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大家庭长大的。童年记忆里的餐桌上，总有那么八九十个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逢着过年过节，有时候也不是什么特殊日子，我的舅妈曾庆红有一道“凉拌鸡”，总得她亲自来做。

一定要乡下亲戚那里送来的走地土鸡，养几天熟悉熟悉县城里的水土，再处理了放凉水里煮，根据鸡的大小，时间在二十到三十分钟，筷子插进鸡肉没有血水流出就好。煮好后立刻把鸡浸进事先准备好的一盆凉开水里，保证皮紧肉嫩（或者直接拿到冷水龙头下面去冲）。拿稍大的容器，装适量的糖、盐、味精，趁热把鸡汤淋上去，让调味料融化。汤要淋得宽（多），放在一旁备用。鸡要在凉水中浸透了再斩块，这样肉才嫩而不散。吃之前半个小时把鸡肉块浸入刚才准备好的调料，淋藤椒油和现制熟油海椒（四川很多人家都应该有一罐属于自家味道的熟油海椒）。喜欢吃蔬菜的可以加点焯过水的脆藕片，或者直接洗净切丝的洋葱。这做法写过之后，味道应该也不用多说了，总之这一段写下来，我已经咽了好几次口水。

当然做法是舅妈后来才告诉我的，小的时候我也只管闷头吃，从没觉得有什么特别。至于三姑父的辣子鸡丁、妈妈的酸菜鱼、爸爸的砂锅土豆牛腩，端上桌我就吃，对好不好吃也没有什么评判。因为家里吃饭总是定时定量，满足了一个少女成长需要的所有营养，我也很少在外面吃零食。偶尔家人会拉着一起去不怎么有人知道的小饭馆，吃点脆皮鸡、烹河鲜什么的，我也是淡然地吃，吃完就在农家乐的麻将声中继续看书写作业。那时候“吃货”一词并不流行，我也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好吃之人。

直到十三年前的秋天，我离开家去北京上学。

因为是语言学校，食堂有世界各地的美食。彼时还没经历“猪肉涨价”，一锅石锅拌饭才六块，能吃得扶墙而出。怀着刚进入大学校园的兴奋劲儿，我每天开开心心地去食堂点不同的盖浇饭，没感觉到任何思乡之情。

大概过了一个月，新环境适应了，课业开始忙碌，兴奋和新鲜渐渐趋于平淡。跟一个同学在食堂吃饭时，我突然脱口而出：“这菜要是放点儿花椒就更好吃了。”

话一出口我才惊觉，我想家了。当然想念家人的温暖，想念熟悉不会迷路的小城市，但想得最多的，大概还是家里的饭桌。想凉拌鸡、想酸菜鱼、想辣子鸡丁、想土豆牛腩。想着舅舅炒菜一把把撒进锅里的干辣椒，想着外婆家每年用松柏枝熏过的川味香肠。想面前堆满各种美味的饭碗，想在做作业的间隙抬起头看见厨房弥漫的烟火。原来小时候的不经意，是这么奢侈的幸福啊。

所以，二十出头都没怎么进过厨房的我，一毕业就开始在租来的小公寓捯饬锅碗瓢盆。每年回家，走的时候行李箱里塞满的是腊肉、香肠酱、兔头、辣椒、花椒、豆瓣酱。有一次带了好多瓶藤椒油，恰遇车站安检加严，差点没上成火车。大约也是想免去辗转携带之苦，几年前面临人生去向抉择时，我跟对成都印象颇佳的广东老公一起回了四川。

几年后《舌尖上的中国》火了，听到里面说“也许，每个人的舌尖都是一个故乡”，我握着正在炒豆瓣酱的锅铲，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所以张编找我翻译这本书时，我看了看内容简介，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张编还说，我觉得这个题材你来翻译比较合适。我“嘿嘿”一声心想，您直接说我是吃货好啦。

《鱼翅与花椒》，无论是读原书还是翻译，我始终都保持着一种高昂兴奋的情绪。作为把吃饭和做饭当成人生一件大事的人，我几乎从头到尾都带着深切的共鸣，边在电脑前敲字，边嗤笑着点头说“对对对”；边把那些描写美食的英文变成中文，边吞着口水，然后起身去炒个菜、加个餐。（友情提示：深夜勿读此书，会变胖哦！）最感动我的，大概是其中从“文化冲击”到亲身体验后“文化认同”的过程。扶霞啊，你哪还有个英国淑女的样子呢！吃火锅最爱的菜品是鸭肠、毛肚，没事就去小摊上“啃兔脑壳儿”，听到有回锅肉吃不管不顾地就去了陌生人的家。至于“非典”时期入湖南，烟花三月下扬州，寻“娃娃椒”到汉源……在我们吃货界，你也该是数一数二的“急先锋”了。

我跟扶霞是加了微信的，翻译过程中会问她些问题，或拍下我做的菜给她看。她偶尔还问我：“这个鱼香烘蛋是怎么做的？”也会说：“看着真好吃！”吃货本质比书中显露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圣诞节，我们各自都做了圣诞饼干。她用中式的传统模具，做了看着很像月饼的饼干，形状都是鱼、莲花、寿桃……我用一个外国人的配方，做了酷似教堂花窗的硬糖黄油饼（是的，我也爱烘焙）。图片先后发到彼此的微信上，我们大赞对方的饼干颜值高、心思巧，完成了一次小小的“中英友好邦交”。

书翻译到大概一半，有一天她在微信上跟我说：“嘿，我要来成都哦。”我马上兴奋地盘算要带她去哪里撮个几顿，成都近几年有哪些“苍蝇馆子”她会感兴趣，又有哪些地方能安静地品尝佳肴、摆摆“龙门阵”。

遗憾的是，计划最终没有成行。因为她有工作在身，停留时间也短，我们只约了一顿饭。我本想着精选一家饭馆带她去的，结果她发来微信，“中午我们直接在×××饭馆见吧。”一家我也没听说过的饭馆，在成都一条老街上。

到了才发现，我这个“新成都人”终究还是孤陋寡闻了。这家并不起眼的路边馆子在工作日的中午也挤满了人；门脸没那么招摇，但店里的墙上竟然挂了一个巨大的招牌，真是内敛的张扬、低调的奢华。我进去刚好遇到一个小桌的客人吃完抹嘴走人，赶紧占了位子。

几分钟以后，扶霞来了。一个年轻姑娘上来招呼我俩，涨红了脸想说英语。扶霞张口是带着“伦敦腔”的“川普”：“李老板儿在吗？”

小姑娘堆了一脸惊讶的笑：“今天中午不在，出去了。”

“哦，那我们先点菜。”

我对这家店的期待值已经升高到一百分，连忙看着旁桌吃的内容点了豆瓣鱼、烧白（扣肉）之类的，扶霞赞许地说：“他们家的这些菜都是经典。”接着又很熟络地问：“再来个素菜？空心菜吧？”

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没说几句话，光是这点菜，就已经给我一种两人非常熟悉的错觉。毕竟，这点菜方式、风格，跟我的成都朋友们没什么两样啊。就连服务员问“有没有忌口？”我俩也是异口同声：“没有忌口，什么都吃。”然后相视一笑，这笑容里面飘满了葱、姜、蒜、香菜、折耳根……的香味，是属于吃货的默契。

菜的味道自然没话说。招牌菜豆瓣鱼味道醇香丰富，听说豆瓣也是自家做的，咸味恰到好处，混着葱、姜、蒜、香菜调出来的酱汁：入口先感觉咸鲜；接着悠悠的甜味和豆子自然发酵的那种特殊味道慢慢包裹了味蕾，和咸味完美融合；豆瓣的小颗粒又增加了生动跳跃的口感，很对得起这条肉质软嫩爽口的大鱼了。至于烧白之类，在我吃过的同类家常菜中也是翘楚。我边大快朵颐，边在心里感慨，扶霞推荐，果然比我这半吊子成都人认真计划的还要靠谱，真正是“术业有专攻”啊。

李老板儿回来了，是个亲切的阿姨，特地到我们这桌打招呼，态度比小姑娘要自然很多，四川话张口就来，“哟，你来啦？”

扶霞满脸笑容，“啊，跟朋友吃个饭。”

“你这回又是从英gui（国）还是美gui（国）过来哦？”

“英gui（国）。”

“有点儿远哟，是不是？”

“远得很。”

店里年轻的服务员不识得这位老食客，大概又觉得她亲切，有点好奇地凑上来，问一些略微尴尬的问题。

“你中文怎么这么好？”

“筷子怎么用得这么好？”

大概回答类似问题已经一百万遍的扶霞也不恼，笑着朝我挤挤眼睛。

她是拉了个行李箱来的，吃完饭就去坐车，要去四川东北部的古城阆中。

阆中的古镇是真古镇，很有味道，地理和文化意义也都不同于别处。我问她去干什么，“去参观吗？”

她抬眼一笑，筷子上还夹着一片烧白，“去吃。”

看她满眼闪烁着期待的光芒，要不是还有杂务在身，我都想跟她一块儿了。

不出所料，当天傍晚饭点儿的时候，我微信就接到她发来的图片，满满一桌子好菜。她说：“阆中很好吃！”

我笑着摇摇头，心也飞到她那边的饭桌上了。

翻译《鱼翅与花椒》实在是我迄今为止最快乐的一份工作。总体上来说，这是一本轻松的“小书”，就算有从古籍而来的引经据典，有从地方吃食产生的深入的社会思考，但因为主角是食物，每一个字便都好像沾染着最亲切的人间烟火气。扶霞写得生动丰满，我也尽量去还原其中的“地气”，也从一个外国友人的文字中再添了对故乡的了解与爱，大概还有一丝丝对旧时光的怅惘。日复一日的饭桌上，浓缩着你我倏忽而过的年华。酸甜苦辣，都是人生的营养；烟火人间，全是温情的味道。

特别感谢我成都的朋友们，听我喋喋不休地叙述书里的内容，反复地问：“这里是不是写得特别好？我翻得到不到位？”还有些吃货朋友做了某些段落的首批读者，有的赞叹鼓励，有的提出修改意见。书中涉及其他地区美食的章节，天南海北的朋友更是被我问了个遍。旧时香港的同学还把广东、香港的同事都拉了个群，来讨论书中某句话如何还原成地道的粤语。说到吃，大家都很是踊跃呢。来成都吧，欠你们一顿火锅！感谢亲朋好友，特别是父母，听说我在翻写自己家乡的书，纷纷为我回忆起四川旧时的吃食和成都的老街巷，让我翻译到相关文字时特别有画面感。最要感谢的，是你们从小给我的“投喂”；长大以后要自己做饭的我，才明白小时候那种餐餐都能品尝美食而不自知的丰足之感，是多么难得、多么幸福。

当然，每一本书背后都少不了你的陪伴。有时我深夜翻译到书中写的美食，馋得慌又不敢敞开吃，只好读给你听，让你陪着我一起垂涎三尺，而你总是笑着说：“你想吃就吃嘛！胖点儿更乖（可爱）。”有时我翻译到喜欢的段落激动兴奋，你总是放下手里的工作，问我：“又看到什么好吃的啦？”这么多年我对美食、对生活的热爱，离不开你这个充满理解和欣赏的伴侣。我洗手作羹汤，虽然是出于对食物的兴趣，全不是为了“俘虏你的胃”，然而看你夹一筷子放进嘴里喜滋滋点头的表情，我心里也会洋溢被鼓励、被欣赏的喜悦。一起去过很多地方，吃过很多美食，然而最温馨幸福的，不过是平常日子里每天拿着筷子面对面吃饭谈笑的时刻。你是我面包上的黄油，回锅肉中的豆瓣酱，钵钵鸡里的藤椒，肥牛蘸的干碟，酸辣粉上的葱花……是我呼吸的空气。谢谢你给我温暖美好的爱，让我勇敢前行。

来嘛，干辣椒放起，豆瓣酱炒起，肉切薄点儿，菜弄多点儿，火开旺点儿，装盘上桌，咱们开！饭！啦！

川妹子雨珈

二〇一八年三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