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环球旅行在地理大发现时期骤增，可能被你们惹怒的国家数量显著增多，因此意外爆发各种战争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假设（至少有的时候）你们真的想避免战争，那么除了去跟已经消失不见的哈拉帕人学习，你们的最佳选择就是外交。外交是大型人类群体避免互相犯浑的艺术—或者至少是设法达成这样的共识：好吧，谁都有犯浑的时候，但我们为什么不试着冷静冷静呢？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也不太擅长外交。

国际关系的关键问题源于更普遍、更基本的人际互动问题，也就是说，它涉及两个基本原则：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当不同的文化相互接触时，我们都要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幸的是，对于正好生活在那些接触时期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没办法知道哪个才是正确的选择。这个问题我们至今仍未彻底解决，但幸运的是，我们至少有机会回顾过去人们的选择，然后说“不行，那绝对是错误的决定”。

这也正是哥伦布出现时泰诺人面临的问题—起初他们很信任哥伦布，他们的友好和慷慨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显然，哥伦布的反应跟你平时碰到友善和慷慨之人的反应一样：“他们应该是当仆人的好材料。”他沉思着说。在考虑几天之后，他又补充道：“用50个士兵就能把他们全部征服，让他们俯首听命。”多可爱。

几十年后，作为阿兹特克的统治者，蒙特祖马误以为埃尔南·科尔特斯抱有善意，因此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决定，于是也发生了基本相同的情况，只不过规模更大。

阿兹特克人自称墨西加人，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横跨现今的墨西哥中部，疆域从一个海岸延伸到另一个海岸。蒙特祖马所在的特洛奇蒂特兰城，是当时美洲大陆上最大、最先进的城市（现今墨西哥城所在的地方）。这个帝国一直发展得很顺利，直到科尔特斯在1519年登陆尤加坦半岛。

科尔特斯不仅仅是个征服者，而且是一个流氓征服者—西班牙任命的古巴总督不信任他，已经解除他对探险任务的指挥权，但他还是带着船和船员跑了。抵达之后没过多久，他故意把船都弄沉，以防手下的船员哗变掉头回古巴。我想说的是，埃尔南·科尔特斯毫无团队精神。至此，他叛离同胞，古巴也回不去了，所以除了“去征服”，他几乎已经别无选择。

听说科尔特斯来了，离特洛奇蒂特兰城只有大约200英里，蒙特祖马惶恐不安。这可以理解，但不幸的是，他无法决定该怎么做：是给科尔特斯送上重礼，还是警告他赶紧滚蛋？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科尔特斯则忙着利用墨西加人的弱点。主要问题在于：阿兹特克也是个帝国，而且常常表现得相当残暴。正因如此，墨西哥有很多土著群体并不喜欢蒙特祖马，而当科尔特斯向内陆进发时，他把花言巧语、阴谋诡计和偶尔的大屠杀结合起来，“说服”那些群体跟他结盟，共同对抗特洛奇蒂特兰城。

这一切本该让蒙特祖马明白，他与科尔特斯不可能迎来友谊的新时代，但他仍在等待。据说，他之所以犹豫不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有很多人相信科尔特斯可能是羽蛇神[羽蛇神，中美洲文明中普遍信奉的神祇，形象是一条长满羽毛的蛇，被视为庇佑当地农民丰收的保护神。]转世—尽管唯一切实的证据是他在信中多次谈到这位天神，而且坦率地说，那听起来就像他那种货色会说的屁话。

科尔特斯终于带着几百名西班牙士兵和众多新盟友抵达特洛奇蒂特兰城，蒙特祖马也终于做出决定，尽管手下很多谋士忠告他那样做极不明智。公平地说，我们不清楚当时他还能否做出正确的决定，但他这个决定肯定是错误的：他把西班牙人当作贵客迎进城内，还送上重礼，给他们最好的房间和工艺品。可惜这并没带来好结果。没过几个星期，科尔特斯就发动了一场政变，占了蒙特祖马的王宫，并把他扣为人质，强迫他作了傀儡统治者。西班牙人首先要了晚宴，吃饱喝足之后，他们立即逼问他黄金都藏在哪里。

进入1520年后没过几个月，事态彻底爆发。讽刺的是，当时科尔特斯正在迎战古巴总督派来的西班牙军队，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全力阻止科尔特斯，不管他在做什么都要阻止。科尔特斯要指挥作战，于是就让一个副官留下来看着特洛奇蒂特兰城。但是，这个副官不知抽什么疯，下令屠杀了一大批正在大神庙庆祝宗教节日的墨西加贵族。怒不可遏的墨西加人造反了，科尔特斯赶紧回来救火。他命令蒙特祖马去说服那些人停止敌对行动，但他们根本不听，于是蒙特祖马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根据西班牙人的叙述，他是被一群愤怒的臣民用石头砸死的，但实际上，极有可能是西班牙人发现他这个傀儡已经没用，就把他谋杀了。经过一年多的血战之后，西班牙人彻底征服墨西加人，而科尔特斯突然重新得到主子的赏识，被任命为墨西哥总督。

或许没人能阻止西班牙人入侵，但是蒙特祖马决定把他们奉为上宾，这必然会成为史上最不明智的国际关系政策之一。而且说实话，当300年后的墨西哥政府开始鼓励美国移民进入得克萨斯时，如果他们仔细思考了蒙特祖马可悲的先例，从中吸取了最为关键的教训—“老天啊，墨西哥，别再引狼入室了”—那么后来的历史很可能就大不一样。

不过，蒙特祖马不必太过担心自己的名声，因为历史上还有很多人跟他一样，在国际关系上做出非常糟糕的选择。

明智地选择朋友至关重要，不信请看公元9年罗马驻日耳曼尼亚总督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的故事。瓦卢斯试图照搬占领军的经典做法：挑选合适的当地贵族支持他，以便安抚平民百姓。不幸的是，他选择了一个名叫阿米尼乌斯的日耳曼部落首领，理由是此人早已成为罗马公民，甚至在罗马军中领导过一支辅助部队。尽管有人警告说，他信任的这个顾问可能不够安分守己，但是当阿米尼乌斯告诉他日耳曼部落发生起义，需要前往镇压时，他还是选择相信。没想到，阿米尼乌斯已经跟那些部落设好伏击圈，并且亲自把瓦卢斯及其罗马军团引入其中，然后靠着“我先过去侦查一下”的惯用伎俩脱身而去。整整三个罗马军团被全歼（这是他们战史上最惨重的失败），罗马帝国的北向扩张也因此戛然而止。

过于信任别人的对立面就是谁都不信任，比如中国明朝自毁前程的对外政策，已经被人当成研究孤立主义危险性的经典案例。在15世纪的前三十年里，中国拥有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舰队，由大名鼎鼎的航海家郑和指挥。整个舰队有三万名船员，船只多达三百艘，其中包括庞大的九桅船，比其后几个世纪里出现的任何船只都要大；有些船只甚至就像水上农场，可以种植大片的蔬菜，饲养成群的动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并没有真正利用他们的舰队去干很多侵略的勾当。他们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去打击海盗，舰队也确实可以非常方便地用来展示暧昧的威胁，以震慑任何企图越轨的国家—但是，郑和总共完成了七次远洋航行，目的地遍布亚洲、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其间只卷入了一场规模相当小的战争。相反，他们花了大部分时间来访问港口，远至马六甲、马斯喀特和摩加迪沙，然后呢……嗯，就是跟当地人交换礼物。他们用金银和精美布匹换回各种各样的礼物，其中包括非常多的动物。有一次，他们从肯尼亚带回了一只长颈鹿。

以这种方式展示压倒性的帝国实力，听起来要比其他方式温和多了。因此格外令人困惑的是，当郑和在1433年去世之后，明朝基本上就是……停了下来。他们放弃了海军。日本海盗的持续骚扰引发了相当极端的过激反应，他们重新实行很早以前的“海禁”政策—几乎完全禁止任何海运。因为要在北方与蒙古人持续作战，所以派遣外交使团就成了不必要的开支，还不如把这些钱花在另一个大工程上—修长城。

之后中国变得越来越封闭，把世界拒之门外。而就在同一时期，欧洲的海军开始探索全球。这个事实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这意味着当欧洲人在几十年后出现在亚洲水域时，那里就没有一支强大的本地力量可以阻止他们；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错过了刚刚起步的科技加速。再后来，又要经过极为漫长的时间，中国才能重新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

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外交选择的关键就是要预测力量平衡的转换。考虑到这根本不可能做到精确，人们经常算错也就不足为奇了。在1917年暮春，正值一战期间，瑞士有个留着滑稽胡须的中年男子向德国政府提了个建议。他是俄国人，一心想回到陷入政治动荡的祖国，但是战争切断了他的返乡之路。

返回俄国的最佳路线是向北穿过德国，但是他必须得到德国的许可，而德国政府对他的政治活动没什么兴趣。

他的游说策略很简单。尽管他和德国人之间存在种种分歧，但目前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他一心想要推翻的俄国政府。德国最高统帅部正在多线作战，因此他们觉得，任何能让俄国从前线抽调资源的人和事都有帮助，于是就同意了。就这样，那个男人带着妻子和30多名同胞，坐上开往北部港口的火车，然后再从那里经由瑞典和芬兰回国。对德国人来说，这算不上什么先遣队，但聊胜于无。德国人甚至给了他们一些钱，并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继续资助他们。德国人可能以为，像大多数执迷于小众事业的政治人物一样，那个人将会挑起一些事端，让俄国人暂时没工夫来纠缠德国，然后他自己也会安静地隐匿无踪。

哦对了，那个人就是列宁。

至此，从很多方面来看，德国人的计划简直天衣无缝。

事实上，效果超出了预期！布尔什维克不仅激怒了俄国当局，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还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仅仅6个多月，俄国的临时政府就消失了，列宁掌权，苏维埃国家成立，并与德国达成停火协议。回到4月份，当德国人挥别列宁的火车时，他们做梦也不敢想会有这么完美的结果。

然而，如果把眼光再放得稍微长远一些，你就不会认为这个计划是巨大的成功了。

首先，东线的停火并未帮助德国赢得战争。随后，苏联与热心的德国朋友很快就翻脸了。时间再快进几十年，又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东德落入苏联的掌控。

德国人掉进了一个古老的陷阱，以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确切地说，这并不总是错的—只不过这种友谊的保质期通常都非常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种错觉，除了可以解释极度混乱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欧洲史之外，它还隐藏在历史上数不清的糟糕决定的背景中。

这种现象的别名可能是“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冷战也就是全球性决策失误的持续期，只要符合“不做共产主义者”这个严格的标准，几乎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中有很多彻头彻尾的混蛋，比如拉丁美洲各式各样的独裁者，越南接二连三的可怕统治者。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结果往往证明，这些盟友从来就没喜欢过美国。

想想看，就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陷入了针对基地组织的武装冲突，而基地组织的前身就是美国曾经支持的阿富汗圣战者。美国为什么支持他们呢？因为他们的敌人是苏联。如果你就喜欢冲着银幕大喊“哇哦，这片儿现在看简直惨不忍睹”，那我强烈推荐你去看下1987年的詹姆斯·邦德电影《黎明生机》。在剧中，与邦德合作的圣战者领袖是个迷人的英雄式人物，像极了“带着优雅英国口音、文质彬彬的本·拉登”。不过呢，主题曲还不错。

同一时期，美国还陷入了针对伊拉克的武装冲突。美国支持过伊拉克，因为他们在跟伊朗打仗；伊朗反对美国，因为美国支持过伊朗的前政权；美国为啥支持伊朗的前政权呢？因为他们反对苏联。

美国还陷入了针对“伊斯兰国”（ISIS）的武装冲突，而“伊斯兰国”是基地组织在战后伊拉克活动的产物，目前正在叙利亚打一场至少涉及三方的战争。在这场混战中，美国在反对一个自己先前支持过的政权—叙利亚政府。现在美国想支持该政府的反对派，但事实证明，反对派中的一些人也是“伊斯兰国”的朋友，而“伊斯兰国”既是美国的敌人，也是美国某些敌人的敌人，尽管另一些支持“伊斯兰国”的人同时是美国的敌人和美国敌人的敌人—哦对了，就像以前一样，俄罗斯也加入了战局。

看看，国际政治真的冷酷无情，崇高理想在其中没有多少立足之地，实用主义的冷酷之手意味着，你往往不得不结交你能找到的盟友，而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盟友。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在大多数情况下，敌人的敌人就跟原来的敌人一样混蛋，那么我们一次次碰到的很多难题或许就能避免。

但在严重外交错误的漫长历史中，有那么一个错误鹤立鸡群。

怎样轻易地失去一个帝国

1217年，在辽阔而又强大的花剌子模帝国，国王阿拉乌丁·摩诃末二世收到一封睦邻书信，是一个在东边日渐崛起的强国领袖送来的。信中写道：“我是太阳升起之地的主宰者，你则统治着太阳落下的地方。让我们缔结一份稳固的和平友好条约吧。”信中提出了两国间互利互惠的贸易协议。

在这个节骨眼上，阿拉乌丁·摩诃末二世做出了绝对是国际外交史上最糟糕的决定。

当时，花剌子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帝国之一，疆域几乎从西部的黑海延伸到东部的兴都库什山脉，从南部的波斯湾延伸到北部的哈萨克大草原，覆盖了现今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的全部或大部分领土。那时欧洲离文艺复兴还有一两百年，花剌子模才是发达国家的中心。伟大的丝绸之路也经过这里；作为连接东方和西方的重要通道，货物和思想都顺着它流动。花剌子模还是伊斯兰世界的心脏，是当时最富有、最先进的文明。作为帝国皇冠上的明珠，撒马尔罕、布哈拉和梅尔夫等都是中亚地区的大城市，被誉为学术、创新和文化之地。

你是不是心里嘀咕说：这就怪了，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花剌子模帝国呢？是啊，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你看，前面提到的那封书信，是一个叫成吉思汗的家伙送来的。就在他做出可怕决定之后，没过几年……唉，花剌子模帝国就不复存在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现有的史料判断，成吉思汗传达的友谊绝对是真心实意的。到此时，这个伟大的勇士实际上已经实现他的所有目标：经过一系列或相对容易或极其残暴的征战，他已经征服并统一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和周边地区，建立蒙古帝国。在东边他仍有几场战役要拿下，但他根本没打算继续向西推进。他的野心和欲望已经到顶，更何况他就快60岁。霸业已成，该考虑安静地退休了。

当时他刚刚征服了西辽—那是背井离乡的中国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以现今的吉尔吉斯斯坦为中心，是最后一批拒绝向蒙古臣服的国家之一。在这之后，成吉思汗就来到花剌子模的家门口，蒙古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形成了一道新边界。既然有了边界，而且是不明确的边界，那就很可能会发生边界冲突。事实上，蒙军与花军已经在这里发生一次未遂的军事冲突：当时摩诃末二世和他的军队前来迎战某支敌军，结果却发现烦人的蒙军先到一步，已经把那支敌军击溃了。

这种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成吉思汗似乎有一个习惯，总是抢先出现，夺走摩诃末一直盘算着想要赢得的胜利—或许正因如此，在最初的冲突发生之后，当成吉思汗递来橄榄枝时，摩诃末才会做出很不明智的反应。他可能有些恼火，觉得蒙古人一直在窃取他的荣誉，让他很丢脸。（他本来还应该意识到，这意味着蒙军拥有非常优秀的军事战略家，但是呢，他显然没这个觉悟）

此外，双方关系似乎还受到翻译错误的影响。“我是太阳升起之地的主宰者，你则统治着太阳落下的地方”—成吉思汗这么说，可能只是想描述基本的地理方位，并承认双方（大致）平等的地位。但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翻译：“作为帝王，我是旭日初升，你则日薄西山。”如果这样解读，那意思一下子就反了，听着就像成吉思汗的蔑视。作为统治者，摩诃末本来就觉得蒙军替他消灭敌人是抢了他耀武扬威的机会，已经让他颇为恼火，现在看到这句话，极有可能就认为成吉思汗是在暗讽：“我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你的帝国则正在衰落，哦哈哈哈！”

接下来双方又多次互派使者，但随后展开的对话看起来就像是一部消极对抗的风俗喜剧。成吉思汗觉得摩诃末送来上好的丝绸是看不起他（“这家伙以为我们从没见过好东西吗？”），于是就送去一大块狗头金作为回礼，大概是想证明他们蒙古人也有好东西，尽管他们住在帐篷里。这一回，成吉思汗再次表达了他渴望和平的真诚心愿：“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与你和平共处；我将视你如我的孩子。”这话算是完全把错了脉，摩诃末可不喜欢别人叫他“我的孩子”。（顺便说一句，如果你用伦敦黑帮粗野的声音说“我的孩子”，那就好笑多了）

尽管涌动着心胸狭窄的暗流，但双方表面上还是恪守邦交的礼节，所以成吉思汗显然就以为对方已经同意他的请求，愿意建立和平的贸易关系。首先，这显然是双赢的局面。正如他在一封信中对摩诃末所说：“你知道，我的国家拥有数不清的战士，还有用不完的财富，我根本没必要觊觎他国的领土。促进两国民间的贸易，这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于是，成吉思汗就自己出钱，并让自己的私人特使带队，向花剌子模派出第一支贸易代表团：450名商人，100名士兵，500只骆驼，货车上装满金银、丝绸和玉器。他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花剌子模解除最近针对两国跨境贸易实行的禁运。每个人都非常渴望这样的结果，尤其是花剌子模这边：成吉思汗已经统一中国北方，这在理论上使丝绸之路变得更加通畅了，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商人都迫切地想要打开中国市场。但是，由于地盘意识和小心眼作怪，花剌子模的国王下令封锁了这条通道。因此，在1218年，当这支蒙古商队进入花剌子模的北方城市讹答剌时，肯定有很多人都觉得好日子似乎又要回来了。

正是在此时此地，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开始走上绝路。

在贸易代表团进城之后，讹答剌的守将“海儿汗”亦纳勒术没有欢迎他们，帮他们安顿好骆驼，然后递上热茶。相反，他派人杀光了他们，扣留了他们带来的一切。这是一次恶毒的突袭，导致550人的商队仅有一人幸存，因为在大屠杀发生时他正在洗澡，并且设法躲在了浴桶后面。

事件发生后举世震惊，因为这样的暴行违背了礼节和待客之道，也有悖于基本常识。亦纳勒术解释说，他怀疑整个商队都是间谍。这简直荒谬透顶，因为那些商人本身都不是蒙古人，大部分都是来自维吾尔地区的穆斯林。在一条重要的商道上，在一座伊斯兰城市中，伊斯兰商人有可能被同属伊斯兰的当地政府凭着完全站不住脚的借口屠杀，这样的前景，即使往轻了说，那也是非常令人不安，而且肯定不利于商贸往来。

另外，绝对没有人会相信，在一个财富和威望依赖于贸易的帝国里，如果没有国王本人的许可或直接命令，亦纳勒术敢擅自做下如此具有潜在毁灭性的事情。

摩诃末是铁了心要跟蒙古人撕破脸，如果说之前还有人不太相信，那么这样的怀疑很快就会消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讹答剌发生了那样的暴行，但成吉思汗居然还愿意给他第二次机会。贸易协议仍然是蒙古人优先考虑的事项（首先来说，他们的东征西讨对本国的农业发展非常不利，所以他们需要买东西）。于是，成吉思汗又派出三位使者（一个穆斯林，两个蒙古人）去跟摩诃末澄清事实，要求他惩罚亦纳勒术，赔偿损失，恢复和平。

摩诃末不但没有道歉，还把那个穆斯林使者的脑袋砍了，又把两个蒙古人脸上的胡子烧了，然后让他们面目全非、狼狈不堪地回去见成吉思汗。

为啥？我的意思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摩诃末找成吉思汗开战，真的是因为他觉得说他的国家是太阳落下的地方是蔑视和羞辱？

这当然有可能，而且也不会比任何其他的解释愚蠢多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摩诃末的猜疑已经远远超出极其脆弱的男性自尊。他出身突厥，是奴隶的后裔，因此在伊斯兰世界里，邻近的波斯和阿拉伯贵族往往看不起他。他的帝国几乎与成吉思汗的一样年轻，内部存在分裂。他与母亲关系紧张，母亲从来没有真正帮过他。他还与巴格达的阿拉伯哈里发纳绥尔积怨已久，而这时他就更怀疑纳绥尔在跟蒙古人密谋推翻他。（公平地说，纳绥尔还真有可能与蒙古人合谋，尽管这对各方来说都将是适得其反的举动）在1217年，试图攻占巴格达的摩诃末无功而返，想要翻山的时候却在雪地里迷路，这很可能让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感到更加失望和烦躁。

另外，他可能只是低估了成吉思汗的威胁。可以说，他的事例充分证明了，在你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之前，一定要耐住性子，绝不可鲁莽行事：当两个被烧掉胡子的蒙古使节带着他挑衅的消息往家赶时，他自己派去的一个密使也正在回国的路上，而且带着蒙古军队到底有多强大的消息。当他终于弄清楚自己的对手多凶悍时，他的反应基本上就是一个字：“哦。”

于是就像每次大战来临之前一样，成吉思汗又去了自己的出生地附近，登上不儿罕合勒敦山的顶峰，在那里祈祷了三天三夜。然后他给摩诃末送去最后一封信—至少这次，信的内容足够直截了当，不可能再被误解。“准备开战吧，”他对摩诃末说，“我将率领势不可挡的大军横扫你的土地。”

在1219年，成吉思汗率大军杀向花剌子模。到1222年，花剌子模帝国已经从地图上抹掉了。

不同来源的估计数字天差地别，但是看起来蒙军很可能只有十万多人，而花军的兵力在两倍以上，并且是本土作战，熟悉地形。但这些都不重要了。摩诃末放弃主动出击的主场优势，决定躲在防守严密的城墙后面等着蒙军来攻，因为他相信蒙军根本不善于攻城。公平地说，蒙军确实不善攻城，但摩诃末没有意识到，蒙军学东西学得非常快。首先遭到围攻的自然是讹答剌，蒙军攻打了好几个月才拿下。在那之后，夺取其他城市大多只用了几个星期，甚至几天。

蒙古军队灵活善变，适应能力强，纪律严明，而且重视和善于收集情报。成吉思汗出人意料地兵分几路展开进攻，切断敌人的后援，或者同时攻击多个目标。他们把高效的交流摆在首位，轻松地改变战术，并从以前征服的敌人那里吸收战略和武器。而且，他们绝对绝对是毫不留情。

他们以可怕的速度横扫花剌子模。他们允许被攻打的城市投降，选择投降的城市也会得到相对宽大的处理：他们当然还是要把城市劫掠一空，但会放过大多数居民的性命。然而，如果被攻陷的城市没有投降，或者后来试图造反，那么蒙军会残酷地镇压和屠杀。

在莪默·伽亚谟[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生于内沙布尔（今伊朗东北部），是当时负有盛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和哲学家，代表作是诗集《鲁拜集》]的出生地内沙布尔，成吉思汗最喜欢的女婿在战斗中丧生，于是他允许自己伤心欲绝的女儿来决定这座城市的命运，结果除了几个熟练的工匠之外，城里其他居民全被处决，17000颗头颅堆成巨大的金字塔。屠杀持续了10天，之后蒙古人把猫狗也全杀了，真的就是为了泄愤和示威。玉龙杰赤是少数奋力抵抗了几个月的城市之一，久攻不下的蒙军最后把阻挡阿姆河的大坝掘开，汹涌的洪水彻底摧毁了整座城市（据说因此发生的河流改道持续了几个世纪，这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过）。顺便说一句，这两桩惨剧都发生在1221年4月，因此这一个月自然就成了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月份之一。

成吉思汗知道恐怖有攻心的作用，而且他还发现，在文化程度更高的伊斯兰世界里，这种攻心战的效果会更加显著：他乐意让那些描述征伐场面的信件寄出去，因为这能促使后面攻打的城市不战而降。

同时，他也很注意尊重宗教，往往对特别神圣的地方更为温和。蒙古帝国当然非常残暴，但又相当宽容，因为成吉思汗颁布了很有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部规定宗教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这当然有务实的用意：反抗者如果知道他们不是在打圣战，那就更容易看到投降的好处，这还让各地的宗教少数派成了潜在的盟友。1220年初，当蒙军攻陷穆斯林的神学中心布哈拉时，成吉思汗命令他们不得破坏城内的大清真寺。他甚至亲自去了这座清真寺—据记载，在他的一生中，只有这一次他是真正进入了被他征服的城市。成吉思汗深爱着帐篷和辽阔的草原，他心中的神是永恒的蓝天，所以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明白，除了作为征服的对象，城市还有什么意义。

因外交上的极度无能而引发这一切的摩诃末又跑哪儿去了呢？他躲在布哈拉的姐妹城市撒马尔罕，当布哈拉陷落时，他已经看到厄运临头的预兆。于是，他逃走了，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的所作所为厚道地说是“负隅顽抗”，不厚道地说就是“逃窜”。他在分崩离析的帝国内东躲西藏，成吉思汗则专门派了两万蒙军追击他，并下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否则不得回师复命。就这样，他一直逃到里海沿岸，去一个个岛屿上寻求庇护。1221年1月，就在其中一个岛屿上，身无分文、衣衫褴褛、精神错乱的摩诃末死于肺炎。

惹怒成吉思汗的人已经死了，如果他能就此罢手，如今摩诃末的名字将只是个历史的注脚。问题是，成吉思汗并未罢手。对花剌子模的摧毁贯穿了整个1221年，暴行甚至变得更加极端。对抵抗的城市实行灭绝式屠杀，这样的命令变得越来越明确，内沙布尔、玉龙杰赤、梅尔夫和其他城市都惨遭毒手。

花剌子模帝国已被消灭，但成吉思汗还没尽兴，大概是觉得这一切实在太容易了。他原本没兴趣向西扩张，但现在他的欲望极为强烈，就想看看自己到底还能征服多少国家。亚洲的很多伊斯兰国家已被吞并，蒙古人继续向欧洲推进。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后，则由他的子孙继续扩张。在鼎盛时期，蒙古帝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陆上帝国，疆域从波兰一直延伸到朝鲜。

几代人之后，像很多其他帝国一样，蒙古帝国也陷入派系斗争和内讧，最终四分五裂；但在某些地区，它的遗产又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甚至持续到20世纪。在布哈拉酋长国，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统治到1920年，一直到布尔什维克出现，王朝统治才终于结束。在1838年，一个名叫查尔斯·斯托达特的英国军人带着外交使命来到布哈拉，试图争取他们支持大英帝国的事业，然而讽刺的是，他视死如归地成了一个缩影，重现了摩诃末的愚蠢：无缘无故地随意侮辱埃米尔[埃米尔（Emir），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或军事统帅]纳斯鲁拉汗，结果被扔进暗无天日的“虫牢”关了好几年，一直被虫子啃食，最终被处决。所以，千万别惹可汗。

在蒙古人攻占的很多地方，文化、历史和著述被彻底摧毁，众人流离失所，死者不计其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好的一面：商路沿线的统一和稳定带来了跨大陆的文化交流，帮助欧亚大陆的很多地区启动了现代进程。不利的方面在于，在交流文化的同时，他们也传播了疾病，其中包括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黑死病。

这一切的起因，就是一个自尊心过于脆弱的家伙认定外交是失败者的选择，而简单的贸易请求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邪恶的阴谋。阿拉乌丁·摩诃末，你搞砸了，我的娃。

=================

另外四个国际关系上的重大失误

阿塔瓦尔帕

印加帝国的统治者，在1532年，面对西班牙的入侵，他犯了跟蒙特祖马类似的错误，而且更要命的是，他在会见西班牙人之前喝醉了，直接把自己的军队领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陷阱。

沃蒂根

公元5世纪的不列颠统治者，据说在罗马人撤军后，为了防御皮克特人，他邀请撒克逊雇佣兵进驻不列颠替他打仗，而最终撒克逊人决定干脆彻底接管不列颠。

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

不要命的巴拉圭领导人，敢向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等相对来说大得多的国家叫板，跟这三国的同盟开战。据估计，他的国家有半数以上的人口因此丧生。

齐默尔曼电报

在1917年，德国给墨西哥发了封密电，表示如果美国参加一战，那么德国愿意跟墨西哥结成军事同盟，并承诺战胜后会把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分给墨西哥。结果这份密电被英国截获并破译，受到刺激的美国就参战了（而墨西哥根本没兴趣趟浑水）。

=================