我丈夫对他印象特别深刻。您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吗？”

“黑田……”绪方先生仍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一缕阳光照在他脸上，照亮了他眼睛周围的许多皱纹。“黑田，让我想想。我有一次遇到过他，很偶然的，战争开始的时候。我想他参战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是，是位好老师。以前的很多人都没有消息了。”

有人叫藤原太太，我们看着她匆匆地走过水泥地到客人的桌子那去。她站在那里行了好一会儿的礼，然后收拾桌上的碗盘，走进厨房。

绪方先生看着她，然后摇摇头。“看见她这样真是遗憾，”他低声说。我没说什么，只是吃饭。过了一会儿绪方先生从桌子那头俯过身来，问：“悦子，你以前说她儿子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是指活着的那个。”

“和夫，”我小声说。

他点点头，接着吃面。

过了一会儿藤原太太回来。“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来招待你们，真是不好意思，”她说。

“瞎说，”绪方先生说。“面很好吃。对了，和夫最近怎么样？”

“他很好。他身体健康，工作也顺利。”

“很好。悦子刚才跟我说他在一家汽车公司上班。”

“是，他在那里做得很好。而且他正在考虑再婚。”

“真的？”

“以前他说他不会再结婚，但是现在他开始向前看了。他目前还没有考虑的对象，但至少他开始考虑未来了。”

“这样想才对，”绪方先生说。“啊，他还年轻，不是？”

“当然了。他还有一大把日子呢。”

“当然了。他的日子还长着呢。你一定要给他找一个好姑娘，藤原太太。”

她笑了。“您以为我没试过？不过现在的女孩子大不一样了。太让我吃惊了，世道变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快。”

“确实，您说得很对。现在的女孩子都任性得很。而且整天在讲什么洗衣机啦、洋裙啦。悦子也是。”

“胡说，爸爸。”

藤原太太又笑了，然后说：“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说洗衣机时，我不敢相信有人会想要那玩意。明明有一双好好的手可以干活，干吗要花那个钱？不过我相信悦子不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我正想说什么，却被绪方先生抢先一步：“我跟您说我前些天听说的一件事。其实是二郎的一个同事告诉我的。显然是在上次的选举中，要投给哪个政党，他妻子和他意见不合。他就打她，但是他妻子仍然没有让步。所以最后，他们分别投给了不同的政党。您能想像过去会发生这种事吗？太奇怪了。”

藤原太太摇摇头。“世道变太多了，”她叹了口气，说。“不过我听悦子说二郎现在在公司里干得很好。您一定很为他骄傲，绪方先生。”

“是，我想那孩子确实干得不错。事实上，今天他将代表他们公司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看来他们正在考虑再次提拔他。”

“太了不起了。”

“他去年才刚刚获得提升。我想领导一定对他评价很高。”

“太了不起了。您一定很为他骄傲。”

“那小子是个工作很努力的人。从小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其他父亲都在使劲地叫孩子要更刻苦地学习，我却要不断地叫他多去玩一玩，学得那么刻苦对身体不好。”

藤原太太笑了，摇摇头说：“是啊，和夫也工作得很拼命，常常看文件看到半夜。我劝他不要工作得这么辛苦，可他不听。”

“是，他们根本不听。但是我得承认，我以前也是这样。当你相信你做的是对的时，你就不愿意浪费一分一秒。我妻子也常劝我多休息，可我就是不听。”

“是啊，和夫就是这样。可他要是再结婚了，就得改改了。”

“别指望结了婚就会改变，”绪方先生笑着说。说完，他把筷子整齐地搁在碗上。“哎呀，太好吃了。”

“瞎说。很抱歉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来招待你们。您还要吗？”

“有多的话，我很乐意。要知道，我得趁这些日子多享受享受这么好的饭菜。”

“瞎说，”藤原太太站起来，再次说道。

我们回到家后不久，二郎也下班回家了，比平时早一个小时左右。他愉快地向他父亲问好——完全忘了前一天晚上发脾气的事——然后洗澡去了。洗完澡出来时，他换上了和服，哼着小曲儿。他在垫子上坐下，开始用毛巾擦头发。

“那么，事情怎么样？”绪方先生问。

“什么事情？哦，您是指那个会啊。还不错。不算太糟。”

我正要去厨房，但在门口停了下来，想听听二郎接下来会说些什么。他父亲也一直看着他。而二郎只是擦着头发，没有看我们。

“事实上，”他终于开口说道，“我想我干得还不错。我说服他们的代表签了一份协议。不是合同，但差不离了。我的老板相当吃惊。他们很少像这样答应下来。老板让我提早下班。”

“哎呀，真是好消息，”绪方先生说道，然后笑了一声。他朝我看了一眼，又转向他儿子。“真是好消息。”

“恭喜，”我对着我丈夫微笑地说道。“我太高兴了。”

二郎抬起头来，好像这才注意到我。

“你干吗那样站在那里？”他问。“你知道我不介意来点茶。”他放下毛巾，开始梳头。

那天晚上，为了庆祝二郎谈判成功，我准备了比平时丰盛的晚餐。不管是晚餐时，还是晚餐后直到睡觉，绪方先生都没有提起白天见到松田重夫的事。可是晚餐刚开始时，他突然说道：

“哦，二郎，我明天要回去了。”

二郎抬起头来。“您要回去了？哦，太遗憾了。我希望您这几天住得开心。”

“是，我好好地休息了一番。事实上，我比原计划多待了好一阵子。”

“我们欢迎您住在这里，爸爸，”二郎说。“不用急着回去，我向您保证。”

“谢谢你们，可我该回去了。有些事情要接着做。”

“方便的时候，请一定要再来。”

“爸爸，”我说，“孩子出生以后您一定要来看孩子。”

绪方先生微笑着说：“那大概在新年吧。在那之前我不会来打搅你的，悦子。你会有够多的事要忙，哪有时间照顾我？”

“真遗憾您来的不是时候，”我丈夫说，“也许下一次我的工作就没有逼得这么紧了，我们就有时间多聊聊了。”

“好了，别担心了，二郎。没有什么比看到你如此投入工作更让我高兴的了。”

“现在这笔生意终于谈成了，”二郎说，“我的时间就多一些了。真遗憾您这时候要回去。我正在考虑请两天假呢。但我想是无济于事了。”

“爸爸，”我打断二郎的话，“要是二郎能请两天假，您不能多待一个星期吗？”

我丈夫停下在吃饭的手，但没有抬头。

“很诱人的提议，”绪方先生说，“但我想我真的该回去了。”

二郎接着吃饭。“真遗憾，”他说。

“没错，我真的得在纪久子和她丈夫来之前把阳台弄好。他们秋天时一定会想来的。”

二郎没有回答，我们静静地吃着晚饭。过了一会儿，绪方先生说：

“而且我不能整天坐在这里想着下棋。”他有点不自然地笑了笑。

二郎点点头，但没有说什么。绪方先生又笑了一声，我们继续静静地吃饭。

“您最近喝清酒吗，爸爸？”过了好一会儿二郎问道。

“清酒？有时喝一点。不常喝。”

“既然这是您住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们喝点酒吧。”

绪方先生像是想了好一会儿。最后他微笑着说：“没有必要为了我一个糟老头瞎忙活。但我和你喝一杯，庆祝你美好的前程。”

二郎冲我点点头。我走向碗柜，取出一个酒瓶和两个杯子。

这时绪方先生说：“我一直相信你会成功。你总是很有前途。”

“就凭今天的事并不保证他们一定会提升我，”我丈夫说。“但我想我今天的努力也没什么坏处。”

“当然没有，”绪方先生说。“不会有什么坏处。”

他俩都静静地看着我倒酒。然后绪方先生放下筷子，举起酒杯。

“为你的将来干杯，二郎，”他说。

我丈夫嘴里还吃着东西，也举起酒杯。

“也为您干杯，爸爸，”他说。

回忆，我发现，可能是不可靠的东西；常常被你回忆时的环境所大大地扭曲，毫无疑问，我现在在这里的某些回忆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发现这种想法很诱人，即：那天下午我看见了一个先兆；那天我脑子里闪过的可怕的画面和一个人长时间地无聊时做的各种白日梦是完全不同的，来得更加强烈、更加逼真。

很可能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小女孩被发现吊死在树上的惨剧——更甚于之前的那几起儿童谋杀案——震惊了整个小区。所以那年夏天我不会是唯一一个被这类幻象所困扰的人。

那是我们去稻佐山一两天之后，下午晚些时候，我正在公寓里忙着一些零活，无意间瞥了一眼窗外。从我第一次看见那辆美国大车以来，那片废弃的空地肯定已经变硬了很多，因为现在我看见车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行驶并没有什么困难。车越来越近，然后跌跌撞撞地开上了我们窗户底下的水泥路。反光的挡风玻璃让我看不清车里，但我确定车里不只司机一个。车在住宅区这兜了一下，然后开出了我的视线。

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当我有些困惑地看着小木屋时，我看见了那个幻象。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兆，那个毛骨悚然的画面就突然闯进我的脑海。我不安地从窗户边走开，继续做我的家务，努力把那个画面赶出脑海，但过了好几分钟，我才觉得摆脱掉了它，思绪回到再次出现的白色大车上。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看见一个人穿过空地朝木屋走去。我遮起眼睛好看得更清楚些；是个女人——瘦瘦的——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着。她在小屋外停了一会儿，然后消失在斜斜的屋顶后面。我一直盯着那里，但她没有再出现；显然她进去了。

我在窗口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我穿上木屐，走出公寓。外面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穿过干巴巴的空地的那段不长的路却似乎永远也走不完。当我终于走到小屋时，我累得忘了我来干什么。这时，我听见屋里的说话声，有点吓了一跳。一个声音是万里子的；另一个声音我不认识。我走近门口，但听不清楚她们在说什么。我在那里站了站，拿不准该怎么办。最后我打开门叫了起来。说话声停止了。我等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